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广华 蓝 菁 刘 震

一、引言

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大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突出体现为城乡、区域层面的贫富差距，而不充分则体现为总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显著差距，而共同富裕与这一社会矛盾密切相关。考虑到中国的增长率向中速回归，同时贫富差距是难以调整的慢变量，推进共同富裕无疑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需要分阶段、分步骤实施。

为了监测和比较不同地区的共同富裕进程，对相关政策进行效果评估，并探讨推进共同富裕诸多举措的优先序，我国迫切需要构建一套具有科学性、一致性和可行性的指标体系。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21 年发布的《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中明确提出的要求。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政府网，2021 年5 月21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21189.htm。

现有文献围绕共同富裕的定义、路径及目标等进行了定性讨论(杨春雪和杨新铭，2020；李实，2021；王一鸣，2020；谢伏瞻，2020；陈宗胜，2020)，但聚焦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的成果较少。特别地，现有研究大多就“共同富裕” 讨论“共同富裕”，没有明确考虑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与研究收入分配时一样，如果简单地就收入差异来讨论不均等指标的构建，只需将两两之间的收入之差相加即可，但常用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的背后是社会福利函数，也就是说，构建收入不均等指标时应考虑的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毋庸置疑，不同的目标函数意味着不同的指标或指标体系，进而会导致不同的研究发现和政策后果。比如，追求效率最大化还是公平最大化抑或两者兼顾意味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政策举措，并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目标函数的重要性。

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紧密相关。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谋求的是广大人民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十大关系” 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创造物质财富。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的愿景。①《邓小平文选(第3 卷) 》 [M]，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16 页。接着，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七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十九大提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因此，在设计与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时，需要以人民幸福感为目标函数。

根据上述背景和讨论，本文从五个维度(即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 及三个成分(即富裕、共同和可持续性) 出发，构建基于人民幸福感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并使用熵值法和2012—2018 年间数据，估算我国27 个省(市、自治区) 的共同富裕指数。结果显示，共同富裕指数排名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东南沿海省份靠前，西部省份靠后；从共同富裕成分看，东部和东南沿海省份的富裕成分和可持续性成分较高；南方比北方更具可持续性，而在共同成分方面中西部省份比东部排名靠前。模型估算还证实了本文所构建的共同富裕指数与幸福感的相关性。最后，本文实证分析了共同富裕的驱动因素。

二、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构建

如前文所述，聚焦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较少。万海远和陈基平(2021)仿照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思路，采用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代表富裕和共同成分，在对两个变量标准化后，计算其几何平均值，以此度量不同国家的共同富裕程度。该方法简单直观，但忽略了中国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里的环境等其他四个维度。刘培林等(2021) 关注全国层面的共同富裕指标，提出在度量富裕时要考虑中国的富裕水平及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度量共同时要考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个体之间的差距。但刘培林等(2021) 仅仅提出了基于政府文件的指标体系构建思路，没有列出具体指标，也没有使用实际数据进行测算。

除了没有对标人民幸福感，现有文献仅关注富裕(即发展性) 和共同(即分享性)，尚未考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如果与人口、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不协调，或者与财政、社会保障体系不匹配，我们就无法持续推进共同富裕。本文力图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分别从富裕、共同和可持续性三大成分出发，构建并测算我国的共同富裕指数，构建思路如图1 所示。

图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一) 富裕指标的筛选

首先考虑反映发展水平的富裕成分。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将“蛋糕” 不断做大，是分好“蛋糕” 或共同分享的基础，是人民获得幸福感的前提条件。我们从五个维度筛选与富裕相关的指标。

