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梅

（白城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

贯穿欧亚大陆的东西草原通道，为东西方的经济贸易和精神文化交流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随着契丹在北方的崛起，草原丝绸之路得到拓展。学界已有对于10—13 世纪的草原丝路的研究成果，多倾向于草原丝路的路线、草原丝路经济贸易及文化交流。①如林干的《关于草原丝路路线的初步探索》对契丹耶律大石西行路线有所探究；孙泓《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草原商路——以5—14世纪为中心》（《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17辑《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翟禹《辽金元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兼谈内蒙古在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究会论文集》，2014年）；周锦章，田广林《草原丝路与契丹货币经济》（《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S2期）；张郁《草原丝绸之路契丹印迹》（《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S3期）；武玉环，程嘉静《辽代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经营》（《求索》，2014年第7期）；董尚礼，程卫红《从辽与回鹘的关系看草原丝路及其贸易货币》（《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S2期）；马建春《辽与西域伊斯兰地区交聘初探》（《回族研究》，2008年第1期）；魏志江《论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及其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以及他的《试论西辽帝国对中亚、西域的经略及其对丝绸之路的影响》（《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等文章侧重研究辽朝时期丝绸之路经贸；张景明《辽代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中的作用》（《大连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苏赫，田广林《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崔宁，王宬《辽代通辽地区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外交流》（《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等文章侧重辽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国外学者金在满《契丹丝考》是辽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本文试从欧洲人对契丹人的印象这个视角，来考察10—13世纪草原丝绸之路繁盛及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一、契丹的兴起与10—13 世纪草原丝绸之路的拓通

（一）契丹的兴起

“契丹” 一词最早见于《魏书》： “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 。［1］契丹源于东胡系，兴起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

契丹民族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关于契丹的起源有一个美丽而又古老的传说，《辽史·地理志》记载： “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2］云南现存的明代所修《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就有一幅青牛白马图，山丘象征木叶山，两麓的八棵劲松，象征契丹八个部落。上有附诗曰： “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即施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孝恩德，源近流长报宗功” 。［3］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我们可大致知道契丹民族的发展历程：契丹的原始先民居住在辽河上游，过着游牧和渔猎的生活，北魏时和中原来往密切，用马匹、皮革交换中原的物资。隋唐时期，契丹部族逐渐强大起来。唐朝末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公元916 年建立契丹国。正如《辽史》所说： “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历年二百” 。［4］打开地图册可以看到，契丹强盛时的疆域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带，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今天的河北、山西一带。

契丹国（大辽国）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二百余年后，公元12世纪被金所灭。契丹贵族耶律大石1124 年建立了西辽。中亚和西域史料中也称其为哈喇契丹，俗称 “黑契丹” 。它仍采用传统的尊号、年号、庙号，典章制度仍然用辽旧例。西辽又存在了八十八年。俄国人至今仍用 “契丹” 一词作为中国或中国人的通称，契丹王朝之所以影响深远，其中草原丝绸之路的拓通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10—13世纪草原丝绸之路的拓通

开拓于匈奴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辽朝时期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兴盛奠定了基础，此后金朝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乃至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鼎盛，都得益于辽朝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拓通。就草原丝绸之路的拓通而言，蒙古帝国的驿站是在原辽金驿站基础上从帝国的东北部向中亚区域铺设开来的。辽朝境内多民族混合而居的生活方式决定其文化的多元共存性，加之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对外交流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枢纽，在10—13 世纪草原丝绸之路的拓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文献记载，辽太祖时期就开始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阿保机建国后，神册元年（916）秋七月， “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 。［5］神册四年（919） “九月，征乌古部，……冬十月丙午，次乌古部，……俘获生口万四千二百，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自是举部来附。在天赞三年（924）冬十月又一次西征，遣兵踰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 。［6］辽太祖西征，奠定了契丹王朝经略西域，拓通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在《辽史》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耶律大石曾遣书回鹘王毕勒哥， “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乌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 “毕勒哥得书，即迎至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 。［7］以上史实即印证了辽太祖对于草原丝绸之路拓通的贡献。

在辽圣宗时期，皇太妃也曾为开拓草原丝绸之路作出贡献。统和十二年（994）八月， “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 ，［8］将辽朝西部的疆界拓展到河西走廊。可见，辽朝草原丝绸之路所经地域是十分广阔的，当时的西夏、阻卜、阿萨兰回鹘、高昌、吐谷浑、西突厥等都被囊括在内。

