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陈曦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江西南昌330008）

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即使是经典的经济周期理论都难以对未来经济情况进行精确预测。另一方面，钱币的演变历程却是清晰、明确、呈周期性的，且在我国延续了千年之久。我们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没有岀现文明中断的国家，这是属于我们的独一无二的财富。当面对艰巨、复杂等类似“十字路口”的现实经济问题时，或许可以从钱币的历史之中寻找答案，借助历史的方法，既解决了现实的问题，又弘扬了我们的文化，并且在构建国际社会体系的过程中贡献了我们的智慧。这或许是钱币研究的一种责任所在。

西汉是我国金属铸币形成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时期，虽然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刀、布、蚁鼻和圜等四大货币体系，但这一体系并不稳定［1］。《史记 平准书》中曾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背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2］，可见，直到秦代，金属作为货币的材质才逐渐稳定下来。但秦代延续的时间很短，因此直至西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币制改革后）金属铸币的地位才逐渐稳固［3］。可以说西汉是我国金属铸币定型的关键性历史时期，通过对《汉书》中各种货币币材在不同历史事件中出现频率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金属作为币材是人类活动自然选择的结果，金属铸币作为实物货币又一货币形态的产生绝非偶然。

西汉金属铸币的形成是货币属性演变的一个缩影。理论上，某一种新形态的货币在诞生之初，时常以四种货币属性中的一种或几种作为切入，随后逐渐发展成完整全部四种属性。实践上，货币的完善就是自身属性的完善，货币间的竞争的本质是对属性完整性的竞争。目前虽然各国货币发展的路径存在差异，设计风格及特点各异，但都可以按照货币属性的划分将其进行归类。从而不同类型的历史货币各有利弊，各自都面临着需要完善的任务与挑战。

通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古代货币演变路径及相关历史共通之处，为了进一步明确货币演变过程中的有关规律，我们以《汉书》各卷章中有关“货币”历史事件中出现的场景为例，揭示出了金属铸币诞生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货币形态与货币属性的演进关系。

一、我国古代货币演变的理论路径与实践路径

（一）货币演变之理论路径

理论并不能直接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对策，但能够提供我们理解客观世界的一种思路或视角，我们可以借鉴这种视角形成对客观事物演变趋势的某种预测，从而确保我们的决策与事物的实际发展规律保持一致，这就是理论的实际意义。

关于古代货币发展的理论路径或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过去有相当数量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于经济事件发展走向所具有的显著的预测价值，这种预测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及其适用性。

马克思经济学和其他经济理论相对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跨越学科的借鉴意义，马克思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内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创立的独特的经济学体系也具有多学科适用性；二是跨越时代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历史发展中共通的规律性认识，因此对于货币演变也应适用。

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对货币做了这样的概括：“货币的属性是：（1）商品交换的尺度；（2）交换手段；（3）商品的代表；（4）同特殊商品并存的一般商品”，并且在手稿的后面，将货币的属性简化为“三种规定”：“（1）货币作为价值尺度；（2）货币作为流通手段；（3）货币作为物质的财富代表”。马克思在《资本论》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认为货币具有“贮藏手段”“ 支付手段”“流通手段”“价值尺度”和“世界货币”等五种职能，上述五种职能对于认识货币演变同样具有应用价值。

（二）货币演变之实践路径

目前比较公认的货币演变趋势是“实物货币——金属铸币——信用纸币——数字货币”，这是从宏观上对货币演变路径的总结。实物货币时代。人类最早的类似货币交换行为大致出现在公元前3218 年至前3079 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最早的实物货币是一种由天然海贝加工而成的贝类货币，年代为公元前19至前16世纪，距今约3500年以上。其他的货币形式还包括牲畜、龟背、农具等［4］。此时商品经济比较落后，货币的出现是商品流通出现暂停的产物，马克思称之为货币的“暂歇”［5］，弗里德曼则称之为“购买力的暂栖处”［6］。这时的实物货币短期内不易灭失，是商品交换间歇性的产物，货币是商品交易暂时中断的产物，因此实物货币主要是发挥“贮藏手段”职能。

