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晖

1950年11月22日， 朱德到山东兖州， 给正在准备赴朝作战的第19兵团官兵们作报告。 图为朱德 （前排左四）与杨得志（前排左五） 等第19兵团机关人员合影

在抗美援朝战争和之前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分别提到过“三杨”和“二杨”，对他们是充满褒奖、寄予厚望、给予肯定的。“三杨”是指当时分别担任3个兵团司令员的杨得志、杨勇、杨成武，“二杨”则是指战争年代负责人民军队军需物资与后勤保障的两位大管家杨立三和杨至成。多少年来，党史、军史爱好者对“三杨”基本上是耳熟能详，对他们指挥作战、斩关夺隘的经历更是津津乐道；而“二杨”的“曝光度”则较“三杨”逊色许多。这不仅是因为“二杨”去世较早，也或多或少与他们作为军队后勤管家、幕后英雄的角色不无关系。1955年9月全军首次授衔时，杨得志、杨勇、杨成武、杨至成均被授予上将军衔。而人民军队后勤事业的领导者杨立三已于1954年因癌症逝世，未能等到全军首次大授衔。按照杨立三军中贡献、资历、级别与时任职务，如授军衔，应该授为上将军衔。无论是对“三杨”还是“二杨”，生平介绍均已不少，本文则以对照视角，对“五杨”作一比较式论述。

“三杨”：兵团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总参一二把手

在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中，杨得志、杨勇、杨成武三位上将常被称为“三杨”。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军事生涯中有许多交集之处、相似之处，又都在军事指挥岗位上一路升到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在总参谋部“坐堂”多年。当年，“三杨”被周恩来送到朝鲜战场上，说要“三杨开泰” （取“三阳开泰”谐音），于是关于“三杨”的叙事更为流传开来。杨得志本人的回忆也肯定了周恩来“三杨开泰”之说。

看看三人的履历，也就不会对“三杨”之说产生怀疑。三人年龄相仿：杨得志1911年1月3日出生于湖南醴陵，杨勇1913年10月28日出生于湖南浏阳，杨成武1914年10月27日出生于福建长汀。他们三人参加革命、加入红军的时间大都在1930年前后。杨勇、杨成武中学文化程度，当过铁匠和矿工的杨得志读过两年私塾。“三杨”都是不到18岁时就参加红军、加入共青团或共产党，没有旧军队服役经历。杨成武更是红小鬼，14岁就加入共青团，15岁参加红军。杨勇年长杨成武一岁，两人生日仅差一天。二人加入红军提升为连、营、团、师级干部时，均从事政治工作（杨成武在红军后期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是从政工干部起步的。杨得志则从排长、连长干起，到团长、师长等，一生均在军事指挥岗位上。

红军时期，“三杨”均在红一方面军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三人都是团职领导，杨得志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杨成武为第2师第4团政委，杨勇为红3军团第4师第10团政委。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936年春，三人升为师职首长。在红一方面军序列中，第1师师长陈赓，师政治委员先后为杨成武、杨勇，副师长杨得志，这是“三杨”在红军陕北时期难得的一次交集。

全国性抗日战争初期，“三杨”均成为八路军第115师中团一级骨干力量，杨得志任685团团长、344旅代旅长，杨成武为独立团团长、八路军独立第1师师长；杨勇为686团副团长、团长兼政委，独立旅旅长兼政委。解放战争后期在野战军兵团序列中，三人均成为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时，杨成武为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之后杨得志、杨成武分别担任华北野战军第2、第3兵团（即随后改称的第19、第20兵团）司令员，两人均在聂荣臻麾下任职。杨勇则在二野刘邓麾下担任第5兵团司令员。三人率领各自兵团在华北、西北、西南征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担任19兵团司令员的杨得志、担任20兵团司令员的杨成武和担任5兵团司令员的杨勇被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惦记在心，他要把“三杨”都派到朝鲜战场上去，让他们在这场现代战争中磨炼，要“三杨开泰”。

有书专门提到周恩来对准备入朝的杨得志这样表示：“你们19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作‘三杨开泰’！”

周恩来口中的“三杨”。 从右至左依次为杨得志、 杨成武、 杨勇

杨得志后来曾回忆那次谈话：“多少年来，我没有对其他同志讲过总理关于‘三杨’的谈话。但多少年来，总理的这些话一直在激励和鞭策着我。”

