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迪

唐朝的民族政策相对开明，在这一大背景下，各民族文化自由发展，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文化的交流互动、民族的交往交融往往是双向的。在唐朝与西域的往来互动中，不仅有大批唐人进入西域，也有大量西域人来到中原，他们共同促进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一方面，唐朝与西域交往密切，西域文化如八面来风，汇集于唐都长安，使唐朝成为文化汇集的中心。另一方面，唐朝对西域的影响更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西域少数民族在与唐朝交往的过程中，善于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且与唐朝贸易往来频繁，更是大力吸收了唐朝文化。两者的交流与交融，为中华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朝凭借其强盛的国力逐渐在西域树立起威信，西域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原文化在西域广泛传播，为西域各少数民族带去了优秀的文化，影响着其政治与经济生活。与此同时，各种西域文化符号也被唐朝的王公贵族争相追捧、奉为时髦。然而，两者并没有文化优劣之分。儒家文化兼收并蓄、低调内敛，是中原文化的核心，调和了以粗犷奔放著称的西域少数民族文化。西域文化也为中原文化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两者在交流融合中，为促进中华文化大融合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西域文化符号融入唐朝

唐朝的诗歌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从很多名声大噪的诗歌中都能看到西域文化的身影。前有李白、杜甫的作品，后有白居易、元稹等众多诗人的文学作品，其中都能体现出西域风情，从侧面说明了西域文化对唐朝文化影响之深。具体来说，这些西域文化包括西域乐舞、西域的食物与服饰等。

西域乐器——琵琶

琵琶起源于波斯，又称“批把”。汉代刘熙在《释名·释乐器》中记载：“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当时的游牧人好骑在马上弹琵琶，因此为“马上所鼓也”。大约在魏晋时期，正式称为“琵琶”。到了唐朝时期，国力昌盛，歌舞升平，琵琶作为给歌舞伴奏的常见乐器，其音悦耳动听，常常博得皇室贵族的喜爱和文人骚客的青睐。白居易曾在《琵琶行》中写道：“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作者对琵琶女精湛技艺的赞叹。“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则包含了作者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说明白居易此时已经完全沦陷在琵琶声中，心中郁郁不得志的愤懑之情再也无法抑制，只能借由这琵琶曲在起承转合中寄托情感。乐器是艺术的一种载体，琵琶所演奏出的乐曲是演奏者心绪的表达方式，听者则在乐曲中探寻，试图与曲子产生共鸣，诗人则用其文采在平仄间把共鸣与心绪推向高潮，成就了一曲千古绝唱。此时的琵琶已不再是西域特有的乐器，它早在一阵阵动听的曲调中被镌刻在唐朝的文化长廊之中。

西域舞蹈——胡旋舞

胡旋舞由西域传入中原，是唐朝盛行的舞蹈之一。胡旋舞节拍鲜明欢快，多旋转蹬踏，故名胡旋。皇室贵族常跳胡旋舞，杨贵妃也因擅长胡旋舞而受玄宗宠爱。岑参的《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鋌歌》中描写胡旋舞的细节较为翔实。此诗开头就直抒胸臆地写道：“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接着又具体描写“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鋋右鋋生旋风”，将胡旋舞的特点描述得惟妙惟肖，将其给人带来的视觉震撼描写得淋漓尽致。最后一句反问“世人学舞只是舞，恣态岂能得如此”，在一句高度称赞中结束了全诗，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句与开头呼应，与余音绕梁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可以看到，胡旋舞作为一种外来舞种，已经融入到唐朝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西域饮食——葡萄酒

葡萄在唐朝是极稀罕的食物，葡萄酒也是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中国有着悠久的诗酒文化，古代文人以诗会友，其间常以飞花令这种形式行酒令。饮酒是文人聚会时常见的交流形式，逐渐融入到诗歌创作当中，并作为一种独特的形式融入到唐朝文化之中。盛世之下的唐朝文人把酒言歡、对酒高歌是寻常之态。王翰的《凉州词》脍炙人口，“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描写了战士们见酒想饮，豪情难抑。就在此刻，琵琶突然响起，下令晚宴开席。琵琶声急促如点。此时饮葡萄酒不再供贵族们独享，也作为战士们出征前酒宴上的饮品。