金属铸币时代。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的仿贝铜币。西方国家的铸币是公元前7世纪发源于小亚细亚的琥珀金币［7］。铸币脱胎于实物货币并继承了前者的优点，这时期的货币便于贮藏，单位价值高于一般商品；但是携带不便［8］，并且会随着流通受到磨损，不利于跨区域流通。其易分割的特性，使得金属重量逐渐演进为固定的铸币单位［9］，例如在周朝，刑法中关于罚金的描述就有明确的单位界定即“罚百锾”，明确了“锾者率也；一率，十一铢二十五分计之也，百锾为三斤”［10］。以至于后来的斤、两、克等通行计量单位的诞生都与货币密切相关，可见金属铸币区别于实物货币的最重要特征是出现了标准计量单位，计量是为了满足便于支付的需要，因此金属铸币最主要职能是“支付手段”。

信用纸币时代。世界最早的纸币来源于公元806年至820年唐宪宗时期的“飞钱”［11］，是一种在私人钱庄之间流通的纸币。国外的首张纸币是发行于1666年的斯德哥尔摩银行钞票，纸币大多在国内流通，但部分纸币（如：人民币、美元等）已可实现跨国流通：大明宝钞与元代交钞同样曾用于跨国流通，洪熙元年，就曾给爪哇贡使十五万九千五十锭；成化年间满刺加国王几次来华，前后给钞五六十万贯，以至“大明宝钞，华夷诸国莫不奉行”。可见纸币已经具备初步的价值尺度职能，能跨出一国国界对商品进行标价。但纸币最主要的特点是携带方便，利于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参与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范围空前拓展，所以纸币最主要职能是“流通手段”。

数字货币时代。此时货币第一次跨越实物界线，成为一种纯粹的虚拟的数字信息，此时货币已可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实现跨地域流通（如：比特币），货币数字化的进化就是距离商品实物渐行渐远的过程。在数字货币时代里，货币实体是弱化的，这是内在原因，网络交易弃信用纸币是外在表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用纸币支付手段与流通手段属性在互联网技术的跨地域、高速率特性中逐渐消失，人们不需要携带纸币进行流通交易也不需要面对面进行纸币支付，只有“价值尺度”属性保留了下来，实物商品自带电子价格标签就是数字货币“价值尺度”属性的重要标志。

对于货币形态及其属性的内在逻辑的四个阶段见表1。根据强度，将货币属性划分为从1到4的四个等级，数值越大代表强度越大。在同一历史时期，货币的四项属性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属性强度存在差异。而对于同样的属性而言，货币的形态可以是多样的，但是最强属性的货币形态却是唯一的。可见，金属铸币的最强属性应该是支付手段。贵金属纪念币应该是人类社会进入信用纸币时代后，继续承担金属铸币职能的货币形态（贵金属纪念币仍然是国家法定发行的，具有面值的国家法定货币）。那么它的货币属性是介于“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之间的支付手段，“价值尺度”手段的属性相对是最弱的。

表1 货币属性与货币形态的演变关系

二、《汉书》各卷章中金属铸币的流通场景分析

货币的演变发展应该与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紧密相关，在此我们举一个例子。虽然在今天看来，金属铸币是货币演变的必经阶段，但最初“黄金”从金属铸币中脱颖而出，的确经历了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历史上关于这次选择的记述大多语焉不详——传统上的解释大多从金银具有“良好的延展性、易保存、易分割，单位价值较高”等角度考虑，但这种解释缺乏必要的史实依据。

鉴于此，我们以描述西汉时期生活场景的《汉书》为例，一般认为《汉书》的作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固（32年～92年），作为一本流传千年的史书，后人对其修改增删应该也是存在的，但是作为一部相当成熟的史书，既然写成了文字就有其一贯而终的体例与风格，这种固定的风格决定了其描述对象的有限性（即作者眼中的重要事件或事物），但这些事物反映当时的主要社会场景，应该也是客观真实的。基于此我们可以将其所记载的全部事物进行分类统计，用以观察不同币材如何在西汉时期“优胜劣汰”。《汉书》共有一百卷，约75 万字，我们将书中的有关事件进行分类。

