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华

（安徽医专学报杂志社 安徽·合肥 230601）

在我国掀起弘扬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家风成了热门话题，网上线下纷纷开讲家风家训，先辈的、现身的，家风故事洋洋大观。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形成的为人处世的风尚、风格或者风气，倡导良好家风不仅有利于家庭或家族的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1-2]。 近日因查找故乡文史资料而翻阅《太湖县志（同治版）》（以下简称县志），竟然发现县志上记载了天禄堂刘氏十多位先祖的事迹，而且这些事迹载于《人物志·孝友》或《人物志·义行》《人物志·文苑》（以下简称《孝友》《义行》《文苑》）等志传中[3]，也就是说这些先祖是以孝友、义行和崇文尚教等事迹而载入县志的（有的还标明省志有传），而孝友、义行和崇文尚教等属于家风的范畴，也就是说这些刘氏先祖就是以良好的家风名闻乡里而被县志甚至被省志记载的。 从《天禄堂太湖县刘氏族谱》（以下简称《刘氏族谱》）的谱行辈分来看，被县志记载的这些刘氏先祖分为六代， 好家风传承时间长久。 因此，这些刘氏先祖的家风不仅是如今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范畴，不应湮没，而且其家风传承有方，值得深入探讨。 为此缀文予以介绍、探析。

一、刘氏先祖家风的主要表现

从县志的传记来看，太湖县刘氏这十多位先祖的事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义行乡里，二是孝亲睦家睦族，三是崇文尚教重修身。

（一）先祖们义行乡里，乐于助人，善于助人

刘一寰是迁居太湖县的天禄堂刘氏一位八世祖，县志《耆老》记载：“刘一寰，寿八十二。 乡饮宾。妻周氏，寿九十。 夫妇齐眉，互勖以善……”县志对于刘一寰公的义行事迹虽只有“乡饮宾”和“夫妇齐眉，相勖以善”等寥寥数语，但内涵丰富。 乡饮宾作为自周代至清代王朝对乡里处士贤者或年高德勋者的一种礼节和赏赐称号（由县、州、省遴选上报，朝廷颁发举任状），担任乡饮宾的人不仅需要年高，而且需要德行高洁，威望很高，受人敬重。 每年不仅由县令请乡饮宾主持邑中高寿老者饮酒慰问活动，而且县令常向乡饮宾征询乡治之策，并聘请其协助乡村治理事务。 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史学家吴晗等认为，封建王朝的官员只任命到县一级，对乡村的治理则是长期实行“皇权与绅权共治”（即乡村自治）[4-5]，乡饮宾正是在乡村行使绅权的乡绅代表。 虽然在专制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但在百姓与官府之间，乡绅能发挥一定的“第三方”作用：一方面，他们受朝廷委托，受到朝廷信任；另一方面，他们与乡民长期共处，由乡民推举，不拿朝廷俸禄，可帮助乡民说话、办事。

《刘氏族谱》记载：“曾祖元甫公讳一寰，在城公四子也，生平恢豁有大度。 明季流冦扰湖境，公从考率乡人结堡于茗山，赖保全者甚众。 性好施与，岁饥出藏谷为粥以侍饿者。 遇人有空乏，辄弃金帛于其家，弗告以姓字。 尝以故至山庄，日已暮，值佃人他出，惟妇孺守室，公引嫌坐门外达旦。 国初移居县城，乡人尽推为长者，邑明府闻实其贤，举乡饮大宾……”说刘一寰公勇于担当道义，乐善好施。 在明朝末年乱世，他和父亲在城（朝俌）公组织率领乡亲在香茗山筑堡垒抵抗流冦，很多乡民依赖他保全了性命。 遇到灾荒年月，他拿出家藏的谷物煮粥救济饥民；遇到穷人缺钱时，他悄悄将钱丢到那人家里不留姓名。 他到佃户家走访，遇到其家男人不在家，他就通宵达旦坐在屋门外等候，尊重佃户农人。 正因为刘一寰公为人行义乐善，因此城乡人民都推举尊重他为长者，县令也知道他的贤德，才推举他为乡饮大宾。 县志记载刘一寰“夫妇齐眉，相勖以善”，也就是赞扬刘一寰家风好，夫妇相互勉励行善，都乐于行善。

