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正

对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我认为如下五个节点是不容忽视的,或者说应成为中国边疆学研究深化与拓展的重要领域。一是对中国边疆研究千年积累、百年探索以及40年创新实践的总结,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准备;二是对中国疆域理论的深化探究,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基础;三是对中国古今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全方位、多维度研究,特别是深入开展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有效切入点;四是符合当代鲜活现实生活的紧迫要求,是助推中国边疆学发展的推动力;五是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和团结凝聚,是中国边疆学得以持续发展的保证。

上述所涉“准备”、“基础”、“切入口”、“推动力”和“保证”,实际上是中国边疆学研究者应着力关注和深化探研的五大研究领域。为了使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不断深化有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加强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应是进一步思考并付诸行动的一个新关注点。如何培养高水平中国边疆学研究人才和管理人才,以及如何实现团结凝聚、代有新人,当是加强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不容忽视的议题。

以中国边疆学研究为主业的研究机构和个人,以及兼及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研究机构与个人是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所以凡涉边疆治理的党、政、军、警、群诸部门及社会团体的决策者、管理者和研究者,亦应是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重要同盟军。因此,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是一个机构与个人的巨大集群,作为研究平台的专门研究机构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人,特别是专门从事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研究者。

一、中国边疆学研究学人群体的历史责任

中国边疆具有如下特点,即悠久的历史——曲折发展过程中的连续,广阔的地域——分散发展演进后的统一,多样的民族——自立发展基础上的融合,复杂的问题——多重矛盾发展的叠加,因此研究中国边疆人才的培养亦应符合研究中国边疆特点这一针对性要求,我认为以下两个方面不应被忽视。

(一)专业知识的积累应做到点面结合

专业知识包括资料积累、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以及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掌握和运用三个方面。以资料积累言,研究者除要掌握有关中国边疆的综合性原始资料外,还要有针对中国边疆不同地区历史与现状的资料积累。所谓点面结合之义即在此,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掌握,要精于一门,但要兼及其他,如若立足于历史学,则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应做到熟悉和灵活运用;同样,精于一门外语对研究者来说是硬指标,若再能掌握一门少数民族文字,则是锦上添花。以培养一位新疆研究者为例,应具有新疆地方史研究的基本史料积累,但中国边疆通史的综合性文献积累不应空白一片;如若以历史为主,当然要熟练掌握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重点若是从历史到现实的新疆治理,那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则不可或缺;至于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至少应熟练掌握一门俄文或英文,若能再掌握满文、蒙古文或察合台文中的任一种则更好。

在此,我想特别谈谈自己对中国边疆学与历史学关系认识的变化。中国边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我不止一次作过表述:“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专门学科,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中国边疆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但由于中国边疆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的多维性、复杂性,仅仅历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边疆问题研究的全部,诸学科间互通、交融和集约成为必要,中国边疆学需要集纳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为构筑中国边疆学提供有益经验。”(1)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马大正先生访谈录》,杨东采访整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56页。这一见解已成为多数学界同仁的共识,但我思考再三,作三处补充。

其一,“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中国边疆学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赖以生存的基础”后加上“之一”,似更符合中国边疆学实际。

其二,强调中国边疆学要依托历史学没有错,但切记不要将“依托”变成“依附”,若如此,中国边疆学岂非成了历史学的附庸,丧失了独立性,这将对一门学科的发展造成致命的制约。

其三,将边疆史列入一级学科历史学下二级学科专门史里,无疑是符合实际的,但中国边疆学绝不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简单发展,而应是边疆研究的凤凰涅槃!

(二)应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的素养

研究中国边疆,基础研究领域涉及“以史为鉴”历史经验的总结,应用研究领域更是要着力于研究的战略性、预测性,研究中不可避免遇到诸多非学术因素的制约与干涉,因此对于研究者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的素养有更高要求。在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队伍建设上应着力培养既长于基础研究,又善于应用研究的复合型人才,因为中国边疆这一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就很难明确区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加之缺少了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应用研究只能就事论事,难以取得具有战略性和预测性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依托历史、直面现实、着眼未来,其本意即在于此。

2019年末,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对笔者的一次采访回答“作为老一辈边疆史学家,您能谈谈自己的治学方法,给年青学子提供些经验吗”时说:(2)刘姗姗采访整理:《中国边疆学构筑命题的提出与突破——访马大正先生》,《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1期,第46页。

我从事边疆史地研究已有多年,为边疆学的构筑还在孜孜不倦地努力,经验也谈不上,根据这么多年的治学实践,心得体会倒可以总结几点供大家参考。

1.史学工作者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这就要求自己的研究成果要有利于学科建设的总体发展,并且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具备可延伸的潜力,能够发挥以史为鉴的社会作用。

