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建涛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桂林）

［提要］气候变化问题属于科学性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属于气候变化科学性支撑下的政治问题。全球气候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窘境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将政治性盖过科学性，损害发展中国家基本的安全与发展权利，使全球气候治理合作陷入无尽的猜疑链之中，进而导致国际体系难以进行协调，促使“领导力赤字”的出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大国，积极参与国际气候科学研究以维护成果的客观性，并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斩断气候治理合作的猜疑链，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创制应对国家间利益冲突与合作的有效协调机制，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提供“领导力供给”，彰显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智慧”。

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梳理

气候变化是40多年前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近30年才被纳入全球治理的内容并初步形成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近20年才由部分发达国家牵头参与到气候治理的实践之中，近10年才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全球各个国家政策制定的重要内容。气候治理问题要被全球所重视并付出实践，需要从气候变化的科学性、道义性、创制性三个层面来进行证明。

（一）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性支撑。气候变化问题是不是一个“真问题”，这是开展研究的首要问题。从学科性质上来看，气候变化问题是典型跨学科考量的问题，其中涉及气象学、国际政治学、法学等学科交叉，气候变化问题复杂的核心是源于气候问题与过去历史责任交错、与当前经济发展交互，种种要素互动并上升到国家战略方针和国际安全高度之中。目前仍存在着质疑气候变化是“伪命题”的声音，因此需要对气候变化问题找到科学性的支撑，从而证明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真问题”，并且证明这个“真问题”的科学性和目前解决问题的紧迫性，双重结合来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国际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创建的。IPCC的建立标志着科学评估过程的机制化（评估轨道），并且与国际谈判（谈判轨道）共同形成了当今国际气候治理中关系密切的双轨。作为国际上气候变化科学与学术领域评估的权威平台，其目标是为各级政府提供可用于制定气候政策的科学信息。在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4年、2022年先后完成了六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评估，代表了国际气候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性认识，这种科学性赋予了评估报告权威的合法性。这种由科学知识塑造的合法性，是产生国际气候谈判规范与原则的最高来源，不仅直接支撑气候谈判，而且决定谈判的内容。因此，可以明确说，气象科学的角度可以严肃且权威地证明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真问题”。

（二）气候变化问题的道义性支撑。气候问题作为一种“全球公共物品”的经济学属性，因此对于全球气候治理和温室气体排放难以进行国别性的界定，各国作为“理性经济人”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考量得出：气候治理边际成本的“与日俱增”和气候治理经济成效的正外部性难以“立竿见影”就陷入了气候问题的“吉登斯悖论”，形成了一种对未来气候危害的认识与当前未采取行动之间的矛盾。各国搭便车的企图就使得其主动放弃对气候问题的自我约束，从而导致了奥尔森所界定的“集体行动困境”的负外部性。尽管这样的做法是出于理性行为体的决策，但是行为个体的理性决策却使得集体陷入了负外部性和气候治理道义的对立面。

国际气候治理道义话语权就是利用国际道义的感召力在气候问题定位及解决机制问题上争取主导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气候问题的最大分歧依然是“坚持环境优先还是发展优先”，而这个问题的元哲学在于“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由于公共产品供给的有限性和各国发展目标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使得各国在处理气候问题上因外部利益分配不均而形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发达国家由于占据先发优势，历史排放量巨大，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完备，未来碳排放主要用于保持现有的高水平生活，比较容易控制；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较晚，历史排放量较少，并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阶段，未来排放主要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并逐步改善生活水平，相对难以控制增长速度和总量。因此，如何在发达国家对历史排放责任的承担和发展中国家对当前工业发展排放的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占据气候变化道义的关键。

（三）气候变化问题的创制性支撑。“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假定，无政府性的基本定义是没有集中的权威权力机构，因此如何在表面的无政府状态中“发现世界政治的有序特征”，无政府的状态呼唤着对世界秩序的需要，世界秩序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这就需要一个国家对现存的国际体系形成一个创制性的支撑。创制性支撑本身是一种将气候治理话语权赋予固定形式的能力，因此创制性可以具体体现为一个国家创制能力的彰显。创制能力是指一国针对问题领域提出合理、可行的原则、规范、规则，创设相关国际制度的能力。因此，创制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站在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地位的关键因素。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创制能力要从以下几个条件进行考量：国家是否有提出创新性与合理性兼顾的气候治理的理念、国家是否能制定行之有效的议题与议程将本国利益与国际间利益相互统合、国家提出的理念和措施是否能强有力的监督和执行下去、国家所创制的体系是否能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

当前国际大国之间的竞争具体表现形式体现为对国际创制权的竞争。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创制全球广泛认同的体系秩序，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的先发优势对全球治理权力进行垄断，并运用其全球经济架构中的主导地位和非对称性权力领导创立了现行的主要国际制度体系。但随着发达国家的发展颓势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崛起，此消彼长的局面使国际社会领导力逐步转移，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治理权力垄断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治理领导核心逐步从发达国家主导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多元治理，中国的气候治理角色也从积极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型，创制能力也得到了增强。

