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海涛

1

母亲已跨过七十岁的门槛，发丝银白，齐整而不凌乱，略显浮肿、沟壑纵横的脸庞映射出岁月的沧桑。纠缠多年的痛风症，让她的手指变形，脚趾肿胀。顽固不化的糖尿病，时常在她虚胖的身躯里称王称霸、兴风作浪。

五十年了，母亲扎根于莲洲乡黄门村——她的第三个故乡，从笑看春风的桃花变成雪满枝丫的老松树。就像她早已离世的双亲曾在家乡驺冈岭村期盼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一样，我的母亲也日夜盼望着在外奔波的五个子女早日归来。风轻云淡时，她偶尔也会想起自己的第二个故乡——莲洲乡胡家村，回味那短暂停留过的苦痛日子。

每次回老家，我喜欢半蹲在母亲身边，紧握那双变形的、粗糙的双手，注视着她那对魔术般变化的眼睛。韶华时的光润色泽不知何时消逝，悄然蜕变为暮年的混浊。掀开重重帘幕，往事如漂浮的游光，似掠过的幻影，一一呈现。驺冈岭、胡家村、黄门村。三个不同的村庄，三种不同的疼痛。

故乡，是你离开后才能看清楚的地方。对于故乡驺冈岭，年老的母亲用游子的视角，回望故乡的风景，看清自己的幼年和青春，疼痛与甜蜜。

1949年农历十一月初十，一个名叫驺冈岭的村庄被淅沥的小雨笼罩着，笼罩着村庄的还有新中国成立的巨大喜悦。雨丝如线，从早晨一直编织到中午，形成一个巨大的蒸笼。

村东头一栋简陋的房屋里，不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痛苦的呻吟声。男主人罗左才在昏暗的外屋来回踱步，脸上的担忧清晰可见。他时而停下来倾听里屋的动静，时而深吸一口长杆烟枪，喷出浓浓的烟雾。里屋中，女主人欧阳春玉挺着大肚子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接生婆在床前忙个不停。呻吟声绵长如雨丝，为罗左才编织出去年农历二月的画面：在同样的屋子里，老婆为他生下第一个女婴。初为人父的喜悦就像三月桃花的盛开，却没持续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得来到世间仅半年的女婴夭折。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疼痛，罗左才好似霜打的茄子，进进出出眉头紧锁，耷拉着脑袋，总感觉背后有人指指点点……

突然，一阵清脆的啼哭声犹如春雷炸耳，破窗而出，在村子上空回荡。接生婆尖叫着，恭喜恭喜！是个健康的女崽！罗左才打了个激灵，笑容瞬间绽放开来，他拔出含在口中的烟枪丢在矮小的饭桌上，一阵风冲进里屋，从接生婆手里接过婴儿，搂抱在胸前，欣喜地端详着。婴儿肤色红润，头发稀疏，双眼紧闭。透过狭小的窗户，罗左才看见阴沉的天空出现几缕金色的光芒，屋后菜园的蔬菜叶子分外碧绿。罗左才顿时觉得全身通畅，眉头完全舒展开来。他知道，连日的阴雨就要停止，霜打的茄子也能翻身。

罗左才是我的外祖父，欧阳春玉是我外祖母，刚出生的女婴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的出生犹如一束光芒，照进这个昏暗阴霾的小屋。屋里顿时透亮起来，所有人的愉悦表情清晰可见。愉悦一直延续到第二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让外祖父一家拥有了两亩多田地。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生活就充满了阳光、希望。

后来，随着四个舅舅、两个姨妈的先后降临，简陋的屋子拥挤起来、热闹起来。

作为长女，母亲五岁那年开始劳动，拔猪草、拾牛粪、照顾弟妹。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因为贫穷，母亲九岁才上学，只读完二年级就辍了学。

那年，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广袤的新中国大地开展。驺冈岭村迎合时代潮流，搞公社食堂。大家发扬革命老区的优良传统，主动上交自留地，主动上交家禽家畜。一日三餐，带着碗筷开心地去村西边的公社食堂吃饭。