第一是反映物质生活的指标。我们从收入、消费、住房三个方面捕捉“吃穿住行”状况，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人均住房面积来度量(高然和龚六堂，2017)。这些变量能够显著影响人民幸福感(李涛等，2011；李顺毅，2017)。第二是反映精神生活的指标。精神生活显然与身心健康紧密相关，身心健康是美好精神生活的前提，是深层次、持久的幸福感的来源(孙三百等，2014)，因此我们引入疾病发生率测度。同时，参与文化活动如音乐会或文艺晚可以使人身心愉悦并带来幸福感，因此我们也通过人们所参与的文化活动来表征精神生活(陈屹立，2017)。我们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数据库提供的个体在空闲时间看电视电影、逛街、读书、休闲娱乐等活动频率作为衡量指标，并计算各省平均值以表征省级层面文化活动水平。第三是生态环境指标。生态环境(如空气、水) 质量不仅会影响健康，而且也会影响心情(杨继东和章逸然，2014)，进而影响人民幸福感。此外，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生态环境(如污染及其治理能力) 会影响人民对生态环境安全的感知，从而直接影响人民幸福感(王俊秀等，2020)。我们引入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来代表生态环境指标。第四是社会环境指标。我们从社会治安和社会公平两个方面选取反映社会环境的指标，两者均会直接影响幸福感(王俊秀等，2020)。犯罪率能够较好地反映社会治安状况(万广华和吕嘉滢，2021；种聪和岳希明，2020)，而社会公平正义可以用CGSS 里的社会公平感(省内均值) 来表示。第五是公共服务指标。我们聚焦民众最为关注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资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四个方面。社会保障是全民生活的“幸福防线”(张兴祥等，2018)，我们采用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来衡量；在教育资源方面，采用普通中小学师生比(专职教师数/在校学生数) 来测度；在医疗资源方面，采用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和人均拥有执业(助理) 医师数来代表；在交通设施方面，参照湛东升等(2018) 的做法，我们选取人均交通设施服务站点数(POI 数据) 来反映地区公共交通设施的供给水平。

(二) 共同指标的筛选

共同意味着发展成果的分享，《意见》 强调三个主攻方向，即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及区域差距。对应地，我们采用个体在不同维度的不均等、城乡在不同维度的差距和地区在不同维度的差距来度量这三个方面。

关于个体层面收入不均等对幸福感的影响，参见万广华和张彤进(2021)。除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本文还基于CGSS 数据，估算得到人均住房面积基尼系数、文化活动基尼系数和社会公平感基尼系数。①借鉴杜莉(2015)、李仲飞等(2016) 做法，本文基于CGSS 微观家庭数据，通过Stata 统计软件的“ineqdeco” 命令分别针对每个省份计算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人均住房面积基尼系数、文化活动基尼系数和社会公平感基尼系数。前两个指标可以反映物质维度的共享性，而后两个指标可以反映其他维度的共享性。人们在资源占有、发展机会等方面公平性的欠缺反映在区域和城乡间不平衡，会严重挫伤底层群体的幸福感(刘军强等，2012)。为此，我们引入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社会公平感和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城乡比来刻画省内城乡差距。同时，我们使用基尼系数刻画各省市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人均拥有执业(助理) 医师数和人均交通设施站点数等方面的差距。

(三) 可持续性指标的筛选

毋庸置疑，共同富裕的推进既要考虑环境的承受力，即富裕的可持续，也要考虑社会支撑能力，即共同的可持续(刘培林等，2021)。若过度追求发展而牺牲了生态环境，或过度强调共享而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势必在中长期损害人民的幸福感。

富裕可持续性的相关指标主要在生态环境维度，我们使用森林覆盖率作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代理指标(魏敏和李书昊，2018)，同时使用单位GDP 碳排放量反映绿色转型(邬彩霞，2021)。财政可持续性在动态上可以表现为财政支出增长率大于财政收入增长率(古志辉，2005)。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数额巨大且持续增长的财政支出，而且社会保障和民生支出的扩张具有刚性和不可逆性 (余泳泽等，2020；李永友等，2021)，因此本文采用财政收入增长率与公用事业支出增长率的差额来测度财政的可持续性，其中公用事业分为文化传媒与体育、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事业费、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综上，我们获得了基于人民幸福感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

表1 基于人民幸福感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续表)

(四) 数据处理与加总

本文的数据处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剔除缺失值过多的样本；应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省级层面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借鉴了许宪春(2019) 和陈明华等(2020) 的做法，先将指标的绝对值转化为相对值，以消除量纲和量级差异，然后根据各指标对富裕、共同及可持续性的影响方向(见表1)，将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对于正向指标，采用如下公式获得标准化指标值:

对于负向指标，采用如下公式获得标准化指标值:

