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绍庆

爆发于100年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坚决贯彻党的决策部署，发扬革命斗争精神，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广大工人群众与封建军阀、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斗争。

“成立各路铁路工会总会，这是我们最坚决的意思”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后相继在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设立分部机构。在书记部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迎来了第一次高潮。

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过《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决议》，提出：“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书记部坚决落实党的要求，书记部北方分部更是直接把在京汉铁路成立总工会确定为最主要的任务。1921年12月，北方分部在《中国北部劳动运动概况》中特别提到：“最近沪上本部决议，于最短期内，努力组织全国铁路工会之决议，所以本分部今后于短期后亦按此方针进行”，明确“除陇海路派专人管理外，京汉路自郑州以南，则由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郑州以北，则由本分部负责”，表示“本分部以京汉、京津、京绥、陇海为主体，三月以内应该各地组织就绪；一年以内，本（分）部所辖范围各路线均须连贯一气，成立各路铁路工会总会，这是我们最坚决的意思”。

京汉铁路北起长辛店南至汉口，纵贯北京、河北、河南、湖北三省一市，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长辛店、郑州、江岸作为京汉铁路的三个重要枢纽，聚集了大量铁路工人，为开展工人运动提供了重要的阶级基础。

早在1920年，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便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创办工人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发展了史文彬、康景星等积极分子。后来，史文彬、康景星均加入书记部北方分部，成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的骨干力量。1921年5月，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成立，后改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1922年8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取得最终胜利，这是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成功实践。

中國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在京汉铁路中段，1921年11月，陇海铁路机务工人举行罢工。李大钊闻讯后，主持召开中共北方区委紧急会议，派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以北方分部的名义全力帮助工人罢工。在罗章龙、包惠僧等人的帮助下，罢工最终取得胜利，陇海全路总工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书记部。包惠僧曾说：“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参加了陇海铁路的罢工活动，就同京汉铁路郑州以南的各段工人发生联系，于是开始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1922年春，书记部又派干事李震瀛前往河南，协助指导工人运动，建立党组织，帮助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郑州分会，沿路开展工人运动。

在京汉铁路南段，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工作重点是京汉铁路的江岸车站。先后到这里工作的有项德隆（即项英）、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施洋等。1921年12月，酝酿筹备建立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项德隆、林祥谦等被推举为筹备委员会负责人。1922年1月，京汉路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包惠僧以《劳动周刊》代表身份，应邀在成立大会上作“新文化运动与工人运动”主题讲演。在工会组织纷纷建立的基础上，9月，成立我国第一个地区性工会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后改称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林育南当选为秘书主任，聘请施洋为法律顾问。此后，由项德隆负责在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发动组织工会，同各站、厂负责工人和积极分子建立了密切联系。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标识

1922年6月，书记部和《劳动周刊》编辑部在上海被查封。此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吴佩孚为笼络人心，声称“保护劳工”。在此形势下，书记部决定将迁往北京。到北京后，改称书记部总部，原北方分部取消，另设上海分部，邓中夏任总部主任，罗章龙任总部副主任，以《工人周刊》为总部机关刊。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提及，书记部前往北京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为的在当时罢工高潮中，北方铁路做了骨干，迁往便于就近指挥。”

在一年多时间里，书记部通过艰苦努力，京汉铁路沿线主要站厂已基本建立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工人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也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奠定了重要基础。史文彬曾说：“京汉铁路工人与北京的革命学生（劳动组合书记部）在这样极困难的环境之下艰苦地，忍耐地开始团结工人的力量，他们与交通系奋斗，与军阀官僚奋斗，与厂长、站长奋斗，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工贼等奋斗，在二年多长期奋斗中，大的罢工、小的罢工，以及一切合法的、非法的争斗，不知经过了几十次，才将北方全部铁路的重要站口工会先后成立起来，京汉铁路工会便是当时用力最多，工会力量较为雄厚的地方。”李大钊也曾说：“关于京汉线的工会，大体上又分成南段和北段，这里工会组织比较发达，工人运动也有相当的成效。”

