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鑫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提要］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影响日益深厚。本文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企业家精神的一般理论，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把握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科学技术发展逐渐迅猛，致使经济发展范式发生巨大变化。西方国家创业率呈现攀升趋势，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显著提升，技术创新型企业开始引领科学技术变革，小型创新企业迎来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收入不断提升必然导致需求的多样化和独特性增加，创新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成为新型专业化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不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出现异质性，那些注重培养企业家精神的国家，其政策和体制更加趋向于柔性的产业结构，增长范式由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转变。这种范式的转变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家精神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

一、企业家精神的定义

企业家精神是指人们竞相成为企业家的一种行为，是指着手工作、寻求机会，通过创新和创业实现个人目标，并满足社会需求。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社会创新精神，并将这种精神提升到促进社会进步的杠杆作用的地位上。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者，而企业家精神就是不断需求创新的精神，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桑巴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动态的力量，是一种全世界都在追求的积极的精神，包括重视核算和效益。康特龙和奈特将企业家精神和风险承担联系在一起。科兹纳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以市场为中心的学习过程，他强调企业家精神的利用市场内在的获利机会方面。

二、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熊彼特曾强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的重要作用。在此之后，有关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类：

（一）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熊彼特和鲍莫尔都将企业家视为创新者，企业家的创新与长期经济发展有关。由于创新之后的技术会吸引模仿者竞争模仿，最初的经济会呈现繁荣景象，然而模仿者的效率始终不敌创新者，因此经济又会出现萧条。企业家精神是否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应该按照社会生产效率的特征严格加以区分。鲍莫尔就曾指出，企业家精神应该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种，企业家在社会中的供给是非均衡的，既有生产性的、生产效率高的生产活动，如技术创新，同时也有非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如寻租等。企业家供给的比例由社会对于这些活动的报酬所决定。马库斯·德雅尔丹从两个方面研究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首先，他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内生联系，认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其次，他认为如果企业家资源在非生产性活动如寻租中出现低效配置，那么作为经济发展决定因素的企业家资源就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衰退。

（二）企业家精神与承担风险。奈特把企业家精神视为承担风险，之后同意其观点的学者将企业家精神纳入新古典经济内进行研究。他们认为，许多创新是由个人完成而不是厂商。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均衡可以自动获得，并且看不见的手会引领市场走向均衡。利根和欧文的模型着重分析了风险的原理，认为人力资本有两种类型：创新型和经理型。他们认为创新型通过工作经历积累人力资本，而经理型通过培训和学习积累人力资本，同时创新型比经理型承担的风险更大。模型显示，个人倾向于通过接受教育来提升人力资本，直到时间均衡。在中等收入国家，创新者能发挥更大作用，而在发达国家，经理型收入更高，两种人力资本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来说都不可或缺。格兰西和麦奎德等的“企业家经济”模型中，代理人对市场机会十分敏感，个人的创业过程和技术选择成为模型的内生变量。个人选择是继续在企业中还是创立新的企业。模型中的个人因为风险的不确定性而产生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均衡状态下的技术和厂商的不同特点，在该模型中，改变给定的风险程序，其均衡结果有所差异。

（三）企业家精神与市场。柯兹纳假设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并引入企业家精神对市场进行分析。Holcombe在柯兹纳的基础上加以拓展，他认为企业家精神本质是一种发现程序，是对未被识别的机会的一种敏感性。企业家通过投机和套利修正错误，其市场过程变现为各种各样分散的个人逐利活动。他们认为，效用和生产函数不能独立于评价主体之外，正是在企业家的逐利活动中，市场参与者为实现其计划所必需的市场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家能够刺激社会利用现有的分散在市场的各种知识来取得对现有资源充分利用的最高效率，因此企业家和这种活动能够刺激社会不断提升现有资源的利用率，还能产生新的技术知识，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班纳吉和纽曼认为，个人的职业选择取决于资本市场的缺陷所导致的财富扩散，财富缺乏的代理人不得不为财富富足的委托人工作，由此成为企业家。Holcombe建立的模型中，企业家的高明见地会产生盈利机会，企业家精神会引发变革，变革又反过来为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样企业家精神便成为了一种传导机制。