其中，Sijt代表i省在t年指标j的观察值，Stj，max为t年指标j在所有省份中的最大值，Stj，min为t年指标j在所有省份中的最小值。

基于共同、富裕及可持续性对幸福感的影响，我们对指标进行加总，其关键在于权重的确定，对此现有研究广泛采用熵值法(刘忠宇等，2021；陈诗一，2009；张卫民等，2003)，或主成分分析法(李建军等，2020；杨永恒等，2005)。主成分分析法要求指标之间高度相关，但共同富裕考虑得更多是效率、公平以及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问题。另外，主成分分析法往往只使用前1—3 个主成分，而熵值法完全没有信息损失。因此，熵值法更为客观，评价结果更加准确(陈明华等，2020；Srdjevic 等，2004)。

本文选择熵值法，在通过式(1) 或式(2) 求得indexijt后，定义各指标所占比重(不是权重)yijt:

这时指标j的熵值为:

其中，n为省份个数。指标j的信息效用价值取决于熵值，熵值越小，指标容纳的信息量越大，指标越重要。指标j的信息效用值为:

由此计算得到指标j的权重:

最后，加总得到各省市(自治区) 不同年份的共同富裕指数:

三、共同富裕指数测算结果

(一) 历年各省共同富裕指数及其各维度平均得分与排名

表2 报告历年共同富裕指数及其各维度的平均得分与排名情况。北京因在公共服务维度表现突出而名列榜首。“十三五” 期间，北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截至2018 年底，基本实现全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上海排名第二，主要归功于其物质生活的富裕、共享及可持续性。浙江的得分居于第三位，且在具有较高权重的公共服务、物质生活和生态环境维度上的得分名列前茅，这与其成为我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地位相匹配。天津虽排名第四，但在精神生活维度表现突出。福建、辽宁和江苏位居其后，这三个省份在共同富裕指数上的排名与其在全国GDP 的排名类似，较强的经济实力仍是各省市在共同富裕赛道上竞争的重要筹码。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排名第十，其共同富裕指数排名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排名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因为广东内部存在较大的城乡和地区差距，在共同方面失分较多。此外，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和山东等传统工农业基础较好的北方省份共同富裕指数排名也在中位数以上，而排名处于中等偏下的普遍为实施“强省会战略” 的省份，比如湖北、四川、广西、湖南和河南等。排名处于末端的为甘肃和宁夏，这两个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以来都较为落后。

表2 共同富裕指数值及其各维度排名

(续表)

分维度看，在物质生活维度，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和天津等省市位列前五，北方各省排名相对靠后，反映了南北方在收入、消费和住房方面的差距，而排名处于末端的为西北(宁夏和甘肃)、西南(云南和贵州) 等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在精神生活维度，排名较高的为天津、上海、广东、山西和陕西以及东北三省，而相对靠后的为宁夏、浙江和福建等省，后者的群众文化活动参与率较低。在生态环境维度，排名前五的为福建、浙江、江西、广西和广东。除了具备较好的生态环境基础(如森林覆盖率均在50%以上)，这五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如污水集中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等方面的投入在全国名列前茅。排名靠后的为宁夏、山西、甘肃等省份，其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尚未摆脱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资源消耗型发展在早期可以提升居民收入，但在长期会威胁发展共享性和可持续性。在社会环境维度，河南、广西、福建和山东省排名位于前四，而排名靠后的为宁夏、辽宁和湖南，排名高低受各省犯罪率、公共安全支出可持续性及人们对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在公共服务维度，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和福建排名靠前，浙江是除直辖市外得分最高的省份。浙江早在2008 年就率先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行动计划，此后针对八大领域涵盖114 项公共服务制定标准化清单并开展均等化监测评价工作，截至2019 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为98.7%。①数据来源为《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2018) 》。这项计划所带来的效果可用公共服务维度各指标变动趋势来体现: 各项代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指标值逐年增长，而各指标对应的城乡和地区差距则逐年缩小。