刘世杰是一寰公的长子，县志《义行》记载他：“刘世杰……议赈，世杰以中人产视上富倍加”，“周之恐不受，为埋金园中，令其家鉏而得之。 ”称赞刘世杰乐善好施，其家只是个中等富户，却加倍出钱赈济饥荒之民众。 帮助他人做好事还顾及对方的脸面，埋金帮助穷人。 刘世倬是一寰公的第四子，《刘氏族谱》记载他“性孝友，门内外无间言”，传颂他孝顺父母尊长，友爱他人，家门内外都没人说他闲话。

刘士标是一寰公之孙、世倬公的第四子，县志《义行》 记载：“刘士标……捐金赎佃人妻， 见重乡里。 ” 表扬他捐出金钱帮因欠债而卖妻的佃人赎回妻子，他在乡里很受人敬重。 刘士桂是士标公的五胞弟， 县志记载：“刘士桂……尝自出二百金，修安定桥。 ”赞扬他出钱为乡里修桥，方便乡亲出行。刘士楷是士标公的二胞兄，县志和省志《宦绩》记载他：“刘士楷……醇谨笃学。 任宝应训导，值水灾，委监散赈，捐俸助之，士民沾惠。 ”表彰刘士楷为官遇灾时，不仅积极派人散发救济粮钱，而且捐出自己的工资帮助救灾， 读书人和百姓都得到了他的恩惠。 刘国策是一寰公之玄孙，维煦公的长子，县志和省志记载：“刘国策……知四川梓潼县，有声。 岁饥，为粥以食饿者，不足，则称货他邑以益之，全活甚众。卒于官，民为立祠。”说国策公为官一方，救灾恤民，受到百姓怀念。 刘本湘是世倬公的玄孙、士模公的曾孙，县志《义行》记载：“刘本湘……四岁失怙，事母至孝。 家素贫，未尝苟取，稍有余即以周邻里之不给者……”以上这些记载，均说明这些刘氏先祖无论是为民为官，是富是贫，都是乐善好施，乐于助人，行义一方，感动乡亲，受到称赞。

（二）先祖们孝亲、睦家睦族

县志记载刘一寰 “夫妇齐眉”， 即夫妇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在一个讲究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 这种相互恩爱敬重的夫妻关系是多么稀贵，多么先进文明！ 其实，一寰公这是身体力行，倡导和睦家庭。 在他的倡导下，其子孙兄友弟恭，家庭和睦。 士桂公是一寰公之孙，县志《孝友》记载他：“性谨厚，能恭其兄，同居六十年。 ”刘国宪和刘国典是一寰公的玄孙、维迥公的长子和第四子，县志记载他俩：“刘国宪。 字慎彝，职员……教诸弟有成，总持家政，绝无私蓄。 弟国典，字式文，增生……家贫，食指日繁，恃舌耕以供粥。 或言析箸，则流涕谢之。一家五十余人，相处六十年如一日。 ”称赞这两代兄弟：兄能秉公持家，“教诸弟有成”，弟“能恭其兄”，坚持生活在一家，六十年如一日和睦相处。

先祖们良好家风主要体现在孝敬父母，重视祭祀祖先。 刘维迥为士标公之次子，县志《孝友》记载他：“刘维迥，号丹溪，增生……幼读《孝经》辄掩卷流涕，及父母殁，泣血哀毁，丧葬居庐皆如古礼。 尝注《孝经本义》一书，其甥李长森欲以付梓，泣然曰：‘抚心抱歉’，其可以问世乎？ ……”说他自幼就重视熟读《孝经》，为古人行孝故事所感动，并著《孝经本义注》一书。 父母去世，他哀痛不已，按古代孝礼为父母守孝。 尽管如此，他还认为做得不够，当他的官至一省布政使的外甥李长森要刻印发行他著作的《孝经本义注》时，他仍然哀泣着说“抚心抱歉”。 维迥公之长子国宪公和其弟国典公对父母也是尽孝有加：“父殁，擗踊泣血濒死者数次，侍母疾，衣不解带。 及卒，丧葬尽礼，遇生忌日哀痛如新丧。 弟国典……母患疯疾，扶掖卧起，数年无倦容。 ”（《孝友》），兄弟俩对父母非常孝顺，母亲生病，兄弟日夜在床前侍候守护，数年如一日，不知疲倦。 父母去世及忌日，兄弟俩哀伤依旧，对父母的孝敬之情昭昭。

