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元生

1945 年8 月28 日，李克农 （左一） 等在延安东郊机场，为毛泽东一行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送行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走完了他63岁的生命旅程。翌日深夜，国家副主席、76岁高龄的董必武，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作诗哀悼：“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天不慭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箕裘克绍芝兰秀，高举红旗幛落霞。”董老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对李克农知之深、情谊切，一句“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将李克农的作用和才华，与唐太宗倚重的大臣房玄龄和秦汉之际的大谋士李左车相提并论，不仅生动描述了李克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间接揭开了一个谜底。在57位开国上将中，李克农是唯一没有在战场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他来自一个特殊的战场，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后，李克农抱病为新中国的安全稳定，用生命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初心。

精心筹划，保卫毛泽东进北平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会后，中共中央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准备——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进发。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

3月23日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分乘汽车前往北平。这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向北平驰去。23日晚，毛泽东一行住在唐县淑阎村。24日到达涿县，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从涿县出发的具体事宜。最后商定于3月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先乘火车进北平。

北平、天津解放前夕，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指示情报研究机构，编写了平、津概况，供即将入城的干部及新闻记者参考使用。

为确保顺利接管城市，1948年李克农还在河北省平山县黄村举办了“西黄训练班”，学员有从各解放区挑选出来的有斗争经验的地、县公安局局长和县委书记，有经过中组部和华北城工部调集来的刚从平津到解放区来的青年党员和大学生。这些人都有过从事地下工作和民主运动的经验。训练班的总人数刚好108人，后来被人们戏称为“一百单八将”。

1948年9月，训练班正式开学，在李克农的组织下，训练班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讲形势、讲情况、讲政策。李克农还亲自授课。这个训练班虽然为时仅仅3个月，但收获不小。北平解放后，这批受训的干部跟随李克农进入北平，协助中共中央接管北平。

按中央部署，李克农先期到达北平，安排打前站的工作。为安全保密起见，中共中央机关的代号为“劳动大学”。在“劳动大学”的名称下，李克农设立了三个临时机构：劳动大学筹备处（办理交涉和备置用具）、劳动大学收发处（调查社会情况、布置警卫及为中央机关来北平人员办理住宿介绍等具体事宜）和劳动大学招待处（负责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布置和租借等任务）。

为保卫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叶剑英和李克农对沿线铁路作了周密的布置。3月22日，两人联名致电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并报中央。

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60公里，两小时内即可到达。每站派负责人两名，一守电话，一盯道岔，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3趟列车，每列车8节车皮。第一列车挂8节客车车厢，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8节卧铺车厢和1节餐车车厢，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5节客车车厢和3节行李车厢，开到前门车站。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这个方案。

按计划，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郊的清华园火车站下车，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则从西直门火车站下车。这两个车站成为安全保卫的重点。

西直门火车站由中央警卫团先入北平的一部分和北平纠察总队负责。而清华园火车站的警卫工作，事关毛泽东的安全，则由李克农领导的中央社会部便衣队负责，车站外围由北平市公安局配合。

清华园车站是个废弃的旧车站，过去基本上不用。此时，作为毛泽东进北平的停靠车站，24日当晚，灯火通明，一派繁忙景象。李克农不敢大意，亲自和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到清华园车站检查部署情况，直到一切稳妥后，他才松了口气。

为防途中有变，李克农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在前门火车站也安排警卫，如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前门站临时下车，避免保卫工作措手不及。

25日凌晨4点左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平安抵达北平清华园站。火车进入站台，周恩来立即下车去找李克农。见了李克农，周恩来问：“克农同志，这里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李克农将中央领导进北平的安全保卫工作向周恩来作了大致的汇报。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

根据李克农的安排，毛泽东等人下火车后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益寿堂休息。

入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乘车前往香山，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北平毕竟刚解放不久，毛泽东如果住在北平城内，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而香山地处北平西郊，重峦叠嶂，清泉幽幽，不仅景色怡人，而且易于安全警卫。

早在2 月5 日，李克农就指示：“由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尚山羽等组成中央社会部工作组立即去北平西郊，为党中央打前站。”

根据李克农的指示，中央社会部的工作队以北平西郊为重点，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摸底调查，一份份报告送到了李克农的手中：《北平西郊概况调查》 《香山概况》 《颐和园工作报告》 《海淀区工作报告》 《青龙桥情况调查》等等。同时，北平市公安局也抽出力量协助调查。

