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彬

因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和侵略,清末整个中国都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性变革作出努力和探索,从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三年(1901—1911),一场改良主义的新政运动风潮席卷整个治域。由驻藏官员张荫棠、联豫、赵尔丰等推行的清末西藏新政是清朝新政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次改革虽然随着清朝的覆灭告一段落,但推动了西藏逐步走向近代化。

从主客观的角度分析清末西藏新政失败的原因,比如罗布在《藏史论隅》(1)罗布:《藏史论隅》,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4页。和《难迈的步伐——20世纪上半叶西藏社会变迁史论》(2)罗布:《难迈的步伐:20世纪上半叶西藏社会变革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中从主体方面——推行不力、客体方面——壁垒重重、主客互动方面——政策失误展开的分析,对了解历史上如何认识西藏实际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和学术借鉴。但是,关于清末革新藏政的研究一般更侧重于政策施行的描述、分析新政改革的失败原因和对其进行历史评价,而对如何认识清末西藏实际虽有所提及,但并没有作为讨论的侧重点。

“西藏实际”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治理西藏的重要认识工具和西藏工作的基本逻辑起点,也是评断历史上实践成败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那么,清末革新藏政是如何认识“西藏实际”的?“西藏实际”在这次改革事件中是如何呈现的?本文尝试从“西藏实际”的视角,对清末“西藏实际”的认识以及那次改革如何进行评价等做些讨论。

一、“两权说”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1903年至1904年英国第二次侵略西藏,并逼迫西藏地方签订不平等条约——“拉萨条约”,激起了清廷官员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强烈反对,迫于舆论压力,清中央政府拒绝承认,并于1905年派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为全权代表,率张荫棠等赴英控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国谈判重订条约。由于英方坚持侵略立场,谈判被迫中断,唐绍仪奉命回国,张荫棠继续接议。最终,中英双方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在谈判过程中,张荫棠对国际背景下的西藏实际有了较为真切的体会和关注,先后上奏《请速整顿藏政收回政权》《致外部丞参函详陈英谋藏阴谋及治藏政策》两折,初步提出了旨在巩固中央在藏主权的改革藏事见解,深得清廷肯定。1906年,清廷派张荫棠入藏查办藏事,开启了清末藏事改革。(3)陈鹏辉:《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6年,第52页。

在张荫棠主持推动系列藏事改革仅八个月,改革进入关键时刻时,1907年5月底,清廷下旨调派张荫棠离藏前往印度同英国就《中英藏印通商章程》展开谈判,西藏新政转由联豫主持。张荫棠虽然离开了西藏,但仍然处于藏事的前沿,对藏事改革依然眷眷在怀。当时,普遍认为应对外敌采取“宜先内治”的策略。因此,张荫棠除与英国进行谈判斗争外,其思想重心仍继续放在改革藏政、完善方案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结合此前的基础及在印度期间的继续完善,张荫棠与联豫商议,向清廷上奏了《奏履西藏情形并条陈善后事宜》。该奏折深刻分析了当时的西藏形势,明确了西藏新政的总体构想,提出了西藏善后事宜十六条举措,经清廷批奏转阅后,实际上成为藏事改革的基本纲要,为联豫继续推行新政提供了直接依据。

在该奏折中,张荫棠提出:“为今之计,自以破除汉番畛域、固结人心为第一要义,以收回政权、兴学、练兵为入手办法。在我绝不存利西藏土地财产之见,助以经费,派员代理农工商矿诸务,以西藏之财办西藏之事,但求西藏多筹一文,我国即可少补助一文。握其政权,不宜占其利权,使先怀疑贰。西藏苟能自固其圉,则边境安谧。”(4)张荫棠:《奏覆西藏情形并条陈善后事宜》(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使藏纪事》卷5,手抄本。这句话集中概括了西藏新政改革的指导思想,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握其政权,不占其利权”的“两权说”。其中,“政权”指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关系,“利权”指西藏在中央管理之下的地方权益,并且很大程度指经济财政权益。

