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始终高度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坚持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审视钢铁工业，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态度解决钢铁工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回顾陈云与中国钢铁工业的几件往事，对于推进今天钢铁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三皇、五帝、十八罗汉好，符合中国国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然而，发展经济需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支撑。作为工业粮食的钢铁，被放到优先发展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重工业部部长。1949年12月16日至25日，重工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钢铁会议。陈云作了会议总结讲话。这次会议重点安排了1950年钢铁生产任务，确定了1950年的投资建设方针任务和计划。会议决定：1950年钢铁生产主要指标为，生铁88.4万吨，钢65.8万吨，钢材49.45万吨；全国钢铁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为156万吨小米（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建设投资以小米价格为计算单位），建设投资重点以东北地区为主，同时要求华北、华中等地抽调技术人员赴东北，支持东北的建设工作。会议还研究了新中国钢铁工业管理组织机构、技术干部调动、技术人员培训及生产技术等问题。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钢铁会议，也是振兴新中国钢铁工业的一次动员会。当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没能参加这次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周恩来、薄一波等参加会议并作了报告。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钢铁工业的重镇在东北，东北的钢铁中心在鞍钢。恢复鞍钢生产、支持鞍钢建设是党中央支持钢铁工业发展的重中之重。1952年3月上旬，陈云第三次到鞍钢视察。在谈到人员不足的问题时，陈云指出：“对生产人员考虑过要‘割韭菜’，要割三刀，今年是第一刀。”通俗一点说，党中央在鞍钢要“割韭菜”，不是为了给鞍钢自用，而是为了给全国用。从20世纪50年代起，鞍钢先后向全国各地输送钢铁建设人才12.5万名，援建了包钢、武钢、攀钢等10多家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原冶金工业部部长李东冶回忆说：“鞍钢就像老母鸡，下蛋下到全中国。”随着鞍钢“三大工程”的建成投产，以及“一五”时期全国范围内钢铁工业的新建、改建和扩建，中国钢铁工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随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的发表，中国钢铁工业摆脱苏联发展模式、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也提上了日程。

1957年8月4日，冶金工业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总结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安排（草案）》 中，提出了钢铁工业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所谓“三大”即当时已经开始建设的鞍钢、武钢、包钢三大基地。“五中”即五个有发展前途的、可以建成年产30万吨钢到100万吨钢的中型厂：山西太原、四川重庆、北京石景山、安徽马鞍山、湖南湘潭。前四个是扩建，后一个是新建。“十八小”是指通过调查，规划在18个省、自治区建设的18个年产10万吨钢到30万吨钢的小型钢铁厂。当时设想的所谓“三大、五中、十八小”的钢铁企业扩建与新建项目完成后，将来都会有大的发展。

新的方案上报到党中央和国务院后，陈云幽默地说：“三皇、五帝、十八罗汉好，符合中国国情。”毛泽东也高兴而幽默地说：“你们有了十八罗汉，好嘛！”

1958年12月和1959年1月， 陈云先后指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钢、 煤、 粮、 棉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 并建议不要公开发表。 图为陈云同毛泽东在一起交谈

“迂回”说服毛泽东降钢产量指标

新中国成立以后，钢铁始终面临“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因此钢产量是每年全国计划的重点。为经济建设多产钢，这是钢铁工业的情结，也是很多中央高层领导的情结。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便是确定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此前毛泽东提出，1959年的钢产量要比1958年“增加两倍”，即达到3000万吨。后来，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毛泽东认真考虑了赵尔陆的意见后说：“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事实上，即使是翻一番的2140万吨，也是难以完成的。

毛泽东于是找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他请人研究过英国的情况。英国的资料表明，他们从年产钢869万吨到年产钢1655万吨，花费了17年的时间。陈云的言外之意是说，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番，是不可能的。陈云后来又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1959年的钢产量只能安排1200万吨至1250万吨。毛泽东考虑了陈云的意见，最后把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再度压缩，降为1800万吨。即便如此，在陈云看来，1800万吨钢的指标还是难以完成。但1800万吨钢的指标在会议上得到通过。会议公报发表后，1800万吨钢的指标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

陈云认为这个指标对于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说不现实，但不好硬顶，于是决定采取“迂回”的办法说服毛泽东。1959年1月，毛泽东找陈云等人谈话时，陈云又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指标太高。1800万吨，恐怕有点问题。”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为此，毛泽东还表扬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委托陈云对压缩钢铁指标进行研究。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经过他的仔细调查，认为“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细算了几笔账，算得大家口服心服：生产900万吨钢材，就要生产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接着，他详细地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运输等几个方面陈述了指标的可行性。

经过详细的计算，陈云最后得出结论：当年生产900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1300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要作很大的努力。最后，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意见。1959年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上宣布了将当年钢产量降为1300万吨的决定。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5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387万吨。

“挽救”宝钢

“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之初，我国新上了一大批建设工程。当时，全国正在建设和计划建设的大项目有1700多个，小的有几万个。可是，中国的经济能力有限，承受不了这么多新建项目。陈云重新主管中国经济后决心进行调整，在调整中遇到了最为棘手的问题——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建设问题。

当时，有关宝钢项目的意见主要有三条：一是停建；二是立足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和关键设备；三是全部从日本进口。面对如此情况，中共中央委托陈云对宝钢项目是否继续建设作出决策。这个时候，宝钢已经与外商草签了一揽子合同，大批引进的设备正在运往上海。如果停建，中国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继续，又得投入巨大的资金。

1979年6月， 陈云（前右） 在上海调研解决宝钢建设中的问题

进退两难，怎么办？陈云又一次坚持“只唯实”的态度，在北京听取各种意见。他先请薄一波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取搞过钢铁工作的干部的意见，随后又仔细研究了7个部委有关宝钢建设的意见。1979年5月底，他专程到上海进行实地调查，听取上海市和市冶金局领导干部以及上海一、三、五钢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的意见。陈云还派秘书到宝钢工地的现场找工程指挥部的技术人员了解情况，并亲自与宝钢的领导干部进行深入探讨。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陈云还非常注意搜集钢铁工业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采取措施的资料。

1979年6月16日，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述了自己对宝钢问题的认识过程：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200亿元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不过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成绩是很大的。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我们应该从各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陈云坦言：“在近一个半月中间，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第一次是在看了谷牧同志批的那个文件之后，认为应该基本立足于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关键设备还是要进口。这时，我请一波同志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听过去搞过钢铁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第二次是5月31日到上海以后，有个想法：全部进口吧。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我也有。我加了一条，买设备的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是6月6日离开上海时，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还是按照7个部委报告的意见办。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经过反复调查研究，细听种种意见，陈云最后作出决断：“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就这样，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陈云的意见，决定上海宝钢项目“干到底”。1986年5月18日，陈云视察宝钢，并为宝钢题词：“埋头实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陈云考察过很多钢铁企业，除鞍钢、宝钢外，还有武钢、齐齐哈尔钢厂、江西钢厂、新余钢厂、浙江钢厂等，他心系钢铁工业发展的事例还有很多。钢铁工业进入了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今天的任务和目标。陈云关心钢铁工业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今天的钢铁工业界继续学习和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