毛泽东在香山，集中精力抓了几件大事：同南京政府和谈、指挥渡江战役、筹建中央人民政府等。毛泽东在香山住了近4个月。是年7月，他离开香山正式搬入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在香山，毛泽东还就中共中央进北平的安全警卫工作，召集会议作了总结。他批评了警卫工作，说：“你们搞得我进北平比蒋介石进北平还厉害。”

事后，李克农也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前站的总结报告，认为自己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只考虑安全第一，而其他的一些问题则考虑较少。

批评归批评，检讨归检讨，但李克农心中却很高兴：毕竟，这是多少年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大城市，一切平安，自己的辛劳终于没有白费！

李克农（前坐者） 与邓华（后排左一）、 乔冠华（后排中）、 解方在一起

抱病赴朝，谈判桌背后的“隐形人物”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此时的李克农是中共中央情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他决定中止治病，尽快从苏联回国。

1951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李克农。

毛泽东对李克农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有人参加。”

“我马上准备出发！”李克农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过，李克农还是向中央如实地反映了自己的病情，使中央能有所准备。

毛泽东在考虑之后，依然定下来：还是李克农去。也许，只有李克农是他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随同李克农前往的，还有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的乔冠华。

临行前，毛泽东专门接见了李克农和乔冠华，同他们进行了长谈，并要他们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李克农还特意选调了几位同志及两部可接收各大通讯社新闻的收报机，以便了解各方面的反应。他还请志愿军派出一个参谋班子前往开城，使谈判班子能够及时了解战场情况的变化。周恩来也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详谈，并送给他们一句意味深长的古语：“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经与朝鲜方面协商，李克农为中朝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协助其工作，对外公布的名单则是人民军的南日、李相朝将军和志愿军的邓华、解方、杜平、柴成文等人。南日大将，曾在苏联留学，当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是金日成指定的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

由于李克农的身份很特殊，他既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又担任了代表团的党委书记，不便公开，大家都称李克农为“队长”，称乔冠华为“指导员”。

7月7日，中朝代表团抵达开城。谈判的会址定在了开城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市区房屋密集，不利于安全警卫，而这里较为清静安全。来凤庄的西南，有几家民房，再靠西南，有一幢别墅式的平房，志愿军代表团就驻在这里。

开城谈判代表团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指挥三线。第一线是直接出面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南日、邓华等人；第二线是乔冠华、柴成文，由柴成文负责联络；第三线则是幕后坐镇的李克农。李克农负责将每天的谈判情况上报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

7月10日，来凤庄一间长18米、宽15米的大厅，成了全世界注目的焦点，艰难异常的朝鲜停战谈判从这里开始，一谈就是两年。

这两年，在李克农眼里显得是如此艰难而又漫长。这不仅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领受的最庞大、最艰苦、最复杂的一项任务，而且他是一边与病魔斗争，一边完成任务的。

随着谈判的深入，李克农的身体也日渐恶化。他是拖着严重的病体来到朝鲜的。当时，他视力微弱，眼睛几乎要贴在炕桌上才能看清东西，哮喘病经常发作，疼得气都透不过来，加上房子里设了朝鲜式的地炕，十分闷热干燥。隔不一会儿，他就要到房子外面去大口大口地吸上几口潮湿的冷空气，才会好受一些。长期伏案工作，胸口被挤压得十分难受，又引发了心脏病。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过去，幸亏在场的人及时抢救他才苏醒过来。病痛的折磨，使得他的双手常常发抖，手中的笔不时从炕沿上滑落下来。

中共中央很快了解到李克农的身体状况。根据中央决定，1951年11月，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奉命去朝鲜接替李克农，李克农回国休息和治疗。

朝鲜停战谈判的确是一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白刃战”。当伍修权向李克农谈了要接替他，让他回国休息和治疗的事时，李克农坚持说：“临阵不换将。”

从1951年7月10日到26日，经过半个月时间的唇枪舌剑，双方代表团终于达成了谈判的五项议程。

当谈判进入第二项议程时，很快便僵住了。朝方反复提出应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却以“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为由，断然加以拒绝，并以沉默不语的冷场战术来拖延时间。到8月10日第20次会谈时，这种沉默达到了高潮。

