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泠

陈赓

陈赓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他长期参加并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对党忠诚、意志坚定，戎马一生、战功赫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事业和对外军事斗争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之一，国防科技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他军事实践活动历史之长、内容之丰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是不多见的。他疾恶如仇、耿直谦虚，陈毅元帅曾经评价他：像一块玻璃，从里到外都是清楚的，透明的；是一块磁铁，风趣幽默，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起革命；是我们党的一门炮……

从“黄埔三杰”之一到屡建奇功的红军指挥员

陈赓原名陈庶康，字传瑾。1903年2月出生于湖南湘乡二都柳树铺。受早年从军的祖父影响，他“时思弃读从戎”，于1916年入湘军当兵。因不满军阀混战，1921年脱离湘军，在长沙半工半读，阅读进步书刊，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底，根据中共党组织决定，他考入广东陆军讲武学校，次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后留校任连长、副队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5年10月，在第二次东征中任第四团连长。夺取惠州时，他冲锋在前，被子弹击中右脚，拔出弹头后继续战斗。前往潮州、梅县途中，所带连队担负总指挥部护卫，在陈炯明部主力于华阳地区包围东征军总指挥部的危急时刻，他掩护东征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顺利脱险，并昼夜兼程徒步160多里赶到海丰地区，联络周恩来、何应钦派部队接应蒋介石。蒋介石感激之余，曾调他担任侍从参谋，后来发现他是共产党员，又将他派回军校任职。在校期间，他还参与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这一段特殊的经历，他获得了“黄埔三杰”之一的赞誉。

1926年秋，由中共中央委派，陈赓前往苏联学习保卫工作和爆破技术。次年2月回国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任特务营营长。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带领他的部队保卫会议安全进行。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后，他被解除职务，于7月下旬随周恩来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在总指挥部担任保卫工作。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调任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营长。他作战英勇，8月在会昌战斗中，左腿三处中弹，胫骨、腓骨被打折。侥幸脱身后，经香港转到上海就医。1928年起，他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在错综复杂的隐蔽斗争中，选派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中共党员潜入国民党中央机要部门和警宪、特务机关，多次获取重要情报，为中共中央及时研讨对策、保卫中共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9月，他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三师第三十八团团长。11月，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任第十二师师长，后率部参加了黄安、商（城）潢（川）、潢（川）光（山）战役及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等战斗。在黄安战役中，他率部担任主攻任务，开展军事民主，动员干部、战士提出攻城办法。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以“列宁”号飞机空投宣传品和迫击炮弹，国民党守军顿时一片混乱。他趁势指挥部队攻占黄安县城，全歼敌第六十九师，俘敌师长赵冠英，歼敌1.5万人。在商潢战役中，率红十二师完成对敌包围，后受命担负正面阻击任务，在豆腐店地区顶住了敌人十几个团的轮番进攻。此战被认为是整个战役中最困难也是最精彩的一战。在潢光战役中，他率红十二师包围双柳树敌一个旅，采取“三面包围，网开一面”的战法，以大部兵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猛攻，虚留北面，诱敌突围时将其全部歼灭，展现了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他身先士卒，在七里坪战斗中，冒着炽热的炮火，率部协同友邻部队向敌展开猛烈反击，歼敌第二师，毙敌6名团长；指挥扶山寨战斗时，右腿负重伤，仍坚持在担架上继续指挥作战。

1932年10月，经中共党组织安排，他前往上海医治腿伤，曾秘密约见鲁迅并介紹鄂豫皖苏区红军斗争情况。1933年3月，他因叛徒出卖被捕，被押赴南昌见蒋介石，虽被“用尽威吓利诱”，但“丝毫未为所动”，坚贞不屈，拒绝诱降。后经中共党组织和宋庆龄等营救，于5月底脱险回到中央苏区，被任命为彭（湃）杨（殷）步兵学校校长，负责培养红军连、排军政干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被任命为军委干部团团长，奉命警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次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他率干部团在水流湍急的江面架设浮桥，保障了全军顺利渡江。遵义会议期间，奉周恩来指示，他率干部团担任会议警卫工作。后在赤水土城镇，在增援部队未到，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带领干部团连续击退进逼军委指挥所的四川军阀军队，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5月，与政治委员宋任穷率干部团一部抢占皎平渡。依靠干部团夺取的7只小船，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被调到红一军团工作，随后担任陕甘支队第十三大队大队长、红一军团第十三团团长，红一师番号恢复后任师长。

