蔡日华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进入20 世纪以来，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在第四轮科技革命影响下，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工智能发展更使得整个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1]如何抓住人工智能这一发展着力点，对于促进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产品运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当中，特别是云计算、大数据、自动化生产、无人驾驶等一系列高新科学技术的运用，使得传统的劳动生产方式和价值创造形式发生了改变，这也使得人们开始对马克思以往所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是否过时表现出了怀疑和担心。因此，在人工智能大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基于马克思科技观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作进一步分析和探究，为其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使其能够适应我们当下社会发展、回答时代之问，这显得尤为重要。

一、文本辨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科技观阐释

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范畴的界定

在劳动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将劳动定义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发生行为的过程，是以人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劳动是属于人特有的实践范畴，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合理内容，通过对工业社会时代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剖析，提出了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理论，揭示了价值规律，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并进一步分析了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同而形成的阶级对立，必然会导致阶级矛盾不断冲突和经济危机，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马克思以“商品”这个概念作为基本的研究出发点，提出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厘清了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区别。而商品的二因素并不是天然存在的，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产生商品的价值，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其他生产要素并不能创造价值，只能转移价值。

2.人工智能对劳动价值论的影响

智能劳动是指“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手段，创造出智能产品或产品中包含人工智能技术的劳动方式”[3]，智能劳动对劳动价值论带来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无人化生产、无人工厂的出现使得“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观点受到冲击，科技要素、机器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愈发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受到质疑。二是人工智能的快速性、便捷性、高效性生产方式，使得许多劳动岗位的劳动者逐渐被机器取代，人不再是价值生产的主体，逐渐依附于机器，成为机器的附庸。三是在科技赋能和资本介入的加持下，人工智能机器似乎能够源源不断地创造价值、生产剩余价值，人剥削人的情况不再出现，剩余价值理论已经过时。四是随着劳动具体形态不断变化，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构成不断呈现新的变化，新兴的数字劳动已不再属于劳动价值论范畴。

3.劳动价值论需坚持的原则和观点

尽管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劳动形态等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不同呈现形式，但我们依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结合马克思科技观内容对其进行阐释，将其纳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界定范畴。一是活劳动仍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活劳动”是指直接参与到物品生产过程中的人类消耗的体力和脑力。它是相对于“死劳动”而言的，“死劳动”是指在生产资料上进行的间接劳动，如机器、工具、设备等。马克思认为，只有活劳动才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因为它是直接投入产品制造当中的劳动力，而死劳动则仅能提高生产效率并不直接产生新的价值。二是仍需坚持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的价值主体性地位。“各种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无非是人体器官的延伸。”[4]无论是马克思所处的大机器时代还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时代，机器都只能作为人的劳动工具和生产工具，机器创造的价值也是需要通过人的操控来实现。三是智能劳动、数字劳动等新兴劳动形态的出现，仍受用于劳动价值理论。数字劳动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新的劳动形式，仍是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消耗，符合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本质。

4.科技观和劳动价值论的相互交融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5]，指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而生产力是指人类改造自然界获得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包括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要素。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从工厂手工业时代到机器大工业时代，从自动化生产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劳动主体、劳动资料（主要指劳动工具）、劳动形态、劳动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充分合理利用马克思科技观的思想，对时代之问进行正面回应和解答，解决当下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困境和挑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深思和探索。

二、现实困境：人工智能下劳动价值论面临挑战

1.劳动主体被异化，人逐渐成为单向度人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人的劳动主体性不仅受到来自机器、资本、科技等方面的冲击，在劳动过程中也逐渐受到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伴随着阶级产生而出现的，私有制是异化产生的主要根源，而固定的社会分工则是其最终根源。在工业大机器时代，马克思就曾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形式，并对异化作了概念界定：“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这种对象化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做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6]随着劳动的机械化日益完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改善了被剥削者的态度与地位，劳动主体自愿被整合到生产过程和技术体系中，作为其肯定的力量而存在，整合使得技术世界的工人丧失了否定性的维度，劳动者逐渐沦为单向度的人。