(二) 各省共同富裕排名变化

表3 展示各省共同富裕指数的排名变化。①受限于CGSS 可得性，本文研究期内只能获得2012 年、2013 年、2015 年、2017 年和2018 年的数据，因此本文的共同富裕指数及其各维度和成分的排名变化限于以上年份。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和福建名列前茅，且排名较为稳定。甘肃和宁夏处于末端，它们都在2020 年刚刚摆脱绝对贫困，推进共同富裕任重道远。其余各省的排名则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黑龙江排名显著下滑，2012 年排名第4 位，2018 年后大幅下滑至第11 位，主要原因是发展动力不足及地区和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见后文富裕、共同的排名变化)。排名显著下滑的还有河北，2012 年位列第6，2017 年下降至第19 位，2018 年虽有回升，但仍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魏丽华(2018) 指出京津冀地区“一枝独秀” 式的发展模式过于明显，北京作为核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削弱了河北的发展动能。以人才外流为例，自2015 年后普通中小学师生比和人均拥有执业医生数增长缓慢，后者甚至在2017 年出现负增长。

表3 共同富裕指数排名变化

(续表)

排名稳步上升是山东和贵州。山东处于“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战略节点，拥有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中国(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等平台，一方面凭借其完整的产业体系，发展后劲较足；另一方面，山东的户籍和常住人口“双过亿”，内需拉动增势强劲，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2012 年2.02 万元增至2018 年3.67 万元。同时，“十三五” 期间，山东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57.01%提高到63.05%，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①数据来源为《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2018) 》。贵州排名从第27 位上升至第18 位，在富裕、共同和可持续性方面做足做细工作: 一是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人均公共交通设施数从2012年倒数第3 上升至2018 年第10 位)，降低企业运输成本，加大招商引资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二是扎实推进扶贫战略，大力缩小收入差距，居民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比从2012 年的8.08 下降至2018 年的5.19；三是从传统的煤电烟酒行业转型至“云计算、大数据、大生态” 行业，率先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防护林体系、石漠化综合治理以及生态扶贫等工程项目，使得森林覆盖率显著提升(由2012 年的37.1%上升至2018 年的43.77%)，实现了生态保护和财政收入双双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安徽和河南等处于中等位置上下的省份，其排名波动频繁，但幅度不大。这些省份大力推行强省会战略，试图强化省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交通等领域的引领和辐射作用。该战略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发展，但也会拉大省内的地区与城乡差距，因而综合得分未能显著提升。以湖北为例，研究期内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日趋扩大，同时反映公共服务不均等水平的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地区差距、人均交通设施服务站点数地区差距等指标的值在全国27 个省份中处于高位且在2015 年后日趋升高。

(三) 共同富裕三大成分排名

1.富裕成分排名

富裕成分体现“蛋糕” 的大小，是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基础，其历年排名情况如表4所示。从整体上看，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和江苏等东部省市位列前五名，而排名靠后的是甘肃、贵州、湖南、广西和江西等中西部省份。

表4 各省富裕成分排名

(续表)

从排名变化情况看，排名上升的有山东和福建等。山东从2012 年的第11 位上升至2018 年的第6 位，与其积极对接“一带一路” 倡议不无关系，在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同时也带动了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吕越等，2019)，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刺激消费的稳定增长，表现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全体居民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显著提升。福建的排名在2012—2015 年间稳定在第11、12 位，2017 年上升至第5 位，与其社会民生事业改革成效突出不无关系。福建率先推行全省范围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将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障、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等，使其医疗保险参保率、养老保险参保率、普通中小学师生比等社会民生指标值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排名下降的省份有湖北、河北和黑龙江等。尽管强省会战略促进了省会城市武汉的发展，但由于未能兼顾省内其他城市，导致湖北全省整体排名下降。河北自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进以来，处于一个相对“短板” 的位置，大量资源、人才等要素向北京流动，形成虹吸效应(贺三维和邵玺，2018)，人口和资源的限制阻碍了河北的发展。黑龙江由于遭遇“人口困局”，人口出生率低，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降低了经济潜在增长率。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缓慢、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消费长期低迷(人均社零增长缓慢)，又是人口“逃离” 黑龙江的症结，由此形成恶性循环，阻碍了黑龙江的发展(柳如眉等，2021)。

排名呈现显著波动态势的省份为山西。山西在2015 年排名第5 位，而2017 年却跌至第16 位，这种波动与每单位GDP 碳排放量的走势基本一致，因其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碳排放(李世祥等，2020)，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方式常使其陷入“因煤而兴、因煤而困” 的困境。一方面，山西税收对煤炭行业的依存度较高，2012 年上半年煤炭行业税收占全省税收总额的比重为56.99%，截至2018 年煤炭行业税收占比仍高达40.78%；另一方面，煤炭的大量开发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居民幸福感，随着煤炭产业“减优绿” 之路的推进，山西的发展经历了从断崖式下滑到走出困境，再到转型发展的变化。