会谈开始后，中朝代表发言完毕，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却率其部下拒不作答。结果，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死一般的沉寂。

柴成文有点急了。他悄悄走出会场，来到会场外的一座帐篷里，问李克农该怎么办，李克农冷静地写了三个字：“坐下去！”

柴成文将字条带回会场，在中朝代表手中传递下去。大家看到李克农的指示，一个个都屏住了气，终于以整整2小时12分的沉默对抗创下了谈判史上的空前纪录。

当然，“闪电战”也有，有的会谈25秒钟就宣告结束。

在解决了军事分界线这一关键问题后，自1951年11月27日起，谈判转入讨论第三项议程。

当时，中朝方面的一些代表认为，既然军事分界线这一棘手问题已经解决，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李克农在全面分析了形势、任务和敌我双方的对策，以及敌人可能设置的障碍后，认为不能放松警惕。

李克农叮嘱大家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向我方代表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有关和谈的指示：“原则要坚持，策略要灵活。和固有利，拖也不怕。只要涉及朝鲜人民的主权，我们决不让步！”

代表团成员按照李克农的指示，坚持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方的险恶企图。经过力争，终于迫使那些宣称“到地狱结了冰才能放弃”的美方代表服了输，于1952年5月2日在这一议程上达成了协议。

随着谈判的继续进行，美方代表越来越相信，在中朝谈判代表中，有一位巨大的“隐形人物”在策划、指挥着一切，正是此人，才是他们要与之较量却又难以战胜的真正对手。

这位足智多谋的“隐形人物”，就是李克农，这场特殊战役的中朝方面的直接总指挥。

1953年7月27日，艰苦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在我志愿军的军事打击配合下达成协议，抗美援朝战争至此终于落下了帷幕。这次谈判，历时2年零18天，两易会址，五次中断，开大会58次，小会733次。李克农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斗争策略，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缜密高效，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4年1月至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由苏、美、英、法、中及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日内瓦会议。

这次会议对中国来说非比寻常，因为它是新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展示自己的形象。

李克农这位具有敏锐政治洞察力、果敢的外交才能和灵活的应变能力的外交活动家，自然被列入参加会议的主要人选之中。

李克农却提出不参加会议，其理由有三：一是“情报部门的五年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二是自己“无国际知识，不懂外文”；三是“身体不健康”。但中央还是决定：李克农参加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国赴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看来，这次会议不能没有李克农。

周恩来决定：会前的准备工作，由李克农抓总。关于代表团的人选，“告李副部长先行讨论，3月2日上午提出名单”；关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请李副部长决定”；关于会议对策、编印资料、业务分工等，“请李提出方案”。另外，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人选，均由李克农全权决定。

在3月3日到4月19日这近50天的时间里，李克农投入了紧张的会前准备工作。

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李克农对会议可能涉及的各种问题、各种情况，分别列出详细的预案，报送周恩来审定。他还指示有关人员就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拟出29篇发言稿，作为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的依据。

此外，李克农还组织外交部、对外联络部、军委联络部、军委情报部、外贸部等单位，就朝鲜问题、印支问题、中国的基本情况以及内外政策等，编写了长达1700多万字、共计12大本的资料。这些资料，在会议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3月初开始，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相继到北京集中，进行培训。李克农又指定专人向大家介绍外交礼仪，介绍瑞士的风土人情、法律法规。为加强保密工作，李克农还亲自给大家作了有关报告，对译员、机要员、打字员、速记员等都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对未出过国的司机也作了相应的培训。

李克农还组织代表团发言人黄华、随行记者以及当时常驻北京的外国友好记者等，多次举行模拟记者招待会，做到心中有数。

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李克农特别指示中国驻瑞士使馆为周恩来及代表团主要成员预租一座别墅，为一般人员预租旅馆，并安装了由日内瓦到国内的电传打字机，保证通信联络迅速、安全、畅通。

代表团工作人员共有200多人，安全问题显得格外重要，马虎不得。

中国代表团于4月20日离开北京，24日下午抵达日内瓦。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4月26日至6月15日，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有关印支问题的会议从5月8日开始到7月21日结束。

李克农除参加会议外，还负责和有关代表团进行会外接触，并做好对来访的各国人民团体的接待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为及时掌握会议动态，李克农还组织人员以自己的名义编写了《每日简报》，电告外交部并抄送中共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其内容多是各国代表团、外国舆论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反应以及对外接触时所了解到的重要情况，很有价值。