1951年2月，杨得志率19兵团赴朝，6月杨成武率20兵团入朝。1953年5月杨勇以20兵团司令员身份入朝。“三杨”入朝后，果然打出了名声，在朝鲜战场上同强大的美军交手，打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

1952年7月，回国看病的彭德怀被留在北京，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并侧重于开城停战谈判工作。刚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的杨得志主管作战。朝鲜停战后，先后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杨得志、杨勇又先后于1954年10月、1955年4月出任志愿军司令员。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三人均被委以重任。杨得志、杨成武于1955年分别成为大军区调整后首任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1958年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率部回国，即接替杨成武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第二任）。此后，在大军区司令员和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岗位上，总能看到“三杨”亮眼的身影：杨得志担任过济南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担任过北京军区、福州军区司令员，杨勇担任过北京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

在大军区司令员任上，杨得志任职时间最长，25年。在总参谋部，杨得志担任总参谋长7年多（1980年3月至1987年11月）；杨成武、杨勇都担任过副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从在总参谋部任职时间看，杨成武最早，1954年10月就担任副总参谋长，后成为第一副总参谋长，主管作战，1980年1月被免去副总参谋长职务。在总参谋部，杨成武不仅任职早，而且任职最长，前前后后有20年的时间（“文革”期间，有6年半的时间被迫害、隔离）。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于1959年10月又多了一个身份：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则于1980年3月调入总参谋部，一到任，就出任总参谋长。

也就是这个时期，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为杨得志，第二书记为杨勇（此前杨勇为第三书记，杨成武被免去第二书记后，杨勇升任）。

1980年，杨成武、杨勇和杨得志在总参谋部的任职多有衔接：1980年1月，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被免除副总参谋长职务（邓小平任总参谋长期间，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主持总参常务工作）；3月，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接替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杨勇作为排名第一的副总参谋长辅佐“老杨哥”，二杨主掌总参谋部。

与在总参谋部工作多年、且担任过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杨勇、担任过华北军区参谋长的杨成武不同，杨得志的军事生涯可以说是“一条直线”，几乎与政治工作岗位、参谋工作岗位绝缘，基本上是在军事主官阶梯上递进。新中国成立后，杨得志作为军区司令员，也是在京外镇守一方，而杨勇、杨成武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是在京畿范围内（北京军区、军委防空军、军委总参谋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而且，杨成武、杨勇都曾作为常务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副书记主持总参日常工作。杨得志这次一入京，任职总参，就没有过渡，既没有“副”字，也没有“代”字，直接出任总参谋长。

1980年3月20日，杨得志就任新职时在总参干部大会上谦虚地说：我搞总参谋部的工作，无论在水平上、经验上、资历上都不够。我从来没有做过参谋工作，要重新学习，向各位同志学习。

在主持总参谋部工作期间，“三杨”对推动全军军事工作和军队建设发展功不可没。

“三杨”，战争年代军事生涯的最高职务均系兵团司令员；都率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平时期又都担任大军区司令员；1952年军队评定级别时均被定为正兵团级，1955年9月均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正兵团级开国上将中，“三杨”还是比较年轻的，就连“老杨哥”杨得志当时也不过44岁。比“三杨”年龄还小的正兵团级上将也就是叶飞、陈锡联、萧华等为数不多的几人。萧华大概是年龄最小的正兵团级上将，授衔时只有39岁）；他们都曾是总参谋部的一把手（杨得志、杨成武） 或二把手（杨勇），担任主持总参常务工作的第一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或总参谋长；都担任过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

在党内职务中，杨得志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勇担任过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成武为中央委员。杨得志、杨成武都担任过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杨勇担任过总参党委第二书记。

“老杨哥”：长期坚守在军事指挥岗位上

杨得志是“三杨”中的老大哥。看看“老杨哥”的军事履历，从排长开启，连长、团长、师长，纵队和野战军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到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始终都在军事指挥岗位上，是名副其实的军事主官、主将。

杨得志红军时期最高职务为师长，全国性抗战时期最高职务为旅长，解放战争中最高职务为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军事上担任的最高职务为总参谋长。杨得志一生能征惯战，红军长征时，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这个第1团也被称为全军模范团。杨得志率该团为全军开路，乘竹排突破乌江，组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该团被周恩来誉为“天下第一团”。

