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少娇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7）

《时代与肖像》是王尧的一部散文集，其几年来在《收获》《钟山》和《雨花》发表的散文都收录在这一书中。这21 篇散文用大量笔墨描绘了江南乡村图景，饱含深情地回溯了童年时光，几乎勾勒出他前半生的成长轨迹，也隐含着他思想不断流动变化的过程。《时代与肖像》以散文形式的碎片化与语言的隽永，恰切而直接地对话过去、直面现实，从而完成了一种对 “乡愁” 的超越性叙述。

一、肖像即时代

《时代与肖像》中成功塑造了生动而有趣的人物群像，这些人物从王尧的记忆深处走来，带着湿漉漉的江南气息，一起谱写出的是为作者所熟知的故土以及那个终将远去的时代。这其中，作者选取了几个具有特殊代表性的人物，将回忆以截面的形式呈现出来。《奶奶和她的小镇》中，描述了作为闻二小姐的奶奶，从来都一丝不苟地梳着发髻，将家族的历史和规矩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之中。作者在回忆起奶奶收藏品与其性格的反差时，这样描述道： “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奶奶把旧社会的东西带到了乡下，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奶奶其实也在延续一种和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文明或者一种生活秩序。”［1］家族是证明存在的一个标签，时间以线性不可逆的姿态向前奔涌着，寻找过去就势必要顺着这条藤蔓往回走。一个人记忆的开端往往是家族中的老人，他们带着对小辈的关爱，也带着年轻人不理解的守旧，将上一代的经验与历史倾囊相授，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传承，也在传承中塑造新一代人的灵魂。奶奶和小镇的存在，是作者在作品中对自我性格形成的一种追溯。奶奶将规矩融入在一言一行之中，这就成为作者对生活认知的基础，也灌注了他最原始的性格与欲望。《我的腿迈不出去》中，作者对外公的回忆： “外公是我们村上一代人中的旧人，也是少数几个往前走的新人。”［2］外公和奶奶，是新旧时代交错中的人物，他们是勾连作者和上一个时代的绳索，从老一辈身上习得独属于这个家族的家风，以及对时代敏锐而唯一的观察视角。

一个时代总有旗帜鲜明的标志，那些在时代浪尖上的弄潮儿，不必出声，只是矗立，便已将风流说尽。《琴声》中的左老师和《有表姐的那年那月》中的表姐，在作者的少年时光中，她们是新颖，是风尚，是开启作者对新时代向往的钥匙。那些年像左老师、像表姐一样的青年是数不清的，她们不是个例，但她们对于作者，却是记忆深处为数不多的星芒。也许在多年以后，已经很难回想起小学、初中那些琐屑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内容，但是音乐课才会穿上的裙子以及放书的箱子，却成为作者多年来日日可以咀嚼的青春。左老师和表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抽象成为一种符号，是凝练着蓬勃生命力和对未来无限期望的美好岁月，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是作者对那个时代最直观的感受与记忆。

肖像以自身的风姿浓缩成一个时代的碎片，不同的肖像拼接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时代的巨幅卷轴，他们自身就是历史的主体。于是我们在《时代与肖像》中看到书法启蒙老师的气功叔叔、那个回忆起来青涩的 “疑似” 初恋、那个打牛号子的 “神经病” 等等，这些人是无意闯入了作者的生活，还是带着命运的使命不得而知。那些生活在记忆深处的人，与现在的作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作者，甚至成为了作者的一部分。那些人身上承载着作者对旧时记忆的回望，作者依赖这些肖像去承载对旧时光的记忆，这些人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也成就了时代的完整性。在这个层面来讲，对于乡村人物群像的描绘就超越了乡愁的范畴，这不是 “怀乡病” 的缠绵悱恻，是一种更为宏大的叙事雄心，在人物肖像背后构建一个与时代融通的桥梁，在这里能通往过去，也能端详未来的走向。

二、返回与逃离

《返回与逃离》是该书中一篇散文，城与乡也是作者在这本散文集中一直想要言说的一个主题，作者以一个城市知识分子的思考，在过去与现在、故乡与此地之间的反复横跳，试图解释乡村生活经验与自我认知之间的矛盾与确证，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身上背负的社会责任感与良知。

在《时代与肖像》中，21岁的他带着一只木箱和一条被子奔赴江南读书，是反复出现的场景，不难看出这对于作者而言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至此，故乡就开始与他割裂，随着年岁的增长，裂痕也愈发深重，而修弥这条裂痕的粘合剂则是那些记忆。 “记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3］这些记忆建立在确凿的乡土风物基础之上，但在潜文本中，历史时间就被自然地替换为了主体性时间，所有的记忆不再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复现，而是由现时的主体对历史的重新整合，不可避免地添加了复杂的主体情感。于是，每一个主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进行了纠偏，这就使得历史成为了每个人的历史。所以作者无论是站在异地回想还是重返故土亲自感受，记忆和现实之间总是难以弥合。 “或许，当一个人已经离乡之后，见诸文字的乡愁无论如何浓烈都免不了苍白，因为所有的乡愁都是从自己的内心需要而不是从故乡出发的；故乡只是你的咏物；如果你不能回到出发地，回到你的故乡扎根，一切的倾诉和想象只能在胸中低回，我们只存活在记忆之中并且不断修改自己的记忆。”［4］