“书记部当时确成了罢工的唯一领导者”

在书记部领导下，京汉铁路沿线工会组织不断建立，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广大工人迫切要求全路建立统一的工会组织。1922年4月9日，京汉铁路各工团代表在长辛店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8月10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在郑州召开，确定在郑州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并在全路整顿工会组织。经过半年多筹备，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建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于2月1日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对中国共产党和书记部来说，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可以推动其他铁路成立总工会，进而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实现党提出的建立全国产业工会的目标。因而，党中央和书记部除派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会议外，还派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中共北京地委委员包惠僧、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潭秋、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前往郑州进行指导。

京汉铁路营运收入历来是军阀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京汉铁路又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大动脉，铁路工人的斗争不仅直接威胁着军阀的利益，也必然影响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据洛阳工会党团截获的曹锟与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的密电称：“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各路罢工影响铁路秩序极巨……最近全路总工会代表借口开会，群集郑州，据报有潜谋不轨情事，市面人心惶惶，一夕数惊。郑州当南北要冲，设有疏虞，后患何堪设想。应该当机立断，严令制止。并查拿该部（指书记部）首要分子归案究办，以遏乱荫”。可见，已掌握北京政权的吴佩孚，开始撕下“保护劳工”的伪装，决定武力镇压铁路工人。

面对军阀蓄意镇压，书记部没有退缩。到郑州后，罗章龙立即召集来自北京、郑州、武汉三处的共产党员以及书记部成员，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讨论应付军阀镇压问题。罗章龙任党团书记，史文彬、許白昊、林育南、项德隆、吴雨铭、李求实等为党团成员。

1月28日，正当即将开会之际，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警察多人，到总工会筹备处宣布吴佩孚禁止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大会的命令。吴佩孚还电令郑州驻军监视工会活动，不准工人举行集会。1月30日，书记部成员李震瀛、史文彬及工人代表赴洛阳面见吴佩孚据理力争，遭到吴佩孚武力威胁。返回郑州后，李震瀛等人将吴佩孚的态度告诉全体代表，代表们无比愤怒，一致决定冲破阻力，按时召开大会。

2月1日晨，京汉铁路各站区和其他铁路代表抬着各地赠送的匾额，整队向会场进发。沿途军警荷枪实弹、关卡层层，妄图阻止大会的召开。双方相持数小时，工人代表终不顾敌人威胁，冲破阻拦，进入会场。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的李震瀛登上讲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这时，军警已层层包围会场，与会代表很快被驱散，各地工会赠送的匾额被捣毁，工人代表被迫离开郑州。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

京汉铁路是党的力量比较强，工人运动开展比较好的地方。成立大会遭反动军警破坏后，党组织及书记部领导人及时召集会议，决定把总工会的临时办公地点迁至汉口江岸，并举行全路总罢工，抗议军阀镇压。2月2日，京汉铁路总工会负责人离郑来汉，总工会随后迁至江岸。中共武汉区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员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许白昊、项德隆、施洋、林祥谦等组成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2月4日，随着一声令下，京汉铁路全路工人举行大罢工，全线客车、货车等全部停驶，车站、桥梁、道棚、工厂一律停工，京汉铁路变成一条僵死的长蛇。在书记部和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罢工有序地进行，充分体现了铁路工人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后，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开始用武力血腥镇压罢工。4日，敌人采用高压手段，强迫工人复工。5日，敌人逮捕郑州铁路工会负责人，对他们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甚至严刑拷打。7日，吴佩孚实行大规模残酷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在江岸，军警将工会包围，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6人被杀害；在长辛店，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等6人被打死；在郑州，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惨遭酷刑而牺牲。此外，罢工工人被捕40多人，被开除的达1000多人，林祥谦与施洋也先后壮烈牺牲。