1947年7月，杨得志出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10月，他指挥清风店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罗历戎之第3军1.7万人。1948年8月之后，杨得志担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也就是著名的杨罗耿兵团。该兵团四位领导人，很值得一提，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耿飚。他们中，新中国成立后，一位大将，两位上将；耿飚虽未授衔，但其长征时就已担任红4团团长（政委杨成武）的资历，授上将军衔亦属正常。他们中的两人担任过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耿飚），一人担任过国防部部长（耿飚），三人担任过总参谋部一把手（罗瑞卿、杨得志为总参谋长，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杨得志兵团四位领导在其军事生涯高点之时均升至军委总部如此重要岗位（国防部部长、副部长，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军委、国防部或总参谋部日常工作的这种现象，在各兵团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自朝鲜战场回国后，杨得志从1955年起在济南、武汉、昆明三个大军区担任司令员长达25年。1978年12月底，随着南部边境局势日趋紧张，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被选中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

杨得志1978年12月31日傍晚得到调任消息，1979年新年刚过就从北京赶往武汉、昆明，交接班与了解情况。随后，副总参谋长杨勇、何正文也从北京赶到云南前线，同杨得志一起研究作战部署。2月17日，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开始，西线总指挥杨得志与东线总指挥许世友（广州军区司令员） 指挥所部从两个方向发起突击。此时，许世友73岁，杨得志68岁。这也是两位开国上将军事生涯中最后一次在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后因杨得志胃病与心衰加剧，中央派专机于2月26日将他接回北京救治，西线战事遂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后继任军区司令员）、查玉升负责。

1980年1月，许世友、杨得志双双调入北京，任中央军委常委。在邓小平身负党和国家重任而无法分身的情况下，由谁接替总参谋长，成为邓小平和老帅们颇费脑筋的问题，杨勇、杨成武、杨得志三人成为优先考虑的人选。经过通盘考量，最终选定杨得志出任总参谋长，杨勇作为第一副总参谋长。

邓小平认为杨得志为人正派，作风扎实，善于团结同志，是总参谋长的合适人选。

1980年3月，杨得志继邓小平后任总参谋长，在任总参谋长期间，中国军队正规化建设大刀阔斧，进行了华北大演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大阅兵、军队编制体制改革（组建陆军集团军、裁减员额100万）。

直到1987年11月，担任7年多总参谋长、76岁高龄的杨得志离职休养，迟浩田出任总参谋长，总参谋长一职由此结束了新中国成立38年来一直由开国上将以上级别军队领导人担任的历史。1994年10月25日，杨得志逝世于北京，享年83岁。

1958年3月，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前右） 与朝鲜人民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 前左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

杨勇：军政兼优、文武俱备、智勇双全

杨勇，参加红军后早期经历与杨成武相仿，从政工干部起步，在连、营、团、师各级岗位上担任政工干部职务。长征初期血战湘江，红10团一天之内牺牲两位团长，团政治委员杨勇指挥全团拼死掩护中央纵队渡江，打得异常惨烈。杨勇在军事指挥岗位上独当一面，严格说应该是从全国性抗战爆发后开始的，由团长、旅长到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长期在晋冀鲁豫和第二野战军刘邓麾下，由纵队司令员而至兵团司令员，在冀鲁豫、大别山、大西南等一系列战役战斗中，挥军作战，多次负伤，可谓军政兼优，智勇双全，深得刘邓欣赏。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在贵州军区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任上都时间不长，杨勇就被周恩来点名派往朝鲜。1953年，不满40岁的杨勇入朝，接替杨成武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1954年3月，杨勇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4月，继杨得志之后出任志愿军司令员。

1958年10月，杨勇作为志愿军最后一任司令员，率志愿军部队回国，随后又接替杨成武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65年，杨勇主持修建北京地铁一期工程。中国地铁工程的起步，是由杨勇挂帅的。

在朝鲜战场上，杨勇先后接了杨成武、杨得志两人的班，在北京军区又成为杨成武的继任者。

1967年1月，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受到冲击，随后几经辗转，“落难”到石家庄。

1968年5月20日，就在杨勇“落难”一年多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杨勇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现在要安排工作。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到杨勇，说杨勇、廖汉生这些人，现在还年富力强嘛，应该让他们做点工作。