辽朝历代统治者设置监管机构对草原丝路进行管理，设置西北路招讨司，设置城池。如镇州的设置，在《辽史·地理志》有记载曰： “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选诸部族两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讨，不得抽移。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东南至上京三千余里。”［9］作为军事要地的镇州、防州、维州等，是各国使节和商旅往来之要道。辽朝通过征讨、设置城池、移民等方式经略西域诸部，从而保障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西域诸政权对辽的朝贡记载颇多，如，《契丹国志·诸小国贡进物件》中记载： “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已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黑丝、门得丝、怕里呵、碙砂、褐里丝。……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 。［10］辽朝在草原丝绸之路上，设市与西北各民族贸易。据《辽史·食货志下》记载： “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繈属” 。［11］辽上京城内设回鹘营，《辽史·地理志》中记载： “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东门之北潞县，又东南兴仁县。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 。［12］回鹘擅于经商，频繁地进行着贸易活动。在辽上京城遗址内发现的 “骆驼蓬” ，说明与西域各族交往的活动频繁及数量之多。

而西辽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得益于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的拓展。据《契丹国志·大实传》记载： “辽御马数十万，牧于碛外，女直以绝远未之取，皆为大实所得。今梁王、大实皆亡，馀党犹居其地” 。［13］耶律大石在西迁过程中深入沙漠地带。随着耶律大石的西征，附近各国皆来降附，贡献方物。西辽帝国的疆域， “直辖领地为以巴拉沙衮为中心的锡尔河上游、伊塞克湖周围地区，北至伊犁河，南至锡尔河上游，西至塔拉斯河，东至伊塞克湖以东地区。其附庸国有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高昌回鹘王国、花拉子模国；附庸部族主要有粘拔恩部、康里部和葛逻禄部” 。［14］公元1145 年，欧洲出现了 “约翰长老” 的传说，一种说法认为与耶律大石打败塞尔柱王朝苏丹的史实有关。［15］元代耶律楚材也曾写诗赞曰： “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垂” 。［16］西辽王朝使草原丝绸之路进一步畅通无阻，对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辽朝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从出土的琉璃器、金银器、佛像、景教墓碑都吸收了西方大食、波斯、东罗马等的文化因素，印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自13 世纪始，随着《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马可波罗游记》等文献中多次提到契丹，欧洲人开始了解契丹及中国。

二、草原丝绸之路域外文献中的契丹印象

（一）域外文献中的契丹称谓

随着唐朝的衰亡，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的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等地的交流也逐渐衰落，尤其是南宋时期中原汉族政权收缩到南方。而雄起于中国北方的辽王朝，以及后来契丹贵族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王朝，借助草原丝绸之路对当时的欧亚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 “契丹” 一词成为中亚地区对中国的称呼。

10—13 世纪，契丹凭借草原丝绸之路的拓通，和东西方相互交流与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加强，契丹人 “中国形象” 进入世界。14世纪中叶流行于高丽的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其中 “乞大” 就是 “契丹” 之意。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契丹人形象也深入到欧洲人的世界。

在13—14世纪的域外文献中都提到了 “契丹人” 。如意大利人柏朗嘉宾的《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法国人鲁布鲁克的《鲁布鲁克东行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意大利人鄂多立克的《鄂多立克东游录》、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的《海屯行纪》等。

1245 年，柏朗嘉宾经中亚到达哈喇和林，归国后写下蒙古情况的报告《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在第五章《鞑靼帝国及其诸王的起源，皇帝及其诸王的权力》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们攻破了城门，进入城内，皇帝和大批居民惨遭杀戮。他们夺城之后又将城内金银和各种财富洗劫一空。鞑靼军队在把自己的臣民移居到契丹国土居住之后，便班师回朝。于是，契丹的强大皇帝被击败了，这位成吉思汗便被拥立为帝。但一直到现在，他们尚未征服契丹国的另外半壁江山，因为它位于海面” 。柏朗嘉宾把 “中国” 称作 “契丹” ，在书中，他也提到了 “哈剌契丹（黑契丹）”［17］，指的是西辽国的契丹人。