作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他在指挥上最突出的特色是大胆果决，机动灵活，善于掌握情况，捕捉战机。应该打的时候，绝不放弃夺取胜利的机会，不该打的时候，坚决不打，毫不犹豫。1935年11月在直罗镇战役中，他率第十三团担负主攻任务，腿伤虽然未愈，仍坚持在担架上指挥战斗。1936年2月起，在东征战役中，他率红一师边战斗边向东急进，与友邻部队共歼阎锡山部七个团，俘4000余人。5月，又率部西征，痛击割据西北的军阀部队，并对东北军骑六师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1月，在山城堡战役中，所部担任主攻，他拄着棍子，拖着伤残的腿爬上前沿阵地，指挥部队加强突击方向，协同友邻部队歼胡宗南第七十八师大部。1937年1月，他被派往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兼任第一队队长。

抗日战场战绩卓著令敌胆寒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陈赓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在部队改编中，针对个别干部战士纪律松弛的现象，他决定从加强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两方面进行整顿，强调要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及干部的战术素养，指出在今后残酷的抗战中，凭着过去的一冲，是无济于事的。他到连队亲自做进攻示范演习，并召集班长、排长传授领导方式。干部战士既爱听，又受到了教育。10月，在师长刘伯承的指挥下，率部挺进晋东南，先后取得长生口、七亘村、广阳等战斗的胜利。长生口战斗是第三八六旅对日作战第一仗，第七七二团夜袭井陉长生口，歼敌一个工兵中队，令此前从未受到过袭击的日军大为震动。初战告捷，但陈赓非常清醒，他及时反思作战经验教训，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战缺点是“干部顾虑太大，不敢使用大的兵力，游击动作生疏”。随后，他两次命第七七二团在娘子关以南七亘村伏击日军，一次歼敌第二十师团辎重部队，毙伤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及大批物资；一次毙敌100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三天之内在同一地点两次伏击日军，是兵家所忌的一次大胆妙用，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支援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从10月21日至11月8日，陈赓率第三八六旅进行大小战斗26次，用伏击、袭击、阻击等方式，以劣势装备取得了接连不断的胜利。1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他又率部协同友邻部队粉碎日军六路围攻，开始创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第三八六旅积累了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也赢得了声誉和群众支持。当时在八路军访问的美国大使馆参赞卡尔逊赞扬第三八六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战略战术及善于联系群众“是世界上仅见”。

为牵制日军向黄河防线的进攻，配合晋南国民党军以及晋西北、晋西南八路军作战，从1938年2月开始，陈赓奉命率第三八六旅，协同友邻部队在正太铁路和邯（郸）长（治）公路沿线作战，在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中连战皆捷。3月，他亲自勘察战场，与政治委员王新亭指挥部队在潞城、黎城间神头岭设伏，利用地物作为伪装，等待敌人出动时出其不意突然开火，激战两小时后毙伤日军第一〇八师团等部1500余人。神头岭战斗設伏地区选择适当，部署严密，作战迅猛，刘伯承赞扬这是一次成功的“吸敌打援”战例。日军统帅部也将其视为八路军的“典型游击战”。同月底，日军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部队的两个汽车中队180辆汽车及掩护部队，由黎城经东阳关在邯（郸）长（治）公路向涉县开进。陈赓指挥第七七一团及第三八五旅一个团，设伏于黎城与涉县间的响堂铺地区，待敌进入伏击圈，以猛烈火力压制，继而发起冲击，与敌白刃格斗，歼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缴获一批枪炮。

