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宏檩

党的“三大”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对广州在近现代革命史上的贡献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从中国革命进程的角度看，“三大”是大革命的开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并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从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发展的角度看，“三大”确立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在党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并在会后开始了武装斗争的尝试，党的“三大法宝”初具雏形；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反映了当时广州在全国革命形势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使广州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成为工农运动中心和北伐战争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谱写了广州历史上的辉煌篇章。

一、正确分析和认识革命性质

能否正确认识形势，能否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是新成立的党能否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中共三大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党成立不过两年，党还处在幼年期，但在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面临急切需要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当时历史时期是搞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国民革命？是推翻资产阶级，还是反帝、反封建？是排拒中国国民党还是联合中国国民党？中共三大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商榷和辩论，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全国革命形势出发，正确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工人和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做出与中国国民党建立联合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成功揭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中共三大与在1922年党的干部会议、第一次全国“劳大”和团的一大等重要会议连续在广州召开，体现了广州在当时中国革命发展征途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即存在相距甚远的两种运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运动，另一种是由中共领导的工农大众解放运动。后者可以而且应当与前者成为联盟，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必须保持独立性，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用第一种运动来控制第二种运动的企图。随着党的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明确了本党是革命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对于革命性质、革命路线策略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认识。“我党同志当时都抱乐观态度，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马上成功”。[1]中共创立伊始，即已领导农民运动，在海丰，彭湃于1922年7月促成诞生了第一个农会——赤山农会，农民运动在南方各省开展起来。但初期的农运，不断遭到军阀和地主的摧残。

1922年6月，第二次护法运动又遭失败后，孙中山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用依靠军阀打军阀的办法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必须寻求新的道路和方法。他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酝酿其一生中最伟大的政治转变。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显示中国工人阶级已登上了政治舞台。但京汉铁路工人1923年“二七”大罢工被军阀镇压后，工运暂时转入低潮。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批判了“在时局问题上封建军阀所散布的反动论调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持的错误主张”，指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还指出，“为了完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2]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从实践中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采取积极步骤，以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希望经过中国国民党来实现工人阶级与其他民主力量的同盟，以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充分分析党所处的历史时期，对革命的进程和目的作出科学的判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规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明确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认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动力，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主张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指出：“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组织内进行工作”。[3]同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做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4]该“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做出肯定。

1922年7月全国各地中共党员人数状态图

而真正明确革命的性质，真正把革命的任务细化落到实处的是党的三大。历史选择了广州，广州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党、团组织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1920年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成为国内6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中共一大后，中共广东支部正式成立，积极发展党、团力量。1922年7月广东的党员人数仅次于上海，全国排名第二。时任中共广东支部书记的谭平山写给团中央负责人的信，提到广州已有团员400多人，为全国领先。可见，当时广东已经成为全国党、团组织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广州也是孙中山长期进行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具备革命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群众基础。1923年初，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同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广州，着手准备在广州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6月，陈炯明部在广州发动叛乱，孙中山辗转登上停泊在珠江上的永丰舰指挥平叛，后因孤立无援，被迫撤往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拥护孙中山，反对陈炯明。此前后，李大钊与孙中山逐渐接触并在孙中山的邀请下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最早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人。1923年3月前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维经斯基对广州的判断是相反的：马林认为，广州是唯一勿须打扰当局就可以建立常设代表处的城市，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而维经斯基则认为：“在广州召开一个规模较大的全国性代表大会是做不到的”，同时“反对将中央迁往广州”。[5]1923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驻广州。中央机关刊物和党的理论刊物《向导》《新青年》等也随之南迁广州。

为进一步在全党酝酿和确定党的统一战线方针，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革命政府所在地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会议在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指示后，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进行讨论和分析。经过讨论，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一系列文件，认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6]决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中国国民党，同时“保持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其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7]。并强调：本党号召的“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8]第一次使用并赋予“国民革命”新的内涵。“国民革命”本是孙中山对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表达，中共三大党纲更赋予“国民革命”以新的含义，科学地描述了其性质和任务、步骤和前途，即“中国处在现时的这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不能充分发展，固之无产阶级自然不能充分发展，阶级分化不充分的全国人民，皆受制在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之下，不能不要求经济发展而行向国民革命。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9]大会达成一致统一：鉴于国际及中国经济社会的政治状况，鉴于中国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有一个国民革命。为此，全党当前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

同时，也批评了中国国民党依赖“外力”（即列强援助）和“专力”（单靠）军事行动的两个旧观念，要求予以改变。对于工农民众的宣传与组织，是中共的“特殊责任”，[10]而引导工农参加国民革命，更是中共的中心工作。大会通过《劳动运动决议案》，做出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重大决策，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会议还通过关于农民、妇女、青年运动等重要决议案。中共三大宣言正确地确立了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指明了方向和做了准备。

正是由于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正确分析，正是由于对“国民革命”性质的准确定位，才有党的策略方针的转变，才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才有国民运动的兴起。

中共三大确定中共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与具体形式，是与孙中山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针。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运动开始高涨。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实现了对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使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赋予三民主义新的含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大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大革命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这成为中国革命高涨的起点。此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广泛发动工农群众，组织革命政府和革命武装，团结各革命阶级和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斗争，取得一个个胜利。

二、正确认识工农运动地位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和发展事业的最基本力量。中共三大之后，国共两党密切合作，东征西讨，完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各地群众运动的发展，显示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

中共三大正确考察和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以党内合作方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主张，使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中共三大系统阐述了国民革命的依据、任务、性质、动力、步骤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首次将农民革命问题写进党纲，通过了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创造性地发展了农民革命的理论。