2.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求真求实。一要求真,挖掘历史真实的一面,永远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二要求实,研究者必须脚踏实地,面对历史与社会现实要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第一手资料对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收集是研究的基础,包括相关文献、档案、口述记录等,要掌握一定的搜集、整理方法,适当加以利用。尤其是各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史料,对研究边疆史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外,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还不够,资料的鉴别是研究的开始,对任何史料都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考据比对是鉴别真伪的可靠方法。

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尽管对于边疆研究工作者来说也得有“板凳需坐十年冷”的精神,但同时实地调查更为重要。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到边疆地区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是大大有利于研究深化的。如果只有书本上的那点眼界,也很难有大的胸怀,做出大的文章来。

5.选择恰当的研究切入口。对于一个初入史学大门的年轻学者,我比较建议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视点。能够选择恰当的研究切入口,已经是学术研究成功的第一步了。对于年轻的学者而言,起初最好不要选择过大的题目,但要有一个宏观的概念,微观研究是研究的入门,而宏观研究则是研究升华的开始。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要相兼顾,宁可小题大做,而不可大题小做。研究时要心有全局,尽量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做到分则成文、合则成书。

再补充一点,作为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努力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培养自己掌握“四会”,即会研究、会编辑、会讲课、会组织科研,如能如此,必然会大大有利于自己研究的开展与深化。

上述五点如果对年轻学人能有一点参考价值,幸莫大焉!

二、中国边疆学研究管理者群体的责任担当

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组成,包括机构和人才,机构是指以研究中国边疆为己任的实体研究机构和非实体研究机构,而人才则应包括研究学人和研究工作的管理者,后者是研究队伍中一支特殊的群体,从当下实际来看,相当多资深研究者大都属业务、行政“双肩挑”者,这样的研究者现状,大有利于中国边疆研究沿学术规律轨道有序推进。

中国边疆研究管理者群体为完成自己肩负的责任担当,如下三端应予重视。

一是要理顺研究与决策的关系。研究与决策有着密切关系,但不应将二者等同。研究结论虽是进行正确决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研究的最高原则是科学求实,而决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在研究与决策中,决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时,决策者需有更多的政治家气度与远识,应为研究者进行实事求是研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保证。当然,研究者也应发扬中国边疆研究的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的优良传统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正确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研究成果。

这里我又想起一段往事。1987年我调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后,为打破禁区,推动边疆史地研究开展,工作中得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丁伟志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可以说中国边疆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得以发展,有伟志教授的一份功劳。1988年,我们策划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套“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伟志教授不仅全力支持、多方协调,还在百忙中于1988年8月1日专门为丛书撰写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序》,对开展边疆研究正确处理政治、学术关系发表了非常中肯的见解。对此真知灼见,我曾在不同文章和讲演中多次引述过,在此还想抄录如次,与读者共温同享。

正因为是科学事业,边疆史地的研究过程中,出现匡正旧说、提出新见的事,论断分歧、发生争议的事,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都是学术发展的契机。也正因为这样,边疆史地研究的成果所表述的只是学者们的学术见解,而不是代表任何社会集团的意愿,更不是代表政府在边疆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切切不可把学者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发表的学术观点错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分的责怪,或过度的重视。只有各界人士把学人之言作为学人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史地这个有时还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放开手脚做事,边疆史地研究这块科学园地才能真正得以垦拓,得以繁盛。(3)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页。

二是要坚持“两个分开”原则。“两个分开”是指在研究中应坚持学术与政治分开、历史与现实分开的原则。中国疆域历史和现实中存在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对此,边疆理论研究必然要予以正视,并探索解决之途。这些难点与热点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研究层面原因。由于历史情况复杂,史籍记载多有歧义,引起研究者们探求的兴趣,此类难点、热点问题可通过深化研究进而逐步解决。二是政治层面原因。这一层面原因又可分为正常的和不正常的两类。所谓正常的,是指不同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要建立本国的历史体系,强调自己国家历史的悠远、维护独立传统之辉煌。对此,即便有悖历史的真实,可以求同存异,以宽容态度待之;所谓不正常的,是指个别国家或个别团体、个人出于狭隘民族国家利益考虑,不惜故意歪曲历史事实,并将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通过被歪曲的历史事实,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制造事端。对此,我们应讲明历史真相,有理、有利、有节,据理力争,决不姑息迁就。上述原因既相互交织又互相影响,情况十分复杂。对此,我们应本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保持政治警觉,潜心深化研究,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在坚持学术问题与政治分开、历史问题与现实分开的前提下,倡导和而不同,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在学术的轨道上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