在公社食堂，人人可以吃饱喝足。然而，母亲的开心没有持续多久，香喷喷的白米饭就变成稀拉拉的粥水。一日三餐，各家各户安排一个人去公社食堂按人口领取粥水。

母亲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个重任，端着一口搪瓷大碗奔波于食堂和家庭之间，尽管手酸了、脚疼了，但闻着那诱人的粥香味，她那菜黄色的小脸绽放出舒心的笑容。逼仄悠长的小巷，道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意外出现在距离家门口几米的地方，一个趔趄，搪瓷大碗借助惯性的力量挣脱母亲稚嫩的小手，顺势在空中盘旋、自由掉落，在地上顽皮地打几个滚。哐当、哐当的声响回荡在幽长的小巷，母亲怔住了。滚烫的粥水铺洒一地，疼痛感瞬间从母亲的脚上传遍全身。她强忍着痛，双膝下跪，双手合拢，手忙脚乱地把粥打捞回碗里。这时，一阵尖锐的喊声传来，死女仔，连个碗都不会端！这下可好，全家人喝西北风啊！看我不揍死你！紧接着，一个矮小的女人旋风般从门后飙了出来，手里紧握着一根细长的棍子——那是我气急败坏的外祖母。在那个粮食无比珍贵的岁月，一碗粥就像雪后的炭火，能温暖一家人的肚子。外祖母一边咒骂一边抽打自己的亲骨肉，这是一种对饥饿的极度恐惧而导致的疯狂举动。母亲不躲不避，心虚地接受着由于自己的失误而导致全家挨饿的惩罚，任由棍子在身上肆意地踏着锥心的步伐，一边哭泣一边打捞着粥水。眼泪滴落在粥水里，惨白流淌一地。外祖父刚好回来，顾不上进家门，一个箭步抢下棍子，反手打了外祖母几下，骂道，你不把女儿当人看是吧！粥没了可以再去领，人打没了还有吗？真是个蠢婆娘！他抱起大女儿，心疼地抚摸那双被烫红的小手。

只是外祖父没有想到，到后来连稀薄的粥水也领不到了。从天堂到地狱，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这是一种巨大的反差。走投无路的村民彻底放弃生产自救，饥不择食地满山满地疯转。米糠是舂米后残留的谷壳，极其粗糙，不易消化，一般用来喂猪。村民把米糠打湿捏成米团，蒸熟了吃。母亲吃得少，总感觉喉咙里长刺一样难以下咽。饥饿可以催生出对生命极度渴望的动力。望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外祖父被迫无师自通地学会打算盘，当上了村里的会计。这是一个不错的职位，不需要忙碌地劳动就能领取较高的工分，也有宽裕的时间搞些“下竹篓”之类的副业。一年四季，只要天气好，外祖父晚上就去下竹篓。

竹篓是一种竹编器具，底部大、顶部小，顶部还有一个插塞，易进难出。外祖父把蚯蚓剁碎，拌入谷糠，放进竹篓底部，头朝上底朝下倾斜着埋入田间沟渠、池塘小溪，利用蚯蚓的腥气引来泥鳅黄鳝。凭着对天气、温度、地形的掌握，每次的渔获总比他人多。第二天一早，外祖母肩挑手提步行十余里来到县城叫卖。泥鳅值钱，一毛五分钱一斤；黄鳝便宜，八分钱一斤。临近中午卖完，换来一小堆钞票。她紧紧地攥住灰褐色的布袋，在冷清的市场上打转，看到急需添加的生活用品，软磨硬泡谈好价钱后，四处张望一下，再小心翼翼地打开布袋，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手指蘸点儿口水，反复清点后递给商家。

外祖父的精明勤快在村中出了名，他每日早出晚归，忙忙碌碌。有一年秋天，外祖父患了一种俗称“牛崽脑壳”的怪病，左膝盖肿得瓷碗大，像颗牛崽脑袋。外祖父不以为然，上山拔点儿草药捣烂后敷上，再喝点儿小酒照样做事。冬闲时节，他更是闲不住，带着斧头、锤子在周边县市鞔鼓（当地的传统制作技艺，后来成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腊月底才携带大包小包和一身寒气回来。孩子们喜欢地围着包裹打转，里面变戏法般出现糖果，甚至还有一段漂亮的红头绳。狭小昏暗的房间里洋溢着过年的喜庆。