1972年夏，刚复出不久的杨勇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陈锡联得知杨勇来沈阳做自己的副手，特别交代身边同志军事工作多请示杨勇。当年在刘邓的二野，陈锡联为3兵团司令员，杨勇为5兵团司令员。比杨勇小一岁半的陈锡联是深知这位老战友的军事素养的。在当年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大决战中，杨勇和陈锡联是刘邓手下两位30多岁年轻有为的战将。1972年，二人相聚在沈阳，成为镇守在东北战略方向上的两员虎将。1973年6月，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成为西北方向上的“封疆大吏”。

邓小平对自己这位老部下是十分器重的。1977年8月，刚刚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很快就将杨勇从新疆调回北京，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委托其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随后，杨勇还担任了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副总参谋长身份进入中央书记处，杨勇是第一人。

当时，在“文革”动乱中元气大伤的军队全面清理整顿刚刚开始，在千头万绪中，邓小平亲自布局，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主持总参日常工作。就在整顿伊始，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心梗突发不幸逝世，秘书长职务一时空缺，杨勇身上担子更加沉重。此后，杨勇出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兼副总参谋长。

1980年3月，杨得志就任总参谋长。

在军事生涯晚期，杨得志、杨勇在总参谋部又走到了一起。两人在红军时期结下的友谊，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历久弥坚。从抗战时期八路军第2纵队到冀鲁豫军区，从抗美援朝志愿军总部到军委总参谋部，杨得志、杨勇就是司令员、副司令员，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在长期正副搭档中，杨勇总是习惯叫他“老杨哥”。

1982年9月，杨勇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刚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不久，被委以重任的杨勇，本应在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的岗位上辅佐“老杨哥”大展宏图，却因晚期肝癌而于1983年1月6日逝世，时年不满70岁。

在得知自己大概还能坚持一到两个月时间后，杨勇对身边的人说：就算我还能活45天，除去最后10天脑子可能不清醒，5天用来处理私事，我还有30天的时间可以工作……

杨勇极为珍惜生命最后的宝贵时光。

病危之时，十分虚弱的杨勇对守在身边的杨得志说：“老杨哥”，我的病情我知道，你工作多，不要为我分散精力；告诉医生不要用药了，不起作用，那是浪费……

杨成武：多次创造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

杨成武，“三杨”中年龄最小，14岁参加革命，15岁加入红军，16岁加入共产党。参加红军后，杨成武先从事的是政治工作。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谈到，担任团政委不久，红4军军长林彪在给师团干部们上的一堂战术课中，仅用几个战士一个多钟头的演示动作，“就把复杂的作战行动演示出来了”。这堂课，让受益极深的杨成武铭记终生。

长征中，任团政委的杨成武和前后两任团长耿飚、黄开湘率领的红1军团第2师4团（该团不仅是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也是“朱毛红军”时28团的老底子，林彪曾任28团团长）作为先头团，闯关夺隘，血战湘江，突破乌江，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特别是红4团昼夜奔袭240里，“奇迹般夺取”泸定桥，使党中央、军委总部和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指挥所部侧翼攀上绝壁天险腊子口，成为传颂后世的经典战例，具有使中央红军转危为安的决定性意义。而在指挥这一系列关键性战斗之时，人称“白袍小将”的杨成武才不过21岁。

抗日战争中，历任在八路军115师担任独立团团长、独立第1师师长、冀中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20多岁就独当一面，成为聂荣臻手下得力战将，在晋察冀地区打得是风生水起，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平原游击战遍地开花。1939年11月，杨成武组织指挥了著名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率部击毙侵华日军“名将之花”——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系八路军在抗战中击毙的侵华日军最高级别的将领）。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出自杨成武部队。

解放战争中，杨成武作为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后改称第20兵团），与杨得志一起成为华北野战军兵团主将，参加了张家口、清风店、石家庄、绥远、平津、太原等一系列战役战斗。