6月20日至7月12日，与会各国首席代表休会。

周恩来利用这段时间，先后访问了印度、缅甸，并与胡志明会谈。张闻天、王稼祥也离开了日内瓦，周恩来委托李克农代为主持代表团的工作，并协助越南代表与法国代表商谈印支问题。这段时间，李克农加强了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为防窃听，他指示专人利用周恩来所住别墅边的马厩，建起了一个内部会议室，还安排放映过几场电影，丰富了代表团成员的文化生活。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

中国、越南、苏联三国代表团利用这次会议，始终坚持和平协商的方针，对于美国阻挠解决印支问题的种种阴谋活动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则在会议期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政治活动，大力贯彻“求同存异”的方针，利用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争取多数，孤立美国，推动会议取得成功，显示出一个外交家的卓越才能。

会议最后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订了关于在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交战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印支和平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

会议结束回国后，李克农双颊塌陷，嘴唇乌青，身体久未复原。

不辱使命，保卫周恩来安全出席万隆会议

1955年1月16日深夜，周恩来请李克农到其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向他布置一项重要的任务：亚非会议将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以印尼、缅甸、锡兰、印度和巴基斯坦5个发起国总理的名义，邀请我们参加。周恩来对李克农说：这次会议十分重要，我们决定出席。而你的任务就是要准确而又及时地掌握情报，使代表团顺利抵达万隆。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将济济一堂，在没有西方大国的参与下讨论自己的问题，讨论世界大事。

很自然，西方大国的某些领导人有些心理失衡了。特别是对新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更是有着本能的敌视。一时间，反华逆风甚嚣尘上，而1955年4月11日由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精心策划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则将这股妖风刮到了顶点。

是年3月，当中国代表团正在为出席会议紧张筹备之时，李克农获得情报：“蒋特已布置人对我代表团进行破坏。”这一破坏行动由毛人凤全权负责，其核心是刺杀周恩来。

由于当时我国尚无大型客机，也未开通飞往印尼的国际航线，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只得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为此，中国代表团定下了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主机，出席万隆会议。中印双方约定，4月11日上午，该机作为正常航班飞往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飞往雅加达。

4月上旬，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夕，缅甸总理吴努发电邀请周恩来赴仰光暂住两天，商谈与会议有关的问题。待商谈结束后，约周恩来与他同机前往印尼。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随即与陈毅一起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行飞往昆明，再启程去仰光，并由仰光直飞雅加达。为安全起见，此行对外严格保密。

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按原计划由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直飞雅加达。“中共代表团已定下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主机，出席万隆会议。”这是毛人凤接到的可靠情报，而对周恩来将先行赴缅甸一事毫无所知。他立即派人定做了一架飞机模型，仔细研究密谋炸机。

李克农派出的情报人员很快侦悉了这一阴谋。

在周恩来临上飞机前，这一重要情报送到了他面前。周恩来指示：请转给在京有关领导办理。

4月9日，邓颖超再次给李克农打来电话，要求他高度注意香港飞机的安全。

李克农不敢怠慢，迅速向中共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报告此事，邓小平指示采取外交行动，立即妥为处理。

外交部得到指示，向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通报，提请他们务必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已到香港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接到命令，提请香港当局对启德机场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严格检查。

香港警方迅即行动起来，对启德机场进行了严密的防范。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于当时启德机场内部缺乏检查定时炸弹的安全防护仪器，同时对机场内部员工缺乏必要的戒备，毛人凤手下的特务钻了空子。

“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后的调查表明：这一炸机行动是由国民党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是要暗害周恩来。该团伙是：主谋周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健夫，参与筹划者沈齐平。炸毁飞机的定时炸弹由台湾“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秘密运至香港，然后由国民党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从张祖顺的住处取走，再由另一特务转交给机场地勤人员周驹。4月11日，周驹将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带进机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机场后，他乘着打扫卫生之机，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

对此，香港警方一无所知，还以为警戒严格，平安无事。一纸电文悠然传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检查完毕，将于4月11日由香港直飞雅加达。

11日下午，北京电话通报周恩来：“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启德机场起飞，安然无恙。

