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昊,陈娱

(河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其阐明了共同富裕包括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两方面,二者彼此贯通、辩证统一。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3]。这些都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也将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置于重要位置。探究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现实困境、实践进路,对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1 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

1.1 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与传统美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智慧宝库中的精华,涵养了我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深厚精神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4],阐释了农村之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意义。传统乡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在农村场域的集中体现,影响着当代农民的精神发展。中国的文化、法制、礼俗、工商业等,都从乡村中来,又为乡村而设[5]。传统乡土文化以乡土社会为土壤扎根生芽,也为农民的精神生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思想,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体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辩证关系问题;“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勾勒了农民怡然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安逸的精神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体现了我国古人崇高的道德境界和对人民精神世界的关注;“心正而后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内涵了人民对自身精神世界、对家庭、社会的美好期待,从修身、齐家、治国三方面,将个人、家庭、社会的美好品德耦合于自身,促进个人精神世界的丰盈。我国社会典型的乡土特性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流动并体现于我国乡土民情之中,构成提升农民道德素养的思想沃土,为农民精神世界共同富裕的发展提供了深厚文化底蕴。

1.2 理论渊源: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农民精神世界共同富裕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背景下新的历史实践,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农民精神世界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源流。

人的社会生活的两个基本维度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不仅具有物质需要,也具有精神和社会需要,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更为丰富的精神需求就会产生。精神生活依赖于物质生活又具有超越性,它能够调整人的物质需要,引导人的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马克思认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作为“完整的人”,自身物质、精神、社会三种属性共同发展时,才能实现个体能力和素质的充分、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是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涵盖了物质和精神的最终发展样态。人的精神生活水平也体现着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人的全面发展实质是人的物质、精神需求不断发展并实现的过程,表现为人的物质、精神需求跃迁为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厚植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内外相系、相得益彰。

1.3 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民精神生活

农民是国家的根基,是民族的脊梁。农民精神生活关系到我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对我国社会整体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农民的精神生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百年来的工作重心之一。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农民的教育工作,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开展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农民头脑,提高农民思想觉悟与理论素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通过开办工农速成中学、工农文化补习学校来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毛泽东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7]。这体现了毛泽东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精神世界的重视。经济层面上,毛泽东又指出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8]。以制度保障促进物质发展,为农民精神世界的丰富夯实制度基础和物质根基。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9],将精神文明建设置于突出的战略地位,为满足农民文化和精神需要筑牢了精神文明基础。江泽民指出,“我们仍然要重视对农民的教育问题”“帮助他们提高思想素质,更好地促进农村的改革和建设”[10],阐明了农民的精神生活对农村改革建设的重要意义及其内在逻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规律的把握,以及对农民精神生活的深刻关切。胡锦涛提出,把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送到城乡基层,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山区、进城务工人员精神文化生活[11],从提质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角度开拓了实践路径,延续了党对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度重视。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1]。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提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2],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丰富了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是党在新时代带领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时代回答。

2 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

2.1 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发展中存在的矛盾

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不平衡不充分也包括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人民精神生活发展的不充分。农民精神生活的多重矛盾是其精神生活发展的桎梏与束缚。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陈旧腐朽的封建思想之间存在矛盾。农村长久以来的封建思想顽固地笼罩着多数农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宗族观念的影响下,农民习惯从家族利益出发,思想发展受到束缚。盲目迷信、愚昧落后的思想导致了庸俗乡村风气的形成,禁锢了农民的精神世界,阻碍了农民精神生活的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农村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传播效能不足。

其次,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精神生活的匮乏之间存在矛盾。市场经济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质量,对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也有启蒙效果,但市场经济导致的收入、地位、利益等差异造成了农民道德观念的缺失与价值观念的分化,使农民陷入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想陷阱。近年来,外来文化不断涌入农村,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分辨能力弱,在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中逐渐丧失了理想信念。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久,度过了物质贫乏的阶段,但农民正确的财富观尚未形成,会出现夸大物质财富作用、忽略精神财富意义的现象。将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经济实力绑定,农民的社会属性逐渐被经济属性取代,“钱是万能的”“一切向钱看”等扭曲的财富观主导农民的精神生活,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等传统乡村美德逐渐丧失,农民精神生活的价值内核出现缺失。

最后,农民精神生活的培养塑造与干部引导不力之间存在矛盾。模范引导作用对农民的精神发展尤为重要,基层组织承担了为农民开好头、树典型的任务,而部分基层干部能力不足、思想腐化,对于工作安于一隅,对于国家政策方针的解读、党的理论创新的学习流于形式,生活作风和精神状态有待改善。这削弱了党员干部在农民心中的纯洁性和权威性,对农民精神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部分基层干部在政策的执行和制度的安排中存在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问题,农村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工作存在形式单调、内容空泛等现象,思想宣传文化工作成效甚微,无法起到凝心聚力、充实精神的作用,农民的切实精神需求未得到满足。

2.2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较为落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13]。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决定了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当前,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资源投入不足、体制机制不完善和农民参与能力弱等方面。