“握其政权”方面,即破除“汉番畛域”、固结人心,加强中央对西藏的直接管理,在名与实两方面宣示中央对西藏的主权。“汉番”在张荫棠的语境中泛指中国内地与中国西藏,具有地方、人、文化等多重含义,而非专指汉族和藏族。“握其政权”,在张荫棠的论述中实际上包含改变清廷对西藏的管理模式、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加强中央在西藏的管理、重塑国家对西藏的主权地位等内涵,而具体抓手是收回政权、兴学、练兵。

从措施来看,政治上推动收回政权的一系列改革,改变管理体制,改善驻藏大臣管理不力的局面,主张设西藏行部大臣,下设五员,并置九局,管理内治、外交、督练、财政、学务、裁判、巡警、农、工、商、矿等事务,对职权和职官系统进行重新设置;改变政教关系,主张政教分离,不使宗教干预政治;改变西藏弊政局面,整饬吏治、惩处腐败,减免乌拉、宽厚刑罚等。文教上实行宗教改革、学校教育、民俗改良,“徐导以孔孟三纲五常之正理,爱国合群尚公尚武之新议”,(5)张荫棠:《奏覆西藏情形并条陈善后事宜》(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使藏纪事》卷5,手抄本。为“握其政权”奠定文化认同的基础。军事上通过驻防、练新军,巩固国防,维护中央权威。

“不占利权”方面,即中央不占有西藏的利益,通过发展农牧业、工商业、路矿业、盐茶业与金融业等领域,兴实业,抵洋商,充民利,实现以西藏之财办西藏之事、以西藏之地养西藏之人,这一思想有研究者总结为西藏“自给论”。(6)康欣平:《张荫棠筹藏时期的经济思想》,《西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137—141页。

“两权说”是清廷治理西藏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则,也是在应对外部侵略威胁的严峻形势下,对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的重新思考、调整和塑造。之所以说是“重新”,是因为这一思想原则有对之前清廷治理西藏方式的继承,更有新历史形势下的改革转变。此前,对西藏的治理关系主要是“因俗而治”,遵循“齐其政不易其宜,明其教不变其俗”,是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管理方式,在政治归属、边防外交、宗教领袖认定等涉及主权从属关系的重要领域有所为,而在地方经济制度、宗教文化、社会运行等方面较少干预。但这种治藏方式随着外敌侵略、近代单一民族国家理念的碰撞,地方性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开始失衡,出现了与中央政权博弈、对抗甚至分裂倾向,挑战了中央的权威,削弱了中央的权力,而且亦给西方列强质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提供了口实。(7)扎洛:《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第61页。因此,为加强中央对西藏的治理,必须对旧有的管理模式进行大幅度调整,在“握其政权”方面加强有所为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在不占利权方面缩减有所不为的领域和范围。

二、“两权说”对西藏实际的认识

在清末西藏新政中,西藏实际的哪些方面、哪些部分、何等程度上被看见、被选择、被纳入认识对象,并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怎样的反映、怎样的掌握,既反映了改革者对西藏实际的认识,也反过来影响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施行。

在这次新政改革中,深刻剖析西藏情况的是张荫棠,其在《奏覆西藏情形并条陈善后事宜》(8)张荫棠:《奏覆西藏情形并条陈善后事宜》(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使藏纪事》卷5,手抄本。中,从到藏布置大略情形、英俄关涉西藏大略情形、我国应及时切实整顿大略情形、藏防关系全局大略情形、西藏内斗危险大略情形等五个方面阐述了西藏的形势,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藏政改革的具体措施。应该说,这五个方面是当时对西藏实际客观情况最全面、最集中、最系统的一次描述和反映,基本代表了清末西藏新政对当时西藏客观情况的认识。