我们将《汉书》中记述的构成西汉时期的主要货币种类以及主要社会事件相互组合（参见表2）形成了反映货币选择的表格（参加表3），结果表明，西汉时期，“金属”的用途远比“布帛”“珠玉”“贝壳”“谷物”“龟壳”广泛，选择“金属”作为西汉货币比较合适。例如远古时期，人类主要面临生存问题，“谷物”在相关事件中的作用可能最大，因此“谷物”作为当时那个时代货币比较合适。比如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类满足生存需求后，为了更多地占有资源，人类更多地面临战争，而战争中的兵器、甲胄、战车等对于金属需求量较大，此时“金属”作为货币的优点更加合适，货币不完全是从商品中产生的，但金银天生就是货币。

事件 相关事件所涉及的相应卷章死逝丧葬（11章）赋税徭役（2章）婚配联姻（8章）自然灾害（17章）罪责刑罚（31章）高帝纪、惠帝纪、景帝纪、武帝纪、昭帝纪、宣帝纪、成帝纪、淮南衡山传、杨胡朱梅传、霍光传、王商史丹传高帝纪、武帝纪高帝纪、惠帝纪、东方朔传、傅常郑甘传、王贡两龚鲍传、王商史丹传、外戚传、王莽传惠帝纪、高后纪、文帝纪、景帝纪、武帝纪、宣帝纪、元帝纪、成帝纪、平帝纪、荆燕吴传、蒯伍传、睦两夏侯传、翟方进传、谷永杜邺传、何武王传、元后传、王莽传景帝纪、武帝纪、昭帝纪、宣帝纪、成帝纪、哀帝纪、季布传、淮南衡山传、贾谊传、窦田灌韩传、张汤传、杜周传、严朱吾丘传、东方朔传、霍光传、傅常郑甘传、隽疏于薛传、赵尹韩张传、盖诸葛传、萧望之传、宣元六王传、匡张孔马传、薛宣朱博传、翟方进传、何武王传、循吏传、酷吏传、游侠传、外戚传、王莽传、叙传

表3《汉书》中重要历史事件与所涉及不同币材的匹配情况

上述分析可见，不同的货币形态是由不同的货币使用场景所决定的，一定时期的货币形态也需要与同一时代的货币使用场景相互匹配。金属币材的流通使用场景是最广的，金属铸币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某种货币形态之所以能够从众多形态的货币中脱颖而出，并非偶然，而是在人类活动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优胜劣汰”的结果。

三、货币属性演变的历史路径分析

我们将《汉书》中金属铸币形成的历史路径推而广之，逐步形成了货币流通理论路径中货币“贮藏手段”“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等四种属性与“实物货币”“金属铸币”“信用纸币”和“数字货币”等四种货币形态的对应关系，以此得出了货币属性演变的若干历史路径。

为了方便论证，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货币形态与属性演变的模型（参见图1），这个模型基于这样一种假说：“某一种货币形态都最先在民间（私人层面）产生，随后成为法定（国家层面）的货币形态”（这里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纸币，纸币最早起源于唐代的民间“柜坊”中流通的一种“飞钱”，随后到了宋代出现了官方的纸币“交子”与“会子”）。那么，我们就将货币形态演变划分为两个层次：私人层面与国家层面。两个层面中，货币分别有四个共同的属性“贮藏手段”“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但又有两个独有的属性：一是私人层面的“抽象思维”，例如：结绳记事行为，或可引申为金属铸币所凝结的商品价值；二是国家层面的“世界货币”。每一种货币属性都分为私人层面和国家层面，理论上就有11个“区间”。