“在革命战争年代，杨成武同志指挥或参与指挥了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多次创造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1949年新中国成立，担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兼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的杨成武作为开国大典阅兵副总指挥（总指挥聂荣臻）兼指挥所主任，组织实施了首次阅兵庆典，开创新中国组织大型阅兵之先河。此后，杨成武担任过7次国庆阅兵总指挥，是担任阅兵总指挥次数最多的一人（这一纪录至今未被打破）。从阅兵方案到部队组织，从物资保障到防空保卫，杨成武都是亲力亲为，精心擘画，做到了万无一失，具有丰富的组织阅兵经验。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阅兵典礼方案》就是在杨成武组织领导下出台的。可以说，杨成武对我军大型阅兵作出了独有的开创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杨成武备受中央重用，工作范围基本上是以京畿为中心、以总参为基点，出任军中要职，担任过代总参谋长，还兼任过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委防空军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麾下，杨成武成为京津地区身兼多职的重要军事首长。他不仅担任华北军区参谋长、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还以京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身份负责首都及周边地区要地防空任务。那个时期，人民空军刚刚组建，防空力量与装备都很薄弱，而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军不断派遣飞机深入内陆轰炸，人民空军的防空压力极大。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将防空部队作为一个独立军种重点建设，杨成武成为首任防空军司令员人选。1955年3月防空军成立，被毛泽东、周恩来寄予厚望的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防空军司令员，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司令员。

杨成武在朝鲜战场

防空军成立后，在杨成武组织领导下，从零起步，组建了防空作战部队、作战指挥网、防空战略情报网、对空警戒网，边建设、边作战，很快就初步建成一支拥有高射炮兵、歼击机航空兵、探照灯兵、雷达兵等兵种的作战、勤务部队，并在防空作战中不断传来击落窜扰内陆的国民党军飞机和入侵的美国军机的捷报，扭转了被动挨炸局面。刘亚楼、杨成武分别成为人民空军、防空军的创建者，为新中国搭建起国土防空的铜墙铁壁。

自1954年10月杨成武担任副总参谋长后，从此在总参谋部工作长达20年。如果说杨得志在大军区司令员岗位上有20多年的坚守，杨成武则在总参谋部也有20年的历练。在总参正副总参谋长中，像杨成武这样如此长时间任职，还是仅见的。杨成武由副总参谋长、常务副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到代总参谋长、总参党委书记，主管过作战、总参日常工作到总参全面工作，系第一个牵头执掌总参谋部的开国上将。此前，新中国成立后的总参谋长依次为徐向前、聂荣臻（代）、粟裕、黄克诚、罗瑞卿，均为元帅或大将军衔。

周恩来、聂荣臻、杨成武都担任过代总参谋长。在红1军团、八路军115师和晋察冀、华北军区，聂荣臻可以说是杨成武多年来的直接老上级。新中国成立后，聂、杨二人均主持过总参谋部工作。

1958年，杨勇接替杨成武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卸掉防空军司令员和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的杨成武，在罗瑞卿总参谋长之下出任排名第一的副总参谋长，主管作战。

在总参谋部工作的20年中，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西南与大西北剿匪作战、炮击金门、西藏平叛作战、国土防空作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缅勘界警卫作战、援越援老抗美作战等，杨成武经历了这期间几乎所有战事（除珍宝岛反击战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外），并参与领导防空部队与防空军、战略导弹部队、电子对抗部队的组建工作，是毛泽东、周恩来深为信任和倚重的军事助手。

1966年“文革”爆发后，毛泽东频频到外地视察，军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成为经常伴随在毛泽东身边的人，并负责毛泽东安全警卫工作，还经常担当毛泽东与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之间联系人的角色。1967年，将嚣张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三员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赶下台，特别是王力、关锋突然被逮捕，就是在外地的毛泽东权衡再三后嘱杨成武回京向总理报告：速办。

杨成武确实成为这个时期军内最忙的人，用邱会作的话说“是军队的台柱子”。1967年9月24日，杨成武出任新设立的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办事组遂成为军委日常办事机构。此时，“文革”动乱愈演愈烈，站在台前的杨成武，在林彪、江青两大势力之间，处境艰难。

1968年3月底，发生震动全国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并被遣送出京。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杨成武境况出现转机。尽管如此，由于江青一伙的百般阻挠，杨成武复出之路仍然是颇多坎坷。