4月，日军集结3万余人，对晋东南实施“九路围攻”。在师长刘伯承指挥下，陈赓率第三八六旅协同友邻部队，于武乡县长乐村的一条峡谷内，包围歼灭敌2200余人。长乐村战斗对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三八六旅乘胜追击逃敌至石家庄附近，随即沿平汉铁路南下，袭击日军占领的多个县城和车站，数月间在平汉铁路进行大破击八次、道清铁路大破击七次，敌人交通被切断。战事频仍，但他斗志昂扬，他回忆说，“没有一天没有战斗，我那时简直打起劲了”。因连续征战，无法休息，伤痛加重，他常常坐着担架指挥作战，还曾因日军在战场施放毒气而多次中毒。

12月，他率第三八六旅主力随第一二九师师部挺进平汉路东，参加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39年1月至3月，指挥第三八六旅协同冀南部队粉碎了日伪军3万余人的“扫荡”。其间，率部在威县香城固设伏，以骑兵迎击敌人，诱敌深入后集中火力猛攻，激战近8小时，一举歼灭日军第十师团精锐一部，缴获一批武器装备。香城固伏击战是平原地区反“扫荡”作战中的一个光辉战例，对鼓舞群众，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刘伯承称之为“模范的诱伏战”。蒋介石和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也致电嘉奖第三八六旅。日军遭此惨败，恼羞成怒，次日即出动部队，妄图找八路军决战，并在装甲车身贴上“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

1944年，陈赓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留影

1940年1月，第三八六旅奉命调太岳根据地。随后，太岳军区成立，陈赓任司令员，与政治委员王新亭统一领导太岳区的抗日武装，转战同蒲、白晋铁路沿线，粉碎敌人多次“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8月起，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参加了正太铁路破击战和榆辽战役，攻克敌工事较强的榆社县城，歼敌400余人，沉重打击了深入根据地腹地的敌人。榆社之战充分显示了他在攻坚战术上的造诣，刘伯承多次表扬他发明的数清敌枪眼、炮口并一一进行封锁的办法，认为应予以推广。1941年8月，太岳纵队（兼军区）成立，陈赓任纵队司令员兼太岳军区司令员，后率部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他非常重视情报工作，亲自领导建立情报网，及时掌握敌人动向，指挥部队主力分散转移到外线，与内线部队、民兵的游击战相配合，协同作战，内外夹击，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最终粉碎敌人的“扫荡”。1942年10月，参与组织指挥对沁源日军围困战，拟定《沁源围困作战方略》，要求以军事斗争为主，结合政治、经济斗争，以冷枪、冷炮、地雷、爆破、破路等手段杀伤困扰敌人，并且多次深入围困前线领导斗争。沁源围困战历时两年五个月，累计歼日伪军4000余人，被八路军总部誉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模范”。1943年9月，日军集中2万多兵力，采用灭绝人性的“铁滚式的三层阵地新战法”，对太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这种战法自鸣得意，从各地邀集180多名军官前来“观战”。陈赓直接领导的太岳区情报网已提前获知这一情报。他亲自指挥太岳军区第十六团在临汾东北韩略村设伏，全歼“战地观光团”，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他于同年11月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在长期抗战中，他领导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战绩卓著，起草的作战命令、经验总结、军事报告，发表的诸多重要讲话，如《司令部工作的制度建设》《第三八六旅司令部一九四一年工作总结》《太岳军区反“扫荡”斗争的报告》《沁源围困战调查及意见》《关于情报工作》等，以及他从1937年8月开始记录的《日记》，生动体现了他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他重视人民军队的政治建设，强调要加强共产主义的基本教育和党的领导。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他指出，红军永远是红军，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他提出，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健全部队中党的各级组织，加强基层党支部工作，提高共产党员的政治水准、责任心与模范作用，成为领导、团结与巩固部队的核心。他强调，政治教育要结合实际，解决实际问题，不能搞形式主义和空洞说教。他认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要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支力量互相依存，缺一不可。正规兵团固然是骨干，但若忽视地方武装与群众武装的建设，是不能完成总任务的，也是不能发展自己的。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十种小组战法，即：连环“麻雀网”、散乱的“麻雀群众”、延长的“麻雀线”、“跳蚤战”、扭击、“蜜蜂战”、拉锯战、冷枪战、飞行神枪手、地雷战等，认为每次作战一般应全线动作，协同出击，以扰乱和调动敌人，陷敌于往返奔命，顾此失彼。战斗动作上则应择敌弱小一部或一股，突然发起袭击，求得多打小歼灭战，积小胜成大胜。要正确处理使用力量与积蓄力量的关系，等等。

