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云

李一氓1903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逝世，在其65年的革命生涯中形成了不言功、不忘本、不唯上、不吝财、不求名的高尚品格，成为共同塑造共产党人高尚人格的模范。

一、不言功

李一氓在对待自己所取得的业绩上虚怀若谷，不仅不争不炫，而且不屑一顾。

李一氓是1925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他在大革命时期即投身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时期参加过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接着奉命相继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及文化工作，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从事中央苏区国家安全保卫工作，长征后主持陕甘等省委的宣传工作。抗日战争之初，他受党的委派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然后由新四军军部转到地方工作，先后主持淮海区行署、苏北区行署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先主持苏皖边区政府工作后调往旅大区委，筹建并主持大连大学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参与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的工作，驻缅甸特命全权大使，参加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领导工作。“文革”之初被关押了六年，恢复工作后主持中联部的日常工作，还参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主持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领导工作，直至逝世。

在65年的革命生涯中，李一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诸多重要的贡献。单就1981年已经76岁的他，由陈云提议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从组织队伍、制定规划，到具体的收集、整理、出版，李一氓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团结全国专家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著名的历史学家、出版家、中华书局原总编辑李侃在回忆文章中讲：“李老主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10年，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最繁荣、最兴旺的10年。据初步统计，10年中全国共出版各种古籍3500多种，已经完成了1982年制订的十年（1982-1991）规划。”仅此一项，可谓厥功至伟。

即便如此，李一氓在相关回忆录中谈到自己生平业绩时，更多的是谈教训与失误，对功绩总是缄口不语。他很谦逊地说：“我是很平庸的，谈不上有什么成就和贡献。”谈经验教训多谈贡献少，凸显其立党为公的人格风范。他是共产党人正确地对待业绩、立党为公的模范。

二、不忘本

李一氓不忘初心之本，将为人民谋幸福具体到为农民谋幸福，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懈怠。

李一氓在主持淮海区行署、苏北区行署和苏皖边区政府工作时，他一方面积极为新四军筹集粮草，保证供给；另一方面又通过精兵簡政、开源节流，努力减轻农民负担。他不仅组织生产，改善当时农民的物质生活，而且立足长远发展，在着力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同时，通过组织农民扫盲识字与学习来提高农民素质。

他当年由新四军军部转到苏北地方工作时，正是抗日战争最为困难的阶段。在青黄不接的季节时，他除了带领行署干部节衣缩食，坚持吃山芋和野菜，还从有限的公粮中挤出部分来救济挨饿的农民。为适应当时反“扫荡”斗争的需要，行署机关的驻地时有变动。每当行署转移到新驻地解决办公住房时，他首先想到的不去打扰农民，尽量找些公共场所或者无人居住的棚舍。他就是这样，把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落实在这些细节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奉调北京从事外事工作，但他对老区的农业发展、农民生活依然念念不忘。无论是老区的同志去看望他，还是他应邀为老区某些革命史文集撰写序言时，他最关注的话题就是老区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村的发展与农民生活的提高。他既关注怎么提高亩产量、怎么提高农业产量的人均数，农民怎么致富这些具体的现实问题，又叮嘱农民要富起来，人人经商也不行，要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努力拓展致富渠道。他还特别关注农村文化建设、农业现代化中的人的现代化等战略问题。当他听说某地方政府准备搞碑林的想法，他直言不讳地予以批评。他讲你那个地方没有山，石头要到外地去买，要运、要磨、要刻，这些钱花哪个的，还不是老百姓的吗？他建议这种劳命伤财的事最好不要搞，把钱用在刀刃上。谈到苏皖边区政府等革命遗址保护时，他坚持不要翻盖，把省下来的钱用到办学校办图书馆等，进而提高人民群众的科技文化水平上去。他认为这才是惠及子孙后代的正道。他恪守初心，将为人民谋幸福具体到为农民谋幸福，脚踏实地又高瞻远瞩，凸显其诚心为民的人格本色。他是共产党人坚守初心、执政为民的模范。