先祖们不仅孝亲睦家，而且急公好义，和睦宗族。 县志《孝友》记载我直系十世祖士标公：“竭力营先祀”，尽心尽力经管和组织祖先的祭祀活动，敬祖睦族，不忘初心，诱导后继。 县志记载士标公的五胞弟士桂公：“族人有不能葬娶者，与兄竭力助之。 ”说宗族里有人因贫穷不能安葬和不能娶妻者，他和士标公等兄长竭力帮助。 县志《孝友》记载士标公的堂兄、世传公之子士梁公：“生平乐善不倦。 尝倡建宗祠，族中经费不给，解囊助之。 贫不能葬者，捐赀为择地营葬。 ”其弟士椿公：“性公正，族党争讼者，力为排解，靡不帖服。 捐基建宗祠。 ”亦是传承祖先家风，或解囊帮助贫穷族人安葬，或发起并捐资捐地建设宗祠，或积极帮族人排解纠纷，行事公正，令人信服。 这种急公好义、扶弱济困的睦族行为，岂能不令族人感动，乡里称赞？

（三）先祖们崇文尚教重修身

县志记载：“刘一寰……子四，教以读书，登黉序者三。 ”表扬一寰公注重教导儿子读书，四个儿子就有三个考进了太学（国子监），如县志记载：“刘世杰，增监生……”“刘世传，太学生，封文林郎……”。《刘氏族谱》记载：“伯祖汉章公讳世倬，太学生……教子无愧义方。子五，俱游黉序。次子士楷公更以明经秉铎安宜，课士一一有声至，称得贤嗣者，犹为公屈一指焉。 ”县志记载：“刘士楷，字书六，岁贡生，醇谨笃学，任宝应训导……”“刘士桂，字均五，庠生……能文善诱，其家之登科甲、游庠序者，多出其门。 ”“刘士椿……捐基创建宗祠，训后嗣读书务本。长子维燝，字融高，监生，力敦实行。 孙曾繁衍，有声庠序。 人谓累世义方之遗。 ”无论是《太湖县志》，还是《刘氏族谱》的记载，都表明，刘氏先祖们崇文尚教，不仅自己重视读书，而且重视对子孙“教以读书”。 自刘氏八世祖一寰公至我祖父声亘公，宗族崇文尚学之风，代代不辍。 如前所述，维字辈及以上的世、士字辈和以下的国字辈诸辈先祖不用说，国字辈以下的如本滋公等本字辈、 学源公等学字辈、振溶公等振字辈、家轸公等家字辈、声亘公等声字辈，列祖列宗都崇文尚教、好学，大都读过书，民国以前为太学生（国子监学生）或郡邑庠生（省、州府或县官办学校学生）的不少，如县志《仕籍》记载国策公之子：“刘本澄，监生，历任湖北江陵、宣恩、公安知县，署沙市、武昌同知。 ”我直系十四世祖竹波（学源）公亦是太学生出身。

实际上，我们自鄱阳迁太湖县的刘氏一世祖平一（字天奇）公，虽然传说是挑着鸡窠箩（或为小商贩）渡江而来，但亦崇文尚教，他的长子伯升公为明宣义郎，三子伯允公为明迪公郎，四子伯容公为明太学生。 平一公之前有谱可查的前十九世祖之一世祖为刘巨容 （字德量）， 他是唐朝末年的一代名将（山南东道节度使），其子汾公、孙汉广公均为唐代进士，崇文尚教自然不必说。

