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盛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民族土壤，是中华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品格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价值观念、思想精神的沉淀。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本土性、民间性、文化性、地域性、时代性等特点，在传承困境、管理主体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以及外来文化的冲突中出现诸多问题。只有坚定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实现民间信仰的健康传承，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高文化认同感的重要途径，在坚持“四个自信”的前提下，只有植根于中华大地，从本民族内部出发，才能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源源不断地注入时代血液。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成长起来，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人最本土、最真实的信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民间信仰问题及现状进行梳理和探究，也是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内在活力的重要途径。传承民间信仰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途径。对民间信仰进行挖掘可以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用片面、割裂的眼光看待民间信仰，不仅会阻碍民间信仰的传承，更会使中华传统文化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实现长久发展。

传统文化中的民间信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民族土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品格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优秀价值观念、思想精神的沉淀。中华传统文化发源于中华大地，并反作用于中华儿女的日常生活，其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宏观来看，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本土性、文化性、时代性等特点，它生长于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其生生不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每一个中华儿女。具体来说，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地域性、民间性的特征，中华传统文化多彩纷呈，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从空间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民族土壤，影响着一代代中华儿女。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整体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包括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价值理念和思想品格。民间信仰被“视为全体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辞海》中对民间信仰的解释是：“民间流行的对某种精神观念、某种有形物体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为。”张志刚认为民间信仰是最普遍、最真实、最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民间信仰的一些特性（如大众性、自发性、乡土性、民俗性、地方性、传承性等）和原生态文化现象之间有共同特征。他从一个广义的范畴出发，指出民间信仰是一种原生态的文化现象，更全面、更深入地阐明了民间信仰的复杂特性，从基础理论层面推进对中国民间信仰的整体研究，也从侧面说明了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文化视阈下民间信仰的特征及现状

本土性：民间信仰的中国化和健康传承

“民间信仰是本土的信仰资源”，是“中国人的信仰”，其思想和信仰形式在中华大地上发展而来，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伦理体系下建立起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土性是民间信仰的中国基础，是其健康传承的根本。从道教发展来看，“道教的产生和民间信仰血肉相连”。道家的思想精神，诸如无为而治、淡泊名利等，一直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道家的思想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也是民间信仰内容，因此传承民间信仰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之一。在挖掘本土性的过程中，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在健康传承民间信仰方面要弄清楚民间信仰与封建糟粕的本质区别，要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去粗取精，辩证弘扬。

民间性：民间信仰与民俗活动杂糅

“民间性”是民间信仰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民间”的概念是相较于“主流”和“正统”而言的，一是说明其不具备官方认可的性质，“不进入国家意识形态”；二是其活动范围是民间社会，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三是其信仰者主要是民间的中下层民众，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从活动形式来看，民间信仰常与民俗活动有关。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民间信仰的“民间性”通过民俗活动的形式来表现。比如，云南德宏地区傣族的民间信仰，大多是佛教和万物有灵的思想，往往通过泼水节、赶摆等活动体现出来。这些表现形式中既有一般民俗活动也有非理性的社会行为。通过深入挖掘民间性可以发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阈下民间信仰的健康传承要对民俗活动的形式、内容进行辨别。

文化性：民间信仰与文化习俗交织

民间信仰的文化性通过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来体现。首先，民间信仰的群众基础深厚，群众性不只是说信仰的人数众多，更强调组织模式的多样性。民间信仰的“文化性”是指民间信仰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以及形式。比如人们在民族活动中所采取的舞蹈、诗词、戏曲等艺术形式，以及记载民间信仰具體内容的文字或其他形式。民间活动往往与民俗活动息息相关，民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故而在民间信仰活动中，文化无处不在。

时代性：民间信仰的生存活力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能够延续至今，充分表明了其生存活力。民间信仰是由人民创造出来，又反作用于人民的信仰需求。正如费尔巴哈异化论所述，信仰对象具有时代性，信仰的实质是需求和敬畏。古代人与现代人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都存在巨大差异。古代神秘莫测的信仰仪式在现代生活中绝大部分都是糟粕，古人测量天象的古老方法在现代人看来荒谬至极，这是因为时代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和信仰需求。对于时代性的考量应该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充分考虑民间信仰的现代性。现代性就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世界”。存在决定意识，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必须适应人的需求，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永葆生机与活力的秘诀所在。

地域性：民间信仰的民族色彩和地域特点

民间信仰分布广泛，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习俗和信仰。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仅是因为信仰主体的特质不同，还会因为主体的差异性导致客体形态的不同。地域性也表现出客观物质世界的不同，正如中原地区民间信仰中鲜有妈祖存在，而在沿海一带对于关公的敬仰远不及妈祖。从信仰对象可以明显看出，民间信仰的地域性由当地的地理特点和人们的生活习俗所决定。如景颇族崇拜牛头，傣族信奉植物、月亮等，这些信仰都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民间信仰的丰富也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在对地域性进行梳理的过程中，也启示人们在对民间信仰进行传承的过程中要把握民间信仰的多样性，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和气魄对民间信仰的优秀部分加以传承。