能否正确看待农民，是幼年共产党必须解决和面对的严肃问题。在党的一大、二大上，对农民问题及农运组织还没有过多的阐述，但当时中国大地上特别是在广东海丰地区，农运已开展得有声有色。据张国焘回忆，农民问题是中共三大新提出来讨论的问题。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曾说：在此之前“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意这个问题”。[11]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很大比重，国民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是很难想象的！中共三大指出：“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也很难成功。”[12]会上，毛泽东作了农民运动报告，徐梅坤介绍了农民运动的情况，农民问题提上议程，最后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对农民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对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13]首次把工农联系在一起，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然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勿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14]到三届一中全会，党进一步指出：“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15]。

中共三大和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政工干部，对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全国工农运动又逐渐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广州沙面工人罢工改变了自“二七”以后工运的消沉状态，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震动了省港。这次罢工的胜利，推动中国国民党成立广州工人代表会，工人还建立了工团军，这对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民运动也迅速蓬勃发展。1924年5月，彭湃等以中国国民党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在粤北山区广宁县建立支部，这是成立较早的农村党组织。至次年5月，广东各地已有22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达21万多人。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广东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广东农民运动终于发展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

国共统一战线建立直接推动整个革命形势新的高涨，全国性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把革命高涨推上顶峰。1924年7—9月，全国各地都召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大会。这次运动规模宏大，反帝性质明确，是在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指导下取得的。“国民会议”原是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号召召开的国民会议，是反对军阀政权提出的，当时认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才能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并建议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取缔北京已沦为北洋军阀傀儡的国会，产生新的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产生新的人民政府，扫荡全国军阀及援助军阀的外国势力，最终统一全国。孙中山也从历次政治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护法口号已不能代表人民的要求，而赞成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1924年后，国民会议运动遍及全国，成为人民反对军阀的民主运动。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军阀内部的分化，直系冯玉祥开始倾向革命。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自己的部队改称国民军，并在国民会议运动发展的情况下，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在中共的帮助下，决定离粤北上，于11月10日发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宣布决不与军阀妥协，号召全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召开国民会议，以共同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北上宣言”一定程度反映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因与中共合作，其主张由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发展到人民民主共和国，有了根本的转变。

三、正确认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初建时，在中共一大上，“不同其他政党建立任何关系”“对现有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16]已成为既定路线。后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逐步与其他政党及派别有了联系，但在对象的选择上先是把伪装进步的吴佩孚和陈炯明作为对象，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干预和牵线下，开始与中国国民党接触。在选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经过艰难抉择的，从坚决反对到采取“党外联合”、保持共产党独立地位、与中国国民党“平起平坐”，到“中共少数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再到“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其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争论和斗争的。从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到1922年4月的广州会议，到7月党的二大，再到8月的西湖会议，甚至到中共三大和中国国民党一大之后，这一问题还在继续争论。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所阐述的“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以后我们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17]在认识中国国民党和最终选择国民党，是经过争论和深刻分析后决定的。中共三大之所以伟大，一是承认中国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袖地位；二是承认“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广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三是承认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曾感此必要”。[18]以共产党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是当时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能够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是一个大党和一个党员相对少得多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悬殊决定的。中共三大，在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正确地认识革命性质，正确地认识农民地位，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民党，从而实现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方法、目的的准确判断，完成了对中国国民党从反对联合到同意合作，从主张“平起平坐”的“党外合作”，再到采取“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党内合作”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党的策略思想的不断深化、提高和成熟，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这一成功尝试，直接迎来了国共合作的建立与轰轰烈烈大革命时代的到来。

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明确指出：联合并不是融合，共产党仍然是独立的；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要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党；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要利用条件先扩大国民党；把国民党左派吸取到我们的组织中来。“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取真正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严谨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19]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实际工作的正确道路”[20]。

虽然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但前进也不是一路坦途。当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之时，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广州，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出任大元帅府宣传委员会委员长，孙中山给宣传委员会下拨了办公费，中共党员陆续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有的人并担任了政府和党务工作。貌似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然而，中共三大闭幕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3年7月间回国，向俄方提出停止援助孙中山的建议；二是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大元帅府宣传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离开广州；三是孙中山下令撤销宣传委员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国民党、苏俄和中共之间，还有许多未达成一致的地方。中共三大建立国共合作的策略，任重道远。

经过1923年七八九三个月的磨合，终于有了转机。1923年10月，苏俄派鲍罗廷代替马林，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换成为李大钊，代表人的切换多了重新沟通的机会。广州共产党地方组织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沟通撮合作用，短时间内介绍了大批工、农、学生加入中国国民党；协助组建并带头参加“国民义勇军”，奔赴东江前线与陈炯明的军队作战，保住了广州城的稳定。这些促使孙中山转变态度，终于达成了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共识。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会上，孙中山表明：广州是辛亥革命的起点，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我们要拿这个有光荣的地方做起点，为中华民国开一个新纪元。这样，危机终于解除。

这段历史演变表明，广州在1922年召开过三个重要会议，在1923年6月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三大，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才有完美的结局。

正是因为中共三大正确分析了革命的力量及其所处的形势，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认识基本符合实际，确立了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国民革命的基础，并通过统一战线，宣传贯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各项具体政策，发动工农大众，从而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步伐。中共在革命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力量迅速壮大，扩大了社会影响，组织能力特别是对革命的领导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1925年1月，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共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共三大首先提出并付诸实践，进行艰苦探索和总结，造就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