（四）企业家精神与内生经济增长问题。有关研究中，这一问题从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来看，主要指新产品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这类模型进一步扩展为在开放经济体系下进行的研究，新产品的含义包括产品种类增加和产品质量改进。阿吉翁和豪伊特的模型遵循从品类增加到质量提升的研究路径，进一步解释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稳定，存在着多重均衡，甚至存在零增长陷阱，具体取决于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对模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跨期的扩散效应使得增长率下降，而替代效应又会使得增长率上升。创新会刺激经济增长，而资本积累和创新增长也是经济增长加速的驱动力。

（五）企业家精神与制度框架。制度是一种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约束条件，影响着企业的生产行为。适用于企业家精神的制度框架是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的总和。这些基本制度为生产、交易和分配创造基础。在这些基本制度中的私人财产所有权的法律规定深刻影响着企业家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一些学者认为，特殊的企业家与一般的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基本制度的深刻洞察力和敏感度，以及能够抓住制度创新过程中存在的盈利机会，他们把这些特殊的企业家，命名为“制度企业家”。制度框架中除了正式制度，还包含着非正式制度，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文化规范，它同样影响着企业家的价值观和行为。文化规范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够接受企业家行为的最终目标是盈利这一观点。文化中的风俗习惯也为企业家规定了特别多角色，进而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当正式制度失败或者并不完善时，非正式制度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一个结构不稳定的脆弱环境里，私下的人际关系网和私人关系在帮助企业家调配资源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非正式制度深刻反映了以个人信用形式出现的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这种社会资本成了进入企业家世界的资源。

（六）企业家精神与竞争优势。与此主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新建企业以及地区与行业差异。对于新建企业，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分析企业家精神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该领域的学者认为，厂商规模和厂商年龄与经济绩效正相关。相对而言，新建企业和小企业都要比大企业发展速度更快。其中，成长速度最快且成功率最高的新建企业大多是作为现有大企业的延伸部分而建立起来的。除此之外，企业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区域性现象，在不同国家之间对经济绩效作出贡献的创业行为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异性。Porter运用SCP模型框架分析产业集群现象，企业家的竞争逐渐外化为地区之间的竞争。Romer用模型分析了产业集群的内在机理、知识外溢造成的集聚效应以及导致的经济分布不均衡问题。知识和信息在单一产业内部的扩散化和当地化造成的结果是企业家精神在不同的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明显差异。

（七）企业家精神与竞争选择。Richard Nelson和Sidey Winter认为，从达尔文主义发展而来的演进经济学能够更好地解释技术进步，提出了一个吸收自然选择论和企业组织行为理论的综合分析框架。演进经济学的核心是个人面临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知识的背景，能够创造和拓展其状态空间的特征，合作性和非合作性行为可以同时并存于市场中，市场是以“非均衡状态”为常态的。Grebel等的研究试图将企业家精神融入到演进经济学框架中。在Grebel的模型中，每个主体都包含着创业精神、人力资本、风险资本和社会网络这四个要素，其中创业精神被作为个体特征中无法衡量的“余值”，作为企业家的无形特征。然而，由于这些要素的异质性，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进行短期决策，行为主体以日常行为习惯为基础，既要进行适应性调整和学习行为，又要采取创新行为，这将导致经济体系持续地远离均衡状态。

综上，尽管企业家精神并没有一个被学者广为接受的定义，但是研究者们分析的是企业家的行为活动。企业家精神主要在三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竞争、创新、就业，其中创新是关键要素。今后的研究要在正确把握企业家精神内涵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理解和分析企业家精神，以丰富我们对其最本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