1974年1月4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讲：罗瑞卿的问题，“杨、余、傅”的问题，都搞错了，不要一棍子打死。周恩来立即落实杨成武复出之事。直到当年7月底，毛泽东发话：吕正操、杨成武要在八一招待会上露面，名字要见报……杨成武复出之事始成。7月31日，周恩来召见吕正操、杨成武等人，宣布为他们平反，并对杨成武说道：你出来工作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1974年11月，时隔6年半，杨成武又担任副总参谋长，主持总参日常工作。

1978年，杨成武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以接替1976年7月乘坐直升机指导演习而在山区失事遇难的皮定均司令员（1977年8月，军委拟调杨勇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征求其意见时，杨勇提出可否去福州军区接任皮定均遗缺，未被允许。邓小平还是执意将杨勇调到北京）。福建是杨成武的故乡。早年，杨成武就是在这里走上革命道路，开启军事生涯的。半个世纪后，杨成武也在这片熟悉的乡土，为军旅之途画上了句号。

1980年1月，杨成武被免除副总参谋长职务。1983年，年近七旬的杨成武在卸去福州军区职务后回到北京，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4年2月14日，杨成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杨成武是跨进21世纪后逝世的6位上将（按逝世时间顺序为张爱萍、杨成武、宋任穷、洪学智、萧克、吕正操）之一，也是“三杨”中最为高寿的一个。

新华社发表的杨成武生平通稿中，称赞杨成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军中“二杨”：后勤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

与在前线指挥作战、浴血拼杀的战将“三杨”不同，杨立三、杨至成两位当过军需官、经理处长、后勤部部长的军中管家，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干的都是装备与生活物资用品的筹集保障工作，供给兵器弹药与衣食住行所需，可以说是林林总总、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后勤保障，主要呈现分散经营、就地筹措、取之于敌的特点，也就是“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在极其贫乏、恶劣的条件下，竭尽全力保障部队吃穿用这方面，杨立三、杨至成两位堪称“就地取材”的能手、高手。

杨立三，1900年1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20年加入湘军，任司务长、军需官；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红军后继续做军需辎重财会工作，担任过总经理处处长、中革军委总兵站总站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杨立三作为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部长、军委后勤部部长，是全军最高层级的“粮草官”。

杨立三搞过军工，熟悉财务，办过银行，开过工厂（纺织厂、被服厂、制药厂、兵器弹药厂等），在筹粮筹款、组织生产、物资保障等方面可以说是行家里手，是精通后勤的“全能型”领导。毛泽东称赞杨立三是我们的“粮草官”。彭德怀说杨立三是我们部队里面最有后勤工作经验的一位同志，也可以说是八路军后勤工作的创始人。

20世纪50年代初，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专门提到了杨立三，说：大家都讲我军是“小米加步枪”，这“小米加步枪”是怎么加在一起的呀，你们有没有想到杨立三？没有他，我看你们只有小米，无步枪可加。

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成为军委总后方勤务部首任部长，后又担任军委财务部部长。

1953年2月，中央军委成立由聂荣臻牵头的军衔实施委员会，杨立三是委员之一。就在全军紧锣密鼓组织实施军衔制之时，杨立三病情加重。1954年，杨立三因病被送往苏联医治，11月28日因癌症病逝于莫斯科，享年54岁。杨立三没能等到全军授衔那一天。

在长征中过草地时，周恩来高烧重病不起，彭德怀下令组织担架队，选调人员，不惜扔掉迫击炮，也要把周恩来从沼泽草地中抬出来。陈赓、杨立三主动抢先，抬着病重的周恩来艰难跋涉，六天六夜硬是将周恩来抬出那片“生死之地”。

1954年12月7日，杨立三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祭，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等陪祭。在送殡路上，周恩来走在队伍前面亲自执绋，为老战友送上最后一程。周恩来动情地说：“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我要送他一程。”

杨至成（后排左二） 与家人合影

《人民日报》 发表的杨立三生平稿中，赞誉杨立三“二十七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地为部队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服务，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杨至成，1903年11月30日生于贵州三穗，贵州甲种农业学校蚕科毕业，1923年加入川滇黔联军为团部军需官，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后随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

从井冈山时期红4军起步，杨至成开始了人民军队军需后勤建设“拓荒牛”的征程：井冈山留守处主任，红4军、红12军副官长，红军总兵站站长，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的后勤履历不断丰富、不断走高。