失去校园的快乐时光，母亲白天把心思放在劳动生产上，晚上辅导弟妹学习。经历超越年龄的疼痛后，母亲的豁达善良逐渐显露。

大舅十三岁时过继给在峡江工作的伯伯，母亲一直惦念着，直到现在还一直往来。二舅年幼时体弱多病，身材矮小，上学途中总是被人欺负。母亲发现后，经常接送他。三舅小时候有疝气，一变天就会痛，一痛就大喊大叫。作为大姐，母亲经常细声细语地安慰，拿食物给他吃。后来，村里一位老人告诉她，疝气发作时如果有人背着，就不会痛。母亲如获至宝，三舅的疝气一发作，便背着他到村里村外游玩，一直背到他读初二那年疝气自然痊愈为止。大姨年幼时得了一场大病，导致嘴巴歪斜，懂事后有自卑感，母亲经常鼓励、帮助她。母亲成了兄弟姐妹的靠山。

然而，昔日的靠山——外祖父却开始堕落。他学会在牌九中寻找刺激和安慰。那时的农村，赌风盛行。农闲时节、夜晚时分，破旧的祠堂、狭窄的小店、宽敞的晒谷场，各种各样的人三五成群，玩着各式赌具，烟味、汗味混合，咒骂声、大笑声夹杂，一片乌烟瘴气。外祖父牌技一般，输多赢少，赢了全家高兴，输了鸡犬不宁。有一次输了近百元，到家后边抽烟边喝闷酒。外祖母见状，知道输了钱，便站在一旁喋喋不休地数落起来。这却助燃了外祖父的怒火，他顺手抄起旁边的扁担揍打。两人缠斗在一起，混乱中酒坛无辜挨揍，酒水淌了一地，酒气漫天飞舞。几个孩子熏晕似的，怔怔地望着，手足无措。幸亏母亲机灵，用哀求和哭泣劝住暴躁的双亲。

这是母亲生命中不堪回首、充满疼痛的回忆。饥饿的恐惧、家庭的纷争就像一口深不可测的井，里面阴冷潮湿，四壁布满湿滑的苔藓。瘦小的母亲孤立井底，仰望缥缈的云彩。她想奋力爬出，却力不从心。

2

幸运的绳索出现在母亲十九岁那年。抛下这根绳索的，是一个文质彬彬、清瘦挺拔的异乡青年，名叫董明先，他与母亲同龄，后来成了我的父亲。

1968年春天，树叶分外碧绿，花朵分外娇艳。那时母亲正在田里插秧，秧苗嫩绿，铺满田野。我的母亲学名罗桃怡，正值桃李之年，长相甜美，恰如桃花般怡人。此时我的父亲在百里外的吉安师范学习，他双眼明亮，映射出春天的美好。其实，父亲也是一个经历过疼痛的人，读初三时，因家贫休学一年，跟随做铁匠的爷爷学打铁。他复学后勤奋读书，考取吉安师范。不久后，江西省委一声号召，万千学生走出校园，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农大军。父亲顺应潮流，响应组织号召，与几个同学离开校园来到驺冈岭村，住在母亲隔壁的叔叔家里。

父亲入住的头一晚，母亲像往常一样去叔叔家串门。正想推门，陌生的声音透过窗户钻入她的耳朵。少女对陌生人的敏感和害羞使得她想转头回家，父亲刚好推门而出——想去看看这里的夜景。两个青春朝气的年轻人，在狭小的门口伫立着，对视着。父亲的眼神灼热母亲全身。

就这样，年轻父母的第一次相遇，让如水的月光成为最好的陪衬。

那时的农村实行集体劳动。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每个季节，田野里总是人头攒动。年轻的男女在集体劳动中培养情感。支农的学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母亲眼中，父亲是一个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青年。她发现，父亲白天出工劳动吃苦，晚上不随大流参与赌博、酗酒，而是在煤油灯下读书写字。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让年轻漂亮的母亲动了芳心，晚饭后有事没事地来叔叔家串门，有意无意地打探父亲的情况。作为知识分子，父亲起初有些矜持，后来了解清楚母亲的为人，才欣然接受。两人的心思被身边的亲友察觉，大家都乐意撮合这段姻缘，刻意把两人分在同一个组劳动，聚餐时同坐一条凳子……私底下，两人的交流互动越来越多。母亲有时央求家人请父亲过来吃饭，有时偷偷地帮父亲清洗、缝补衣裳，甚至还给父亲编织一件合身的毛线衣。父亲深受感动，经常邀请母亲晚间漫步，谈学校的趣闻，谈支农的感受。他帮母亲挑担，陪她上街买东西。时间是最好的感情催化剂，两人日久生情。其实，母亲也担心自己农民的身份，会让即将捧上铁饭碗的父亲看不上眼。面对母亲的担忧，父亲紧握她的手，动情地说道，放心吧，我会对你负责一辈子的！那年年底，在母亲的家宴上，父亲借助酒精的力量，红着脸开口向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提了亲。

