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的创办

2023-05-12张晓斌

岭南文史 2023年1期

张晓斌

1928年，在近代开风气之先的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这是中国第一所以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立”研究机构，提出要扩充新材料、应用新工具、采取合众研究，以科学的方式对中国传统的史学及语言学进行变革，“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壮志，[1]将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传统学术，树立了中国人文科学研究的新风向。在这里，诞生了第一本官办专业领域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这里，筹划了举世瞩目的殷墟发掘，开中国独立进行科学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在这里，聚集了一批享誉世界的学人，以科学的研究方法革新传统人文学术，为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的开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广州东山柏园，是其首座独立所址，历经百年风雨，见证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起点。

一、近代中国新学术的兴起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经历巨变。西学东渐为国人开阔了眼界，也影响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及学术发展的道路。大批青年学子开始留洋海外，接受自然、人文学科系统的学术训练，并将新知识、新方法带回国内，开展研究、传播工作。新文化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的呼声日高，在中国发展新学术的思想基础日益成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爱国情怀和民族情怀的驱使下，以科学挽救并发展中国成为一种使命。

1914年，任鸿隽、赵元任、杨铨等数位留美学生在康奈尔大学创议成立“中国科学社”，以“提倡科学，鼓吹事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此后，中华医学会、中国地质学会等民间自然科学研究团体纷纷涌现。

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聚集了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复等一批具时代认知的思想家及学者，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口号，展开与旧传统的论战，传播新思想，倡导新文化，立意社会变革。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等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以“国学”这一最为核心的传统学术领域开始进行革新，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2年，下设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等。清华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及李济等著名学者担任导师。两院的组织结构与办学研究宗旨影响了后续其他学术研究机构的建制。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厦门大学和国立中山大学等纷纷以此模式开办起研究所，在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发展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20世纪20年代，新学术机构在近代中国蓬勃发展起来，根据1911年至192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表的各研究学会名单，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各占半数，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团体则多属于社会组织和高等学校。[3]

广州是国民革命策源地。这里的近代文化教育事业起步较早、发展水平较高，有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等知名学府，名流汇集，为近代新学术成长提供了沃土。

孙中山先生主张实业救国，重视以科学促发展。1924年冬，他离粤北上，主张召集国民议会，并计划设立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以立建设基础。[4]这一宏愿当时没有实现。直到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建立全国性、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机构，筹备成立“国立中央研究院”，隶属于当时的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1927年11月通过的《中央研究院组织大纲》中，确定设立理化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并无历史语言研究机构的计划。为此，担任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时任国立中山大学文科学长的傅斯年赴上海向蔡元培面陈发展科学的史学和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并建议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既有成就为基础筹设这一机构，获得蔡元培的支持。[5]

图二 1922年的私立岭南大学校园（今中山大学南校园）（图片来源：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图一 1926年8月，中国科学社在广州举办第十一次年会并合照于黄花岗，此次年会以广东大学（后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为会场，以培正中学为宿舍（图片来源：《科学》1926年第8期）

二、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创办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大毕业后他以官费留学生的身份出洋，在英国伦敦及德国柏林游学8年。期间他并未取得任何学位，但研修了心理学、物理学、统计学、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等多种文理专业，在开阔学术视野、广泛吸取知识的同时，也对中国文史学科的发展进行深入思考，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

1926年底，傅斯年留学归国，即受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并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中山大学时为广东最高学府，汇聚了优秀的学术资源。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压迫造成北方文化教育界学术名流纷纷南下，以鲁迅、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学者相继来到中山大学。其中，鲁迅于1927年1月到中山大学任教务长。

傅斯年到校主持文科发展之外，还亲自担授19门课程，为学校延聘了顾颉刚（1893—1980，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罗常培（1899—1958，语言学家）、丁山（1901—1952，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董作宾（1895—1963，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等一批知名学者。为进一步发展文史学科及培养人才，1927年3月，傅斯年提议在文学院内创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语史所”），并积极组织研究、编印刊物、招收研究生等工作。

1927年11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创刊，发刊词指出研究所的学术方向：“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更加科学化的人文学术研究路线逐渐得以彰显。

图三位于广州文明路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全景（图片来源：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广东百年图录》）

“语史所”主任由文科学长傅斯年担任。设置民俗学会、考古学会、古籍整理部，积极开展学术调查研究，并出版多种学术刊物。其中，民俗学会成立于1927年11月，负责进行全国民俗材料的调查、搜集和研究，出版《民俗》周刊及丛书数十种，设风俗物品陈列室，开办民俗学传习班，是中山大学卓有成绩的学术团体之一。考古学会由商承祚担任主席，主要进行广东地区的古迹调查，并搜集甲骨、金石、陶器等古物进行考证和研究，设立有古物陈列室。

