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莎莎

文风即文章表现出来的风格。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文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风。写作风格体现了一个人的思想、立场、精神与能力。这些风格，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风气等都有关，也与个人的生活环境、文化修养和语言运用能力等有很大关系。写作是领导干部的重要工作能力之一，也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领导干部的优良文风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和动员民众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

周恩来与陈云，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一生，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许多著作。从这些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中可以看出，周恩来与陈云的写作风格有许多共同之处，体现了他们共同的人格风范和思想魅力。

一、共同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立场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贯穿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周恩来和陈云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他们的许多文稿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依据，把人民群众提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处处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思想。

重视群众的力量。周恩来各个时期的文稿中始终贯穿着“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思想。在南开求学期间，他在《校风》的长篇社论《本社之责任观》一文中即提出了“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及“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的观点。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根据周恩来谈话起草，由周恩来审定）一文中，周恩来强调人民的重要性，并指出“党必须永远不与群众脱离，要相信群众力量”。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周恩来明确提出向群众学习的观点，“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也充分体现了他的群众立场。向群众学习的观点，也贯穿于陈云的数篇文章中。1939年，陈云在发表于《共产党人》第2期上的文章《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中，列举了晋察冀边区一个样板支部的案例来说明“共产党员要领导群众，就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的道理。在这篇文章中，陈云还强调重视群众的力量，强调群众工作是地方工作的中心，作出了“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的论断。同年12月，陈云在《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中进一步强调了群众工作对于党和军队的重要性，他指出：“没有群众，军队是不能扩大的；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

正确看待执政党与群眾的关系。陈云把执政的共产党比作为人民“当差”的。他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后被载于1949年2月26日的《人民日报》，文中指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大家，为大家‘当差的，是遵循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意见办事的。”这一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的思想是契合的。在《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中，陈云指出：“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同样的，周恩来也将国家的干部看作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我们的靠山是人民，而不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这一观点是周恩来对于执政党与群众关系的清醒认识。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题为《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这些观点，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提供了经验启示和行动指南。

认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陈云的文章里，几乎每篇谈到经济建设，都是与人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市场问题十分重要，它“是关系五亿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在陈云笔下，商业工作是“天天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商业关乎六万万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说是小事情，不重要”。周恩来也心系百姓疾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提出要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强调：检验我们党的经济工作效果的客观标准是什么？要看“于国计民生有利或不利”，“要以是否于国计民生有利为标准”。将改善广大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当前国家的大事来办。周恩来与陈云经济建设应面向民生的观点与当今我们追求共同富裕的根本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写作原则

周恩来与陈云的文章从来都不是言之无物的空泛之谈，而是基于充分的调查研究之上的数据分析和事实阐述。实事求是是贯穿周恩来与陈云文章的基本精神，也是他们高超写作艺术中的共同特色。

坚持求实精神。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署名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这是陈云为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一周年而写的，文章指出，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不是一个普通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这篇文章系统、全面、深刻地阐释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我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重大作用。周恩来也常常强调：尊重事实才能尊重真理。所以他在写文章落笔之时，常常是反复了解情况，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他对文章中提出的论据，引用的材料，以及事实情况的描述和概括，反复推敲，认真核实，力求做到确实无误，恰如其分。《周恩来选集》中收录了一篇周恩来在1962年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的讲话，文中周恩来再次强调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并将其归纳为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重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贯彻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和唯一途径。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周恩来指出：“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早在1929年，周恩来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就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在信中指出：“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过去有许多调查成绩，因没人统计以致放弃，甚属可惜。前委应指定专人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陈云则将调查研究概括为6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在《陈云文选》三卷本里，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做好商业工作》《加强商业工作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等多篇文章里，陈云数次强调，在做工作时，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这些文章不仅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更是进一步量化了调查研究在实际决策工作中所占的比重，可见陈云对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周恩来也注重调查研究。他认为：“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它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与工作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地运用，首先要了解实际的情形。”