2.共同成分排名

表5 报告历年各省反映共享性的共同成分排名情况。河北、江西和福建的排名靠前，北京、上海较为落后，主要是由于京沪两地发展集聚水平较高，人口、产业与资本多集中于城市核心区域，因此共享性相对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排名历年都处于垫底位置，这是由于珠三角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存在严重的地区和城乡差距。

表5 各省共同成分排名

其他省份的排名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稳步上升的有江苏、贵州和云南。江苏共享性排名从第20 位上升至第7 位，这与其近年来稳步推进“1+3” 功能区战略，打破苏南、苏中、苏北三大板块的地理分界和行政壁垒，实施苏北振兴、苏中崛起等缩小区域差距的举措相关，表现为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地区差距、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地区差距以及交通设施服务站点数地区差距等指标在研究期内显著下降。贵州和云南排名上升的原因在于整体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2012 年到2018 年间，贵州的城镇化率从36.3%提升至49.54%，云南从39.31%提升至47.81%①数据来源为《贵州统计年鉴2019》、《云南统计年鉴(2013—2019) 》。，表现为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差距大大缩小。与此同时，中央转移支付对于缩小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云南在2018 年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2 个百分点②数据来源为《云南省2018 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 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这使得云南师生比地区差距、人均交通设施服务站点数地区差距等反映地区差距的指标逐年下降，共同成分排名日益提升。

湖南、安徽与黑龙江的排名呈现下滑趋势。湖南推行强省会战略，依靠要素集聚带动发展使得省会城市长沙发展得较好，但地区间以点带面的格局尚未形成(李红等，2020)。与此类似，强省会战略的实施使得安徽省内各地发展极不均衡，特别是在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交通设施服务站点等方面地级市城市与省会城市差距较大，拉低了其共同成分排名。黑龙江排名靠后且呈下滑趋势。一方面，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导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哈尔滨和大庆凭借较发达的工业基础及石油资源，经济实力远超其他各市；另一方面，我们也观测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差距这一指标逐年增大，这是因为黑龙江的产业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就业吸纳能力较低(林毅夫和付才辉，2017)，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顺利融入城市，农村平均收入水平难以稳步提高，导致城乡差距扩大(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

3.可持续性排名

可持续性关系到人民中长期的幸福感，排名情况如表6 所示。各省市排名呈现典型的南北差异。福建、江西和浙江排名始终保持在前三，主要得益于三地森林覆盖率指标值在全国排名靠前。与此同时，以上省份财政盈余情况较好，研究期内历年财政收入增长率大于各项公用事业支出增长率，为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强劲的保障。排名相对靠后的为山西、甘肃和宁夏，与其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粗放型发展模式相关，这三个省份不仅森林覆盖率较低，而且每单位GDP 碳排放量也处于较高水平。特别地，山西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长期处于全国前列。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可持续性排名总体靠后，拉低了其在共同富裕指数上的排名，可能是由于苏南高耗能产业转移外溢至苏北(表现为日趋增长的单位GDP 碳排放量)，同时也加深了地区间经济与污染的空间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省内生态环境恶化(马丽梅和张晓，2014)。

表6 各省可持续性排名

从排名变动趋势来看，各省排名相对稳定。值得关注的是，贵州是本文研究期内进步最大的省份，印证了其坚持走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从“煤电烟酒” 向“云计算、大数据、大生态” 的成功转型。

结合可持续性和共同成分排名，可以发现在共同方面排名靠前的河北(第1 位)、内蒙古(第4 位)、山西(第5 位)、甘肃(第10 位) 和宁夏(第11 位) 等，在可持续性排名中位于靠后位置(河北第17 位、内蒙古第20 位、山西第21 位、甘肃第22 位、宁夏第23 位)，反映了北方省份面临的财政压力。再加上这些省份产业结构单一，大多选择走资源消耗型的发展之路，在绿色发展和“双碳” 背景下，面临发展可持续的挑战。