2.劳动工具自动化，超智能机器取代个体

在人工智能技术下，随着大数据、云计算、语言模型、学习机制被嵌入各类机器当中，机器不仅能够完成简单性、危险性较高的体力工作，甚至对于一些创作性、学习性的工作也能完成的比人类更为出色，例如“阿尔法狗”战胜世界围棋冠军、聊天型机器人“ChatGPT”风靡全球、虚拟机器人“华智冰”具备的超人智能的技术，这些人工智能技术给部分群体带来恐慌，人是否会被机器取代、无产阶级最终是否会沦为无用阶级等观念冲击着每位劳动个体。“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7]，机器技术的进步使得工人在整个生产活动过程中能动性减弱，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下降，使得工人不得不加强对机器、工厂与资本家的依赖，强化了资本家的统治地位，特别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超智能机器取代劳动个体情况愈演愈烈。

3.劳动形态数字化，剥削形式进一步革新

随着大数据、网络平台、智能算法等劳动资料和技术手段的运用，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更为隐蔽、强度更大、范围更广。从劳动者角度来看，在新型的数字劳动过程中，人们工作地点由传统的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转变，智能化模糊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界限，在给人们提供便捷交往的同时也在间接地增加劳动者工作强度。从雇主的角度来看，在数字空间的工作场所中雇主可以根据数字化技术捕捉和记录劳动者工作的具体过程，进而提高劳动者的工作强度赚取劳动者创造的更多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而是相反地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8]

4.劳动关系复杂化，资本与科技形成联姻

“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9]，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资本的吸纳与整合，变成科学技术资本化，成为资本扩张的有力助手。在当下数字经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渗透在我们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资本的扩张和渗透也随之而来，使得劳动关系更为紧张、劳动冲突和矛盾愈加突出。并且，在资本和科技的加持下，人们的劳动关系也逐渐发生了转变。从以往固定时空的工作地点到现在工作可以随时超脱时空的限制，从出卖体力劳动为主到逐渐向脑力劳动和知识劳动工作转变，从直接创造物质资料的价值向打造虚拟资源、知识产品和数字产品转变。

三、语境构建：马克思科技劳动价值论路径探索

1.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推动劳动主体地位复归

在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中，马克思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始终围绕着工人阶级这一主体，即围绕着人来展开。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够进行生产活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而这种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又根源于其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又受到一定科学技术的影响，所以说人的本质是通过技术活动来体现，反过来技术活动的发展又会进一步促进人的本质解放。“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1]，要解决异化劳动所带来的人的片面性、消极性发展，促使人的本质得到解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马克思在观念上还将人的劳动视为创造性的活动，要正确认识到劳动者在劳动生产过程的主体性地位，消除异化，强调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坚持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2.合理利用智能化机器，使得劳动工具规附于人

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导致不变资本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机器排挤工人的内在必然性。我们应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的剩余价值进行合理分配，妥善处理好劳动工人之间的关系。企业应该为工人提供相关的应用培训，使工人能够更好地掌握智能化机器的操作技巧和应用方法，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理利用智能化机器，实现劳动工具规附于人，不仅能够增强工人的劳动效率和工作质量，还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3.消解不正当隐性剥削，推动劳动形态健康发展

数字劳动作为人工智能时代下劳动新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式，我们应该正确认识数字劳动对于我们生活和生产等各方面的影响，自觉提高劳动者的权益意识，认识到数字劳动虽然作为一种非物质性劳动，但其劳动主体仍属于人，其创造的价值仍属于人们无差别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消耗，属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界定的范畴。除了提高劳动主体认识之外，我们还应大力提倡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反对过度使用智能机器从而导致对劳动者的隐性压榨和剥削，使得劳动贬值、劳动报酬不对等、劳动者地位下降等情况发生，应妥善处理好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尊重劳动者的价值创造，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助推劳动者的全面解放，推动劳动形态健康发展。

4.规范引导资本与科技，使得劳动关系正向呈现

如何规范引导资本，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对资本进行正向的引导，避免资本逻辑冲破道德伦理的底线，使其成为资本家无限吸血和压榨劳动工人的工具，导致劳资关系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对此，我们要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立市场规则和建立法治体系，有效地引导资本遵法守法、进行有序的投资和生产，防止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从而导致垄断组织的出现，对资本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和打击，充分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依法规范市场秩序和行为，有效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劳动形态健康发展。同时要制定完善的劳动合同、劳动保护、工资支付等法律法规，加强对劳动者的维权保护，加大对各种不正当隐性剥削行为的处罚力度，促进劳动关系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