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强

汪曾祺为扬州朱自清故居画墨菊并题句：“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惆怅近黄昏。”款作“佩弦师句 一九九二年九月 汪曾祺”（见封三）。

解读这件手泽，有必要先简述一下汪曾祺和朱自清不同寻常的关系史。

朱自清（1898—1948）是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教育家，祖籍浙江绍兴，但父亲在扬州做小官，自幼随家居住扬州，直到1916年入读北大，他一直自称“我是扬州人”。汪曾祺（1920—1997）生于扬州下辖的高邮。在他读书时，朱自清的很多名篇已收进了教科书，因此他久闻朱自清大名。1939年，汪曾祺离开扬州，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系主任正是朱自清。这对扬州同乡在昆明成为师生。

不过，两人的天性相去甚远。朱自清为人小心、做事严谨；汪曾祺则崇尚魏晋风度，才子作派，洒脱不羁。他以沈从文为艺术导师，和激情四溢的闻一多关系密切，甚至与罗常培、杨振声、王力都往来频密，唯独对朱自清亲近不起来。他花很多时间泡茶馆，看书写作兼饱览人情世相，“翘课”是家常便饭，尤其是朱自清的课他最不喜欢，因为朱先生讲课不离卡片、严谨拘泥。朱自清当然也很难欣赏汪曾祺。在他毕业前夕，系主任罗常培曾建议朱自清留他当助教，被一口谢绝：“他连我的课都不上！”

1948年8月，朱自清于贫病交加中逝世。正当国共争持之际，朱自清之死激发了社会各界复杂的情绪，掀起了浩大持久的悼念浪潮。汪曾祺当时已到北平五个月，在历史博物馆打杂，其间频与联大师友来往，但其中不包括朱自清。他没有参与任何悼念活动；大小报章纪念文章连篇累牍，作为“嫡亲学生”的汪曾祺却未著一字。

变化发生在30年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过花甲的汪曾祺经历了人生浮沉复归文坛，对先师的态度渐转温热。朱自清不断出现在他笔下。作为“联大热”的倡导者之一，他贡献了关于朱自清的很多独特忆述。他大力标举“学者散文”，把朱自清与鲁迅、周作人并列为三大家；他指出朱自清散文好在“通”与“常”，说“用口语化的语言写学术文章，并世似无第二人”。总之，通过忆其行、传其言、论其文、述其学，汪曾祺重新认识和高度评价朱自清，或许也是借此隐含地补偿早年的“不恭”。

1992年秋，在朱自清故居修复完毕、即将开放之际，扬州市文联邀请一批文艺名家题赠，汪曾祺接到邀请函当即作画寄去，就是现存朱自清故居的《菊花图》。早在此前五年，汪曾祺应聂华苓之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他带给聂华苓的礼物中就有一幅秋海棠和草虫图，上面题的也是这两句。其实这两句诗并非朱自清原创，而是近人吴兆江改李商隐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成。朱自清很喜欢，晚年自书压在书桌玻璃下，日夕晤对。

但笔者在汪家自印的《汪曾祺书画集》中，发现一幅作于同时的大写意荷花，题作“荷塘月色，一九九二年秋，汪曾祺七十二岁”。颇怀疑汪曾祺为应征所作不止一幅，只是后来送出时选了《菊花图》而已。至少可以肯定，72岁的汪曾祺在这个秋天是曾经不止一次以绘画方式深怀过“佩弦师”的。

汪曾祺自幼学书，曾在祖父指导下习碑帖，于圭峰碑、多宝塔、张猛龙等沉浸较深，也临过晋人小楷和赵孟頫。60岁以前，他用毛笔写作的习惯一直持续，以行书最为擅长，结体端庄秀媚，笔墨丰腴、流利、润泽，在同代作家中允属上乘。60岁以后是他创作的高峰期，文稿用毛笔写得少了，但作为“文章余事”之一，书画题字仍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随手写赠，有求必应，因此坊间流传不少。90年代，汪曾祺的字经历了一次“衰年变法”，结体打破平正，笔法常参以篆隶笔意，线条形态恣意任性，风格走向奇崛、瘦硬。1992年前后正是过渡期，从上面两幅作品的题字也可以看到变法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