(一)英俄侵略西藏严重威胁中国主权

清末西藏新政是在西藏受到瓜分威胁、中国主权受到严峻挑战的形势下进行的。

首先,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是当时西藏实际的首要问题。“藏地纵横五千里,人民百万,英俄逼处,应付为难……今协约既定,藏地益危……非有实力以遁其后,万不足恃。欧洲各国交涉手段,朝夕百变”,(9)张荫棠:《奏覆西藏情形并条陈善后事宜》(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使藏纪事》卷5,手抄本。张荫棠受命与英议约谈判,后以查办大臣身份入藏办事,对西藏在国际竞争中的危险处境有着较为直观和深切的理解。联豫在《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折》中,开篇便言“俄人觊觎于北,暗中诱之以利,英人窥伺于西,近且胁之以兵”,(10)联豫:《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折》(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页。阐明了当时西藏的危险紧迫情形。

其次,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侵略西藏具有国际竞争的大背景。当时,英国和沙俄展开激烈竞争,西藏地方被卷入殖民主义斗争的漩涡,正如当时的政论所述,“英人欲建大帝国于中亚,而以南亚为根据地。俄人亦欲建大帝国于中亚,而以北亚为根据地。两国者,各以百年之成算,向于其目的,汲汲进行,而短兵相接之点,在于西藏。俄、英之争藏,事势之不可逃避者也。”(11)中国之新民:《哀西藏》,《新民丛报》第55号,1904年10月23日,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再次,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侵略西藏蓄谋已久。“盖英人数十年来未尝一日忘西藏。顾昔日,尚以和平手段出之。至于今日,乃乘我国鞭长莫及之秋,以为先发制人之举,一变其和平侵略之态度而为武力侵略之态度。”(12)《英兵入藏论(上)》,《东方杂志》,1912年7月1日,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第316页。当时的社会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对西藏地方怀有野心,不断变换手法,从笼络挑拨到武力胁迫,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这一威胁长期存在。张荫棠在查办藏事的过程中,对英国染指西藏也做过相关统计,“查英人记载,侦探西藏者十数辈,皆从后藏而入……处心积虑,已数十年”。(13)张荫棠:《奏覆西藏情形并条陈善后事宜》(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使藏纪事》卷5,手抄本。

最后,西藏比其他地区更可危。帝国列强瓜分中国,沿海、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都受到严重威胁,日俄在东北交战,英俄在西藏角逐,烽烟四起,边疆危急。这一局势让有识之士极为痛心的同时,也在思考不同方向的危急程度、何者为重,对清廷重东北而轻西藏的举措尤为不满,“西藏本我中国自有之版土,应如何善自保存,而我中国政府,乃注重东北,不暇西顾,坐听英人拊其吭背,俄瞰左肩,法制右肘,无乃身在此中,未识庐山真面也夫”。(14)苕夫:《西报论中国经营西藏问题续论(未完)》,《广益丛报》第154号,1907年12月4日,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第33页。对西藏外寇临城而清廷又无暇西顾的处境,有政论人士疾呼“其中最可危最可虑者莫过于西藏”,(15)袁仲:《西藏》,东京《大同报》第2号,1907年8月5日,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第29页。并认为东北“其地理之利害,专在京师,而西藏一隅之地形,实足以扼中国之吭,而拊其背,以制我全国之生命”,(16)中国之新民:《哀西藏》,《新民丛报》第55号,1904年10月23日,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第24页。希望清廷能够加强对西藏的关注和治理,挽西藏于危难。

(二)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

西藏作为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其战略地位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在近代以来,受帝国主义觊觎和侵略,边防不固,边疆不宁,边事紧急,西藏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在反抗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清中央政府愈加深切地体会到西藏地方对于拱卫国防、确保政治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四川总督鹿传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奏:“西藏地方与四川唇齿相依,关系甚重,自英人窥伺藏地,早存吞并蚕食之心,势已岌岌可危”,(17)吴丰培辑:《清代藏事辑要续编》,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5页。从西藏与四川的关系、英人侵略的严峻形势两方面作了阐明。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二十三日,清政府派往印度与英方商谈修改《拉萨条约》的张荫棠向外务部发的电报中提出:“藏地东西七千余里,南北五千余里,为川滇秦陇四省屏蔽,设有疏虞,不独四省防无虚日,其关系大局,实有不堪设想者。”(18)张荫棠:《致外务部丞参函》(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使藏纪事》卷1,手抄本。这一短短陈述中,张荫棠从西藏的地域范围、与周边省份联系以及关系国家大局等方面对西藏的重要性作了阐述。联豫也在奏折中写到,“窃维(惟)藏卫为川滇屏蔽”、(19)联豫:《谢授驻藏帮办大臣摺》(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第1页。“查西藏为国家藩篱,实四川门户,二百年来(笔者注:清朝立朝以来),为中国十分完善之属地”、(20)联豫:《奏报启程日期并随带卫队摺》,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第5页。“且西藏之地,南通云南,北连甘肃,东接四川,万一西藏不守,则甘肃云南四川俱属可危,而内外蒙古长江一带,亦俱可虑”。(21)联豫:《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摺》(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第14页。

