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 孙磊

在杨苡的生命中行走的许多人，都在她漫长的讲述和记录中留下了寻常而鲜活的印记

出生于1919 年的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于2023 年1月27日晚逝世，享年103 岁。

杨苡用自己的百岁人生得出了一个结论：活着就是胜利。她勉励后辈：“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把每一天过到最好。）

少年不识愁滋味

杨苡出身书香世家，祖辈有四位在晚清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父亲杨毓璋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曾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苡甫一出生，父亲杨毓璋就因伤寒病故，原本富贵的大家族逐渐走下坡路。

不过，杨苡的童年回忆并没有因此沾上灰暗的色彩。在母亲的教导、哥哥杨宪益与姐姐杨敏如的关爱和陪伴下，在儿歌、涂鸦和洋娃娃的簇拥下，她过得充实无忧。“好玩”的天性，像糖果一样温暖明亮的童年底色，让她一生“保其天真，成其自然”。

1935 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参与抗日救亡。杨苡则生活在另一个束之高阁、自认“贵族式小姐”的世界里，她不敢反抗母亲，走上街头。最亲密的哥哥杨宪益此时也留学英国，不在她身边。

一团苦闷之中，17 岁的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她要做巴金笔下的觉慧。“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家太相像了”。但巴金冷静回信，表示不赞成，说她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杨苡说：“他理解、同情、支持我们当时那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动。”

西南联大的托举

1937 年，杨苡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但还没入学，“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天津沦陷，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被迫西迁，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师生轶事在杨苡的口述回忆中通常是趣味盎然的——例如吴宓先生讲课常“动了感情”，“到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上课时的样子：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嘀嘀笃笃走进教室。上课喜欢做手势，讲但丁的《神曲》，比画着天堂与地狱，一会儿仰首向天，一会儿低着头蹲下，让我们笑了又笑”。

但残酷的现实仍在持续，杨苡也忆起日本飞机轰炸昆明时——炸弹一颗颗落下，地动山摇，“我们站在那里怔住了，好像在做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刺杀孙传芳的“民国侠女”施剑翘是西南联大的常驻旁听生，连她也被吓住了，抱头想往外跑。沈从文因此打趣她，说“女侠也害怕啊”。

杨苡回忆，跑警报总是伴着对入侵者的愤怒和诅咒。目睹敌人的飞机拖着黑烟栽下去，学生们总是高兴得又叫又跳。后来，她写了一首诗《破碎的铁鸟》，发表在云南文艺抗敌协会的刊物《战歌》上。但沈从文先生则教她不要满足于“口号诗”，抱来一大堆世界名著，嘱咐她做读书札记。

一度，杨苡就住在沈从文和朱自清编教科书的住地旁边。夜阑人静，她坐在一盏小油灯旁用功学习，想偷懒时，就转头望向后一排的房屋——糊纸的窗后，青灯黄卷，沈从文等先生往往还在伏案，提醒着她不要懈怠。

很多年以后，杨苡还时常回忆起沈从文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督促她：“要用功哩！我去睡了，你方可休息。睡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

以灵感与坚韧筑起“呼啸山庄”

在西南联大读了两年书，又经历了婚育后，杨苡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

重新做回大学生，杨苡的一篇翻译诗作在《现代文艺》杂志发表，得了稿酬弥补艰苦的生活，这刺激了她的翻译热情。也就是在当时的学校图书馆，杨苡第一次读到了英文小说《Wuthering Heights》（《呼啸山庄》英文原著），深受触动。直到1953 年，丈夫赵瑞蕻到德国访问治学，杨苡独自带着孩子承受生活艰辛，这部作品再一次闯入她的心灵世界。

“有一夜，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嘴里不知不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想着该怎样确切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读音。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杨苡在书中这样回忆这个四字书名“诞生”的过程。

杨苡依靠一本字典谨慎翻译，小心地把自己隐藏于译文之后。1955 年，在杨苡的译笔下，艾米莉·勃朗特一生中唯一的小说，以《呼啸山庄》的译名走进了中文大众的视野。

“活着就是胜利”

“巴金说，长寿就是惩罚。我说，活着就是胜利！”杨苡说。活过了百岁，她达到了一种“胜利”。杨苡依然喜欢收藏洋娃娃，还有一橱柜形态各异的猫头鹰瓷偶。在她眼中，它们是智慧的象征。翻译家黄荭说，杨苡所经历的百年沧桑，从来不曾抹去她身上一直存在着的天真一面。

2018年底，杨苡胆结石发作，进了医院。做不做手术，她的家人、医院都很纠结，但杨苡却无所谓，只是问医生“我还能不能再活一年？”医院里，许多人都把她当传奇的百岁老人，可是见过她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感慨：“她不会真的快到百岁了吧？是不是骗人啊？”最后，手术也被杨苡“躲”过了。一年后，杨苡跨过了百岁的坎。

杨苡以自己的方式练习记忆，与遗忘“较劲”。“至少十几年前，早上醒来时，她会回想刚刚做过的梦，打捞梦中的种种细节；她会默写背过的诗，唱出唱过的歌词……这一切都写在手边的写字板上，夹着一沓信纸，围绕着她所经历过的人与事，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这种“脑力体操”或许从她在女校进行的联想训练就已经植入脑海。

抵抗遗忘的另一种方式或许是“抓小放大”，这颐养了杨苡的通达快乐，其中也“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八卦’。”杨苡说。

在杨苡的生命中行走的许多人，都在她漫长的讲述和记录中留下了寻常而鲜活的印记。百年过后，斯人已逝。在她生前，客厅墙上挂着鲁迅先生的一联：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