1253 年，法国人鲁布鲁克的《鲁布鲁克东行纪》一书中，也出现了 “契丹” 一词。 “还有大契丹，我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该民族把它称为丝），而他们是从他们的一座城市得到丝人之名。有人告诉我说，该地区有一个城市，城墙是银子筑成，城楼是金子。该国土内有许多省，大部分还没有臣服于蒙古人，他们和印度之间隔着海洋” 。［18］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的《海屯行纪》，直接用 “契丹” 指中国。以上文献中记载的 “契丹” 一词，往往指代中国。这种情况到了15 世纪仍然如此。 “《约萨法特·巴巴洛契丹闻纪摘录》中说：‘察合台省有人口众多的大城撒马尔罕；秦尼和马秦尼的商人行旅往来皆经过此地。契丹人亦如此’。16世纪的《布斯伯克所记土耳其漫游僧契丹见闻摘录》（约公元1560年）：‘现在让我为你讲述我从一位土耳其漫游者那里听到的关于契丹城和契丹国的事情。这位漫游者是某教派成员，其教崇奉远游，在崇山峻岭和荒漠野丛中礼敬上帝，此人曾游历东域，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东方世界，他说曾遇到葡萄牙商人，游兴大增，欲前往契丹一睹契丹国城郭人民，遂与商队结伴同行’。”［19］

此外，在这一时期的域外文献中，还有将 “契丹” 与 “蛮子” 对称的情况，分别代表中国的北部和南部。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称中国北部为契丹，南部为蛮子，如 “蛮子地域” “蛮子国都” 等。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中，描述契丹和蛮子省的情况约占了三分之一，如 “中国人” “大多数汉人” “蛮子” “契丹人” “偶像教徒” 等词多次出现。直到14世纪，波斯人拉施特《史集》中仍然称呼中国南部为蛮子，中国北部为契丹。这与中国正史中视中原汉民族政权为正统，其他少数民族为蛮夷的情况，显然是不同的。

其后的《伊本·白图泰游记》［20］、《克拉维约东使记》［21］等都提到 “契丹” ，即用Katay（契丹）称呼中国。由于这些游记对 “契丹” 的描述和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的想象，西方开始了寻找 “契丹” 的航海地理大发现。

由于辽朝在10—13 世纪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影响，欧洲所知道的这个名称契丹（Kitaia，Cathaia，Kitay，Katay，Kitai，Qitay 等），逐渐变成了一个更广泛的称呼，风行于世界。直至今日，俄罗斯人、希腊人、突厥斯坦各国，仍以契丹之名称呼中国，这折射出契丹人在历史上对中西方交流所作出的贡献。

（二）欧洲人契丹印象

柏朗嘉宾笔下的契丹是 “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的各行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他们的国土盛产小麦、果酒、黄金、丝绸和人类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22］。可以说，从《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到《鲁布鲁克的东行记》《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构筑了中国在西方社会集体记忆中的物质繁荣富庶的契丹形象。这源自于公元10—13世纪，契丹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使中国形象进入到世界视域之中。那一时期的中国包括器物、制度，甚至信仰等影响深远。阿拉伯人自公元10世纪起，就将中国称为契丹。直到13 世纪，蒙古军队西征，将中国的火药和火器传入阿拉伯国家，阿拉伯文献中仍将火药称为 “契丹花” ，将火器称为 “契丹火枪” “契丹火箭” 。

在欧洲人的眼中，还有一种契丹人所饮用的美酒，在《马可波罗行纪》中介绍 “契丹人所饮之酒” 中说： “契丹地方之人大多数饮一种如下所述之酒：彼等酿造米酒，置不少好香料于其中。其味之佳，非其他诸酒所可及。盖其不仅味佳，而且色清爽目。其味极浓，较他酒为易醉” 。此外，还有 “契丹全境之中，有一种黑石……” 等类似的物产记载。［23］显而易见，马可·波罗笔下的 “契丹” 是指中国，也从侧面反映了契丹人对欧亚大陆上的影响正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实现的。

10-13世纪欧洲人的契丹印象，是道路便利、市场繁荣、货物丰足、人们生活愉悦。《福乐智慧》中说： “大地裹上了绿绒，契丹商队运来了中国商品。草原、山丘和谷地蜿蜒伸展，到处鲜花盛开。万花含苞欲放，馨香和樟脑香气布满人间” 。［24］这一时期，丝织品、茶叶仍是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主旋律。