父亲的出现，点亮母亲生命里的灯塔。只是她没有预料到，跟随父亲的道路并不好走，各种疼痛依然伴随着，形影不离。

1970年正月十一，天空晴朗。唢呐声声中，母亲以新娘的身份第一次走进莲洲乡胡家村。身穿大红衣服、头披红盖头的母亲满心喜悦地坐在自行车上，由年轻帅气的父亲推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让自行车震颤不已，不时刺痛母亲的身体。她咬紧牙关不出声，她从父亲口中得知因为我祖母的原因才嫁到胡家村，缄默不语——这一切都源于对我父亲的信任。祖母出生于胡家村，身世悲惨，不到十岁失去母亲，二十出头失去父亲，留下她和一个妹妹相依为命。祖母嫁到黄门村时，祖父答应外曾祖父提出的“长子过继给岳父家”的苛刻条件。婚后不久，外曾祖父就与世长辞。作为长子的父亲只能生活在黄门村，和母亲结婚时才正式来到胡家村——这是祖父对于外曾祖父一家的承诺，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诚信。

对于我来说，胡家村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它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山村，向东走过一座石板桥，跨过几道黄土山坡便是家乡黄门村，向西翻过一座山进入高市乡八团村——我教书三载之地。小时候，我跟随父亲在胡家村读完小学。长大后，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八团村与黄门村之间穿行，胡家村成为途中的驿站，我曾多次停留。祖母在这里出生，我的大姐、二姐都嫁在这里。胡家村里，有我年少时的快乐，年轻时的印痕。

可对于我那年轻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疼痛的地方。尤其是母亲，她刚离开生活二十一年的家乡，感觉自己就像一棵花生藤被连根拔起，轻轻一敲，所有泥土纷纷掉落，空荡荡、光秃秃的。她渴望在这里扎根、成长，却有阵阵寒风袭来。正月十五刚过，空气中还飘荡着年的味道，祖母的堂兄弟立马撕掉温情的面纱，露出丑恶的嘴脸，在村里四处宣扬我父母是无情无义的“外孙狗”——一种吃了就跑、翻脸不认亲的人，还不滚回黄门村去？这是一句极伤人的话。母亲想不通，亲戚之间怎么会立马翻脸？父亲也想不通，这种兑现诺言的做法有错吗？最后还是旁人提醒：堂舅怕我父母在此落户，会自动中止他们原本占据我祖母的祖业。母亲劝说父亲，我们不要这些祖业，留给他们算了。父亲苦笑道，在这里生活，没有房屋、田地，难道喝西北风？

西北风可以吸到肚子里，随之而来的污言秽语却难以下咽。起初，父母跟他们讲理，但没什么用。后来，对方男女老少齐上阵，见一次骂一次，搞得风声鹤唳、鸡犬不宁。利益面前，一个人的善很容易被埋没，潜藏的恶容易被激活。每次从田间地头做事回来，父母只能紧闭房门，相对苦笑。窗外寒风呼啸，夹带肮脏话语，透过裂缝钻进房里，令人不寒而栗。

