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名梁，史静妍

（1．伊犁师范大学 霍尔果斯商学院，新疆 伊宁835000；2．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商学院，天津300204）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原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遵循和实践要求，是全体中国人民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追求和奋斗指南。 作为2035 年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立足“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于创新型、科技型和服务型人才的需求将持续扩大，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类型教育，在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构建技能型社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助推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将职业教育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将成为新时期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一、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

（一）深入转变职业教育的角色定位

职业教育自产生之初就似乎存在某种“不平等性”。 在原始社会，职业教育的出现仅仅是为了帮助人们通过学习更多的生活技能获取足够的物质财富，它源于自然、自由、平等。 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不同群体之间的物质财富积累开始出现差距，“闲暇”作为更高层次的权力代表，衍生出了阶级社会。 在此背景下，原来面向所有人的“平等教育”转向了只以“闲暇”为对象的专利，由此产生与之对应的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一方面，职业教育不再成为教育的唯一代名词，教育，被冠之以“自由教育”的名号，同职业教育分离开来，而区分二者最大的特征则在于受教育者的财富积累；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被等同于奴役训练或职业训练，禁锢在闲暇阶级之外的奴隶和平民等劳动群体当中。 然而，从事职业劳动的人往往无缘自由教育，但自由教育也未能避免沦为职业训练。 从中国科举制下的入仕到欧洲中世纪后医生、律师等人才的培养，无一例外需要接受专门的职业训练。 只是，这类说辞由强制被迫柔和［1］。 基于以上历史视角，其惯性将职业教育深度“层次化”。 “低层次、训练性”的职业教育所表达的是同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背后隐藏的是对一线劳动者和普通岗位职工的歧视与偏见。 这种“不平等性”的职业教育观念指向是现代社会需要彻底根除的“前世”印痕。

进入21 世纪，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水平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才强国成为国家战略，注重人才培养质量成为国家焦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被提到重要议程。 2016 年，李克强总理对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专门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切实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培育大批具有专业技能与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人才”［2］。 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支撑教育现代化、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压舱石”，也是我国由职教大国转向职教强国的“起跳台”。 此外，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表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3］。 这也是党和国家首次公开肯定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对于深入转变传统的职业教育角色定位，促进职业教育健康有序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职业教育从产生之初的训练工具转变为强国富民利器，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个体走向成功成才提供了重要通道。 加快发展现代化职业教育，通过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不断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提升实体经济综合竞争力，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二）全面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4］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和本质特征。

首先，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全体人民”的共同指向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中国人口数量的大部分，而不是少数或一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党领导人民所追求和探索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惠及所有人的“全民共富”，是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升，是发展成果全民普遍共享。 这一概念极大程度地诠释了党的群众性立场，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全民普惠性。

其次，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富裕。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将“富裕”狭隘地理解为物质生活上的充裕，这是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点的硬实力的直接体现；而忽视了精神世界，即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这是以文化、社会等为焦点的软实力的重要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同富裕不单指物质富裕，还包括精神上的自信自强、生态上的健康持续、环境上的宜居宜业、社会上的和谐稳定以及公共服务上的普及普惠等全方位的综合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这一概念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全面发展性。

再次，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状态，既不代表同等富裕，也不代表同步富裕。 在实现富裕的过程中，有些人的富裕程度更大，有些人的富裕程度较小，大家普遍富裕，但非均等富裕。因此，这意味着富裕的差距绝不是两极分化的，而是公平合理的。 与此同时，富裕的实现有赖于一部分人（或地区）的先富，从而带动另一部分人（或地区）的后富，这是加快经济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 换言之，共同富裕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逐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富裕，是先富带动后富的一个波浪式渐进过程。 该概念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差别有序性。

最后，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和艰巨的历史过程，具有阶段性和长期性，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的关系。 在共同富裕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总结有效经验，探索有效路径；既要保证政策实施举措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承受力的可控范围内，又要将政策实施的效果推进至达到经济增长和财政可持续的最大化程度，以此形成共同富裕的标志性成果。 该概念体现了共同富裕的长期渐进性。

