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华，姜京汝，花义同，刘 瑾（通信作者）

（1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乳腺外科 山东 滨州 256600）

（2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 山东 滨州 256600）

乳腺癌在我国甚至全世界均具有较高的发病率，成为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类型之一，该病以乳腺内结构扭曲病变为第三影像征象，表现为放射状、局灶实质边缘扭曲、回缩，无明显肿块[1-2]。及早对乳腺内结构扭曲病变进行诊断，能够明确恶性病变风险，为乳腺癌诊疗提供参考依据，过往临床多采用超声、X线等方式进行检查，但由于病灶部位结构复杂，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对良性与恶性病变识别造成阻碍，导致误诊、漏诊风险较高，局限性较强，难以达到理想效果[3]。数字乳腺体层合成（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DBT）可充分弥补X线、超声检查弊端，有效防止由于压迫重叠拍摄所造成病变部位遮蔽状况的发生，使乳腺结构能够充分显示，降低对诊断结果的干扰性[4-5]。本研究通过对78例乳腺内结构扭曲病变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DBT联合超声的诊断价值，具体内容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2022年4月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行DBT、超声检查的7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均为女性，年龄35～64岁，平均年龄（48.65±5.91） 岁。纳入标准：①术前行DBT、超声检查，表现为乳腺“结构扭曲”样病变者；②具备病理结果者；③临床、影像等资料完整者。排除标准：①胸部乳腺区域存在皮肤破溃、流脓、流血等患者；② 乳腺结构扭曲部位接受过乳腺治疗者或存在外伤史者；③哺乳期或妊娠期女性；④无法配合或其他不适宜进行影像学检查者。

1.2 方法

（1）超声检查：患者取仰卧位，双手举到头顶，采用MY Lab Twice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扫描，范围不仅包括胸壁、胸肌肌层，还包括胸骨旁区域，同时对双侧腋窝与双侧乳腺实质进行探查。

（2）DBT检查：采用数字乳腺X线摄影机（型号为FDR-3000AWS）进行扫描，对患者双侧乳腺头尾位（CC）及内外侧斜位（MLO）进行拍摄，每次摄像时，X线球管旋转范围需保持在15°内，每旋转1°需进行1次低剂量照射，采集图像时，将模式调整为“Combo”，以得到层厚均为1 mm的三维断层DBT图像，受压乳腺厚度决定着断层图像层数。所有超声图像、DBT图像阅片均由多名具有丰富工作经验（5年以上）的超声科、放射科医师进行，阅片过程在最终结果不明确的情况下完成，根据患者病史、影像学检查资料进行判断，最终得出一致结论。

1.3 观察指标与判定标准

①检出率：以第5版乳腺影像报告及数据系统（BIRADS）分类为依据评估，4B、4C及5类为恶性，3类与4A类为良性，并分别统计单一检查与联合检查的检出率。②诊断效能：以术后病理结果为“金标准”，依据不同方式检查恶性、良性检出情况，计算各检查方式诊断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灵敏度=真阳性例数/（真阳性例数+假阴性例数）×100%；特异度=真阴性例数/（真阴性例数+假阳性例数） ×100%；阳性预测值=真阳性例数/（真阳性例数+假阳性例数） ×100%；阴性预测值=真阴性例数/（真阴性例数+假阴性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行t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n）、百分率（%）表示，行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检查结果

病灶部位：左乳、右乳分别为41例、37例；内上象限15例，内下象限9例，外上象限43例，外下象限11例；病灶性质：良性病变30例，恶性病变48例。

2.2 单一检查与联合检查诊断价值比较

超声、DBT、DBT联合超声检查结果见表1。超声诊断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确率分别为64.58%、56.67%、70.45%、50.00%、61.54%，DBT检查分别为79.17%、76.67%、84.44%、69.70%、78.21%，DBT联合超声检查分别为95.83%、96.67%、97.87%、93.55%、96.15%，DBT联合超声诊断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确率均显著高于超声、DBT检查（P＜0.01），见表2。

表1 单一检查与联合检查的诊断结果比较 单位：例

表2 单一检查与联合检查的诊断效能比较[%（n/m）]

3 讨论

近年来，乳腺癌作为我国女性最为常见恶性肿瘤之一，不仅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且趋于年轻化，对女性生命安全及生活质量造成极大威胁[6-7]。研究表明，及早进行诊断、治疗对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改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高患者生命质量[8]。乳腺癌具有较强的隐匿性，早期难以及时察觉，乳腺内结构扭曲病变属于乳腺癌早期征象之一（第三种征象），早期癌细胞沿结缔组织间隙蔓延是恶性结构扭曲的病理基础，可对结缔组织增生起到诱导作用，促使触角形成，引起毛刺状突起[9-10]。通过对乳腺内结构扭曲病变进行检查，能够有效判断恶变风险，但由于扭曲特征具有微妙多变等特点，因此导致影像学诊断难度大大增加[11-12]。

超声检查属于临床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影像学诊断方式，能够直观显示病灶部位具体情况，由于癌细胞能够浸润周围组织，因此若为恶性病变，病变区腺体结构、边缘浸润会在影像学中呈现出破坏表现，但乳腺腺体致密，在检查过程中，因组织重叠而遮蔽病灶部位，造成误诊、漏诊，单一采用该方式效果不佳[13-14]。DBT在国外乳腺病变诊断、筛查中应用较为广泛，是由传统乳腺摄影基础改进形成的，该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成像，相较于常规影像学诊断方式，其辐射剂量更低，可减轻对机体刺激性[15]。DBT利用断层、三维图像，能够充分显示被遮盖腺体病灶，便于对病灶细节进行观察，促进与正常腺体对比度的提高，具有显著优势，有效提高诊断准确性[16]。

马佳琪等[17]通过对268例乳腺内结构扭曲型病变患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单一采用DBT检查（14.81%），DBT联合超声检查（35.42%）恶性病变检出率更高。本研究通过采用不同检查方式对78例乳腺内结构扭曲病变患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超声诊断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确率分别为 64.58%、56.67%、70.45%、50.00%、61.54%，DBT 检查分别为79.17%、76.67%、84.44%、69.70%、78.21%，DBT联合超声检查分别为95.83%、96.67%、97.87%、93.55%、96.15%；DBT联合超声诊断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确率均显著高于超声、DBT检查。究其原因，单一采用超声检查可因病变组织被遮盖导致回声信号缺失、微弱造成误判，而DBT可利用断层图像减少腺体组织重叠部分，避免遮盖病灶部位，从而提高检出率。两种方式联用在保留DBT、超声检查优势的同时，可有效弥补单一检查的弊端，有效去除病灶周围被遮蔽腺体，促进病变组织细节征象显示清晰度的提高，为医师对病变部位进行识别、评估创造有利条件，从而提高诊断效能。

综上所述，在乳腺内结构扭曲病变诊断中联合应用DBT与超声检查，有助于提高诊断效能，诊断价值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