刘氏先祖们尚学读书不只是为了做官，还著书立说，修身守正，匡扶时风。 刘维迥是我直系十一世祖，县志记载：刘维迥不仅“尝著《孝经本义注》一书”而且“所著有《贻经堂文集》”。 当他外甥李长森（状元诗人李振钧之父）要帮他刻印出版著作时，他婉言谢绝，除了自谦于为父母尽孝不够，也表明他著书并非为了沽名钓誉，而是为了立言立德和修身养性。 县志《文苑》记载：“刘士于（世杰公之子）字宁周，岁贡生。 性好学，博文强记，为文力挽时趋，试屡冠军。学使者郑江举优，固辞。皖上名流咸推左席。”其子：“刘维耀（曜），字经象。乾隆庚午举人。由婺源教谕选授韩成知县，有政声，以艰归里，著作益富。有《峨亭偶编》《古芳吟》，已刻行世。 ”父亲为文不迎时俗，不图虚名，坚决谦让省学督、一代大儒和历史学家、诗文家郑江的“举优”，受到省上名流的推崇。儿子著作丰富， 出版有诗文集。 县志称赞刘士桂：“生平守正，足迹不履公庭。 能文善诱……”他读书能文，守正不阿附官府权贵，不涉诉讼。 县志记载：“刘本湘，字采兰，庠生……为诸生四十余年，无一字入公门。 ”县志《耆老》记载：“刘世传，少攻举子业，屡试不售，遂绝意进取，怡志林泉，以经裕后昆。性刚直，守正不阿，寿八十七……”其子：“刘士梁，字奕山，庠生……晚举子维煦，工诗古文词，能继父志。 ”均是父子相继，或教读相续，或工于诗文著作。“刘国策，字简堂（号香芸），嘉庆甲戌进士……”虽然县志只记载其进士出身和宦绩，没就其儒学诗文修养评价， 但刘国策就是清代道光九年殿试状元、著有诗集《味灯听叶庐诗草》的诗人李振钧的老师，学问修养应是不低。 县志记载其弟：“刘国筠，字湘浦，国策弟，与兄齐名，有“二难”之目。 汪文端公督安徽学时，提倡风雅，国筠以古文学受知，与凌东园太守、齐梅麓太史辈掉鞅词坛，极一时之盛。 中嘉庆甲子科举人，以官学教习试用知县，任贵州普定仁怀知县，擢仁怀厅同知，署思州府知府……有《饮虹堂诗集》行世，篇幅稍狭，而清规雅裁，翛然埃堨之外。诗余亦清新可诵。”这不仅记载了刘国筠的学问和诗文成就，也以一句“与兄齐名”间接说明了刘国策学问和诗文之名不俗。 县志选载了他的《登札马岩》《渡黄茅溪》两诗，中有“飞瀑吼奔雷，断石立积铁”“涉险心逾壮，浇愁酒易消”等句，意境开阔，豪情不输。

二、刘氏先祖家风的传承方法和途径

家风作为一个家庭或家族的行为范式及反映出的风气崇尚，在其成员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传承性[6]。 从《太湖县志（同治版）》记载的刘氏先祖及其事迹看，这些先祖前后相继为六代人，不仅各自的事迹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而且后代与前代的事迹表现出高度的继承性和传承性，因而这些事迹体现了刘氏先祖稳定传承的家风。 结合《刘氏族谱》的相关材料分析，可以看出，刘氏先祖家风传承的方法和途径主要是先辈身体力行， 示范引导，同辈相互影响促进；其次是通过制定家训教导；再次通过编修家谱并开立先贤传记以鼓励。

（一）先辈示范引导，同辈相互影响促进

刘氏先祖后代与前代的事迹表现具有高度的跟从性和相似性、继承性，如八世祖刘一寰：“遇人有空乏，辄弃金帛于其家，弗告以姓字。 ”其子刘世杰帮助人时也是：“周之恐不受，为埋金园中，令其家鉏而得之。 ”都不仅乐于帮助人，而且善于帮助别人，照顾被帮助者的面子，暗中帮助别人不留姓名。十一世祖维迥公为父母尽孝如古礼， 其子国宪、国典公对父母亦极尽孝道。 刘士桂“能恭其兄，同居六十年”，其侄孙国宪与国典公亦是兄弟俩“一家五十余人，相处六十年如一日”。 刘氏先祖的良好家风的相似性和跟从性不仅表现在代际之间，而且表现在兄弟之间和家族不同家庭之间，如刘士标和胞弟刘士桂热心帮助族人：“族人有不能葬娶者，与兄竭力助之。 ”其堂兄士梁公和胞弟士椿公亦是如此：“贫不能葬者，捐赀为择地营葬。 ”“捐基创建宗祠。 ”在崇文尚教方面， 不仅是代代重视对子孙 “教以读书”，蔚然成风，而且代代崇尚读书修身守正，如士桂公：“生平守正，足迹不履公庭”，其侄曾孙刘本湘也是“为诸生四十余年，无一字入公门”。 这些代际及同代人事迹的跟从性和相似性，充分表明刘氏先祖的家风传承主要是靠身体力行，示范带头，先辈言传身教，平辈相互影响促进，后辈学习跟从。 先辈身体力行的示范引导对家风的传承最具影响力和促进力[7-8]。