首先,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投入不足,包括资金投入、思想教育投入、宣传工作投入不足等。近年来我国全面施行精准扶贫,农民经济水平提高,农村物质文明建设成效显著,而精神文明建设的资金不够充裕,农村文化资源匮乏,文化设施相对简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凸显。对农民思想教育投入的不足体现在扶贫与扶智未同步进行,农民富了口袋却没有富脑袋,精神世界难以发展。农民心中的小农思想根深蒂固,会对政府帮扶产生较强的依赖心理,认为美好生活的实现主要取决于国家政策和政府扶持,部分农民还未从等、靠、要的思想中完成转变,政府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和引导力度有待加强。同时,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工作也存在不足,相关政策的重要意义未得到充分宣传普及,宣传形式单一、频次较低,降低了农民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参与动力,造成农民主体意识的缺乏。

其次,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组织管理机制、农民参与机制不完善。农村基层管理部门、乡镇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精神文明建设的决策与工作,农民自主参与的机会受限。农民的主体地位被边缘化并逐渐消失,农民成为弱势群体,村政府和管理部门异化为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体,行政真空化、政策形式化、基层组织弱化等问题逐渐产生。作为家乡的建设者和受益者,农民在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中未能充分行使其主导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等主体权利,导致农民主体权利虚设、主体地位缺失,农民产生倦怠、畏缩的负面精神状态,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受阻。

最后,农民参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能力弱。农民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参与能力,是农民个人能力在精神生活领域的集中体现。主要包括了经济能力、评价反馈能力、受教育程度、个人知识与技能等。经济能力是物质基础,虽不必然改变农民的思想认知,但是经济能力的提升会催生农民的主体动能,物质生活匮乏的农民,便无心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农民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评估反馈能力也有待提升,由于表达能力欠缺,农民对精神文化活动的真实评价、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反馈程度不够完善,未充分表达出真实、有效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受信息闭塞、教育资源匮乏等现实因素影响,农民较低的受教育程度限制了农民的认知水平,导致农民对国家政策方针的理解水平有限,不能科学地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合理地投身农村发展,阻碍了精神文明建设及相关政策的有效落实和制度安排。

2.3 农村文化建设与文化事业产业发展滞后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14]文化也是实现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发展整体较为滞后,主要体现在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断层、农村教育事业落后、农村文化事业产业发展落后等方面。

首先,农村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继承出现断层。我国农村是充满淳朴与热情的故乡故土,有着丰富的优秀传统乡土文化。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民的社交范围逐渐扩大,价值观多元发展,部分农民存在利己倾向,村民的关系表现出较强的功利性。自古以来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民风美德消失,村民诚信和道德的失格造成了心理危机,我国农村独有的精神内核逐渐消失,部分农民陷入麻木迷茫的精神境地。同时,城乡二元对立引发的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严重,继承者的缺失导致优秀乡土文化的继承出现了断层,充满乡土气息的节庆氛围日益淡薄,优秀传统习俗、民间艺术无人承袭,农民失去对于优秀乡土文化的文化自信,限制了农民精神生活的发展。

其次,农村基础教育事业落后,教育资源匮乏。九年义务教育弥补了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短板,但资金投入、师资队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依旧成为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的桎梏。没有优秀人才愿意回归建设农村,教师、基础设施等均处于缺乏状态,甚至部分青年提高综合素养、提升自身学历的目的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农村没有吸纳人才的现实条件。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科学文化水平的薄弱也限制了农民综合素养的提升,阻碍了其精神世界的发展。

最后,农村文化事业产业发展滞后。近年来,我国对农村文化事业产业的普惠性政策不断出台,但未能改变部分农村文化事业产业发展滞后的局面。资金投入不足以改变农村文化资源匮乏的现状,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较为简陋。文化资源的匮乏导致文化活动简化,不能为农民提供良好的精神文化氛围,难以调动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随着土地资源和自然景观的开发和利用,村落、传统乡村文化场所逐渐减少,乡村文化发展的载体逐渐流失,为农村文化的保存与传承造成了困难。而且青壮年农民大量外流,乡村文化事业产业建设的主体流失,产业建设力量十分薄弱,农村文化建设缺少建设者,文化事业、农民精神生活难以发展。

3 促进农民精神世界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

3.1 增强农民主体性作用发挥

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5]。增强农民主体性作用发挥是实现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首先,确立农民主体地位。把满足农民实际需要作为惠农政策制定及资源分配的最主要因素。保障农民主体权力,尊重农民主体意愿,落实农民在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服务意识,提高精神文明建设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的工作效能。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树立模范,提升党员干部的公信力。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根据农民精神文化需要进行制度实施和政策落实,有序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工作,增强农民作为精神主体的幸福感、获得感,提高农民积极性与自觉性。