（三）系统理解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的有机耦合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并通过合理完善的收入分配等基础性制度安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同时，强调“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5］由此看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的关键条件和必然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得到全面和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升。这些都将为中高收入群体提供良好稳健的成长条件，促使其规模不断壮大。 然而，我国中高收入群体快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不合理等问题。 中等收入群体是经济有效顺畅循环的关键环节和关键主体，经济的运行有赖于这一关键参与体的可支撑消费。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不仅是共同富裕社会的重要标志，而且对消费稳定和消费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从而引领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实践证明，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一直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变量。 缩小收入差距，实现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有助于稳步推动共同富裕。 从某种意义来说，缩小收入差距在于缩小不同群体间的人力资本差距。 当人力资本差距缩小后，其机会变得几近均等，将极大发挥出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分配差距也将进一步减少［5］。 因此，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人力资本的关键性投资在于教育，在这其中，职业教育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6］。 不同于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的阶段性，职业教育面向所有大众群体且具有终身性，它将教育和经济相结合，是推动工业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 职业教育涵盖了“学校教育”和“学校后教育”两个阶段；前者通过构建课程体系来进行教育教学，从而培养学生的职业情感和工匠精神，后者以“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为主，进而贯穿整个职业生涯［7］。 因此，真正的职业教育既不是简单的“学校教育”，也不是所谓的“职业学校”，而是可以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增强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是面向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并重、在终身学习过程中提高知识技能，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载体，充分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全民普惠性、全面发展性和长期渐进性。 可见，将职业教育发展同人力资本开发紧密连接，实现科学技术和现实生产力的相互转换，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速向共同富裕稳步迈进。

二、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逻辑基础

（一）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从社会化大生产开始，人的劳动力的提升便成为这一机器化大生产背景下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基于要素理论及实践探索，马克思在相关论著中对教育展开了系统阐释：在《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几个问题的指示》中，马克思表示，“教育应该理解为三方面：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其中，技术教育要求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 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和综合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8］（P218）。 在此，衍生出的“综合技术教育”正是一种综合的职业教育。具体来讲，所谓的综合技术教育是指年轻劳动群体通过教育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同时学习多种劳动技术技能，以使自身能够在未来大发展环境下，主动应对部门变换和岗位流动，即实现职业转换的自由化。

由此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即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体系不可分割的一个子系统；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的紧密结合能最大效度地释放人才培养的功能。 人们在接受职业教育的过程中，通过智育与综合教育相结合，自如应对社会变革与经济变化，实现就业灵活化和稳定化，进而扩大中等群体的收入，不断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共同富裕”这一词汇虽然并未被明确提出，但却深入挖掘了共同富裕的科学意蕴和战略要义，并由此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整个发展存续之期。 首先，马克思以群众史观为主要依托，在“追求一切人的同等富裕”这一最低物质基础条件下，创造性地丰富延续了人类精神层面的欢愉跳脱，摆脱了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不充分化制约，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这也是职业教育源起，并作为大工业化发展产物，以多技能形态问世，社会生产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客观需要。其次，马克思主义思想下的共同富裕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封存，强调其制度基础是平等前提下的社会资料公有制。 其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富两级分化，实现生产资料在社会全体成员间的共同占有，真正做到财富的共创共享。 最后，共同富裕思想下必然存在一定的物质基础，这是基于生产力高度发展下的特定结果。 只有生产力实现巨大增长，才能保证“生存”在与“贫困”的竞争中获取最大胜算，进而保障群体生活富足丰裕，最终确立真正可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

同样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职业教育始终与工人运动、文化教育、生产建设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较为丰富和系统的职业教育思想。首先，强调职业教育的政治属性，要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提出职业教育从来不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存在，“不问政治”的职业教育“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强调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相结合，让学习者充分了解国内发展战略，理解自身使命，从而真正发挥个体潜质，服务人民，贡献社会；强调坚持党对职业教育的领导权，并将社会主义职业教育贯穿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始终。其次，强调经济建设水平的提升是劳动生产率作用的结果，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关键在于“提高居民群众的教育水平”和“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9］（P97），显然，这都有赖于适应国家需求的职业教育体系；要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着力“发展青工教育”，为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最后，强调要确立职业教育的唯物主义路线，将职业教育与生产劳动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必须重视综合技术教育，实现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该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对马克思职业教育理论的继承与推进，是对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再强调［10］。

共同富裕同样也是我国历代领导人的重要职业教育理念。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秉持“职教结合”“工读结合”与“主兼结合”的职业教育理念，主张职业与个人发展相契合，反对职业训练与文化修养相背离；主张劳作与学识教育相契合，反对生产劳动与求知求实相背离；主张专业与核心内容相契合，反对主修学业与兼学多能相背离。 毛泽东这种学校要与生产相结合，主学要与兼学相结合，由此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的思想，正是现代职业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为我国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奠定了坚实基础［11］。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提出了“大力发展”“合理发展”与“有效发展”职业教育的新构想。 要求坚定不移形成科学技术发展与教育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打破技术落后与人才匮乏的窘境，深刻认识到只有教育才能助力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腾飞，只有技术才能优化职业教育作为最紧迫发展事宜的质变，进而循序渐进，依据经济社会发展层次需求，深入考察授课方式、教学内容及学课比例，通过系列管理方案保障职业教育数量质量高效同步增长，提高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形成了“优先发展”“优化发展”与“优质发展”的职业教育“三优”思想。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科学发展观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以新视角、新概念、新特点诠释了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观、人本内涵观与就业导向观，营造出了和谐的职业教育社会环境，增强了我国迈向共同富裕新世界的干劲与闯劲。 进入新时代，共同富裕步入多维发展时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诉求以及人才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使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加大力度领导职业教育未来走向，全面建设职业教育高点、拐点；并通过多会议、多文件等方式推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全力打造我国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纵向贯通且横向融通的新格局［12］，为实现共同富裕培育大国工匠、技术技能型人才，坚实推进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同向同行。