早稻秧苗刚插完，祖父挑着担子来到胡家村打铁，顺便看望年轻的儿子儿媳。他先去一户约好的人家锻打锄头、禾镰。午饭时，主人不经意说起这件事，并含蓄地批评我祖母的堂兄弟太不应该。祖父默默地边听边抽烟，烟雾散尽后，他抱歉道，孩子太年轻，不懂世事，让亲家见笑了。饭后，祖父径直来到我父母家，看见两人躲在冷冰冰的厨房里吃饭。我的双亲惊愕起来：“爹，您怎么来了？吃饭没？”祖父点点头，坐了下来，掏出旱烟袋，装好烟叶，划了几根火柴才点燃，狠狠地连抽几口。烟雾里，看不清他的表情。他连抽两袋烟，才说话，你们受的委屈，我全晓得。别怕，现在带你们去讨个理。祖父在前头，三人来到祖母堂兄弟家。对方正在吃饭，一看顿时紧张又尴尬地站了起来。祖父抢先一步开了口，大家都在就好。今儿个我把事情挑明。明先是我大儿子，知书达理才当老师。要不是当初跟老丈人承诺，我一万个不舍得让他来这里。哪知道你们的目光像老鼠一样短浅，以为我儿子来争祖业。你们错了！他是来传香火的，不是来争蝇头小利，更不是来挨你们骂受你们气！提醒一下，你们不要昧着良心做人。他回过头，对儿子儿媳说，回黄门村生活去！祖父的话语炒豆子一样在房间里噼里啪啦地响着，留下祖母堂兄弟一家目瞪口呆地站着。之后，两家往来甚少。祖母一过世，断绝了关系。

踏上通往第三个故乡——黄门村的道路，年轻的父母满心喜悦。他们以为，好日子就在前头，疼痛即将远离。

3

祖父家人口同样众多，四儿三女，还有一个年迈的曾祖母。作为铁匠的祖父性情温和，经常走南闯北，留下祖母管事。祖母出身悲惨，集敏感、自卑、暴躁于一身，因此自带风浪，动不动骂人。大家庭里常常风云起伏，暗流涌动。

当年腊月初八，云烟氤氲里，处处是年味。年轻的母亲生下头胎——我的大姐。家人们乐开了花，唯独祖母阴沉着脸，不愿意抱大孙女，更不愿意照顾坐月子的大儿媳。之后几年，母亲陆续生下我的二姐、三姐。祖母重男轻女的情绪彻底爆发，经常横挑鼻子竖挑眼，为一点儿小事找碴儿，为一点儿矛盾骂人。父亲知道，由于没有兄弟，祖母在胡家村时吃尽亏，受尽苦，导致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母亲跟祖母争吵，他只能尴尬地在旁边和稀泥，有时迫不得已还要为祖母帮腔。母亲虽说不满，还是能理解。只是个中滋味，只有她独自品尝。每次外祖父来探亲，祖母总爱告状，说母亲的不是。外祖父表面上点头，等到与母亲在一起时，总感叹道：“自家女儿好不好，当父亲的心里明白着呢。”

一个祖母已经让母亲心力交瘁、不堪忍受，谁知我二叔也过来凑热闹。二叔这一生，像极了祖母：脾气急躁，做事鲁莽。记忆中，少年的我曾被他没来由揍了三两回。因为不爱读书，小学未读完他就选择杀猪——在当时吃香喝辣的职业。

有一年夏天，母亲在田里拔草，将近十二点才回到家，烈日下她的大肚子格外耀眼——我二姐在里面不安分地生活了九个多月。一进门，母亲从水缸里舀了一大瓢水，咕咚咕咚牛饮起来。这时，有人在门外催她去搂油菜籽。母亲十分疲惫地说，这个工分我不要了，身体吃不消。二叔一听，大声骂起来：“你嫁到我家来，带的嫁妆少，吃得那么多。现在有工分不去赚，还不赶紧走？”一个未成家的小叔子，就这样咒骂大嫂！祖母在一旁慢悠悠地做着家务，一声不吭。母亲怔住了，水瓢在手中一动不动，瓢里残留的水珠一点一点滴落下来，打湿厅堂的地面。突然，柔弱的母亲愤怒起来：“我嫁到你们董家，全靠双手双脚养活自己和孩子。这一点，全村人都清楚。你一个小叔，用恶言恶语伤害大嫂。你摸摸良心问问，这是人说的话吗？”说着说着，母亲的腔调陡然提高八度，几乎是声嘶力竭。与此同时，满眶的眼泪抑不住外流，混合着瓢里的水滴，把脚下的泥土淋湿一大片。父亲常年在外地教书，周末才能回来，母亲知道只能靠自己。这种关乎尊严的勇气，把一向霸道的祖母和二叔镇住。昔日柔弱温顺的媳妇、大嫂，怎会变得如此吓人？