四、共同富裕与主观幸福感

(一) 共同富裕指数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围绕个体幸福感构建共同富裕指标。那么，我们所获得的指数估算值是否与幸福感相关呢? 从政策角度看，我国是否可以通过推进共同富裕提升人民幸福感呢? 为此，本文利用CGSS 微观数据，通过模型估算，评估共同富裕指数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计量模型设立如下:

其中，H为个体幸福感，来自CGSS (2012 年、2013 年、2015 年、2017 年和2018年) 数据库，取值范围为1—5，1 表示“非常不幸福”，5 表示“非常幸福”；GF代表关键解释变量，为前文测算共同富裕指数或其构成成分。借鉴万广华和张彤进(2021)，控制变量X包括个体特征变量(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相对收入、居住地、社会地位变化)、家庭特征变量(房产面积、家庭规模) 及区域特征变量(物价水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得分)。需要说明的是，X排除了那些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但已经包含在共同富裕指数中的变量。

本文分别采用OLS (作为基准模型)、异方差IV (以处理内生性) 和有序Probit 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 估算幸福感模型。考虑到所使用的数据为混合截面数据，我们引入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表7 所示。

表7 共同富裕对人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续表)

总体来看，共同富裕指数与人民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既说明了以人民幸福感为目标函数所测算得到的共同富裕指数的可靠性，又反映了把推进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平均来看，共同富裕指数每提升1 个单位，幸福感为“非常不幸福” 的概率下降0.035，“比较不幸福” 的概率下降0.111，“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的概率下降0.151，而“比较幸福” 的概率上升0.053，“非常幸福” 的概率上升0.244。因此，通过统筹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建立健全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兼顾富裕、共同和可持续性的体制机制，可以切实提升人民幸福感。

(二) 三大成分与主观幸福感

进一步地，我们检验共同富裕的富裕、共同和可持续性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如表8 所示。

表8 三大成分对人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OLS 和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都显示，富裕、共同成分能够显著提升人民获得幸福的概率，降低不幸福的概率，但可持续性的影响却不显著。此外，从系数估算值看，共同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富裕次之，可持续性则没有显著影响。主要原因可能是，用单位GDP 碳排放和财政压力表征的可持续性成分，虽然与人们长期幸福感相关，但部分个体不一定能直接感受到其对自身的影响。此外，部分个体可能主要关注当前的富裕和共同，并不了解甚至不关注宏观层面的可持续性，尽管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五、共同富裕的驱动因素分析

那么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呢? 本文分别从“做大蛋糕” 和“分好蛋糕” 两个方面，通过回归分析来揭示共同富裕的驱动因素。模型设立如下:

其中，GF代表被解释变量，为前文测算的共同富裕指数。推动增长率上升即“做大蛋糕” 的变量包括资本存量(CAP)、人力资本(HMC) 和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源于科技创新) (INNO)。CAP用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表示，依据张军等(2005) 的方法计算得到，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HMC用各省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①我们利用6 岁以上人口年龄结构计算各省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具体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赋值为6 年、9 年、12 年及16 年；然后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中不同文化程度人口所占的比重作为权重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INNO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对数形式) 表示，以反映科技成果转化的总体规模，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在“分好蛋糕” 方面，我们用劳动者报酬占GDP 比重来反映初次分配情况(DIS1)，用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社会保障支出/公共财政支出) 和直接税占比(直接税/总税收) 表示再分配情况(DIS2)，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和《中国社会统计年鉴》。此外，考虑到市场化(MARKET) 和经济全球化(TRADE) 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我们分别用各省市场化进程得分和外贸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占GDP 比重) 来表征(魏敏和李书昊，2018)，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年度报告》 (2021 年版)、《中国统计年鉴》 和EPS 数据库。

考虑到共同富裕与其驱动因素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我们将所有自变量滞后一期以缓解内生性(李志生等，2019；蔡贵龙等，2018)。进一步地，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主观幸福感进行稳健性检验。②为人民谋幸福是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共同富裕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因此共同富裕的驱动因素也能影响主观幸福感。估计结果如表9 所示。

表9 共同富裕驱动因素回归结果

(续表)