（二）修订家训明确为人处世规范，提倡引导家人族众弘扬优良家风

家训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制订的行为准则，对家庭或家族成员的行为具有约束和导向作用。 《天禄堂太湖县刘氏族谱》创修于清嘉庆辛酉年（由十一世祖刘维煦等主持）， 这版太湖刘氏创修族谱制订的家训为：“忠国家，孝父母，重祖宗，敬尊长，友兄弟，肃闺门，务正业，慎交游。 ”其中“孝父母”等条下说明：“吾宗世业诗书，先世多以孝著，凡我同族者，耰锄德色，箕帚谇语，吾知免矣，独是孝为大者。 ”“吾与族人约，尊长之善言，子弟职之；尊长之善行，子弟法之。 同族必亲睦，毋视为途人。 ”明确要求尚孝尊长，孝亲睦族。 “务正业”条下的说明是：“教以立德立言之不朽之盛业， 其朴者亦必使识文字，晓大义，然后使之耕或使为工贾，务自食其力，无为游民……”“充善端于蒙泉之始， 绝恶念于履霜之萌。世世子孙凛此无忽。 ”不仅明确要求无论贫富都要读书，“识文字，晓大义”，而且要求“充善端”“绝恶念”，乐善助人。

（三）家谱为先贤立传，鼓励诱导后继

《刘氏族谱》载《清嘉庆辛酉年太湖刘氏创修族谱凡例》规定：“祖宗有仕者则书位至某官，著其功绩。 未仕者或有嘉言懿行，详书，不敢泯前烈，昭光德也。 族中有忠臣、孝子、义士、节妇、烈女，朝廷自有优典者，承纂者宜纪其行实，以俟其旌表。 ”《道光戊戌再修刘氏族谱凡例》 亦说：“族中有忠孝节义、文章政事之人，例应立传，前谱特立内外传二卷。 兹数十年中，或品行纯粹或学问优通，或诗书启后，或遗爱在民，省、郡、县志须采入，岂家乘中竟阙？ 如续照各志录增内外传十数则，遵前规也。 ”家谱分立内、外传，分别对具有出优异事迹的考、妣先祖，详书“嘉言懿行”，“著其功绩”。 这对族人向善向好等无疑起到了鼓励、诱导作用。

此外，当时县志编修者积极采录民间人士的孝友、义行和崇文尚教等事迹，对优良家风传承也起到了积极引导和鼓励的作用。 《太湖县志（同治版）》由清代同治年间太湖县知县符兆鹏主修，嘉庆状元赵文楷之孙、进士赵继元纂修，志中多为民情民事迹，而少官事、官成绩。 编纂者在《重修〈太湖县志〉凡例》 中开宗明义：“然必名实相符， 公论昭著者”“传不及生存，俟论定矣。 ”[9]这就是说志书上的事迹和评价都不仅是“公论昭著者”，且是盖棺论定，都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并非权势或金钱操纵下的歌功颂德、自我吹嘘。 这种“公论昭著者”和盖棺论定的立传，无论是对官方还是对民间见贤思齐都起到了鼓励作用，杜绝了弄虚作假的情况，有利于优良家风的传承。

结 语

家风是我国优良传统文化的范畴，倡导良好家风有利于家庭或家族的发展，同时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太湖县志（同治版）》记载了十多位本县刘氏先祖的孝友、义行和崇文尚教等事迹，对这些先祖的事迹并结合刘氏家志的相关材料分析表明：太湖县刘氏先祖的这些事迹不仅表现出鲜明的家族崇尚和门风，而且传承久远，仅清同治版县志记载的先进人物就前后相继六代，因而这些太湖县刘氏先祖的事迹具有典型的优良家风体现。 同时，太湖县刘氏先祖家风传承的实践经验表明，加强示范引导和家训倡导及家谱为先贤立传，有利于促进良好家风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