用笔记录这段往事，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我看到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时代的疼痛；站在晚辈的角度，我只能感慨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对于已过世的祖母和二叔，我无权指责他们的霸道与苛求，但我理解母亲那罕见的愤怒和抗争。

从1982年开始，党中央连续发出三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春风一样迅速推向全国。父母开始与祖父母分家。

母亲以为从此可以远离纷争和疼痛，但父亲的性格和职业注定携带疼痛。父亲像祖母一样急躁、苛求，每次回家常拿母亲出气。孩子哭泣时，训斥没尽到母亲的责任；稻子生病了，批评没尽到农民的责任；饭菜不可口，责备没尽到妻子的责任；诸如此类。母亲很少跟父亲吵架，每有委屈，总是躲在角落里流泪。父亲是乡村教师，这是一个在当时被喻为“稻草量酒”（指小气，实则说老师穷）的职业，工资少得可怜，工作忙得要命。母亲既要照顾五个子女的生活学习，还要辛勤耕耘好几亩田地，却少有怨言。每当孩子读书不认真，她总是用自己小时候没钱读书的经历告诫我们。印象中，母亲总是把好吃的留给我们，自己经常吃剩饭剩菜。我们劝她要吃点儿蛋、肉，她总是说，胃是有记性的，小时候吃惯剩饭剩菜，改不了。

母亲读书少，却通情达理。她常说，同在屋檐下，就要一起躲雨避风，做人要学会“吃小亏”，才能“赚大便宜”。她告诫我们对亲人、对邻居都要好。她不单嘴上说，也用行动证明。母亲经常告诫我们，要孝敬祖母，尊重二叔。我们跟村里孩子吵架，她先批评教育我们，并领着登门向人家赔不是。缺衣少粮的年份，母亲常常节衣缩食接济亲戚朋友。时至今日，村里人总是发自内心地感慨，桃怡嫂是个好人。

印象中，母亲喜欢饲养小动物，鸡呀鹅的，最多的是狗。饲养家禽家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生计；养狗，更多的却是寻求心理上的慰藉。狗崽多半来自外祖母家。外祖母每年都会养狗，母狗生狗崽，狗崽长大后，或卖掉，或送人。每当受了委屈，无人倾诉时，母亲就给狗捉虱子、搔痒、聊天。祖母不爱狗，老是反对：“狗太脏、太吵，还咬人。”母亲却执拗得很：“狗是有灵性的，会看家，还会陪伴人。”柔弱的声音里透露出坚持。当看到狗崽换来一沓钞票时，祖母终于放弃不爱狗的念头，有时还会偷偷地喂狗食。

母亲所遭遇的苦难经历，是那个经济落后的年代里中国人群体经历的辛酸与悲伤，这是一种年代的疼痛。这种疼痛就像寒冬磨砺梅花、高温锻造宝剑一样，锤炼人的意志。脆弱的人，挺不过去；挺过去的人，越发强大。读初中时我便深切体会到这点。

那年暑假，我跟随父母去拔花生。天蒙蒙亮赶紧吃饭，前往五里外一个叫作团团岭的地方。骄阳当头，地气沸腾，三人汗流浃背地拔着花生藤。正午时分，我的肚子咕咕直叫，老想着回去，母亲也同意回去吃中饭，下午再来。可父亲不同意，固执着要拔完，省得再过来。就这样顶着烈日忙到下午一点多才往回走。半路上，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担子上的花生藤瞬间淋透，重如千斤。我又饿又累，当场把担子撂倒，坐在地上边哭边叫，累死人了！我不扛了！在前头的父亲丝毫不同情，撂下一句，这点儿担子都扛不起！扛不回来就不要吃饭了。他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雨中。母亲放下担子，从后面急忙小跑过来，安慰我，颤巍巍地帮我扛一段路。泪眼迷蒙中，望着风雨里那个瘦小的身影执着向前，我擦干眼泪，跑过去重新扛起花生藤，咬牙前行。

这段疼痛的经历，让我懂得生活的艰辛。或许，疼痛才是生活的本质所在。之后，生活无论如何坎坷，我都能咬着牙挺直身躯，微笑面对。

4

时间是魔术师，可以让人移形换位。四十年里，我从牙牙学语变为人夫人父，从乡下老师变为机关人员。时间是催化剂，父母在不知不觉中，漂白了头发，松落了牙齿，苍老了肌肤。双亲依然生活在黄门村老家。我和妻子多次劝二老来县城居住，总被他们以照顾你弟弟孩子的借口推辞。我知道，他们舍不得离开故乡，过不惯城里的生活，也放心不下我的两个侄儿，还有那头生活在院子里的香猪。