解放战争连战皆捷立功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陈赓奉命返回太岳区，集合第三八六旅和决死第一旅部队，恢复建制，编为太岳纵队。9月至10月间，率领太岳纵队参加反击国民党军进犯解放区的上党战役，攻克长子县城，歼入侵晋东南解放区的阎锡山部队1.4万人，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10月，太岳纵队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挺进同蒲铁路南段，阻止国民党军北犯。次年1月，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中央达成停止军事冲突协议，颁布停战令。他于2月起奉命赴临汾、太原进行和平谈判，与美、蒋（阎）方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同时，领导部队积极开展军政训练，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为应付全面内战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做好准备。

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陈赓率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转战晋南、晋西前线，先后指挥闻夏、同蒲、临浮、吕梁、汾孝、晋南等战役，歼敌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西北战场的作战。7月，胡宗南的六个多旅7万余人沿同蒲路北犯，陈赓指挥所部在闻喜、夏县之间突然包围其远离主力的先头部队，经激烈的近战、夜战，歼其整编第三十一旅等部共5000余人。8月，发起同蒲战役，在半个月内，率部连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歼阎锡山部1.2万余人，受到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通令嘉奖。9月，面对来犯的胡宗南部10个旅，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在运动中歼敌，以所部主力隐蔽集结于临浮公路北侧，以一部兵力佯攻浮山，将敌人分割包围于官雀、陈堰地区，全歼号称“天下第一旅”的敌整编第一旅，重创敌第二十七旅、一六七旅，对敌人产生极大威慑。中央军委向全军部队发出通报，高度评价这次胜利的重要意义和陈赓的军事指挥艺术，指出晋南我軍在敌兵力占绝对优势下三战三捷，“再次证明只要在指挥上集中优势兵力，可以坚决歼灭敌人一路，并可连续取得胜利”。随后，在吕梁、汾（阳）孝（义）战役中，率部协同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王震所部等，歼敌2万多人；又在晋南战役中，率部解放25座重要城镇，歼敌1.4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胡、阎联防体系，有力地策应了西北战场的作战。

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组成陈（赓）谢（富治）集团，陈赓被任命为中共前委书记，率部强渡黄河，突破国民党军防线，转入战略进攻，进军豫西，开辟豫陕鄂根据地。在他率部渡过黄河后，柳亚子先生曾赋诗赞曰：“十载征诛铁裲裆，陈郎才气不寻常。中原万里纵横意，会见红旗下洛阳。”陈谢大军与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粟（裕）野战军密切协同，共同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10月下旬，国民党军李铁军兵团在洛阳附近集中10个旅，裴昌会兵团在潼关地区集中8个旅，企图从东西两面夹击我军。趁豫西国民党军守备空虚，陈赓将主力沿伏牛山东麓展开，采取多路出击、强袭、奔袭等手段，连续歼灭国民党军万余，攻克县城十余座。李铁军兵团循迹而来。陈赓决定采取“牵牛战术”，以一部兵力将敌主力“拖疲拖瘦”，尔后予以歼灭。当敌主力被“牵”进伏牛山腹地，他已率领主力部队同陈（毅）粟（裕）西集团发动平汉路破击战，沿线城镇全部被解放。1948年3月起，他率部协同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先后进行洛阳、宛西、宛东、郑州等战役。其中，洛阳战役是我军在中原地区对敌坚固设防中等城市的攻坚战，提高了部队的城市攻坚能力，为尔后夺取其他城市积累了经验。随后，所部编入中原野战军序列，仍任第四纵队司令员。