三、不唯上

李一氓心怀坦荡，光明磊落，求真务实，对党史上的一些失误敢于说不。

以其主持中联部日常工作为例，他先后几次向党中央建言献策，修正错误，推动外事工作的拨乱反正。

1958年，中国共产党曾高调批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南共联盟”）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致使两党关系破裂。1977年粉碎“四人帮”不久，李一氓即在不同会议上多次陈述应恢复中南关系的意见，并同中联部部长等一起向中央主管领导提出建议。1978年3月，他又率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代表团对南斯拉夫进行为期三周的考察。回国后他主持讨论并亲自阅改10万字的考察访问报告，否定过去对南共联盟所谓修正主义的结论，并就恢复中南两党关系的具体方式及时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与南共联盟正式恢复关系。

1962年，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就我国对外方针政策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他建议我国对外工作要采取缓和的方针，不要面面树敌，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他的这个建议后来被歪曲成“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三和），对世界革命的援助要少（一少），视为修正主义而予以批判。“文革”中康生等人又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并写进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改革开放之初，李一氓即对这个历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认为应该予以平反。他通过中联部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为所谓的“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请示》，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请示报告，并将这个请示以中联部文件的形式向全党作了通报。

他还在70年代末针对党的九大确立的立足大打早打的战略提出质疑。他认真研究战后世界格局与形势，认为和是主要的，战争未必能发生。之前确立的立足于大打早打的战略，是夸大了世界大战发生的危险，实际上是自己吓自己。在改革开放的当下，如果这样讲，就势必耽误经济建设了，应该予以改变。后来邓小平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事实上肯定了他在战与和的问题上的探索。以上几点，足以显示其不唯上只唯实的人格魅力。他是共产党人求真务实、坚持真理的模范。

四、不吝财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即便是高干也没有多少私人财产可言。可贵的是李一氓将个人所收藏的文物全部缴公而毫不吝惜。

李一氓个人收藏文物始于革命战争年代，缘于他对文物的珍爱与保护。那时他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工作，既尽其所能努力减少战争对文物的破坏、协同地方做好文物的保护，还开始了个人的收藏。他收藏的文物除了战时军队缴获的几件以及友人相互交换所得，主要的是他个人节衣缩食花钱购买的。即便是战争年代，他养成了关注文物摊点的习惯，所到之处只要是见到他认定的珍品便慷慨解囊。1949年，他奉调北京后在工作之余不仅去古董市场亲自购买，还与有关店主建立联系，请协助代为购买，每月从工资中预付150元给店主。这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他的夫人坦陈，他的工资几乎都在这方面花掉了。

李一氓收藏文物的类别很多，除了图书，还有字画、陶瓷、古墨等。据不完全统计，他收藏的图书多达2000多种7000多册，绘画、书法、拓本等300余件，陶瓷类100多种，古墨200多锭，还有其它类别的若干件。这些文物有不少是稀世珍宝，若按市价来计算，称得上是拥有家财万贯。

如何处置这些文物呢？李一氓非常明确地表示：“余收藏书画，均缴公库。”本着这一初衷，他先后几次将所收藏的文物分别捐给中央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四川图书馆、四川博物馆、四川三苏纪念馆、四川彭县图书馆、杜甫草堂、扬州博物馆等单位。他将自己耗费大半生心血与积蓄所收藏的这些珍贵文物毫不吝惜地捐给了国家，凸显其无私的人格风采。他是共产党人正确处理公私关系、乐于奉献的模范。

五、不求名

李一氓淡泊名利。他在遗嘱中表示：“我的后事从简，只稱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称谓。”

如前所介绍，李一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的宣传科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土地革命时期担任八一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陕甘省委宣传部长、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中共东南分局秘书长、淮海区党委副书记与行署主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与行署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先后担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华中局宣传部长、苏皖边区政府主席。1947年后调任旅大区委副书记、财委会书记、大连大学校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的中国书记。1958年调任中国驻缅甸特命全权大使，1962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74-1981年底担任中联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退居二线后，奉命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被推选为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中央纪委副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上述这些领导职务不仅在其生平中是无法回避的，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相关历史中也是不能忽略的，应该载入史册。但是他将这些职位名分看得很淡。他生前留下遗嘱：“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洒在淮阴平原的大地上。”这一遗嘱既体现了他对其信仰坚定而纯洁的人格信念，又彰显其崇高的无我的人格境界。他是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个人职务名分、淡泊名利的模范。

（责任编辑：聂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