图1 货币属性在“国家层面”和“私人层面”的“双重”区间分布情况

现在分别进行介绍：“区间Ⅰ”是“抽象思维”，代表着在私人层面，原始人类（或早期人类）将某种抽象事物（如商品价值）凝结在某种物品（如贝壳等天然货材）之上；“区间Ⅱ”是“贮藏手段”在私人层面首次出现（如贮藏贝币），“区间Ⅲ”是某种贝币成为国家通行货币，此时私人层面和国家层面出现重合（图中阴影所示）；“区间Ⅳ”是国家层面货币仍然处于“贮藏手段”，但在私人层面已经出现了承担“支付手段”的新型货币；“区间Ⅴ”中的具有“支付手段”的新型货币成为国家法币，货币属性在私人层面与国家层面出现重合；“区间Ⅵ”至“区间Ⅹ”以此类推；“区间Ⅺ”是“世界货币”区间，这个属性只有国家层面的法定货币具备。

（一）路径一：任何一种形态的货币都同时具有四个方面属性

实物货币中以贝壳为例，有观点认为贝币具有充当货币的全部属性，因为其具有作为货币的几种基本条件：“第一是本身具有功用；第二是天生的单位；第三是坚固耐久；第四是便于携带”［12］上述几个方面分别与四种属性对应，也就是说实物货币作为一种货币形态同时具备四方面的货币属性。在民间，铜制生产工具逐渐成了“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在交换过程中，有些农具如铲和刀，也许还有布等，就会发展成为一般等价物。在某一地区，某种生产工具用得多，这种生产工具就会变成这一地区的货币……终至于使这些生产工具演变成为货币，《荀子》的《富国篇》中曾指出：“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13］，《荣辱篇》中有：“余刀布，有囷窌”［14］，可见古代一定的期限与地域中曾经存在着刀布并行流通的现象，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某种货币将打破原有时间与空间限制，而成为相当长时期内的一种通行的货币形式，从而成为具备流通属性的货币。由这些生产工具发展成为通行的货币，甚至成为某种通行的货币单位（即价值尺度），也许是几百年以后的事。由此可见，也有观点认为金属铸币也同样具备四种货币属性。

图2 不同货币形态同时具备四种属性情形下的“双重”区间分布

（二）路径二：货币属性的数量随着货币形态的演进而递增

有观点认为，贝壳在中国的演进中，先是作为装饰品（古代卜辞“贝”字同现代的“财”字差不多，彝铭中“貯”字具有贮藏的含义），大约到了殷周时期才是作为货币，但是作为货币地位之后，仍然用作装饰品，如同后代的金银一样［15］。可见贝壳作为货币主要是贮藏手段，之后其作为一般商品的特性仍然存在，而金属铸币主要作为支付手段，作为货币之后，其贮藏手段以及一般商品的特性仍然保留。金属铸币的属性是从“贮藏手段”逐渐演变为“支付手段”的。有观点认为，金属因为没有天然的单位，所以没有马上取得货币的地位。换句话说，在重量单位制定以前，金属是不便于用作货币的……金属的支付，也许不限于生铜块和铜贝的形式，兵器也可以用于支付［16］。也有学者认为黄金除了作为宝藏手段之外，主要作为支付手段，黄金不具备货币的两种最重要的职能，即价值尺度和购买手段或流通手段［17］。由此可见，金属铸币是从用于交换的金属块演变而来，也就是从类似实物货币的发挥“贮藏手段”为基础，逐渐过渡到支付手段、流通手段等其他货币属性。此外，《管子》中有记载：“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司马迁也说秦始皇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西汉武帝又有皮币的发行，这些币除了下币以外，其实都是支付手段，不作为流通手段。基于此，我们认为金属铸币主要承担支付手段功能，流通手段则主要由信用纸币承担。图3是根据历史观点推测出来的，体现了不同货币形态四种属性逐级具备情形下的“双层”区间分布情况，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属性是随着时间逐级具备的，最早的实物货币（如贝币）只是具备贮藏手段，而金属铸币则在实物货币基础上增加了支付手段职能，信用纸币则又增加了流通手段职能，到了数字货币则同时具备贮藏手段、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和信用货币，具有最完整的货币属性。