图4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合影（1928年9月）。左起：余永梁、商承祚、陈锡襄、庄泽宣、沈鹏飞、顾颉刚、刘万章、崔载阳、容肇祖、黄仲琴、刘伯明（图片来源：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广东百年图录》）

图五中山大学考古学会合影（1928年12月）。左起：容肇祖、黄仲琴、沈鹏飞、商承祚、顾颉刚、余永梁、佚名（图片来源：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广东百年图录》）

中大“语史所”汇聚着一批志同道合的学人，如容肇祖（1897—1994，哲学史专家、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家）、商承祚（1902—1991，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罗庸（1900—1950，古典文学家）、丁山（1901—1952，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余永梁（1906—1951，从事金文甲骨文和民俗研究）、黄仲琴（1884—1942，从事语言历史学研究）等。他们在历史、语言和民俗学等研究领域多有建树，也成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初创时期的主要参与者。如容肇祖为广东东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推动者。商承祚为广东番禺人，青年时曾随罗振玉治甲骨文，出版《殷墟文字类编》一书名震学林，在甲骨文字、殷商铜器研究及简牍帛书等古文字材料的整理等方面贡献卓著。

中大“语史所”充实的研究人才规模及在一年中取得的成绩，是傅斯年说服蔡元培在中研院成立“史语所”的重要理由之一。在傅斯年最早呈报蔡元培的筹备方案中曾提及以中大“语史所”为基础创办中研院“史语所”：“若中央研究院感觉到人才之难得与难致，且目前之财力有限，则暂以此广州之建制为发轫之试验，六月之后有可观者，然后由中央研究院为之扩大。”[6]也包括，“借用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之设备，借用中大之房舍，省去若干重复之杂费，得两处合作之便。”[7]

1928年3月，国民政府大学院聘请傅斯年、顾颉刚和杨振声（1890—1956，文学家、教育家）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4月，筹备处在中山大学成立，得两处合作之便，解决了人员与经费难致的问题。中大“语史所”的骨干成员也是“史语所”的主要筹备者，他们群策群力，积极参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创建，使得这一新生的机构在筹备之时便能顺利开展研究工作。

不久，考虑到中研院“史语所”与中大“语史所”将来之关系问题，傅斯年提出将“史语所”独立出中大的构想：“盖中国人之事件，每以人的关系为重而机关为轻，如中大有人的变动，则此中央的研究所之将来反感不便……不如在外寻到一公房或赁一民舍为稳当……再四思维，觉得实在犯不上以每月百余元之房屋杂费之关系，与中大结不方便之缘，且使他科同事感不快也。”[8]

“史语所”筹备之初，成立8个研究组，分别为史料组、汉语组、文籍考订组、民间文艺组、汉字组、考古组、人类学及民物学组及敦煌材料研究组，[9]并计划聘请25位国内学界明宿任研究员，包括蔡元培、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俞大维、刘复、林语堂、马衡、李济、容庚、朱希祖、沈兼士、徐炳昶、袁复礼、许地山、冯友兰、罗家伦、顾颉刚、杨振声、傅斯年、史禄国、罗常培、丁山、辛树帜等。同时，在中山大学执教的董作宾、容肇祖、商承祚、余永梁和黄仲琴几位先生，以特约编辑员身份聘任。[10]正在中山大学执教的傅斯年和顾颉刚拟聘为专任研究员。按照制度，需要他们辞去教职专任“史语所”工作。傅斯年于1928年卸任中大职务而专注于中研院“史语所”的工作；顾颉刚始终未曾在“史语所”专职工作，在傅斯年辞职后继续主持中大“语史所”的工作，后来赴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此后改聘为“史语所”的特约研究员。

为兼采国外之长，“史语所”还聘请欧洲知名学者担任通讯员，包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和德国东方学家米勒（F.W.K.Mueller）。

1928年10月14日下午3时，“史语所”召开第一次在所人员会议，地点在傅斯年家。会议出席者除傅斯年与顾颉刚，还有丁山、罗庸、罗常培、商承祚和容肇祖；会议内容为“傅君详细报告夏间经过，院内院外各人对我等此所组织之帮助及前途之希望等，无议案”[11]。此处提及的“夏间经过”，可能是指“史语所”自4月在中山大学内设立筹备处之后，几个月之内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形，包括“筹备办法”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期目录的拟订；订定“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大纲”；七八月间进行的安阳殷墟调查、云南民族学调查、川康民俗调查及泉州古物调查等情况。9月，傅斯年开始代行“史语所”所长职务。