“国家藩篱”也就是国家屏障,事关国家安全。大臣们的奏陈,虽多属简练之语,但实为肯綮之言,直书西藏作为边疆地区对国家治理的紧要之处。这种认识在当时的政界和社会具体来看还分几个层次:

首先是西藏与四川的关系层面。西藏危局,四川首当其冲,当时对西藏战略地位有深切认识的政治群体,首推在四川执政的朝廷任命的大员和有关人士,因此在清朝将亡之前,一场席卷西藏的强力治理主要就是由四川力量来推动。当时政论有的持蜀藏相依说,认为“藏为蜀之外屏,无藏则蜀失其保障,蜀为藏之内府,非蜀则藏何所依归,故必联蜀藏为一气,而后边陲可以永固”;(22)陈其昌:《经藏卫以固蜀疆议》,《蜀学报》第10册,1898年8月,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第4页。有的持蜀藏一体说,认为“盖有西藏则蜀安,无西藏则蜀危,能保西藏则蜀存,不保西藏则蜀亡,故今日西藏问题,实全川之生死问题也”。(23)黄言昌:《论谘议局宜派员调查西藏以决存亡问题》,《署报》,1910年11月2日,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第106页。

其次是西藏与内地腹心区域和其他边疆地区的关系层面。西藏毗邻西北、西南两个方向,西藏有失,“不独四省防无虚日”、(24)张荫棠:《致外务部丞参函》(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使藏纪事》卷1,手抄本。“则甘肃云南四川俱属可危”,(25)联豫:《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摺》(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第14页。体现了西藏拱卫西南边疆、西北边疆的重要性,并且也正如“西藏果入英之势力范围,则英因此旁睨新疆,而新疆危;俯瞰滇、蜀,而滇、蜀危,据江河两源所发流之山脉,以遥握其全权,而黄河、长江所经过之流域皆苦不安。至于平日黄教流行之蒙古藩部,其震慑声势更不待言”(26)中国之新民:《哀西藏》,《新民丛报》第55号,1904年10月23日,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第25页。所言,西藏不稳也会关系到内地腹心地区的安宁,关系到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安宁。

再次是西藏与国家关系层面。西藏关系到国家稳定、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因此,作为“国家藩篱”,西藏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横向上关系周边省份,纵向上关系国家主权。对此,当时有政论言到:“西藏安则本部安,西藏危则本部危。西藏存,实乃本部之西藩,西藏亡,而本部孤立,断无幸存之理”,(27)《筹藏私议》,《广益丛报》第173号,1908年6月28日,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第64页。进而把西藏的战略地位提到了更高的层面,言说“有西藏乃有中国,无西藏是无中国也”。(28)《筹藏私议》,《广益丛报》第173号,1908年6月28日,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第64页。

这三个层面,层层递进,把西藏存亡看成是关系中国存亡大局的头等大事。

(三)整顿藏政势在必行

张荫棠在受命赴印度与英国谈判过程中,深切感受到整顿藏政的急迫性,“及英廷未遑远略之时,为补牢顾犬之计,失今不图,后益难治”,(29)张荫棠:《奏覆西藏情形并条陈善后事宜》(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使藏纪事》卷5,手抄本。认为整顿藏政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而且时机就在当前,宜早进行,如果现在不下定决心大力推进,后面就更加难以治理。