下午6时，第二个电话传来：飞机失去联系，去向不明。

当晚，第三个电话由李克农亲自打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毁，机上中国代表团成员李肇基等8人和波兰、奥地利记者及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共11人，全部遇难。

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国际政治阴谋事件！次日，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毛人凤刺杀周恩来的阴谋破产了，而他们这种灭绝人性的表演却大白于天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毛人凤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仍将一个数十人的暗杀团秘密派往印尼。

暗杀团的行踪已被李克农掌握，由于代表团对外交涉，对内防范，暗杀团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1955年4月18日上午，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独立厅开幕。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平安步入会议大厅。

向邓小平请求完成最后一项重要工作

1957年10月，李克农因摔倒造成脑溢血而住院治疗。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对李克农的病情很关心。周恩来几次到医院研究治疗方案，并数次对医生们说：“治病就是打仗，有决心比没决心强。你们大胆治疗，出了事我负责。”手术后不久，李克农慢慢恢复了知觉，后逐渐康复。

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克农知道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于是向中央请命，由他本人去调查当年上海特科的一些遗留问题，让那些尚未落实政策的隐蔽战线人员的家属老有所终。这是李克农最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已经不能担任第一线的工作了，但是我希望能担任处理上海特科的工作。特科有些遗留的事情，一些老人，一些遗属，没人管，其他人不了解情况。”李克农给邓小平写了报告。在报告中，李克农写道：“使过去在战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扶，鳏寡孤独有所依靠。”李克农还说这也是妻子赵瑛的愿望。

邓小平同意了李克农的申请。

就这样，李克农前往他和赵瑛曾经居住过的上海。

一到上海，李克农便忘记了自己是个重病患者，又一头扎进了工作里。在上海市调查部和公安局的协助下，李克农查询历史档案，走访烈士家属，将曾经在隐蔽战线上为国家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们一一安排妥当。

1958年初，李克农大病初愈，组织上安排他和夫人赵瑛去广东从化疗养。恰巧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在那儿休养，两对老战友不时见面。见面时，他们经常畅叙往事，充满乐趣，十分开心。1960年，李克农的妻子赵瑛不幸患了癌症，周恩来、邓颖超专程到李克农位于北京米粮库胡同的家中看望慰问。

1962年2月7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这时，坚持参加会议的李克农身体已经很差了。李克农白天去开会，回来之后还写日记。“父亲是2月9号去世的，日记一直写到2月7号。2月7号只写了个日期，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病得厉害，每天晚上都咳嗽。2月9号上午，杨成武同志到家里同他谈工作，劝他住医院，他还坚持着不去。下午邓颖超同志来了。邓颖超同志他很熟悉，非要劝他去医院，并且马上打电话把医生叫来，送到医院去了。三四点钟送去，七八点钟就不行了……”李克农次子、原总参通信部副部长李力在晚年痛苦地回忆道。

闻此噩耗，周恩来悲痛不已。他立即来到医院病房，向李克农遗体默哀告别，又向工作人员安排后事，研究治丧委员会成员名单。

2月13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堂举行公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为主祭人向李克农遗像敬献花圈。接着，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致悼词。悼词中有周恩来亲笔加写的一段话：“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李克农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往事不堪回首。

1960年， 周恩来、 邓颖超到北京米粮库胡同李克农家里看望生病的李克农（右二）

在中国革命初期的艰难岁月，面对白色恐怖的环境，李克农出入豪门，穿行陋巷，潜入敌营，卧薪尝胆。一道电波就是一把利刃，一份情报能抵十万雄兵。可是由于长期战斗在秘密战线，他惊心动魄的人生传奇却鲜为人知。1941年夏，毛泽东、朱德邀请李克农一家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吃饭。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开玩笑说：“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人？他可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1929年，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然后分头执行。平时，由李克农与陈赓进行联系。

1929年12月至1931年4月，“特别党小组”在潜伏期间，先后为我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930年冬至1931年春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绝密战略情报，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等突发紧急情报，均由钱壮飞从徐恩曾处获取，由李克农紧急送交陈赓，关键时刻，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中央红军。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因此被周恩来称赞为“龙潭三杰”。毛泽东曾评论说：“李克农是立过大功的，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领导成员，包括周恩来都不会存在的……”

1961年1月6日，与李克农相伴40多年的夫人赵瑛突然去世，这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李克农感情上深为悲伤，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打击。一年之后的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协和医院也随赵瑛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