其次,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加强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教育,提升农民认知水平和文化素养,使其深刻领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增强主体认同感。主体意识的觉醒有利于打造农民精神生活发展共同体,激励农民将个人精神的富足与全体农民精神生活的富裕有机结合,促进共同发展。政府需坚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范抵御农民返贫风险,推动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筑牢物质保障、促进精神发展。同时,惠农政策要注重扶智与扶贫同向进行。主体意识的觉醒就是为了指导主体的实践,农民主体性作用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并提高。因此,要拓宽实践路径、创新劳动形式,为农民创造更好的劳动体验,使实践与精神生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最后,提高农民主体能力。主体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农民参与程度的高低,关系着农民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程中个人价值的实现。主体能力越高,农民越愿意投身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农业生产技能、农业经营能力为主,增强农民关于农业现代化产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其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一方面为农村精神文化发展提供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生态养成、组织建设的效能,筑牢物质基础。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有利于农民完成从身份到职业的转变,增强农民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自信。精神世界的丰富不仅在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更在于对自身文化创造能力的价值认同。提高农民主体能力,激发农民文化创造力,使其在文化创造和学习中打造良好的精神生活状态。

3.2 加强农民价值观念教育

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难点不仅在“富裕”,更在于“共同”。因此,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打造全体农民认同的价值共识,是实现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础。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践行“两个结合”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农民坚持“两个结合”的自觉性、坚定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农村发展谋篇布局,指引发展方向,以主流思想促进农民精神成长。加强农民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打造具有中国风格和时代特点的民风民俗、乡风文明,为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营造良好乡村风气。

其次,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把农民群众精气神提振起来[4]。引导农民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学习社会主义核心观的内涵,理解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引导农民勤劳致富、适度消费,防止掉入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陷阱,摒弃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观念思潮,打造农民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理念。实践层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农民精神生活提供行动导向,引导农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实践养成,而且要用体制机制来保障。[16]基层政府要发挥职能,健全相关制度,以制度保障促进价值观培养,以更为完善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效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传播与深化,干部发挥带头作用,积极开展优质文化活动,打造自上而下、干部农民共同进步的精神生活共同体。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才能培养出和睦的邻里关系、和谐的党群关系,促进全体农民精神世界的相互融合。

最后,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激扬农民精神状态。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一系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成就的红色根脉。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与党百年奋斗形成的精神谱系有着深厚的精神契合。引导农民在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学习中感悟民族自豪感、价值归属感,使其与当代农村精神文明相融合,与时代发展相联结,为农民个人精神发展注入精神伟力。将农民的精神世界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高度融合,提高自身党性觉悟、精神底蕴,在爱国精神的觉醒中增强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为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凝聚力量。

3.3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农村文化建设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其渊博的思想内涵与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深刻的内在契合,为农民精神生活的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其内涵要义践行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开创农村文化建设和文化事业产业发展新局面。

首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推进农民文化自信自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落实领导责任制,提高农村干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视程度。优化政府文化管理监督职能,打造一支业务能力精湛的高素质农村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强化农民基层建设,加强农民间的文化联系,塑造农村文化发展共同体,拓展农民文化活动形式,共建乡村互帮互助的文化氛围。积极推进农村文物保护工作和文化古迹的深度开发,发掘其中的文化价值与潜能,为重塑农村文化魅力、打造特色乡村文化推波助澜,以故乡文化为基础增强农民文化自信,鼓舞农民精神状态。

其次,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弘扬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联结农民精神世界的思想纽带与文化土壤,隐性地对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起着推动作用。我国农村自古以来就有“孝道、诚信、仁爱”等传统乡土文化,这些文化是农民对乡村亲和力和归属感的精神来源,涵养了农民的精神世界。因此,要传承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并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对有继承价值的乡土文化进行扬弃和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鲜活生命力。也要促进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创新性发展,以符合新时代农村发展为遵循,对其内涵、价值进行拓展、补充和完善。同时,要弘扬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4]。提倡“孝顺父母、兄友弟恭、夫妻和睦”的优良家风,推崇“助人为乐、团结友爱”等乡村传统美德。打造以德为先、以诚为本、以善为贵的中华民族现代乡风文明,为新时代农村文化建设、农民精神生活注入价值引导力和精神推动力。

再次,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结构。政府要合理调配资源,解决城乡精神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资金及政策支持。加强农村文化基础建设开发,建设农家书屋、文化馆、体育广场、电影院等有益于农民身心健康的公共文化设施,为农民提供充足文化场域。构建文化活动交流平台,创新传统文化载体,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传统乡村文化,例如,电影、戏剧、话剧、文化巡演等文化艺术形式。举办具有理论性、政治性的宣讲活动、科普讲座、文化培训,以思想品德、科技文化等为主题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思想深度,为农民提供充足空间场所和学习机会。

最后,繁荣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产业。挖掘具有当地特色的农村本土文化,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文化品牌。制造精良的具有创新性、教育性、民族性的文化产品,从供给侧完善农民精神需要,调节文化产业产品的供需问题;优化产品内容,生产以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产品;改善融资环境,拓展农村文化产业融资渠道、完善投资机制、提高资金扶持,尤其扩大民营资本入场农村文化产业的渠道;合理利用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提高农村文化产业影响力,以更高效的传播方式为人民展现农村文化的发展与价值,为农村文化事业产业提供流量与数据支持。农民是农村文化发展的享有者、建设者,文化事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劳动机会,开拓了就业渠道,为实现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拓宽了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