（二）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便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各界领导人的带领下，成为了人民群众最为广泛的政治遵循和价值追求。 进入新时代，认清职业教育的处境地位，转变对职业教育的认知理念，将职业教育作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动力引擎，更是成为全体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回顾历史，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中彰显出一贯的历史逻辑。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8 年）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职业教育便在其领导下展现出全新样态。 事实上，早在1917 年年底，毛泽东同志就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内创办了工人夜校，成为我国为工农民众提供教育的先行示范者［13］。 而后，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七大，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诸多有关职业教育的政策主张，并通过了系列法案决议，旨在帮助革命斗争时期下的劳苦大众摆脱精神苦楚，实现职教发展下的救国救民。 例如，党的六大提出了“智力和劳力要均衡发展”的教育思想。 这一时期，《短期职业中学试办章程》和《中央农业学校简章》等被先后颁布［14］（P205）。 同时，在根据地，针对农民、工人和妇女开办了各种识字运动，并设立了农村夜校、工人补习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等，从而使整个苏区教育进入规范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改善了人民水深火热的现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下的战时教育，在方针和行动上都遵循着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15］，这在丰富民众教育思想的同时，也是对各级干部革命意志和政治觉悟的锻造与磨炼。 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发展职业教育是我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是中国实现救亡图存的内在基础，也是我国走向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实现共同富裕的先导性存在。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经济和社会发展凋零，为尽快恢复国内生活生产，社会主义建设急需培养出一大批能够熟练掌握应用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技术工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强调要对原有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加以改造，重视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16］。1949 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随后各阶段下教育工作的展开，我国开始了教育方面的“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大力实施举办农业中学、工业中学和手工业中学的政策。 1958年，我国职业教育依照本国国情，同时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壮大。 毛泽东同志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由此精辟总结了“如何培养人” 这一问题［17］（P408）。 同年，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学校办厂生产、学生半工半读”的职业教育发展方式，逐步实现农村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逐步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8］（P66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下的职业教育经历了模仿、自查、探索和调整，在艰难困苦中走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发展职业教育是党带领人民走出战争戕害、重振国业的必经之路，是我国迈进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重要之举，是实现经济增长、助推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准备。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 年）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关乎我国社会生活和经济意义深远的重大变革为职业教育的开拓发展提供了契机。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重点关注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出台了《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等政策性文件。 1985 年，国家针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薄弱性指出，“一定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变这种情况，力争职业技术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19］，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推动我国建立“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19］。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国首次提出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专业实用人才为主要目标，旨在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20］（P225）。 不断优化的职业教育体系和不断完善的职业教育质量，使职业教育不断发挥出战略性作用，“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和中国特色”的新目标要求［21］，进一步推动了职业教育的持续向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职业教育成就，是国家根据国际环境和本国国情，对劳动素质深刻把握的结果。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党和国家认识到要提升劳动者个体素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职业教育是十分有效的出路。 独具一格的社会主义职业教育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发展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是未来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强有力推手。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 年至今）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开始加速全面发展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强调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对新时代职业教育的重要价值以及职业教育“怎么看”和“怎么办”等根本问题做出了战略部署。 党的十九大要求“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一步对促进职业教育优质高效发展做出政策性安排。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目标，强调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将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2］。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培养出了数以亿计的技术技能人才，截至2021 年，各领域从业人员中涵盖了70%的职业院校毕业生［23］，他们在不同领域发挥个人价值，实现社会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强调“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是对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最大肯定。 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职业教育，是特色化和转型发展中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助力共同富裕稳步向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各界领导人自伊始，便有着以教育促发展的美好愿景以及为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心。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密切关注、高度重视和切实推动职业教育转型和共同富裕走向，坚定不移地朝着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砥砺前行。

（三）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现实逻辑

1．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实践需要

2021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了促进共同富裕的时间表，明确指出“十四五”末期、2035 年以及21 世纪中叶三个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24］统观全局，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成为领导人重点关注的战略选择。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2021 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强调：“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25］由此可见，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人才培养、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社会发展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职业教育的内生选择。