这些年，弟弟漂泊在外打工，弟媳在离家近三十里地的乡镇广电站上班。父母带着弟弟的两个孩子在乡下老家。因为读书少，识字不多，母亲每日里把心思放在做家务和照顾孙子上。我有时笑她，为什么不看电视？她尴尬一笑。我知道，人的学识多少会导致生活方式的不同。科班出身的父亲退休后经常看看书，拉拉二胡，偶尔也去三叔家看人家打麻将。母亲不打牌，说是学不会。没事时跟隔壁婶婶拉拉家常，有时静坐在家门口。她也饲养过鸡、狗，不是被偷就是容易得病，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每次回老家，车子进入村庄道路的第二个拐弯处，我总看见家门口青石板上那个孤独的身影，一头白发触目惊心，四处张望。母亲的孤独成为我心头的疼痛。

去年暑假，我和朋友去一个农庄游玩。庄园里有数百头香猪，肥嘟嘟挺可爱的。老板介绍说，这种香猪类似宠物猪，给啥吃啥，不易生病，还可以带到外面溜达。我想，老家有个院子，门前门后有草，不是挺适合的吗？最主要的是，它能缓解母亲的寂寞，嗷嗷的叫声增添几分热闹，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头。对于香猪的贸然造访，母亲的表情由惊愕变为欣喜，立马搭建一个干净的猪舍，把混杂着青菜的白米饭端出来喂食。香猪挺满意这样的款待，不久就和母亲熟稔起来，人前人后地跟着。每次回到老家，母亲开口就向我述说香猪的好与歹：这猪可顽皮了，一时半会儿没吃，就嗷嗷直叫；一吃饱就睡觉。就是脏了点儿，猪屎猪尿拉得满院子都是。养它啊，就跟养个人似的。说话当儿，胖嘟嘟的香猪一直用嘴在母亲脚边拱着。我打趣道，这还不好啊，您又多了个伴儿。有时，母亲会在电话里问我，香猪哪里有卖啊？隔壁的王嫂、李婶也想养一头。还有，每天有不少孩子到家里来跟猪玩，搞得我都有点儿烦了。絮絮叨叨的话语里，我能听出母亲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年关到了，猪肉价格飞涨。香猪也长到近百斤。父亲提议，趁着儿女都回来，杀掉它。母亲沉默许久，不作声。请人杀猪时，我看见躲在厨房里的母亲不时用手揉着眼睛。

母亲是个重感情的人。对家人、对亲戚、对邻居一贯如此。她跟父亲的感情深厚，我从不怀疑。年轻时，父亲对母亲苛求，斗嘴吵架；晚年时，父亲用行动证明“少年夫妻老来伴”，这是相濡以沫的最好结果。母亲五十岁那年，出现糖尿病和痛风症——这是两种陪伴终身的顽疾。起初，父亲经常带母亲到各地求医，给她煎茶煮药，努力减轻她对于疾病的未知而产生的恐惧。后来，一日两次注射胰岛素，一日三餐饮食控制，还有每日傍晚的散步，总是按部就班认真完成。甚至父亲去南昌切除腮腺肿瘤时，还在担心母亲能否按时吃药打针。母亲对父亲的照顾无微不至，数十年来如一日。这几年，年迈的父亲先后做了心脏射频消融术、腮腺肿瘤切除。每日三餐，母亲无怨无悔地做好热气腾腾的饭菜。两个年迈多病的老人，没事时常去七分田的菜园里伺候众多蔬菜。菜园就像一个爱漂亮的孩子，被父母精心打扮着，碧绿、浅黄、深红，春夏秋冬里总是上演绚烂的时装秀，也为子女五个家庭提供可观的菜蔬。

