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买佳豪

国内的医工转化像一只趴在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但出路难寻。

刚下班，张大宏就跨上一辆自行车跑到隔壁的工业大学找熟人。他要拜托熟人将一款自己团队新发明的临床医疗器械从工业的角度设计出雏形。这也正常，毕竟自己不是工科出身，即便他对这款器械的临床理论和实用价值如数家珍，却也无法将产品从实验室直接生产出来。每念于此，他都颇为苦恼，好在大学里有几位老朋友可以帮忙。

最近一段时间，张大宏总是奔波在路上，不是去找朋友做工业设计，就是去找企业谈投资。虽然只是一名医生，他却总是忙碌得像个“老板”。

作为浙江省人民医院的副院长，这种忙碌他早习以为常。然而在最近，他在日常的忙碌中还是感觉到了些不一样。“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医工转化。”张大宏说，朋友们显然对他所做的事情越来越热情了。有时，一些企业甚至会主动找上门来询问他手里还有没有想要转化的专利。

近两年来，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很多医院和医生都在积极地进行着医工转化。2019年、2020年两年内，“复旦系”医院有超过千项专利授权转化；截至2021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共完成了近百项转让，成果转化非股权收益近2亿元……不仅如此，国家在2019年三级公立医院考核标准中也明确将“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成果转化金额”指标纳入其中。从医院到社会，似乎正在掀起一场医工转化的新潮流。

但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医疗服务专委会副秘书长徐梁对此却发出了质疑，他说：“专利转让量不是评价医工转化是否兴盛的唯一标准。如果将医工转化放在产业化的角度讨论，又有多少医学专利真正从纸面上走出来，变成产品被市场所广泛使用呢？”

徐梁的质疑确有其道理。如今，国内的医工转化确实有些尴尬。一方面，无论是医院、医生还是企业，正在渐渐地走出“观望期”，变得活跃起来。另一方面，医工结合难度大、原始创新力不足、需求与市场脱轨、商业化能力弱等问题仍未解决。章达虹依然拼命地骑着自行车到处奔波、寻找。想让手头上的专利从纸面上走入市场中，他还要接着想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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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忧参半

作为国内第一批接触医工转化的前辈，张大宏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对其进行实践。从90年代到如今，张大宏见证了医工转化从无到有的发展进程。

就在几年之前，医工转化还只是一小部分医生的个人坚持而已。张大宏称，彼时在国内无论是医工成果转化动员会还是培训会都极少召开，参会的人员不仅少而且还都是专利持有人，讨论的重点也没有涉及转化落地。“大多时候更像是一场‘象牙塔’里的自嗨。”他说。

但最近两年，情况发生了变化。2022年12月，张大宏参加了一场由医院召开的线上医工转化项目推介会。事前，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场怎样的推介会。不就是和往常一样讨论学术课题嘛。他心想，又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讨论会。和往常一样，翻开笔记、打开电脑摄像头，他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睛，与会的嘉宾令他吃惊。除了自己和团队里的专利持有人之外，那些在平常很忙的工科专家以及大学教授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更令他惊喜的是，一些企业家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屏幕前。这让他有些手足无措，他抿了一口手边的水，然后故意提高了声调向这些人介绍手里的专利项目。

同样的事情在全国各大三甲医院正在不断上演。据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国三甲医院授权专利总数逾8万件，同比增长近7成（链接1）。对此，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副主任欧阳晨曦说：“近3年来，医工转化成为一种潮流，从行业到医院，大家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

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副院长孙奋勇而言，政策的不断加码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2022年8月，《上海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操作细则(试行)》公布，阐述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全过程的实施方向，对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提出推进举措。北京也随之出台了《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行动计划（2021—2023）》，提高了对医疗机构与产业融合的关注。“不仅如此，2019版全国公立医院三级考核标准中，也明确将成果转化金额和科研经费项目纳入指标，这也是倒逼我们加快转化。”孙奋勇称。