三是作为一个负责推动、组织学科发展的一线领导者,应心怀学科发展的全局,及时制定可操作性的举措,并能取得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指学术著述出版和成果的决策参考率)。应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上工作议事日程,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加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不断深化和拓展中国边疆研究,把中国边疆研究机构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非此,就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组织者、领导者,因为这样的研究工作组织者、领导者虽徒有其名而无其实,未能尽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历史责任。

三、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团结凝聚

如何实现“团结凝聚”中国边疆学学术共同体的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责无旁贷,既是中国边疆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边疆研究所再创辉煌的难得机遇。

如何实践,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边疆研究引人注目的兴旺时期,当时学人辈出,学术团体和刊物如繁星满天,用群星璀璨形容此时的中国边疆研究状况并不为过。成立于1934年的禹贡学会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禹贡学会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边疆史地论著和资料,还在于造就了一代边疆史地研究人才。禹贡学会的学术研究成果已成为可供后人继承的宝贵历史遗产,而禹贡学会学术组织工作的经验同样也是后来者实现团结凝聚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难得的精神财富。禹贡学会在学术组织工作的成功经验可归结为四点:一是推动一门学科的发展,首先要提出符合学科发展的远景规划,以及为实现这一规划的切实可行的近期计划。二是要使符合学科建设需要的远景规划和近期计划真正付诸实践,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组织工作的正确方法,从而将自己的主张变成群体行动。着眼于青年人,精心引导、放手培养,是禹贡学会学术组织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三是爱国之心与创业之情是推动禹贡学会同仁艰苦创业、共同前行的原动力。四是同事之间、同仁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促进禹贡学会同仁默契配合、上下求索的催发剂。

但若仅仅由此得出唯有创立全国性中国边疆研究学会,才是实现国内边疆研究队伍团结凝聚重要途径的结论,尚有偏颇之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春天”降临人间,在研究发展大潮推进下,各色学术性学会、协会、研究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神州大地,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学会能坚持一年或几年开一次会、出一本论文集就很不错了,相反人浮于事、管理松散、资金短缺成了工作中的明显短板,加之不少学会陷入“衙门化”泥沼,顾问、名誉会长、会长论资排辈,常务理事、理事甚至逾百,学术性下降,官僚化上升,学人们看在眼里,心知肚明,要革除如此积疾非不能也,但也难甚矣!

与禹贡学会同时代的涉边疆学会,世上存名的有几十个之多,即以当时成绩斐然的禹贡学会言,学会本身只是一个平台,之所以能青史留名,关键在于主持这一平台的实际掌门人的智慧与能力。禹贡学会学术组织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与顾颉刚先生的努力分不开。一位研究自然科学的著名生物学家兼农史学家辛树帜曾说,“像顾先生这样大的学者,在学术上泱泱大风,他的特点是识高于才,才高于学,而学冠群伦,所以才成为史学大师”。(4)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1页。顾颉刚先生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史学大家。他是五四运动后出现的“古史辨学派”的创建者,其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他又是我们历史地理学科的奠定者,是边疆史与民族史、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倡导者。但我们知道,一位著名的史学大师,并不一定是一位优秀的史学工作组织者。顾颉刚先生则是一身而二任,兼具了一位优秀学术组织者不可缺少的品德:他学识渊博,心有全局,能将远景规划融于切实可行的实践之中;他广交同仁,切磋学识,随时汲取有益营养,日新又新地开发新的学术园地;他平易近人,心胸宽广,热心提携青年,不断扩大研究队伍。正是在顾颉刚先生的指导下,禹贡学会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高潮中,极有光彩地造就了一代中国边疆研究学术群体,将中国边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5)《禹贡学会及其学术组织工作》,马大正:《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5—83页。从禹贡学会成功案例可以清晰看到,关键不在于学会本身,而在于是否有能力利用学会平台、推动学术发展的学术大师。

如果民国时期已远去,业内诸位还可以共同回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所前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其学术实践成为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出现的推动力之一的成功案例。(6)有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当年开创性科研实践的评议,可参见马大正的《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95—134页)第四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第五章“当代中国边疆调研的展开”相关内容。亲切的记忆,同样也已成为一代学人的精神财富,并为今日团结凝聚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提供启迪和借鉴。

结论如此,强化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要紧抓两个重点:一是培养高水平的中国边疆学研究人才,是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根本;二是团结凝聚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关键不是研究机构或研究学会平台的模式,而是要有能推动中国边疆学有序前行、众望所归的研究大家和科研组织者。需知,懂人才是大学问,聚人才是大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