首先,英俄加紧了对西藏地方的争夺,西藏岌岌可危,危难已到眼前,革新藏政不能不为,不能延宕而为。英国一直苦心垂涎西藏,在英国第一次侵略西藏之时已然敲响警钟,但清廷“向以颟顸延宕为法门”,重视不够、预备不足,没有及时补救,以致英国第二次进军攻入拉萨。对此,当时有人感叹:“故今日之祸,吾无怼夫英焉,吾无嗔夫藏焉,其责任实在我政府”。(30)中国之新民:《哀西藏》,《新民丛报》第55号,1904年10月23日,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第20页。此为当时报纸匿名人士所写,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张荫棠作为朝廷官员虽然不会直接露骨的这般叙说,但两次英军侵略带来的震动应该是清廷内部已然有所反思的,“失今不图,后益难治”所透露的急迫心情,是政府官员的“微言大义”,实际上已经含蓄地表达了吸取前车之鉴的含义。

其次,时势要求立即改变过去的治理模式。“至今日而时移势易,强邻窥伺,封豕长蛇,势不可遏”,(31)张荫棠:《奏覆西藏情形并条陈善后事宜》(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使藏纪事》卷5,手抄本。张荫棠所说“时移势易”,一方面指向外部因素,即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疯狂掠夺、残暴贪婪的本性,对西藏造成的直接威胁;一方面指向内部因素,认为“朝政尚宽厚,向不干涉其政教”的做法已经不符合时势要求,希望不再固守传统治理模式,“而是试图建立一个将边疆与本土融为一体,更具凝聚力、竞争力的现代民族国家。”(32)扎洛:《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第61页。

再次,全国筹藏之声沸腾,民意舆论推动。在英俄侵略的外部影响下,整个中国社会都在筹谋如何抵御外敌、巩固边防,努力推进“补救筹维”、“期挽利权”的改革行动。此背景下,整顿藏政、实施改革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迫切要求采取积极的举措筹藏固边,改变过去因循迁就的态度和政策。

三、“两权说”对西藏实际认识的特点

尽管在当时尚未产生“西藏实际”这一学术概念,但清末藏事官员对西藏情况的一些认识、判断和分析已经体现了“西藏实际”的某些内涵,而且这种认识所呈现的特点,有利于进一步分析“西藏实际”所具有的内在属性和特征。

清末西藏新政把政治性作为根本认识。从清末西藏新政来看“西藏实际”,集中体现在张荫棠提出的“两权说”,它既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体现了近代化与传统的关系,突出表现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上。有研究者认为清末“西藏新政是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社会如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命题的尝试性解答”,(33)扎洛:《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第51页。从中可以体会到,清末西藏新政尽管涉及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握政权”,集中体现了“西藏实际”所具有的政治根本性内涵。

不论是张荫棠受命为驻藏帮办大臣,查办藏事、与英议和、整顿吏治、调整体制、开发经济、文化改革,前后仅8个月的谋划推进,还是联豫紧随其后,继续推进管理制度、查禁鸦片、发展经济、兴建设施、兵事改革、兴办学堂、开设报馆等,抑或赵尔丰进兵西藏,强力推进改土归流等,都着眼于“握其政权”,抵御侵略,防止分裂,维护统一,以实际行动捍卫中央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关系。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政治根本性问题,不能忽视、弱化,也不容歪曲、否定,这是清末藏政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对西藏情况所有认识中最根本的一条。

清末西藏新政还体现了西藏与全国共同性方面的把握。在外敌入侵、边疆危机、内外交困的局势下,改革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要求。在清末全国新政的大背景下,边疆治理也在探索采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君主立宪”等方式,企图在维护现有封建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军事和生产技术,加强中央对边疆的直接管理,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略。因此,藏事官员张荫棠、联豫等推动的改革是当时全国新政的一部分,“就清末西藏地区的新政改革而言,作为以筹边改制和开发图强为核心的清末边疆地区新政改革运动在西藏的具体落实,正是清朝政府在内外交困、危机丛生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新政改革的推行以图自救于危亡的一种努力”。(34)罗布:《新政改革与大臣体制》,《西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75页。