据《喀喇汗王朝史稿》记载：11 世纪初，伊利克纳塞尔同马赫穆德建立关系，马赫穆德派出使臣， “纳塞尔友好地接待了使臣，并请他们带给苏丹珍贵的礼品：矿产、麝香、马、骆驼、白鹰、兽皮、兽角、玉石和中国的珍贵产品” 。［25］“中国的珍贵产品” 就包括 “珍贵的衣料” 丝绸之类的东西，说明当时辽朝丝织品已远销中西亚。契丹丝织业很发达，辽上京和祖州都设有绫锦院，在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丝织品就有各色绫、锦、罗、丝、刺绣等物。从契丹捺钵设有的 “行宫市场” 和专门的 “随驾” 管理官员也可以看出，辽朝丝织业的发达程度。辽朝石刻文字中记有部分 “随驾” 物资仓库管理官员和 “行宫市场” 管理官员名称。此外，还有 “随驾锦透背皮毛库副使” “随驾针线院都监” “随驾生料副使” 等设置。［26］

契丹的茶也很有名，拉姆希奥所记哈吉.马哈迈德关于契丹谈话摘录中记载： “契丹全国都在用一种植物，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植物的叶子，其人称之为‘契丹茶’，……全国之人都在用这种东西，并十分珍贵它。撷取这种叶草，或干或鲜，以水煮之。以空腹饮用一二杯，则热病、头痛、胃痛、腰痛或骨节痛诸症皆去” 。［27］

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丝织品、茶等输往域外；同时，西瓜、回鹘豆也随着草原丝绸之路被引入，这也是使契丹为世所知的因素之一。据胡峤《陷辽记》记载： “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 。［28］赤峰敖汉旗羊山1 号辽墓壁画有一幅 “西瓜图” 清晰能辨，可作为辽时已有西瓜的佐证。此外， “回鹘豆” 也传入契丹，据《契丹国志》记载： “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粟” 。［29］这种双向交流，使 “契丹” 名号远播，也是后来欧洲人用 “契丹” 一词称呼中国的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欧洲人通过传教士、使节、商人、冒险家等人的游记，勾勒了器物层面、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契丹（中国）形象，与18世纪中后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截然不同的，这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形成的。

三、结论

由于10—13世纪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方文化交流不仅表现为物质上的交流，也使东西方生活、艺术等也不断在融合吸收。契丹人使欧洲人构筑了繁荣富庶的契丹印象，中国形象进入到世界视域之中。

10-13 世纪契丹人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拓展，以及在欧亚大陆深远的影响，这与契丹人的二元制及捺钵游牧文化是分不开的。契丹人生活在广袤的大草原和高山峻岭之间， “以畜牧、田渔为稼穑” ，［30］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使契丹人具有向外流动的、进取的，崇尚自由、独立的精神，与保守的农耕文化不同，具有强烈的战胜与克服的欲望。［31］建立在北方特有的自然环境、民情风俗基础上的契丹文化，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耶律阿保机所建造的上京城，是 “汉城” 和 “皇城” 的 “双城” 格局。辽上京城考古发掘发现皇城北部空旷平坦，可能为毡帐区，契丹皇族仍然喜欢居住在毡帐之中。有学者认为，从辽上京的格局可以看到耶律阿保机对于国家治理的构想，既保持草原传统，又引入中原王朝的管理体制。辽朝实行双重行政管理体制，北面官负责管理草原游牧地区的部落事务，南面官负责处理汉族人的事务。尽管辽朝建立 “五京” ，但辽朝皇帝保留了草原上的游牧生活方式，建立捺钵制度。在捺钵期间处理国事，接见外国使者。此后的金朝和元朝也借鉴了契丹人的捺钵制度和五京制度。汉学家傅海波《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一书中提出，北方的边界线有三条，生态学边界、军事防御边界线和文官事务实际管辖范围界线。辽朝在农牧交错带 “燕云十六州” 以及东北的辽河平原发展了农耕，辽阳后来成为 “辽朝五京” 中的东京，使辽东就此崛起。尤其是西辽时期的耶律大石，将中原的契丹文明移植到西域、中亚地区，保留归属的中亚地区王国及其政权。把 “因俗而治” 的二元制以及把游牧和中原文明巧妙结合起来，运用到极致。拉施都丁在《史集》中称赞说： “耶律大石是一个有智慧而又有才干的人，他有条不紊地从这些地区上将队伍召集在身边，占领了整个突厥斯坦地区，获得了古儿汗，即伟大的君主的称号。”［32］耶律大石对中亚丝路腹地和西域地区进行经略，使丝绸之路充满繁荣和生机。契丹人正是以这种独特的制度和特色，建立起契丹统治之下的和谐共生与文明，给当时的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契丹人在草原丝绸之路留下的印迹，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熠熠生辉的一笔财富，也是世界文明史上重要的一部分。这充分说明了现代中国的民心相通、贸易畅通共进理念下的 “一带一路” ，是符合历史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