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梅　孔凡哲

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体系，但也存在教材评价机制不健全、基础研究相对薄弱、教材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提升教材质量成为教材建設面临的紧迫任务。教材的质量如何，需要有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孔凡哲教授带领团队就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相关成果促进了教师教材使用水平的提升。

教材质量标准的构建是保障教材质量的重要条件。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教材质量标准，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本文对已有成果中反映中小学教材质量标准的发展历程、阶段特征等材料进行总结和反思，提出已有的经验与成就，明确今后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以期对当前教材质量标准的构建有所启示。

一、中小学教材质量标准研究的历史进程

根据国家重大教育政策、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颁布节点，结合对教材质量标准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笔者将我国中小学教材质量标准研究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1.孕育阶段（1986年之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一纲一本”教材政策，不存在教材的比较、选用问题。尽管我们对教材质量非常重视，但教材评价停留在理论层面。彼时，学术界已经有关于教材质量标准的研究。如：有的学者针对特定学科教材的编写提出了明确建议；部分教师依据自身教学体会和参与编写教材的经历，从经验的角度谈及教材编写应注意的问题。总体而言，1986年之前，教材质量标准没有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是从强化教学效果的视角提出教材改进建议，缺乏对教材质量标准的系统论述。

2.起步阶段（1986—2000年）

1986年，我国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发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等文件，对教材的编制和评价做出要求，引导学术界进一步关注教材质量问题。这一时期关于教材质量标准的研究比较少，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向。一是对教材质量标准的概念进行解读，并探讨标准构建的依据。大多数学者认为，教材质量标准是以价值主体的需求为依据，在数量和质量上对教材进行价值判断的准则和尺度；教材质量标准必须与教育目标保持一致。如孔凡哲教授提出，教材质量蕴藏着相关主体对教材的主观期待，包含教材的物理质量指标与内容质量指标。不同学者对教材质量标准的定义虽不尽相同，但仍可辨析其相似之处，如强调尊重价值主体的需求、基于教材发展趋势、反映时代特征。二是关于教材质量标准的维度和指标设计的研究。许多研究只是列出维度和指标，没有给出确定维度和指标的理论依据。

这一时期，相关研究关注教育目标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强调教材内容要符合学生的需要，但由于缺乏研究基础，且受学科中心思想的影响，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其结果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3.发展阶段（2001—2011年）

2001年，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试行）》，研究并制定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提出要完善教材管理制度，实现教材多样化与高质量发展。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浪潮中，教材质量标准的研究迈上了新台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大幅度提升。其中，高凌飚、丁朝蓬、方红峰等人提出的教材质量标准涵盖了义务教育阶段教材质量所需关注的主要问题，最具代表性。此外，有学者翻译和介绍外国教材质量标准的研究成果，就研究的国家而言，以美国、德国居多，包括对美国国家和地方教材质量标准的研究，如介绍美国“2061计划”教材评价工具等；也有学者从比较研究视角对发达国家的教材质量标准进行分析，如邓磊、廖伯琴从内容分析和教学分析两个层面比较5个国家高中物理教材的评价标准，并针对我国物理教材质量标准的缺憾，提出高中物理教材质量标准指标体系。

这一时期关于教材质量标准的研究成果较多，涉及语文、数学、物理、科学等学科，研究范围横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义务教育阶段的研究居多）。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教材的内容属性，较少强调教材的教学属性，同时存在标准泛化的问题，表现为过于强调教材编排，忽略教材知识内容指标，降低了对教材内容质量的要求。

4.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要健全教材制度，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2020年1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描绘新时代教材建设蓝图。2021年，政府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措施推动了学术界关于教育质量标准的研究，为教材质量标准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契机。

此阶段，研究者对教材质量标准的认识不断深化，标准的本土化构建意识不断增强。首先，在核心素养导向下，有研究将“社会考量”纳入教材评价，要求教材符合社会需要、反映时代要求；其次，研究关注的侧重点由静态的教材内容向教材的使用效果等动态方面拓展；最后，针对数字教材的崛起与快速发展，部分学者提出要规范数字教材出版，推动教材质量标准的深化研究和高质量发展。此外，随着研究的推进，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不同视角评价教材的研究不断涌现。多视角的跨学科研究为我们清晰地观测教材质量打开了思路。如穆建亚指出，教材并非天生具有道德的正当性，要摆脱伦理困境，需要从教材主体、知识和制度三个维度来把握。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教材质量标准研究呈现出维度增加、范围扩大、内容细化的趋势，突出对数字教材质量标准的研究，强调教材对教学的指导和对学习的支持，凸显教材的学科属性。