清末藏政革新由于是在当时全国新政大背景下进行的,必然具有全国新政的共同性。对这种共同性方面的表现,寓于中国实际,也寓于西藏实际。清末藏政革新对西藏实际的认识和实践,脱离不开中国社会的整体探索,集中体现了“西藏实际”所具有的全国共同性内涵。对此,有研究认为,清末西藏新政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有利于维护清政府在西藏的主权、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近代科学知识在西藏的传播,(35)邓锐龄、冯智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609页。“是清末新政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民族国家建构为核心内容,是传统西藏社会现代转型的最初探索,揭开了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序幕”。(36)扎洛:《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第61页。这种共同性不仅体现为边疆危机加剧背景下在管理力度、方式等层面的变化或疆吏个人的励精图治,更体现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寻求国家整体性变革的积极探索。(37)扎洛:《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第61页。

然而,也有研究认为这种共同性是照抄照搬内地模式,“其失败的根源,简言之,即主观上没有切实考虑到西藏的实情,客观上又缺少资金作为强有力的后盾。……主观因素。清廷在西藏实施新政,其宗旨在于坚持主权、以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然而西藏与其他涉藏地区不同,与内地更是迥异,强行将西藏纳入同一轨道,欲求与全国一律,反而欲速则不达”。(38)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23页。那么,这种共同性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还是同质化的,是具有某种一般规律的还是完全不顾及特殊性的呢?这里还不能一以概之地用符不符合“西藏实际”来判定。应该看到,与全国的共同性和地方的特殊性都是“西藏实际”应有的内涵,既不能简单地以特殊性否定共同性,也不能以共同性掩盖特殊性。这里体现了对“西藏实际”内涵认识和讨论的不足。

“两权说”对西藏实际认识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政治根本性和全国共同性两个方面。在政治上把握西藏,首先体现的是西藏作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具有的政治责任和权益。这种责任和权益既体现为中央对地方,也体现为地方对中央,是圆融一体的。西藏实际的政治性体现了中央治理西藏的最高原则,理解西藏实际,首先就要理解西藏实际内涵的政治根本性。共同性指的是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与国家的其他组成部分在任务上是共同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命运上同体的。这两个方面,是任何时候推进西藏工作、制定西藏政策都不能脱离的实际,也是对西藏政策等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内容。

四、相关研究对“西藏实际”的运用及存在的问题

此次西藏新政随着清廷的轰然倒塌而夭折,其历史作用后世研究者从正反两个方面给予了各种评价。这些评价,有失败原因的主客角度分析,有历史功绩的积极肯定,也有存在不足的历史评判,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往往贯穿着符不符合“西藏实际”这一评价标准。

比如,邓锐龄、冯智主编的《西藏通史·清代卷》认为:“藏民族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有其特点,然而,负责革新藏政的官员在策划推行新政过程中,对此却注意不够……未顾及藏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脱离实际,因而现实生活中也行不通”;(39)邓锐龄、冯智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第610页。石硕在《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中指出:“这些‘新政’措施严重脱离西藏的社会特点,带有较为深厚的满汉大民族主义色彩,同时又包含了很大程度的强制性”;(40)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2页。赵云田在《清末西藏新政论述》一文中认为,清末西藏新政的一些措施忽视了藏族的历史传统、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脱离了西藏实际;(41)赵云田:《清末西藏新政论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34页。苏发祥在《清代治藏政策研究》中认为:“新政机械地照搬内地新政之内容或英帝国主义在印度所实行的一套殖民政策,忽视西藏地方之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一场脱离了实际的革新要想成功是不可能的”。(42)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35页。以上列举的历史评价,都认为脱离西藏实际、没有深刻把握西藏特点是清末西藏新政的重大败笔。