三、选址广州东山柏园

1928年10月21日下午3时50分，“史语所”同仁在傅斯年寓所中召开第二次所务会议，列席者还有顾颉刚、丁山、商承祚、罗庸、罗常培、容肇祖、余永梁、黄仲琴。会议报告已租定东山恤孤院后街35号柏园为所址，第二日便迁入。“纪要”的草稿中本来写“下星期”迁入，后被涂改为 “明日”，可见其办事雷厉风行。[12]10月22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入东山柏园，始有独立所址，正式成立，该日期在后来成为“史语所”的“所庆日”。10月26日，傅斯年致函广州市公安局《关于本所已迁至柏园，请查照并予以保护》。11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中央研究院脱离大学院，成为独立的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

图六拍摄于1928年前后的恤孤院后街35号柏园东座及“史语所”同仁在柏园门口合照（图片来源：纪录片《走过八十年——寻访“史语所”足迹》）

东山是民国时期广州一处极具特色与时代影响力的地方。1910年后，这里开始比较大规模的开发。1921年广州设市后，城市规划建设迅速发展，东山进入建设高峰，留下优美的环境布局和大批各有特色的“东山洋楼”，形成高尚社区。

东山环境优美，知识分子聚集带来厚重的文化氛围，是“史语所”选址柏园的重要原因。“史语所”初创的重要参与者均为当时任教于国立中山大学的知名教授，都居住在东山。其中，傅斯年、汪敬熙等住在春园104号，巧合的是，这栋楼正是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的中央机关旧址。当时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下榻于此，现为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一部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顾颉刚居住在启明四马路，杨振声居住在东山中欧社102号，罗常培、丁山等人居住在龟岗马路。[13]此外，中大“语史所”民俗学会的陈锡襄、马太玄，文科教授古直等人当时也居住在东山。“史语所”筹备之时，多位教授常在傅斯年等人的东山寓所召开会议，“史语所”的筹备办法、组织大纲、图书大纲等相关文件可能拟就于此。

东山离当时中山大学所在的文明路校园步行可达，也可坐黄包车往返。顾颉刚曾在日记中记录下校家间的路线：[14]

自大学后门步至公医，凡一千四百五十步。自公医至署前街铁轨，凡一千步。自铁轨至家凡七百步。自校归家共约四里。

自公医前经长庚门西归，凡一千二百步，教走马路少五百步，自菜园北归，教走署前街少三百步。

1928年10月25日，“史语所”召开迁入柏园后的首次所务会（即在所人员第三次会议），首先讨论了房屋布置问题：首层左边作会计庶务办公室及会客室，右边作人类学工作室；二层为图书室及研究院工作室；三层左边为所长秘书办公室，右边为实验语言学工作室。[15]由商承祚篆刻印章暂作公文之用，顾颉刚则应傅斯年之请，写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挂牌。[16]

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东山租得一房，其最上屋风景至佳，如在苑中。前临大江，有三角洲，背是白云山，四周皆园林田野。”[17]

四、今日柏园

1929年“史语所”搬至北平（今北京）北海静心斋后，柏园用途几经更换。后期主要作为居住使用，由于住户不当使用和随意改建、加建，且长期缺乏妥善的修缮和日常保养，建筑残损情况较为严重，杂物堆积，电线网线凌乱，部分墙体和栏杆脱落，存在安全隐患。

虽然历经百年，但柏园建筑格局大体维持原状，室内装饰和用材基本保留了民国风格。为推动柏园的保护利用工作，广东各方合力推动下，形成柏园保护利用项目，并于2022年1月正式启动。经过考察调研、住户搬迁、保护修缮、陈列布展等工作，10月22日终于如期完成建筑修缮保护工程，正式对外开放。其中，柏园首层打造成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粤书吧”，供阅览外借图书近4000册，包含“史语所”相关人物的著作和文物考古类主题图书，着力展示柏园承载的深厚学脉源流；二层为《此虽旧域其命维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专题展览，讲述前辈学人在广州初创时期的学术奋斗历程，追寻历史记忆，鉴往知来，以史育人。

2022年12月29日上午，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曦等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柏园）旧址调研，要求要高度重视柏园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在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挖掘历史建筑背后的故事和内涵，助推广东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强省、学术强省，促进广东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