总体来看，各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在90%以上，且在控制省份及年份固定效应后，处理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的模型结果一致。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人均资本存量和市场化进程增长率，而无论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刻画的人力资本水平还是采用技术成果转化程度表征的科技创新都尚未发挥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仍偏低，新增人力资本与产业层次结构不匹配，人力资本在公私部门间的配置结构失衡等问题使得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对生产力促进作用并不显著。①高学历人才大多热衷于流向政府部门、国有企业部门以及公用事业单位，使得经济中生产部门高教育年限劳动力占比下降，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对生产力发展的贡献不显著(王弟海等，2017)。此外，我国目前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会显著影响创新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在分配领域，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再分配中的直接税和社会保障支出与共同富裕水平正相关。最后，增加贸易占GDP 比重(即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降低了共同富裕水平。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 和“低价竞争” 的发展模式之中，外贸出口产品增加值分配更偏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从而挤压了劳动收入份额，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胡文骏，2017)。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人民幸福感为目标，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五个维度及富裕、共同和可持续性三个成分出发，采用熵值法测度我国27 个省市的共同富裕指数，检验共同富裕指数与人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识别推进共同富裕的驱动因素。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推进共同富裕可以显著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此外，就整体共同富裕指数排名而言，除广东外，指数值与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较强的经济实力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筹码。排名较为稳定的包括发展良好的发达省市(如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和福建)，以及欠发达省份(如甘肃和宁夏)；排名变化较大的包括因构建战略平台和充分发挥政策红利而稳步上升的山东和贵州，以及因发展动力不足而排名日益下滑的黑龙江；排名波动频繁但变化幅度较小的则有实行强省会战略的四川、湖北和河南等。分维度看，物质维度领先的省份如广东、江苏和福建，在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和精神生活维度排名却偏后，而物质维度排名欠佳的广西、贵州等，在生态和社会环境维度排名靠前。这充分说明，仅仅发展经济是不够的，需要从不同维度全方位推进共同富裕。分成分看，没有一个省份在三个成分排名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在富裕方面，各省排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匹配；在共同方面，一些省份的表现值得关注: 作为示范区的浙江，尽管比较“富裕”，但在“共同” 方面的排名存在较大波动；江苏排名日益提升，而广东历年垫底；实施强省会战略的陕西、湖南、河南、安徽和四川等省在共同方面表现均不佳。在可持续性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起步较早，南方省份具备较好的财政基础，并较快走上了绿色转型之路，因此比北方更具可持续性。从驱动因素看，无论是人均资本存量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还是分配领域的劳动者报酬、直接税比例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都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政策工具。同时，也应注意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增加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尚未发挥作用，而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反而会降低共同富裕水平，这需要更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关政策性工具。

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因地制宜，夯实共同富裕之基。不同省市在不同维度和不同成分方面的表现差异较大，考虑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经济发展不足的中西部地区，需要注重通过增长提升富裕程度，而共同成分排名落后的省份如广东，需要注重缩小收入差距，以改善共同程度；而财政和环境状况欠佳的地区则要注重可持续性发展。相应地，中央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不同省份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差异性，务必防止“一刀切”。第二，相互借鉴，补齐短板。没有任何一个省份在所有方面都排在前列，在某个成分或维度上表现良好的省份，可以帮助表现相对落后的省份。通过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一起迈向共同富裕之路。第三，探索富裕、共同和可持续性兼容的共同富裕模式。不同省份在不同维度和成分上的差异性表现，似乎意味着存在“鱼” 和“熊掌” 的问题。究竟是否能够、又如何处理“鱼”和“熊掌” 的难题需要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甚至政策试验。没有学术界和各级政府与部门的齐心协力和良性互动，共同富裕的目标将无法实现。第四，多管齐下，精准发力。在做大“蛋糕” 方面，当前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处于高位，但过度投资导致资本占比过高而挤压劳动占比，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此外，考虑到近年来资本存量对增长的贡献有“回归常态” 的趋势，从长远看需要人力资本提高以及较为持续的全要素增长率上升(主要靠创新) 来弥补。因此，在提高平均受教育程度、改善人力资本水平的同时还需要解决人力资本在产业间、部门间配置失衡的问题；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升科技有效供给及其转化，是做大“蛋糕”、推进共同富裕的长久之计。在分好“蛋糕”方面，需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劳动报酬随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完善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提高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发挥再分配政策应有的调节功能。

最后，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测算的结果仅限于研究期内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比较分析。未来相关研究将得益于更加丰富、时效性更强的数据的公开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