2．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改革步入深水区。 职业教育亟待摆脱被动适应的滞后性和依存惯性，需要主动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中。 职业教育要积极为现有产业培养适合的就业型人才，同时应在战略性新产业人才的开发上下大功夫，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消除贫穷、保持和平与稳定、防止社会失调。 此外，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处在由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转变的新阶段；同时，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必须加快转向创新驱动发展领域。 由此，迫切需要实现由普通劳动者向中高端及高精尖人才的进阶，切实创造经济社会领域的附加价值。 发展职业教育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途径。 只有不断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发展，让职业教育和经济繁荣紧密结合，才能进一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稳定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建立先进文化基地，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进而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迈进。

3．技能人才赋能就业创业的必经之路

职业教育的发展伴有经济化性质，决定了职业教育应考虑经济发展需要，为工业化发展和生产力提升服务。 一方面，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要求培养出一大批可供各行各业应对不同需求的高技术技能人才。 随着各企业人工智能、物联网、云平台、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应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职业教育作为基础支撑，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成就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助推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更多地将我国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了一种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是人口大国，务工者同岗位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比较严重；乡村人口教育水平低下，技术能力不凸显等问题，使得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市场都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 职业教育以就业为指导，在关注劳动者就业技能的同时，有效缓和了就业压力，缩减了就业者和工作岗位之间的差距。 职业教育不仅为贫困人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平台和就业机会，还有效提高了贫困人员的文化素养和就业水平，以“稳就业、促创业”的方式，在改善民生、助推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行动框架

（一）职业教育与经济建设上位协同，助推共同富裕

职业教育通过助力产业兴旺，对接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窗口期，国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种科技产品迭代升级，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模式亟待破局。 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学校制度、教育实践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必须与此相适应。为此，职业教育应主动适应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在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提供职业教育产品和劳务，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保障和主要支持者。 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发动机”，是推动我国从二元城乡社会经济结构走向一元、促进大中小城市体系建设共同均衡发展的战略选择，更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基于此，深化产教融合成为二者适配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产教协同配合发挥教育资源在乡村领域的效用，有利于培育出更加专业的新型职业农民，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继而以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新业态，促进乡村经济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教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将专业与人才相对接，因地制宜规划开发各乡村优势产业，培养产业对口专业型人才，以此促进各地乡村产业优质发展。因此，以教育和产业融合发展为载体，进一步带动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之间的联通互动，将在产教互利互促的交互赋能下，协同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

（二）职业教育与收入水平中位协同，助推共同富裕

职业教育通过保障充分就业，缩减居民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单一的收入再分配并非缩减社会收入差距的良策，只有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才能真正缩小群众的收入差距。 职业教育具有良好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就业导向性，能够充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在“促就业、稳就业”中发挥积极的主体作用。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提高全民劳动生产率，提高全体劳动者收入水平的现实需要。 其一，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贯通的“立交桥”，大力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同时发展职业教育各层级以及职业教育同其他高等教育之间的培养衔接，以此保障职校生的升学优势和就业优势。 其二，扩大职业教育发展规模，提高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保证职业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得到优化配置；同时，依据整体经济布局、产业分布，主动调整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方向及招生数量，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有效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 其三，加大个人、企业及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 一方面，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石”和动力源，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差距会带动收入流动，职业教育通过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社会职业培训提升居民综合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效率，促进收入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通过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推动低收入群体的向上流动，反向增加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形成人力资本和居民收入的良性循环发展，最终稳定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助推共同富裕。

（三）职业教育与人才培养下位协同，助推共同富裕

面临经济环境新形势，职业教育通过输出高质量高技能人才，精准匹配各行各业，助推共同富裕。 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时代，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我国由“大”向“强”转变的时代诉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需要。 职业教育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中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等复合型人才的主要输出端，面对市场环境的人才需求变化，应根据劳动力就业市场整体的情况变动，改善、提升自身教学思路和教学方式，为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高技术技能型人才。 一方面，深化校企合作，企业应依照自身发展模式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主动对接职业院校，以此对学校人才需求精准定位；同时，职业院校也要积极服务企业，例如，在实操实训、设备培训、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高管入课堂、企业参与院校专业设置和课程建设、接收师生实习参训等各方面，探索发展职业院校产、学、研、岗新模式，实现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高效整合，以人才助产业、以产业兴人才，真正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始终，通过翻转式、讨论式、启发式等新型教学模式，驱动创新创业实践和创新技能型人才培养，即在关注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重点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交流协作能力和创新革新能力等综合素养，以此提升学生职业能力，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助推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