图3 不同货币形态四种属性逐级具备情形下的“双重”区间分布

（三）路径三：某一种形态的货币只具有自身独特的属性

仍然举贝币的例子，也有观点认为，贝壳只是作为一种装饰品，还不能称之为货币。在贝的时代，人民生活简单，生产不发达，可供交换的物品很少。不能肯定说贝壳是作为货币来支付，毋宁看作是一种有价物或是财富，既可以作货币，也可以做装饰品。“朋”的单位，也不足以证明它是用作货币。“朋”字的起源对于贝的货币性似乎没有关系，它的本意大概是一串或者两串相连，后来才变成计算贝的单位［18］。也有学者认为，海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货币的部分职能，但还没有成为正式的价值尺度，更没有承担流通的职能［19］。有学者认为，货币诞生之前的社会里不同货币职能是由不同物品承担的。如果有交易，也是“抱布贸丝”［20］，也有学者指出“抱布贸丝”是“交易有亡”［21］。如果有支付，也多是“握粟出卜”，也有人说“粟”也是货币，《管子》中有“粟重万物轻”的句子，可见在实物经济中也有某种物品是作为等价物的（价值尺度），这就是货币的雏形。可见古代“布”充当流通手段，“粟”充当支付手段或是价值尺度。又比如，《小雅·正月》里面提到的“富人”［22］不是指手里有一束一束空首布的人，而是指财产物品比较多，也就是“有旨酒”“有佳肴”“有屋”“有谷”的人，因为不存在同时具备多种职能的货币，因此生活中需要不同种类的物品分别独立承担商品的四大职能。即使同为金属铸币，不同材质的铸币职能也存在差异。我国自古就有“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惯例，黄金白银只作价值尺度、支付工具、宝藏手段和世界货币，并不作为流通手段，流通手段基本上是由铜钱承担。

图4 不同货币形态分别对应四种属性情形下的“双重”区间分布

四、主要启示与经验借鉴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方面的启示：一是某一种币材在诞生之初都选了四种属性的一种作为切入点，随后在民间使用过程中，逐渐完善其他属性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国家货币；二是三种观点中有两种认为数字货币具有完整的货币属性，一种观点认为数字货币仅具备“价值尺度”属性，依据前两种观点，我们需要围绕“数字货币”建立起完整的货币属性及场景，依据后一种观点我们仅需要围绕“价值尺度”来构建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这两种思路应该有所区分。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区间Ⅷ”与“区间Ⅸ”，“区间Ⅷ”意味着私人层面的货币属性已经进入“价值尺度”阶段，国家层面尚在“流通手段”阶段。“区间Ⅸ”则意味着私人层面与国家层面同时进入“价值尺度”，2009年比特币诞生至2019 年人民币数字货币试点这一段时期体现了“区间Ⅷ”的情况，国家主导发行数字货币类似于“区间Ⅸ”的情形，而采用“双层投放”的模式则更好地体现了“区间Ⅸ”包含“国家层面”和“私人层面”两个层次的特征。文中关于货币形态与货币属性的分析认为，货币属性与形态的强度最大的组合分别是：充当贮藏手段的实物货币；充当交换手段的金属铸币；充当流通手段的信用纸币与充当价值尺度的数字货币。三是基于历史规律，实物货币流通了约3000 年以上（从原始社会贝币至秦半两钱），金属铸币1400 年（秦半两钱至中统交钞），信用纸币700 年（从中统交钞至David Chaum数字货币方案诞生），由此可以预测，数字货币的使用年限大约在400年左右。

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改善现金流通环境，从货币演变的时期划分来看，我们目前仍然处于信用纸币的发展阶段，应该要科学开展人民币管理工作。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制贩假人民币等非法扰乱经济秩序行为的打击，积极开展现金全额清分、提升人民币流通人民币整洁度，切实保障老年人群体的用现安全。二是构建多层次的货币支付体系，建立健全信用卡、移动支付平台，规范网络支付业务，打击各类涉及利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洗钱、逃税等违法犯罪行为。规范云闪付、微信、支付宝、银行APP 等移动支付方式，将相关移动支付公司的经营行为完全纳入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加快改善乡镇支付服务环境，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提升人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感，充分协调各类非现金支付工具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支付需要。三是积极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与试点。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和生态体系建设，强化产品和应用创新，逐步建立健全管理框架，不断深化试点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