西域服饰

在唐朝空前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异域风俗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上至皇亲，下至平民，皆以追求异族生活为时髦。随着大量少数民族涌入中原地区，少数民族服饰也引起了唐朝贵族和普通民众的兴趣，逐渐兴起了“穿胡服”“化胡妆”“梳胡髻”的潮流。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身为太子，却十分迷恋突厥人的生活习惯，《资治通鉴》载其“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刀割肉相啖”。女性的妆容、服饰也受到了异域风俗的影响，元稹《有所教》云：“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女性眉妆原本以细长为美，至唐时，受胡人豪迈粗犷性格的影响，兴起了阔眉，又短又粗，被大家竞为时髦。唐朝妇女的体型从开元后就越发丰腴，但直至唐朝末期，流行的服饰大体上还是袖不甚阔，裙不拖地，较为窄小合身，即“小头鞋履窄衣裳”。但是到了元和年间，女性的常服鞋履都开始往宽大方向发展，宽袖长裙之风愈演愈烈，怪异妆容层出不穷，这都是在异域风俗影响下产生的。

唐朝影响西域各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风俗

唐朝与吐蕃的交往交融

吐蕃是唐朝的强邻，其兴衰存亡几乎伴随着唐朝始终。在唐蕃交流互动的两百多年间，吐蕃善于学习唐朝文化，多次派使臣出使唐朝，并选派弟子入唐学习儒家文化。在唐朝的各种交流活动中，吐蕃人加强了中原文化在吐蕃的传播，同时增强了双方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交往交融。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和亲之后，更推动了吐蕃人入唐学习的热潮。《汉藏史集》载，文成公主入蕃后，松赞干布曾说：“我已按照教法制定了世间法，能够使吐蕃臣民走上善业之道，但是，作为使世人消除疑虑愚昧的办法，若能将印度和汉地的历算法在吐蕃推广，对社稷必定有益。”在经济方面，吐蕃使臣入唐所进供的金银器皿和奇珍异宝，推动了吐蕃物质文化在唐朝的传播与发展。同时吐蕃的特产和货物在长安售卖，使中原的货币在吐蕃流行起来，并逐渐实现在两地自由流通。在政治方面，吐蕃将领在唐朝出仕为官，加强了两者间的政治交流，更好地维持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在文化艺术方面，唐朝对吐蕃音乐的影响很大，二者展开了深刻的交流与融合。唐朝音乐的风格丰满宏大、风气开放；吐蕃的音乐风格平易近人，两者都具有极高的兼容性。金城公主入藏后，加强了二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唐朝最盛行的龟兹乐、百戏也被带到了吐蕃。金城公主信仰佛教，所以佛教音乐也开始在吐蕃流行，佛教文化也随即在吐蕃繁荣起来。

吐蕃在唐朝的各种活动，一方面说明唐朝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与包容对吐蕃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说明吐蕃的文化与唐朝文化在本质上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在此基础上，两者也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唐朝回纥的经济与风俗文化

回纥是我国漠北草原上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活跃在唐朝的北疆，长年逐水草而生，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在经济上，回纥靠着与唐朝进行贸易，使畜牧业发展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值得一提的是，回纥的商业在其改宗摩尼教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地位仅次于畜牧业。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以安禄山、史思明及其后继者为首发动的叛乱动摇了大唐帝国的根基。一时之间唐朝猝不及防，无力抵御，两京相继沦陷。于是唐朝征调边防军回援中原，并征调了诸多番部援助平叛。其间回纥王朝前后三次出兵助唐，为唐朝平定叛乱立下汗马功劳。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即位于玄宗幸蜀途中。宝应元年（762）五月，玄宗、肃宗父子相继驾崩，唐朝政局不稳。值此危难之际，史朝义诱回纥牟羽可汗乘中原无主，收唐府库。牟羽可汗乃引兵入唐。代宗遣药子昂劳回纥军且劝阻可汗，仆固怀恩亦为可汗言唐家不可负，牟羽可汗乃由陕州渡黄河，夹击史朝义叛军。