5

2020年5月6日，身体日渐消瘦的父亲被查出患有肺病。年迈的父亲住院了。5月13日早上，弟弟带着痛风发作的母亲也来到县人民医院。我送完早餐给父亲，来到专家门诊看望母亲。在门外的长凳上，母亲用右手捧着肿胀得厉害的左手，“哎哟哎哟”叫个不停，眼泪不争气地溢出。近几年我的痛风症发作好几次，知道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我帮她擦拭眼泪，心疼地捧起那只左手，轻轻地抚摸着，试图减缓她的疼痛。那是一只怎样的手啊：五根手指头肿胀得变形，食指的关节处更是异峰突起，还泛着透亮的红；印满老年斑的褐色皮肤，紧绷着如鼓皮。我知道，等到肿胀一消退，皮肤又将重现皱巴巴的松弛本色，犹如风干的豆腐皮。取药后，我搀扶她走到医院的广场上准备送回乡下老家，母亲突然站立不动，面朝父亲住的病房，嘴里念叨着：“我要去看看他怎样了。”在那一刻，她忘记自己的疼痛，心思全部放在父亲身上。我拦住她，说父亲正在打点滴，不方便跟您说话，再说，他的状态越来越好，您就放心吧。母亲这才跟我回乡下。

毫不夸张地说，疼痛陪伴母亲走过青少年，跨过中年，又迈入晚年，如影随形。身体上，母亲是痛苦的。我的父亲，从恋爱开始就陪伴着母亲，晚年时更是呵护有加。精神上，母亲又是幸福的。父母坚持做一辈子的柴米夫妻。在晚年的父母身上，我看清爱情的真谛：爱一个人，就是爱他（她）的全部，包括他（她）的青春、能干、意气风发，也包括他（她）的失落、颓败、疾病缠身。

如果说，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那么，我的母亲就有三个故乡。第一个故乡的母亲，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蓄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第二个故乡里的母亲，是一棵茁壮成长的树，有少量的雨露浇灌着，更多的是狂风暴雨的肆虐；第三个故乡里的母亲，是一棵日渐苍老的大树，皮肤皲裂、枝叶憔悴，旁边树木簇拥，绿树成荫。三个故乡是三个圆点，串联起一个稳固的三角形，母亲在此间来来回回，候鸟一样雷打不动。一年三节，年轻时的母亲风雨无阻地前往驺冈岭，为了节省几毛钱，她带着大包小包步行；年老后，即使外祖父外祖母去世多年，她也要回去祭拜，跟兄弟姐妹叙旧。每年母亲也会去胡家村一两次，那里不单有曾经的屈辱，更有她的骨肉——我的大姐、二姐嫁在那边。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笃信文字的力量。随着工作、家庭的变化，现实生活中，我与母亲的交集少了。或许借助文字的力量，跟三个故乡的母亲在故事里“重逢”是最稳当最温暖的形式。只是有时我暗自揣摩：母亲愿意吗？是否担心我把她写得太完美，又或许，写得不真实？

母亲养育五个子女，她把每个子女的往事珍藏心间，一旦找到合适的倾诉对象，就会如数家珍般唠叨起来。大姐的第一次挨打，二姐的贪吃，三姐的学习懒惰，我和弟弟的第一次偷酒……细节清晰，过程详细，感情真挚，很让听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或许人老了，就像老唱片、旧磁带一样，声音沙哑，音量极小，需要晚辈用心倾听。

我们子女对母亲的大半生知晓多少？如果不是要写这篇关于母亲的文章，恐怕这些事情会湮灭在时间长河中。扪心自问，我们五个子女是深爱着母亲的，可是，我们了解她吗？

四十岁之前的我，继承了父亲的好学清高，执着无畏；四十岁后的我，更多地发扬着母亲的宽容谦让，乐善好施。看似矛盾的结合，实则是一种血脉的顽强传承。就像外公把痛风传递给子女，母亲又传递给了我。

上个周末，我又回到老家。陪父母吃中饭时，侄儿弘卓不小心打碎碗，饭菜铺陈一地。他低着头捏着衣角忐忑不安地站立不动，心虚地接受妈妈的批评。母亲笑着说，一只碗算什么？碗碎招财嘛。弟媳顺着台阶下来不再教训，把地打扫干净。望着侄儿继续狼吞虎咽的样子，我情不自禁地想起1958年的那个中午，满脸菜黄色的母亲在那条幽长逼仄的小巷里，双膝下跪，双手合拢，一边哭泣一边打捞滚烫的粥水，眼泪滴落在粥水里，惨白流淌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