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23）

《世说新语》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确定撰作于长江以南区域的第一部文化名著，在它之前，至少还有《楚辞》《吴越春秋》和《论衡》，这三部名著也是在长江以南的地理空间中产生的。但是，长江对于《世说新语》的意义，或者反过来说，《世说新语》对于长江的意义，是上述三部名著所不能比拟的。三国鼎立、永嘉之乱引起的北人南迁以及由此形成的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历史一次又一次将长江推到前台，成为无可忽视的巨大存在。而以“渡江”也就是东晋南渡为标志的划时代历史事件，在《世说新语》中通过不同的个人视角呈现而屡见不鲜，使得以《世说新语》为标志的魏晋时代，也可以称为以长江为标志的时代，还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这里所谓“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指的是以长江流域为发展舞台、以长江流域人才（包括南渡北人）为发展主体、以长江流域开发为发展背景、以长江流域文化领导创新为发展主题的这样一个历史时代。

从《世说新语》开始，长江不仅具有地理的、空间的意义，而且具有了历史的、文化的意义。

据统计，《世说新语》全书收录了1129条汉末魏晋人物故事，实际上，汉末以前的故事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汉末西晋人物故事大约只有340条，而东晋人物故事却多达780多条，约占全书条目的70%。因此，从时间角度来说，《世说新语》可以说主要是一本东晋故事集，而这些东晋人物的活动范围以及故事的发生地点，绝大多数是在长江流域。加上主要以长江流域为背景的东吴故事，长江背景在《世说新语》中所占的比重就更为可观。从整体上看，《世说新语》如果不能说是一本长江流域故事集，至少可以说，长江是《世说新语》故事最重要的舞台背景。

《世说新语》全书由36篇也就是36个门类组成，每篇的排列以人物故事的时代先后为序。值得注意的是，以“渡江”“过江”为标志的南渡故事，在《世说新语》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且经常成为各篇中西晋故事与东晋故事的分界线。在南渡过程中，像晋元帝司马睿那样“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幸运地成为“天之骄子”的毕竟只有一个。实际上，即使是晋元帝，当他跨过长江、踏上江南大地之时，也面临着特有的惶恐不安。据《世说新语·言语》篇中记载，晋元帝刚过江的时候，曾对出身江南的大臣顾荣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曾几何时，江南大地还是西晋的敌国东吴的天下，现在，晋元帝不得不离开他熟悉的洛阳，而来到滨江之地建康，虽然建康在被征服之后早已归入晋朝的版图，但是，东吴亡国的惨痛、建康城被破坏的痕迹，都没有从江南人的记忆中抹去，就连晋元帝的心中，也仍然有这是别人家的国土的感觉，不能不产生强烈的陌生感和异己感。作为本地人士，也是吴地世族重要代表之一的顾荣，只好劝他说：“天子以天下为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陛下千万不要以迁都为念。”

晋元帝所表现出来的惶恐不安，未必都是虚假的表演，比起大多数南渡人民仓惶逃亡甚至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的不堪回首、刻骨铭心的记忆来说，他的惶恐简直不算什么，甚至有一点类似他的前前前任—晋惠帝“何不食肉糜”式的矫情。无论如何，对于南渡北人，不管其政治地位如何，经济情况怎样，长江作为巨大的记忆符号，已经深深地嵌入他们的乱离记忆中；与此同时，渡江也给他们带来一些安慰，毕竟广阔的江南大地，先是以侨置郡县的形式，给广大南下流民提供立足之地，继而提供了开创未来新生活的多种可能。

在众多“渡江”故事中，最有历史和文化意味的是《言语》篇中的这段故事：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顗也）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也）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众所周知，这段故事就是至今脍炙人口的成语“新亭对泣”的出处，伴随着这个广为人知的成语，“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两句更是广为流传。所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说的是从洛阳到建康，地理环境与政治时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河”二字，根据《辞源》的解释，主要有两个义项，一个是指作为区域形胜的高山大河，另一个是指代疆域和国土。因此，所谓“山河之异”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指建康与洛阳同样有山有河，山围故国，但洛阳有的是邙山、伊河、洛河，建康有的是幕府山、钟山、秦淮河等。这是比较具体的山河形胜的不同。另一种解释是指洛阳和建康所代表的“疆域和国土”，以洛阳为首都的西晋政权已经崩溃瓦解，以建康为首都的东晋政权刚刚建立，这两个政权虽然都属于晋朝，皇帝都姓司马，但是两个朝廷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大不相同，比如内部空间环境的变化，滨江而建的新都建康，使人们无法忽略长江的存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就这样被带入了长江时代。

这段故事在后代不断被人复述，并衍生了不同的文本。在《资治通鉴》的版本中，这一句写作“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在《晋书王导传》的版本中，这句写作“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简言之，《世说新语》作“山河”，《资治通鉴》作“江河”，《晋书》作“江山”，三种经典文献有三个不同的版本，仔细比较、分析三种不同的文本，是很有意味的。

《金陵十八景·新亭》（明·文伯仁 绘）

《资治通鉴》和《晋书》一作“江河”，一作“江山”，都强调突出了“江”的存在。宋元之际的著名学者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说：“言洛都游宴多在河滨，而新亭临江渚也。”胡三省注中还特别引用了北宋诗人杨备《金陵览古》中的说法，“新亭去江宁县十里，近临江渚”。换句话说，《资治通鉴》和胡三省都认为，要强调从洛阳到建康的山河变迁，强调建康与长江的关系，“江河”一词是最为合适的。所以，清代学者赵绍祖据此认为，《世说新语》改“江河”作“山河”，是说不通的，《晋书》改作“江山”，也不对。但是，现代著名学者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根据敦煌唐写本残类书《客游篇》引《世说新语》，“正自有山河之异”一句作“举目有江山之异”，与《晋书》合，据此推断“唐人所见《世说新语》固作‘江’”。余嘉锡又引《世说新语·言语》中袁宏即将离别建康时说的那句著名的话：“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推知“‘江山’为晋人常语，不必改作‘江河’”。