“普遍原理与特殊事物的关系问题,是任何关于人的行动的分析不可避免地首要遇到的问题”,(43)王南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3页。因此对清末西藏新政或西藏近现代的考察,“既需要关注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普遍性准则,又必须充分考虑西藏文化即藏族人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形成的具体历史情境”,(44)罗布:《论西藏近代史研究的新视角》,《西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85页。这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关系”的视角,强调要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握其政权、不占其利权的“两权说”实际上蕴含着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同一与特殊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清末西藏新政强调中央、强调同一,对之前重地方、重特殊的倾向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急切纠正,而且以统一性取代特殊性,显然没有处理好这对关系,矫枉过正了。

我们知道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所以认识当时的西藏实际就不能只认识特殊性,不认识普遍性,或者只认识普遍性而不认识特殊性。但在实践中,时常割裂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关系”的视角来看,“两权说”无疑片面强调了事物的普遍性,这也遭受了人们的批评,然而文中所引用历史评价对“西藏实际”的使用,往往等同于特殊性、地方性,进而又与普遍性对立起来。这里对“西藏实际”的使用与认识,没有注意到西藏实际本身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体。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以普遍性否定特殊性,也不是以特殊性否定普遍性,而是在对立中寻求统一的。

我们看到,在“西藏实际”概念使用中,由于对概念的理论意涵缺少系统理论阐述,“西藏实际”的概念理解就有意无意地存在了狭义化倾向,这一倾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倾向于地方局部。由于“实际”与作为行政单位和地域地方的“西藏”相联系在一起,“西藏实际”往往成了“西藏地方的实际”,因而一般理解就更加强调实际的地方情况和局部属性,这里把西藏实际与国家大局、中央要求并列和区分开来,突出了西藏这个地方或局部的具体情况。但是,不能因为西藏实际本身具有地方性、特殊性,就认为只有地方性、特殊性的含义,否定西藏实际本身也具有的一般性、全局性内涵。二是倾向于民族宗教。民族和宗教在西藏实际中地位很重要,但是西藏实际不等同于西藏民族实际和宗教实际。这里并不否认同时也很看重民族宗教在西藏实际中的重要性、特殊性,关键是不能把西藏实际与西藏的民族实际或宗教实际混为一谈,而是既要看到民族宗教的特殊性,更要看到西藏实际的内涵除了宗教、民族等因素外,还有自然地理、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诸多重要方面。三是倾向于个性特殊。从西藏实际出发不能理解为从西藏的个性和特殊性出发。在以往的认识中,有不少研究对西藏的地理、气候、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得出西藏情况特殊的结论。诚然西藏特殊,但不能例外,尽管这个问题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在涉及中央和国家大政方针上不能有特殊论、例外论,同时不能把西藏的所有情况都特殊化。

诚然,西藏地方的民族、历史、文化、宗教、社会等特点,的确是西藏实际、西藏区情,但不是西藏实际的全部,也不是保守的、不变的、固定的,而是蕴含着适应历史发展、遵循中国整体社会变迁的要求。同时,更应看到西藏实际在国际国内大局下所具有的普遍性、共同性。清末西藏新政的实行和“两权说”的提出,根本目的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主权关系,这也是西藏实际本身所要求的。因此,把特殊性放大等同于西藏实际,进而作为评判标准,与把普遍性放大等同于西藏实际存在同样的问题。

通过对清末革新藏政中藏事官员如何认识西藏实际,这一认识具有怎样的特点,以及相关研究从“西藏实际”视角对这次改革如何进行评价等进行学术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清末革新藏政对西藏实际的认识更倾向于政治性、全局性、共同性、一体性,而相关研究的评价对西藏实际的认识更倾向于局部性、特殊性、多元性,应该说这两种对“西藏实际”的认识都是不符合西藏实际的,都对西藏实际作出了片面的理解。总之,需要注意的是,“西藏实际”作为特定理论概念和专有名词,既不是“地方论”,也不是民族宗教问题,而是主观与客观、全局与局部、共性与个性、历史与阶段、一体与多元的相统一,其内涵需要结合西藏历史进行科学的认识和系统的总结,进而形成科学的理论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