同年11月起，陈谢率部参加淮海战役。指挥部队由郑州沿陇海线东进，钳制截击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东移，继而从西面进迫徐州。又进至津浦线上的宿县、夹沟地段，堵住孙元良兵团，斩断津浦铁路徐州、蚌埠段，保障了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下旬，在浍河南岸的南坪集，指挥部队阻击黄维兵团，为战役的发展营造有利态势。12月，又指挥东集团采取抵近进攻战术，迫近敌阵前沿，直捣双堆集黄维兵团核心阵地，协同友邻部队全歼该兵团。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陈赓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4月，指挥所部南渡长江，连克浙赣线上饶、鹰潭等城镇，继以一部追歼逃敌至福建南平，另一部西进攻克南昌。10月，执行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与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挥第四、第十五兵团发起广东战役。广州解放后，率所部追击逃敌，于阳春、阳江地区全歼余汉谋部主力4万余人。尔后火速陈兵雷州半岛，堵住白崇禧集团海上退路，协同兄弟部队将白崇禧部全歼于广西境内。广西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残存于大陆的最大一股武装力量，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继于1950年1月长驱千里，西进云南，指挥滇南战役，会同滇桂黔边区纵队歼灭企图逃出国境的国民党军2.7万余人。3月，又指挥主力一部进军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配合友邻部队歼灭胡宗南集团残部，解放西昌。

在解放战争时期，第四纵队和第四兵团在陈赓指挥下，转战山西、河南、陕西、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等15省，行程3万多里，歼国民党军70余万，解放城市300多座，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任务，取得了巨大战果。在指挥作战中，他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指挥若定，连战连捷，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同时，也总结了丰富的治军理论和作战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作战指挥思想和治军思想，体现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总结》《在兵团党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等讲话、报告，以及此后撰写的革命回忆录《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等著述中。

在指挥大兵团作战过程中，他着眼战争全局思考和谋划，对战略全局提出的设想，基本上吻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他深刻把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靈活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并加以丰富和发展。他认为，作战是敌对双方实力与智慧、意志的综合比赛，在战争实力总对比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人民军队的各级指挥员只有强化主观努力，在用兵之道上高敌一筹，才能使己方的兵力兵器发挥出最大效力，多打胜仗，最后战胜强敌。他坚决贯彻打歼灭战方针和运动战思想。他认为，歼灭战必须是积极进攻，不能有消极精神，但歼灭战中也有消耗战，是为了消耗敌人并最后歼灭之，不能借口歼灭战而不完成一定的消耗战任务。他强调打有把握、有准备的仗，切忌浪打，鲁莽用兵。他认为，要先打弱敌与好打之敌，打掉了弱敌，则强敌变弱，要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于主要方向，兵力、火器部署一般不可头小尾大。同时，要高度发扬下级指挥员的作战积极性和机动性，上级下达命令，明确企图、目的与任务后，不宜过分干预下级行动；下级应在上级企图与自己任务范围内，不等待，不犹豫，抓住战机，果断地处置情况，积极地完成任务，坚决执行命令与机动处置是相辅相成的。

他十分重视侦察工作，认为侦察是做到知彼、定下作战决心和作出兵力部署的依据，兵力对比上的敌强我弱尤其需用周到的侦察来弥补。侦察应多层次而不间断地进行，贯穿于战前与作战全过程，高级指挥部负责战略侦察，师以上部队以战役侦察为主，团以下部队以战术侦察为主。他还指出，人民军队指战员要牢固树立爱人民的观念，捍卫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每解放一座城市前，他都要求对官兵进行爱民教育和群众纪律的教育，从而保证战役战斗任务的完成。

忘我工作献身国防现代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赓于1950年2月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副司令员，3月，兼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后兼任云南军区司令员。同年7月，为支援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应邀前往越南，协助越方确定边界战役指导方针，制定战役作战计划，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改变越南战场敌强我弱的形势，争取完全主动。9月，参与指挥边界战役，取得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的转折性胜利。在应邀给越军干部作战役总结报告时，他认真评述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指出今后部队建设与训练的方向，提出下次战役的预想计划，为加强越南人民军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报告在越军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胡志明多次高度评价陈赓此行的重大成就，并称赞他具有老布尔什维克的风格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11月，陈赓从越南高平回国，随即转赴朝鲜前线考察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3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作战。在彭德怀回国期间，他主持志愿军的全面工作。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他指出，美军作战不墨守成规，善于变化，我军必须加紧准备，加强训练，改变战术，而后战胜之。他参与制定构筑坑道工事，加强海岸防御与纵深防御的计划，强调坑道工事在防御作战中的作用，根据各部队创造的经验，提出坑道必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与防御兵力相适应，既有作战设备又有生活设备的要求，使我军防御得到空前稳定，对于贯彻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起了重要作用。1952年6月他奉调回国，被朝鲜最高人民议会常任委员会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3年9月1日，陈赓在军事工程学院开学典礼大会上敬礼致意