杨至成负责筹建了红军第一个具有生产规模的被服厂，主持设计、生产了红军第一套军装（红五星、八角帽、灰色服装），从此使红军有了自己统一的军装；创建了红4军第一所医院并担任院长；组织编写与拟订了人民军队第一部后勤保障教材与供给标准；组织建立了红军第一条邮政通信渠道；创办了红军第一所军事后勤学校。

1935年12月，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衣食供给十分困难，杨至成向毛泽东报告手中只有1000多块大洋，难以保障红军供给。毛泽东思忖片刻，提笔给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写了一个借条，借2500块大洋。杨至成将借条交给徐海东后，徐海东对没能体察中央红军窘迫困顿之境深感自责，特指示军团供给部部长查国桢拿出5000块大洋支援中央。毛泽东记下徐海东这一解燃眉之急、雪中送炭之功。

杨至成和刘亚楼的经历有些相似：二人都曾在苏联留学几年，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校友；解放战争开始，二人辗转来到东北战场，刘亚楼成为林彪的参谋长谋划作战，杨至成则作为林彪的“粮草官”，继续干起军需后勤本行，成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军需部部长。

纵观杨至成的军事生涯，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先后在中外军事名校学习、任职，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1938年赴苏联进入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他与刘亚楼、李天佑是伏龙芝军事学院为数不多的中共派去的留学生），晚年又在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任职；二是担任过红军后勤的各级领导职务，历任红军总兵站站长、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三是先后担任过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四是作为战争年代军中的老后勤部长、军需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却一直没有在总后勤部任职，从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任上调到北京，就离开后勤战线，先是担任军委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基本是在叶剑英手下工作，没有迈进总后勤部的门槛。

1952年军队评定级别，杨至成为副兵团级。

1955年，杨至成被授予上将军衔。十分谦虚的杨至成说：我在革命的这几十年是尽心尽力工作的。但是和其他的战友比，可能我做得很不够。其他被授予上将衔的军人，差不多都在解放战争中当过兵团司令员、政委，我没当过司令员、政委，却也被授予上将衔，我很惭愧。

杨至成，后勤资历老，院校熏陶深，军事后勤与军事院校履历各自成为其前后半生的主基调。

毛泽东称赞杨至成是红军大管家、老后勤。杨至成之子杨子江说父亲是个“全能的‘商人’”。

1967年2月3日，杨至成在北京病逝，享年64岁。

杨立三、杨至成从军资历老，二人都是在民国时期旧军队（湘军、川滇黔联军） 中起步，从事军需工作，在人民军队里也主要负责军需与后勤保障工作。以杨立三、杨至成为代表的后勤战线人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军队后勤领域，为了保障缺粮少弹、缺医少药的人民军队一切用品之所需，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施展浑身解数。他们几乎是白手起家，在武器弹药等军工领域和衣食住行等生活领域，千方百计组织筹措与生产，人民军队的武器弹药厂、纺织厂、被装厂、制药厂等都是他们组织建成的。他们绞尽脑汁、精打细算，保障了不断壮大的人民军队巨大的物质需求和物资消耗。

“二杨”是人民军队的“造血者”“采血者”与“输血者”，他们源源不断地为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提供“动能”，是对人民军队有着特殊贡献的后勤领导人，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三杨”作为军政主官，是带兵打仗的主将；“二杨”负责军需统筹，是军队后勤保障总管；“三杨”在前线挥军歼敌，“二杨”在后方筹措供给；“三杨”在战场上大开大合，“二杨”在账本上精打细算；“三杨”专注的是军事、是指挥，“二杨”专注的是军需、是物资。无论是“三杨”还是“二杨”，他们都在军旅生涯中各自岗位上迈上领域内全军最高点：“三杨”执掌总参谋部——全军最高军事领率机关；“二杨”执掌军委总供给部和总后方勤务部——全军后勤供给的领导机关。

1948年12月26日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说：我是后勤工作的总头。今后部队要现代化、机械化、正规化，后勤任务很重，“两杨”责无旁贷。

周恩来在这里提到全军后勤“两杨”责无旁贷，抗美援朝战争又提到要“三杨开泰”，可见“五杨”都深深烙印在周恩来脑海中，“五杨”的地位与作用非同一般。

“五杨”中，年长一些的“二杨”分别在54岁、64岁时过早病逝。“三杨”则在70岁、83岁、90岁之年先后病逝。

杨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