2月5日，书记部向全国各工会团体发表《反对军阀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通电》，表示“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指出“盖军阀今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为（惟）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号召：“我劳动界年来发扬蹈厉，类多明达好义之士，睹此惨状，讵能容忍？尚望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然遭到残酷镇压，但却充分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扩大了书记部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威信。邓中夏评价说：“书记部当时确成了罢工的唯一领导者，在那样紧张罢工潮中，书记部的工作不用说是万分忙碌，差不多天天有特派员派出，遑遑于火车轮船道中。”

“各界同胞应以援助此急先锋为自己的责任”

在收到罢工遭镇压消息后，在北京的书记部主任邓中夏无比愤怒，决定以书记部名义，向全国发出紧急电报，号召各地工人举行示威，组织更大的抗议，以支援京汉铁路工人。

2月7日，书记部向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发表《为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惨杀长辛店工人事通电》，揭露军阀对长辛店工会组织和工人群众的迫害，指出：“军阀肆虐，至此已极！我工界诸友如不及早奋起，以与此残民之军阀作最后之奋斗，恐死亡无日矣！”同一天，书记部还发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累数近年来军阀惨杀工人罪行，指出“此次长辛店惨杀，江岸大惨杀，更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的事了”，号召：“亲爱的工友们！我们若不起来干预政治，我们若不能在政治上得着相当的地位，我们的身家性命，没有一天能免了军阀拿政治来摧残的危险。全国工友们联合起来呵！想保全我们的工会，想改良我们的生活，都非大家联合起来干预政治、打倒军阀不可呵”，同时还提出：“我们工人受军阀政治的压迫，比商界学界更甚，应该赶快化除地方的意见，化除行业的意见，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公共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这不仅向全国工人阐明了斗争性质，而且指明了斗争方向，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次血与泪的教训，认识到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此后，书记部再度发表《敬告国民书》，肯定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是反军阀压迫、争自由民权的先锋，指出：“京汉罢工乃是工人为自由、为工人人格的争斗，也就是向军阀、专制魔王残杀者一切黑暗势力的争斗，这才是为全国人民夺自由、争民权的急先锋”，同时号召：“各界同胞应以援助此急先锋为自己的责任。”

在书记部直接组织领导下，北京各团体、各业工人万余人于2月9日举行游街示威活动，向北洋政府提出保障工人集会结社自由、撤退长辛店军队、释放工会被捕职员、抚恤被害工人及其家属、惩办郑州长辛店肇事军警等要求。书记部还与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联合发表通电，号召继续支援罢工斗争。

武汉二七烈士纪念碑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

在书记部号召下，全国工人阶级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斗争意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有了进一步认识。随后，工人阶级纷纷在北京、上海、广州、湖南等地，建立罢工后援组织，通过举行群众集会、游行示威、捐款救济和开追悼会等形式，支援京汉铁路工人。此外，书记部还组织搜集资料、照片，编写《京汉工人流血记》由工人周刊社发行；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发表《二七大屠杀的经过》，揭露反动军阀残害工人的罪行。

书记部所做的大量工作，引起了军阀的仇恨。在镇压罢工后，北京军警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书记部人员，大量工会组织被破坏，北大印刷所《京汉工人流血记》浇铸纸版被查获，工人周刊社也被查封，书记部不得不迁回上海秘密开展工作。罗章龙曾说：“北方书记部素来纪律严明，在历次斗争中，党员不得擅离职守或撤出战斗岗位，因此全体工作者在复工后，迅速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邓中夏坦言：“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给予中国职工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能在北京立足，部址被查抄，职员被通缉，迫不得已不能不迁往上海。”1925年5月，书记部在组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正式予以撤销，将其职责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承担。

纵观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前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年轻的中國共产党领导下，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发动和领导罢工斗争，为壮大党的事业和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做了大量的、积极的、有益的工作，在中国工运史上谱写了壮丽诗篇。

（责任编辑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