而在企业端，随着国家集采等政策的不算深入，中小企业利润不断下滑，这也令许多企业家不得不与医院联手，挖掘临床需求进行研发。

潮流确实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现状依然令孙奋勇感到有些沮丧。

为了更好地进行专利转化，孙奋勇所在的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兴建了一所科创园区。据他介绍，园区里不仅汇集了多位专业的医学科研专家，而且还引进了12家工业技术企业和多家投资企业入驻。可多年来，许多科研技术专利都因为与工业生产流程不符以及与市场需求脱轨而无法转化。“有时，我们的医疗科研团队甚至会与工业技术和投资企业直接争吵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孙奋勇回忆称：“医生仅凭专利就要求在新成立的公司里控股或者对半分成。投资企业当然不同意，双方就会针对这一情况相互拉扯，一来二去，项目也就搁置了。”

孙奋勇表示，类似于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但更多的情况是医生手里的专利只给那些负责生产的师傅们看一眼就被否定了。“90%的专利就这样‘胎死腹中’。”孙奋勇说。

孙奋勇的遭遇也并非个例。据相关报告显示，当前国内医学成果转化率普遍偏低，真正能够从专利纸上“走入”市场上的仅为10%，而且许多专利设计结构简单，多为针对临床痛点开发设计的小创新，很少出现学科交叉借鉴项目，更遑论研发出CT机、呼吸器等高精尖的医疗设备。

说起当前国内的医工转化，孙奋勇半喜半忧。他借用前些年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话说道：“当前国内的医工转化，像一只趴在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但出路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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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是毕业后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础上，培养能够独立、规范地从事疾病专科诊疗工作临床医师的可靠途径，主要培训模式是“5+3+X”，即在5年医学类专业本科教育和进行了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后，再依据各专科培训标准与要求进行2 ～4年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成为有良好的医疗保健通识素养，扎实的专业素质能力、基本的专科特长和相应科研教学能力的临床医师。

两种思维的碰撞

孙奋勇的专利，大都采用了直接转让的方式进行转化。张大宏亦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实现直接或授权等非股权收益方式的转化，就已经算是“成功”。对此，徐梁却不以为然。他说：“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说，医工转化真正的成功，是从想法到产品，从产品到产业。医院和医生缺乏对医学成果转化的系统性认知是导致转化率低的原因之一。”

其实，孙奋勇也并非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转化成功。然而在当前的大环境下，要让医生全程参与产业转化委实困难，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难关，而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医学思维和其他学科思维之间的碰撞——不易融合的碰撞。

熟悉我国医疗教育的人都知道，高中生若被医学院录取，需要经历“5+3+X”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后，才能成为一名医生（链接2）。而在这至少10年的学医历程里，并不涉及任何工程学、材料学等其他学科知识。知识结构的单一化令许多拥有专利的医生们在医工转化里吃了亏，孙奋勇也是其中之一。

多色免疫荧光标记技术是他最近几年重点进行的专利转化项目。据他介绍，该项目一旦转化成功，便可以极为快捷地令医生分析病理切片。“就好像在病理切片上贴上了彩色便利贴，只需要一眼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出病灶原因，帮助医生更好地进行治疗判断。”他表示，作为第三代病理分析技术，该技术不仅能判断出靶向细胞的性质，其周遭的细胞性质也可以快速进行判断。目前该项技术已经成功发表在国外某知名专业期刊，并成功研制出了检测试剂以及软件（图1）。

图1 基于计算机辅助设计DNA 技术（CAD-HCR）的多重细胞成像

然而过程却并不简单。最令孙奋勇感到郁闷的，是在关键阶段无法在国内找到一款高分辨率的光学显微镜。这可太尴尬了。孙奋勇顿时觉得四周的空气都变成了灰色，更为讽刺的是，他所需要的关键学科知识恰恰来自光学。万般无奈下，他只能再次找到曾经的物理学老师，才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

相较于张大宏，孙奋勇却属幸运。至少他还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可当张大宏向工程专家提出想要生产一款治疗膀胱癌的粒子放射器时，他得到的唯一答复则是：“目前国内没有这种生产材料。”张大宏只考虑到了专利在临床医学上的适用性，而完全忽略了其在材料学上是否可行。两种不同思维的碰撞，令张大宏扼腕痛惜。

然而和商业思维直接碰撞所产生的冲突相比，这种不同学科之间的思维碰撞显得微不足道。

众所周知，医疗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回报收益周期长的特点。这本身就与传统意义上的商业资本底层逻辑相冲突。为了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在专利转化的过程中，投资企业时常会与医生之间产生矛盾，从而直接影响了转化的推进。