十一月二十日回纥助唐收复东都，留屯洛阳三个月，次年（763）三月方班师回朝。此间，牟羽可汗首次与摩尼教师接触，遂决定潜心皈依摩尼教，归国时带回四位摩尼教大法师。需要关注的是粟特人对于摩尼教文化传入回纥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公元8世纪以前的几百年里，粟特人就在中亚一带经商，唐书中就有“九姓胡”和“昭武九姓”的记载，这两种称呼都是对粟特人的称呼。漠北是他们很重要的商业舞台，他们在漠北进行商业贸易，顺便把摩尼教传播到了回纥。随着粟特商人进入回纥，回纥人民可能很早就接触到了摩尼教文化。粟特人善于经商，这对牟羽可汗发展经济和贸易有很大的帮助。且“摩尼至京师，岁往来东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可见这些具有信仰的粟特人也在经商谋利。

信仰方面，在信仰摩尼教之前，回纥的国教为萨满教。萨满教的信仰基础是建立在万物有灵论思想上的，其内容主要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等。萨满教教义简单，无法满足统一后的民族精神需求。萨满教仪式复杂且神秘，早期或许能支配教徒大众，但随着回纥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萨满教已经不能适应回纥汗王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被取代只是时间问题。大约在公元627年，起源于波斯的摩尼教逐渐取代了萨满教成为国教，影响着回纥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

南诏对唐朝文化的学习与效仿

南诏地处唐朝西南，曾经臣属吐蕃，后唐朝为了牵制吐蕃而扶持南诏，随后其势力逐渐壮大。南诏与唐朝的交流体现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南诏在部门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完全仿照唐朝，还大量吸收唐朝的礼乐制度，并在其基础上增加自己独特的风俗。军事上，仿照唐朝军政合一的理念设置地方最高官节度使，满足其开疆拓土的军事需要。在信仰方面，南诏为表“忠赤附汉”的决心，对唐朝的国教、道教接受度很高。南诏流传着太上老君点化南诏始祖细奴邏的传说，通过对道教的尊崇，表达对唐朝的尊崇，同时也是双方文化上的碰撞与交融。

和亲不仅是民族政权的交往方式之一，也是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契机。南诏与唐朝的和亲过程比较坎坷。公元876年，此时唐与南诏交战了二十余年，唐朝国力不济；遂派使臣僧人景仙前往南诏，言“使归附中国，仍许妻以公主”。唐僖宗因南诏王拒不称臣而拒绝了与南诏的和亲之事。而后，南诏举兵唐朝，唐军节节败退，迫于形势唐僖宗同意和亲。中和二年（882），南诏再次上书请降公主，唐朝以“方议礼仪”拒绝此时和亲。后唐朝爆发黄巢起义，内忧外患之下，为了苟安，唐僖宗将安化公主于中和三年（883）九月嫁与第十二世南诏王隆舜。南诏王隆舜的汉文化水平相当高，擅长作诗，有诗云：“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猜。河阔冰难合，地暖梅先开。下令俚柔洽，献琛弄栋来。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诗表达了南诏君臣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令人感受到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该诗对仗工整，格律严谨，其形式与唐代盛行的五言诗完全相同，诗中所写的“波罗”“毗勇”和“俚柔”均为古白语，其意分别为“老虎”“野马”和“百姓”，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也说明了唐朝文化对其影响之大。诗作于隆舜在位前期，或许与安化长公主的影响有关，诗也可能通过安化长公主传入内地。南诏王室能诗者很多，然而流传下来的诗作仅此一首。总的说来，这次和亲是成功的。其一，和亲之后唐朝和南诏之间的争端明显减少，双方约定为兄弟之国。其二，和亲使南诏文化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实现了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在交往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冲突、融合，催生出多元的文化。中原的汉族与西域的少数民族并不是两个独立的民族概念，两者在交流中彼此影响、融合、发展、升华，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新的文化体系。我们不能简单地评价谁是精华，谁是糟粕，因为两者并没有高低之别、贵贱之分。西域文化虽为外来文化，却对唐朝文化影响深远，为中原文化增添了色彩与活力，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国力鼎盛、文化繁荣，为外来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片沃土。对此英国文学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曾作出过评论：“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唐朝文化对西域文化的浸染，使得儒家文化在西域逐渐被了解和接受，在文化交流发展过程中，更能够客观地反映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与兼容并蓄的特征。

参考文献

[1]李林甫.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2]陈海涛，刘慧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北京：三联书店，1957.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古代民族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5]石硕，邹立波，黄博.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6]苏晋仁.通鉴吐蕃史料全译[M].李加东知，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

[7]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