同年7月，他奉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1954年10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1958年9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在主持军事工程学院工作期间，为了尽快培养出国家急需的军事技术人才，他坚持边建、边学、边教的方针，提出办好学院要“两靠”，即教学上靠老教授，军事管理及思想政治工作靠军队老干部，并使他们拧成一股劲，为学院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十分重视学员的训练质量，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和革命军人素质的培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科学知识教育，积极建设师资队伍，注意团结教育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短短几年时间，学院已成为一所规模宏大、师资力量比较雄厚、教学设备比较齐全的培养军事科技人才的高等学府。1958年9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到学院视察后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写报告称：“军事工程学院经过四五年的经营，规模很大，在远东来说，可能是唯一的。”1959年1月，钱学森到学院参观时赞扬：“在我国现有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起这样一所完整的、综合的军事技术学校，在世界上也是奇迹。”

1955年9月27日，周恩来签发授予陈赓大将军衔的命令

这一时期，他发表的《在越南作战会议上的发言》《关于东线指挥组织问题的几个方案》《关于学院建设问题的报告》等著作和在越北战场及朝鲜战场的《日记》，记述了他赴越南协助指挥抗法战争，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积累的现代战争作战原则和经验，以及在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培养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技术人才、加速国防科技发展等方面所提出的重要见解和主张。关于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战原则，他认为，现代战争条件下我军仍有争取战争胜利的可能。现代新式武器杀伤力强，破坏力大，敌人装备优势，机动性强，易占主动；中国军民要顶住敌人的突然攻击，防御上是有困难的，但敌人技术装备上的优势不是决定因素，原子弹、导弹不能最后解决战斗，最后解决战斗还是要靠地面部队的争夺。只要抗住敌人的突然袭击，国防体系、经济体系不瘫痪，是可以争取最后胜利的。他认为，要战胜强敌的外来侵略，战略上必须力求使战争持久化，要在战役纵深和战略纵深，构筑多道防线，加强翼侧防护，增大防御的稳定性。要在要点区域构筑坑道式工事，依托坚固工事保存己之有生力量，并对敌之弱点或突出部适时实行战术反击，多打小歼灭战，以耗其实力，毁其士气。

他注重将用兵与带兵、练兵有机结合起来，认为，人民军队各级指挥员不仅要善于用兵也要善于带兵和练兵，带兵和练兵是用兵的前提。强调人民军队须有严格的纪律，以保证命令的坚决执行；要注重培养部队良好的作风。提出带兵首先要做好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应经常化，贯穿于每一任务的始终。他强调，军队必须训练。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科学不发达；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以劣势的武器和科学知识甚少的农民被迫与现代化程度颇高的敌军对抗，是不能与之比消耗的。要战而胜之，除须有高度的政治素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指导外，还须有精巧的战术技术，充分发挥现有兵力兵器的威力。欲达此目的，关键在于军队的训练。

在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方面，他认为应大力发展国防科技事业，使军队的装备技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为此，应下大力量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培养中国自己的国防科技队伍，把大批懂得现代军事技术的人才输送到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兵种部队中去。培养这样一支人才隊伍，必须坚持又红又专的方针，办好军队各类专业技术院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要能够刻苦学习，掌握高、精、尖的军事技术和技能，自觉地将所学专业之长，贡献给祖国的国防现代化事业。他在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决策与创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病逝。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将病情置之度外，强忍着身体不适撰写总结自己毕生作战经验，但只完成了序言部分就因心脏病发作而溘然长逝，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