《世说新语》《晋书》《资治通鉴》三书异文孰正孰误，胡三省、赵绍祖、余嘉锡三家之说孰是孰非，不仅是一个有点复杂的校勘学问题，也是有着重要文化内涵的词汇史问题。既有唐写本类书引用《世说新语》为外证，又有袁宏的话语为内证（《世说新语·言语》：“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我倾向于认为，余嘉锡的观点证据确凿，可以信从。换句话说，从《世说新语》时代开始，“江山”一词开始取代从先秦两汉时代就已出现的“山河”一词，成为指代国土和疆域的常用词。这是一个词汇史的变化，实际上也是文化史的变化，在新出现的“江山”一词中，我们看到了长江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以及历史意义的突破性成长与确立。

指代国土和疆域的“江山”一词，可以说是《世说新语》时代的新生事物。虽然这个词语的最早用例，并非见于《世说新语》之中，而是见于三国时代钟会的《檄蜀文》，载于《文选》卷44。公元263年，魏国大将钟会率兵伐蜀，大军兵至剑阁，遇到姜维率领的蜀军的抵抗。钟会发布了一篇铿锵有力、气势宏大的檄文。文章历述魏武帝、文帝、明帝三祖不凡的功业，接着说：“然江山之外，异政殊俗，率土齐民，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顾怀遗恨也。”他所谓“江山之外”，不仅包括拒守长江上游的蜀国，而且包括盘踞长江中下游的吴国。“江山”一词的国土、疆域含义，就是在东吴、东晋这两个六朝的初始朝代被锻造成型的，它的出现正是为了适应中国文化进入长江时代的历史表述的需要。

历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东晋以后，尝谓京口（江苏镇江）为北府，历阳（安徽和县）为西府，姑孰（安徽当涂）为南州，而南州关要，比二方为尤切，地势然也。”（《读史方舆纪要》卷27）历史学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荆、扬对抗，是东晋南朝历史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两种说法都凸显了长江的重要性。在《世说新语》中，除了不断出现事件性描述的动词“过江”“渡江”“南渡”之外，着眼于地理空间描述的名词如江东、江南、江左、江表、江津、江渚、江湖以及荆江、江陵、江汉、江夏、江州、九江、庐江等，也屡见不鲜。这些名词分为两类，一类较虚，多为泛指，一类较实，所指较为具体。西征与北伐，大体上沿长江展开，只不过一为纵向，一为横向。江南江北的矛盾，江表及江南腹地，长江上游、中游与下游，扬州、荆州、江州、南州等，各地、各种势力沿长江形成多种张力。“苻坚临江”，立刻制造出严重的政治危机，而王导“协赞中宗（晋元帝），保全江表”，向来传为不朽的功业。南渡君臣“经纬江左”，殷浩出山，攸关“江左兴亡”。在这些叙述中，长江这个符号不仅代表的是东晋政权，而且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命脉延续。长江甚至介入名士个人修养，成为一个伦理道德化的符号。在《任诞》篇中，从北方来的名士周顗为自己行为辩护时说：“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总之，通过这些故事，《世说新语》将长江塑造为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

伴随着江南、江左、江东的开发，长江区域人才的登场，为中国文化提供了无可取代的资源和动力。在《世说新语》中，长江不仅是最经常出现的、最宏大的地理空间景观，也为两晋历史划出一道最令人难忘的历史分界线。从江北到江南，从荆州到扬州，长江作为水路交通、人员往来之道，具有军事政治的意义，作为文献、知识、思想、信仰传播之路，具有思想文化的意义。洛阳是建康的陪衬，江北是江南的陪衬，中上游与下游相互配合，一千多条《世说新语》的叙事整合成一部长江故事集，相当于故事版的《长江赋》。文人和文献的流转使长江成为流动的文脉；南学与北学，依凭长江而渐成分野。经纬江左，捍卫长江，就是捍卫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可以说，《世说新语》是中国文化长江时代的产物，而且可以说，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是《世说新语》的产物。建康（今南京）是《世说新语》的核心。《世说新语》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长江时代，也可以说，它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南京时代。对于南京时代，我们可能感觉有点陌生，如果换作中国文化的六朝时代，那么，大家就耳熟能详了。中国文化的六朝时代，就是中国文化的南京时代。

近现代以来，活跃于上海的文人或艺术家往往用“海上”一词来称呼上海，活跃于杭州的文人或艺术家，往往用“湖上”一词作为杭州的雅称。前者突出上海是海滨城市，后者强调西湖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杭州，从某个角度来看，都有标榜之意。仿照这个思路，我建议，南京的文人学者、艺术家，应该用“江上”一词作为南京的雅称，以标榜南京与长江的密切联系。这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一方面，南京历史地名中既有“江宁”，也有简称“上江”的上元、江宁两县，都着重强调南京与长江的联系。另一方面，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曾经提出，江南文化有三座高峰：以金陵（南京）为中心的南朝文化高峰，以杭州为中心的南宋文化高峰，以苏州为中心的明清文化高峰。我以为，以金陵（南京）为中心的六朝文化高峰，是从东吴和东晋开始，也可以说是从《世说新语》开创的。以“江上”雅称南京，正可以突出南京对于长江文化的意义，也正可以突出江南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世说新语》与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这个命题，还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理解。

我有一个希望：等你再次打开《世说新语》的时候，会从书页之间看见滚滚长江悄悄地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