当前中国民间信仰的生存困境对健康传承传统文化的影响

民间信仰定位的争议性使其面临传承困境

民间信仰历史悠久，从古至今，一直处在社会的边缘位置。历史上统治者从维护自身利益和统治地位出发，长期对民间信仰进行压制、排挤，即便有时对其进行利用也多谨慎防范。民间信仰常常表达着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心声和愿望，这在以王权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古代是不允许的。因而，“官方”与“民间”的对立奠定了民间信仰的争议性。如明清时期，统治者认为其是“异端”。“长期以来，民间信仰是一个被忽视，但却是中国最重要的信仰传统。”学术界长期以来很重视对儒释道的研究，“把儒释道视为中国的传统，却不知其根基都在于民间信仰”。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于民间信仰的定义一直不明确，这在实践中给民间信仰的传承带来了困难。

民间信仰的弥散性使其管理主体难以明晰

民间信仰分布较广，不同地方的民间信仰习俗各不相同。无论是信仰对象还是信仰仪式的形式都存在巨大差别。“民间信仰长期传承于民间社会”，从整体上看，民间信仰往往与中下层民众的信仰者群体密切相关。从其“存在状态的弥散性”来看，民间信仰始终与主流信仰存在较大区别。主流信仰因为受到官方认可，所以其管理主体明确，有专门的人员负责。而民间信仰的自发性、自生性决定了其没有强制性的标准和专门行使管理职能的人员。民间信仰活动通常由当地德高望重的人组织。民间信仰管理主体难以明确导致实践中对广大信仰者的管理也相对较难。

民间信仰的糟粕成分与现代生活方式存在冲突

民间信仰长期存在于民间社会，经常以民间习俗的形式表现出来。信仰糟粕形容的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状态，亦可称为着迷，“迷”是知识论的概念，“指逻辑混乱、非理性，或脑子不清”。在民间信仰活动中，信仰糟粕往往伴随着民俗活动。信仰糟粕的产生和民间信仰的时代性密切相关。一些民间信仰的仪式中有很多非理性的成分，这些是信仰糟粕的构成。比如扎小人、跳大神等。

外来信仰、文化的影响不断挤压民间信仰的生存空间

1840年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不断传入，我国民众在受到“民主”“科学”等西方思想影响的同时，对外来的文化和信仰更为包容。近代以来，不断传入的西方信仰也日益影响着民众的生活，“做礼拜”“过洋节”等成为时兴。比如，将西方信仰仪式应用到民众日常的红白大事中。从服饰到习俗，外来文化几乎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辩证来看，此类现象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文化交流，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威胁，如一些畸形审美、歪曲史实的影片不仅左右着人们的审美取向，更试图操控大家的价值观。随着西方信仰、文化的传入，部分民众受其影响，加入了信奉外来信仰的队伍，这一现象极大地挤压了民间信仰的生存空间。

民间信仰的健康传承：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

把握时代脉搏，重构民间信仰文化价值体系

金泽认为：“民间信仰是一种文化建构”，但这种建构是一个延绵不断的过程，是因时而变、因地制宜的一个从生产到再生产的社会活动，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充分体现我国社会情况和中国人民具体需求的建构。中国人的信仰往往具有功利性的特征，新的文化建构必须是落地民间，实事求是，体现现代性和时代性的社会活动。“民间信仰虽然是一种历史传统”“新的一代人有新的生存环境，新的自我意识，新的文化诉求”。因而新的历史文化建构绝不是对历史的模仿和再现，而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自主创造，是结合基层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情况的创造，是在新时代新环境和具体实践中的扬弃。

进一步明确民间信仰治理的主体

民间信仰治理的主体是学术界、政界和信仰民众。可以把相关部门看作领导，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人员看作秘书，信仰民众则是秘书工作的对象，他们既是参与者，又是整个信仰活动的具体实践者。民间信仰的健康传承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的、整体的过程，而明确其治理主体的意义不仅是为了明确谁来做这件事，更多的是反映了整个历史过程。只有对民间信仰的治理主体进行明确，才能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落实。

加强领导，完善民间信仰的治理格局

学术界相关人士应该发挥主动性，从概念界定、内容范畴、治理模式上对民间信仰进行深入挖掘研究，不断探索民间信仰的中国化特征，从而为领导做决策建言献策，发挥领导智囊团的作用。相关部门应该发挥引领作用，完善民间信仰的治理格局，从制度上规范民间信仰的治理模式。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域之下，民间信仰的健康传承可以借鉴张志刚先生提出的“三个认同”理念，即“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从“认同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的角度出发，在民间信仰的治理过程中，只有不断发掘民间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探讨“如何善用傳统信仰的价值”，从文化认同的层面落实民间信仰的本土性、文化性、民间性、中华民族性四位一体。

中国绝不是外来信仰的传教场，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照单全收的试用地，不论何时，都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尊重人民情感和具体的社会风俗，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民间信仰应当顺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有关人员要深入挖掘民间信仰的内在活力，为“全体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注入活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健康传承贡献力量。

中华传统文化来源于民间，民间信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在本土性、民间性、时代性、文化性、地域性等方面存在相同的部分。民间信仰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通过对民间信仰现状及困境的探索，能了解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困境及其发展可能性，只有坚定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四个自信”，才能增强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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