不难看出，作者在散文中倾注的那种质地绵密而悠长的情感，已非乡愁二字所能涵盖。乡愁是他的出发点，他要做的是在乡愁中找到自我的定位与出路。 “在童年和以后的生活之间隐含着一种牢固的联系，童年构成一部历史的第一幕。”［5］作者对年少时光的回忆与强调，正是对其人格形成的反思与检索，他以这样的形式来完成对自我的审视，更重要的是对现时自我的确证。在《融入与隔膜》一篇中，作者写道： “我在故乡生长了我的身体、血脉、秉性和口音，在苏州成长了我的思想、知识、能力和文字，我的履历表和各种简介中总是会同时出现‘东台’和‘苏州’的字样。我知道，我部分地融进了这座城市。但我常生隔膜。”［6］无论是在东台还是在苏州，作者总是有一种异乡人之感，从他离开家乡的那一瞬，漂泊感就如影随形，他希望在巨大的无依感之中找到自我存在的坐标系。这不仅是他一个人在面对故乡时的心结，也是这一代人的映照。乡土变迁投射在这一代人身上的庞大阴影，这是一种变相的割裂，故乡以一种飞快的速度发展，改头换面后的故乡已经和在外的游子关系日间疏松，他们难以在鳞次栉比的楼宇间找到童年的痕迹，当年那个出发的码头消逝了，于是，故乡就成为美轮美奂的回忆，悬浮在记忆的高地。

作者想要传递的是一种超越乡愁的存在，他始终沿用一种以小村庄看大世界的姿态来观察这个时代。 “我后来越来越明白，无论我自己如何在乡村记忆中流连忘返，其实与现在的乡村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知道自己的缅怀其实只是在抒发自己，我也直截了当地认为那些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倾诉对乡村热爱的人。”［7］作者没有囿于乡愁的疼痛中，回望过去的初衷是试图抵达内在自我的实践，惟其如此，才能使自身更加笃信对未来的选择。

三、语言如流水

王尧曾说：《时代与肖像》是给自己的《朝花夕拾》。在语言层面上，他确实做到了像鲁迅先生一样叙事中带着抒情的基调，抒情中夹杂着议论的笔法，但是他又削减了锐利的锋芒。这本书中的语言就像王尧本人一样真诚而温润。这可能和他长期生活在水边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看这本散文集时，犹如在观赏一幅水墨画，是泛着轻薄涟漪的湖面笼罩在烟雨朦胧的水雾中，景色迷离而遥远，隐隐绰绰并不真切，却散发着淡雅的哀愁，这哀愁里含着星星点点的怅惘。语言的质地如水一般，潺潺涓涓，汩汩而下。带着温情和感伤，是一杯纯酿，入口绵软，回味悠长，娓娓地讲述一个时代的记忆。

记忆是破碎的玻璃渣，而语言就是海浪，将这些记忆磨去碎裂的棱角，变得晶莹剔透而不伤人。这种对语言醇熟的使用，在作者对散文结尾的处理上可见一斑。 “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但我知道墓地之外是绿的麦苗，黄的菜花，像蝴蝶一样的蚕豆花。我看到外公，也看到外婆。外公说外婆年轻时很漂亮。”［8］在对死亡与凭吊的处理上，作者的语言依然保持着一种淡雅洁净，形成既独特又十分绵长的余味，在掩卷后依然沉浸在这种氛围里。思乡的愁绪被语言稀释，抽离成一股淙淙清泉。作者在谈的是家乡事，但没有刻骨而激烈的情绪加持，笔调之清淡即如在谈人间事。

这部散文集中也有大量的杂感式议论， “杂文是现代作家（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方式。”［9］作者在乡愁的迷雾中看到了更多形而上的命题，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思考模式的惯性，也是对乡愁的一种超越。 “这条河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在还没有你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在你没有了的时候，它还在那里。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传统。一条河，就是千年不变的生活。”［10］于是在面对发黄的河水时，他才能沉痛地讲出，所有的青少年记忆都在这发黄的河水中变形甚至发出异味。作者即便是在表达一种痛心的情绪，而其语言也满是隐忍，在议论中依然保持住了情绪的隽永与含蓄，是之谓哀而不伤。沉溺在回忆里的抒情与议论，就像在水底说话，温温吞吞，感情的传递就有了一种慢的特质，承载这种特质便是如流水一般的语言。即使在感喟因为这个记忆是疼痛的，疼痛的记忆才能转换成感人的文字。他依然能够找到将锐利化为寻常的表达方式， “补丁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最朴素的花朵，就像田埂上长出的青草，天空中的云朵，水上的浮萍，树上的叶子，碗里的山芋。”［11］流血的伤口要用补丁包扎，就恰如哀痛的记忆要被普通的日常生活所敷衍一样，语言就起到了这样缓和镇静的作用。

正是这样婉约雅致的语言，使记忆与现世的剑拔弩张变得温情脉脉，乡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消解。也许经年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常抵挡了对故乡渴盼的戾气，才能在时代变迁跌宕中依然抱有一种赤子之心和朗润与豁达，将语言锤炼得无斧凿之痕，轻盈又深沉。

总之，《时代与肖像》是一个乡村少年出走后对故土的致礼，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深情回忆，在乡愁的外衣下，谱写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承诺与他们实际承受的社会角色之间的担当与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