对此，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相关负责人徐涛介绍称，比如通过专利漏洞，企业可以直接注册新专利，后期就可以依据新专利进行生产开发，而医生手里的专利则无法转化；此外，企业为了把合同签到手，沟通时什么承诺都许，但没有把承诺落实到合同里，合同签了之后不认账了，变成医生天天催企业；也有企业一开始诚心许诺，但后来迫于压力而反悔，不愿意再继续投入推进等问题出现。

关键是思维方式不一样。徐涛称，在转化的初始阶段，没有一个医生或专利发明人是为了利益进行的。他们只是想要将自己的医学科研成果真正地应用到患者身上，造福于国家和百姓。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就会发现，这些医学科研成果无法直接从实验室到病床，只有实现产品化、产业化才能实现原本的目标。然而，要实现产品化、产业化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可国家研发资金往往不能满足专利转化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他们只能向社会资本求助，然而社会资本的逐利属性又会与自己原本的初衷相抵牾。商业思维和医学思维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许多专利即便能够实现产品化也无法向市场推广的根本原因。

医学思维和其他学科思维的碰撞，以及医学思维和商业思维的冲突，令许多医院的医生直接选择了更为方便快速的非股权方式转化，而那些选择以专利作价入股的方式进行转化的专利持有人，则大都有着一个“中间人”角色的帮助。

中间人

所谓“中间人”，是介于医生和工程师、资本之间的角色。它不仅要有一定的医学背景，更要能够承担起将医学理论转化成产品的能力，此外它还应该有一定的市场敏感性。

对此，上海口腔医院放射科主任韩方凯深有感触。作为一名拥有40余项专利的持有人，他说：“做医工转化，既需要有管理团队的经验，又要有做产业化的经验、管理公司的经验，要有投资打交道的能力。光靠医生单打独斗，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此背景下，“中间人”应运而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是中国第一批成立“中间人”角色部门的医院。2012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西部医药技术转移中心成立。据该中心主任雷娟透露，中心会直接介入专利医生和企业的谈判，划分双方的责任、权利、利益维护医生的知识产权，帮专利持有人谈到合理的分配比例。

具有同样作用的，还有北京积水潭医院打造的“三元素-三循环”模式。据悉，“三元素”就是以临床医学需求为导向的“医工企”。因为医院有推动临床的需求，在大学基础学科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再进行核心技术的工程设计，最后由企业实现技术的商业化。而“三循环”则是包括了从临床医学出发，医工协同研发，产品实时反馈的“医工研发循环”；以市场寻求导向，制造流程优化，产品技术服务的“工企调控循环”；产品临床实践，市场化推广，指导个体化医疗的“医企互促循环”。如今，医院通过医企共建，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校来推动医工企各方联动，最终形成临床需求、产品研发、临床验证转化应用这样一个创新闭环来共同构建开放的协同创新体系。

2019年四川西部医药技术转移中心承办的培训班正在培训中。

医工转化难度大、链条长、利益纷杂。“中间人”的角色确实能帮助转化落地。但遗憾的是，当前国内能够承担起“中间人”角色的平台并不多。“整体的氛围还没有形成。”张大宏若有所思地说：“国家应该出台更多细化的政策，明确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对专利持有人的精神鼓励和权益保障。”他拿起手边一摞厚厚的专利授权书说：“要让这些专利从纸上走出来进入市场中，还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医工创新生态链。而在这期间，政策的支持和鼓励，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为重要。”虽然张大宏所要面临的困难依旧很多，但至少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着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这就给了张大宏一个希望。

下一步，他还要继续奔波，寻找。在他看来，这种多以失败而告终的寻找并非没有意义。他相信国内的医工转化和他一样正在路上。“关键要迈出第一步。”

他期待着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期待着“中间人”的角色被更多人关注并认可，期待着更多的医疗创新在严格把关后尽快进入成果转化通道。正如他每一次和朋友们沟通时那样，期待着一个肯定的答复，哪怕只是一个轻微的点头，都足以令他心潮澎湃，这或许是许多专利持有人共同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