二、中小学教材质量标准研究已取得的成就

梳理国内教材质量标准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教材质量标准在维度、指标等方面不断演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形成宏观的教材质量标准和学科教材质量评价模式

目前，我国关于教材质量的相关政策、文件主要是在教材内容的思想性、政治性和科学性上给出宏观的方向指导。许多学者根据国家教材质量建设要求，构建了一般性的教材质量标准，如胡军在2019年从内在品质和外在品质两个维度构建了我国教材质量标准。许多学科专家根据学科特点，在教材评价的一般理论和模式的基础上，确定了相应的学科教材评价维度和指标，从而形成特定学科的教材质量标准与评价模式。

2.关注教学与内容双重属性

教材质量研究的深层目标指向教学改进和学生个体发展，因此，教材质量标准强调对教与学的支持。在早期，学者更多的是关注教材的内容属性。在核心素养导向下，学者愈发关注教材对教与学的指引性，即强调教材的教学属性。如2018年颁布的《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审定·审查工作细则》将“对教与学的引导”作为教材评价的一个重要维度。

3.强调评价内容全面、细化

教材质量标准研究的视角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全面、细化，强调指标要具体、可操作。在早期，学者主要围绕知识内容、认知心理、情感态度三个方面制定教材质量标准。随着教材多样化时期的到来，相关研究不仅关注传统意义的教材，还提出要规范数字教材的内容质量和出版质量、在教材设计中融入更多时代元素（如构建基于核心素养的教材质量标准）。

4.注重教材质量标准的本土化研究

我国教材质量研究起步较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关研究以理论介绍为主，即对外国教材质量标准的理论成果进行总结和概括。进入21世纪，相关研究开始转向教材质量标准的本土化构建，即结合相关理论和我国实际构建本土化的教材评价指标；部分研究关注外国教材质量标准研究的理论基础、评价理念、社会文化背景等，对外国教材质量标准的普适性提出质疑，认为教材质量标准具有很强的文化适切性，不能简单移植外国经验。

三、中小学教材质量标准研究的机遇与展望

1.教材质量标准研究的机遇

我国学者对教材质量标准展开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缺失

多年来，虽有不少学者就教材评价工具构建问题进行探讨，但系统、实用、有较高认可度的教材质量标准尚缺乏（翟志峰、董蓓菲，2019）；相关教材编写和出版机构虽然也有评价教材質量的工具，但多为内部资料，相应的教材评价指标体系等研究成果尚未形成完备的纲领性文件。此外，当前部分研究是在总结外国教材评价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教材质量标准的构建提出简单对策，既没有深入思考外国经验本土化的问题，也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教材质量标准理论。

（2）以宏观教材质量标准研究为主

目前，已有研究大部分针对宏观的一般性的教材质量标准，而针对不同学科和学段的教材质量标准的研究较少；具体学科教材的评价研究大多套用教材评价的一般理论和模式，将一般性的评价标准与学科特征相结合并具体化，以此形成某个学科的教材评价理论与模式，其指标的描述相对粗略和模糊，学科特色不强。

（3）评价指标的操作性有待加强

教材质量标准的研究以质性分析为主，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实证研究较少，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教材质量标准的评价维度和指标定义不明确，对宏观指标的描述较多，针对性不够，微观指标尚需完善。此外，教材质量标准强调整体性评价，较少涉及学科指标。

2.教材质量标准研究的展望

针对我国基础教育教材质量标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教材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本研究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确立我国基础教育教材质量标准未来的研究方向。

（1）加快国家教材质量标准研制

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重点从教材质量标准构建方面入手，推动教材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各学科教材的编写与评价以《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和《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审定·审查工作细则》为基本依据，但这两份文件不是纲领性文件。在研发新的教材质量标准方面，我国还未推出新成果，没有统一的国家教材质量标准。因此，如何构建科学的评价标准系统地评价教材，是新时代教材建设的迫切诉求。

（2）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我国教材质量评价研究多以经验性思维为主，缺乏量化研究证据。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材质量标准研究的深入，单一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学生、教师以及时代对教材质量标准的需求，教材质量标准研究必须与时俱进，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如比较法和德尔菲法等。同时，要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弥补理论思辨的不足，注重跨学科整合，以开放的学术视野对教材评价进行整体性和综合性研究。

（3）借鉴外国先进经验构建本土化指标

研究者既要有全球化眼光，也要有本土化意识。发达国家的教材质量标准是基于其政策体制和文化背景研制的，缺少差异化指标的建设，其标准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因此，我们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加快教材基础制度建设，制定并完善相应的标准，建立专门的法律法规，自上而下地建立统一、清晰的教材质量标准。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教育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教育学一般项目“基于国家事权的基础教育教材质量监控和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成果。课题批准号：BFA21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