用事实说话。周恩来与陈云写文章都是从实际出发，关心事实，不弄清楚事实，绝不轻易下结论，文章中的许多观点和看法都是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细致调查详细了解根据地党建工作开展情况的基础上，在《共产党人》期刊上发表了《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和《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两篇文章，指出：“我与华北六个不同地区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谈话以后，觉得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4次回到家乡青浦进行调研，吃住在农民家，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通过蹲点调研，陈云写了3份调研报告材料送阅：《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为党和国家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意见和参考。周恩来在1955年底至1956年初，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也进行过深入调查。他通过开座谈会、调查知识分子思想情况、掌握全国各战线典型调研材料等方法，经过反复研究，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等文件，并代表中央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文件和报告中的许多观点，都是在此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如：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文风朴实而又思想深刻

要言不烦，一直是周恩来与陈云写作风格的集中体现，他们作为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人，写文章和作报告从来都不是居高临下空洞地说教，而是用朴实简练的语言，将高深的理论与具体的国情相结合，用通俗的语言阐述最深刻的道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就提倡“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遍观周恩来与陈云的文章，可谓真正做到了言之有物、有的放矢，避免长篇大论的套话空话假话，多是一些“管用的话”“自己的话”，力求简短精练、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

追求文章的简练。周恩来与陈云对文章的简练要求也是极高的。简洁是建立在对事物透彻认识和准确表达基础之上的。周恩来曾在上世纪50年代就指出：“文字含糊而不清楚，笼统而不明，错杂而不准确，文法混乱而无条理，错误而不通，文义常不合逻辑，更缺少辩证，文风则生硬僵化，不生动活泼。这是今日一般文件的通病。”陈云在《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一文中，强调文章应简明扼要，建议长文章要简单明了。

善于归纳总结。周恩来与陈云作为党的领导人，他们以身作则，用高超的领导智慧、理论联系实际的写作方法、勇敢无畏的革命战斗精神、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朴素精练的语言技巧创作了许多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经典作品，以实际行动为一般党员干部和文化工作者起到了表率作用。这源于他们都善于归纳总结，往往用精炼的文字讲清楚复杂的问题。如陈云就曾将党的干部政策用“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简单的12字进行归纳概括，通俗易懂。强调“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句话揭示本质问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非常精炼的警句，至今对党建工作仍具有指导意义。擅长用短句，不过分修饰句子，用最朴实易懂的文字揭示最深刻的道理。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在坚持南满问题上，直接用“抓牛尾巴”这一比喻来讲保留南满根据地的重要性。而周恩来强调的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形象生动地阐述了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

一语中的、直击要害。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陈云较早看到了党内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向中央写出多篇报告，大声疾呼，“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一语中的、立意深远。1977年3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的书面发言，只有5段话200多字，直接点出了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两件大事。而在《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一文中，周恩来正式提出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立意深远，用四个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擘画了美好蓝图。在《反对官僚主义》一文中，周恩来直指官僚主义是一种病症，并形象地勾勒出官僚主义丑恶“脸谱”，一口气数出20种官僚主义，痛快淋漓加以鞭笞。这对今天在新的形势下狠抓全面从严治党，继续抓好党风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周恩来提出的“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是对我国国情林情的科学认识，强调林业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些平实而深刻的话语和论断，寥寥数百字，讲道理深入浅出，谈问题直击要害，令人耳目一新。

周恩来与陈云都是党内勤于动笔、善于写作的典范。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一系列问题，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们的写作态度、写作的立场、观点和写作风格无不是党风政风的体现。进入新时代，如何撰写出具有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特点的体现主旋律的作品，如何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党报、党刊、新闻媒介中理论文章的政治导向作用，如何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时代课题。通过探究周恩来与陈云的文风共同点，我们能从中汲取智慧，对于如何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文风，具有重要的指導意义。

（责任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