综上所述，从对科学性、道义性、创制性的分析可以明白这三个特性都是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话语权的三种能力。因此，国家气候博弈实质上是国际话语权和合法性之争，谁占据了话语权的主导地位，谁就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占据有利位置。在这三种关系中可以理清它们的相互关系：科学性为创制性提供科学的技术性认知，道义性赋予创制性价值上的支撑，创制性代表着行为体对气候问题的理念与实践相结合的内化状况。因此，可以对未来气候变化治理状况进行两种预测：理想情况是气候治理行为体根据科学成果的指导，立足于各国利益协调的制高点之上创设各国都遵循的评估与监察机构，敦促各个国家参与气候治理与提升气候治理水平；糟糕情况是气候治理的领导国家将政治性凌驾于科学性之上，以本国利益优先损害了其他国家的气候治理与国内发展利益，导致减排承诺和行为之间产生巨大的“实践鸿沟”，随后导致各国之间信任弱化和执行弱化而陷入无尽猜疑链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全球气候治理所面临的现实窘况

（一）气候问题的政治性盖过科学性。气候变化的科学性支撑了气候问题属于一个“真问题”，随着气候问题从“学术显学”向“泛政治化”的转型，尽管气候变化属于科学问题，但全球气候治理隶属于基于科学成果支撑的政治问题，科学与政治联姻后的互动关系衍生出的问题是各个气候治理行为体所需要面对的挑战，因此如何找到“科学-政治”之间的平衡十分重要。

IPCC是各国政府间权威的科学研究机构，其科学成果所造成的政治导向会巩固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各方对于IPCC内部的争斗就愈发明显。“特别是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编写过程中，由于欧盟专家的大量参与，欧盟主导IPCC评估工作格局的意图渐显，其目的就是要把IPCC评估报告作为推动由其所主导的全球共同采取减排行动的科学武器。”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气候科学中的地位，通过政治操弄来使科学研究达到政客想要的结果。这种将科学研究和成果掺杂自身的政治诉求，意图使IPCC成为发达国家遏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工具并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传声筒”，本质上是将气候问题的政治性压过了科学性，成为了霸权国家权力的新一轮延伸，更深层次是将气候问题当作国际竞争的新一处战场。

（二）全球气候治理合作猜疑链无限拉长。气候治理合作作为国际合作的特殊表现形式，也具有国际合作的特点，在国际政治中开展国际合作就是将个体理性上升到群体理性。由于气候问题属于“全球公共物品”的预设，各国的“理性经济人”进行利益考量就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入手：一方面是个体所掇取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社会外部性的利益，而其中的道义性就被置于利益之下。加勒特·哈丁就描绘了个体理性追逐利益最大化却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公用地悲剧”现象。曼瑟尔·奥尔森系统地对集体行动的逻辑进行了阐释：“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所有个人在实现了集团目标后都能获利，由此也不能推出他们会采取行动以实现那一目标，即使他们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这就陷入了个体的理性汇集之后反而导致集体理性陷入“搭便车”困境的吊诡之中。

国际气候谈判处于一种国家实力不对等、国家间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各个国家作为国家利益与理性集合体、气候治理行为体的多重身份导致了“个别获利，集体受损”的非理性后果，气候的道义性在这种非理性的结果中陷入了困境。国家理性基于相对收益的可观性和付出成本的可承担性对气候治理进行考量，但由于国际上气候道义性削弱导致的“搭便车”困境与南北国家之间发展差距的非对称博弈，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受到了威胁，不清楚发达国家究竟是对其打着冠冕堂皇的理由进行新一轮遏制与剥削还是真正为了全人类幸福奋斗，从而对国际倡导的气候治理合作进行循环猜疑；反之，发达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对自己倡导的气候治理方案的猜疑而打击了治理的意愿，从而积极性减弱导致援助削弱。在这种不对称导致的“猜疑-意愿削弱-进一步猜疑”的恶性循环中，最终导致了“零和博弈”的糟糕局面。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力赤字”。基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的理论假定，构成了三种国际体系的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不同的主导角色结构产生不同的主导国际体系文化：敌人角色结构建构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康德文化。而当今的世界宏观视野下，“逆全球化”“新冷战”“新冠肺炎”等多重因素导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面临着国际无政府状态加强而导致的“领导力赤字”状况，从而使国际关系滑入“霍布斯丛林”的敌人角色建构之中，进一步加深了国际合作无尽猜疑链的恶性循环。

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全球气候治理是通过复杂的国际博弈来达成能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国际气候制度，从而实现国际气候合作的动态过程。但在全球气候治理倡导历程中也存在着“全球气候政治倒退”现实图景，具体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倒退可能源于某些国家和国家群体的国际行为结果，美国、欧盟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应当承担起气候治理大国的作用，但是由于考虑本国利益而将责任进行转嫁。例如，2017年，美国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体制，但是2021年拜登代表的民主党又宣布重返《巴黎协定》，试图推行“气候新政2.0”。美国两党制轮流执政的所谓“民主协调”导致了气候政策的“摇摆性”和“易变性”，给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不安定因素。而欧洲方面也因为英国“脱欧”的阴云未散去，内部难以形成统一的气候理念认识与强有力的气候政策。因此，美国和欧盟在气候治理失灵和困境中形成了“领导力赤字”的状况。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智慧”

气候变化问题需要科学性、道义性、创制性的支撑。全球气候治理中若缺失了科学性，就会导致政治性统御科学性，使气候政策的合理性被抽离；若缺失了道义性，则会在全球气候合作的时候陷入无尽猜疑之中，使气候理念的道德与利益本末倒置；若缺失了创制性，会导致全球气候治理陷入“领导力赤字”的困境中，使气候政策的执行缺少“主心骨”。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切入，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出独树一帜的“中国智慧”。

（一）构建中国气候科学话语权，形成科学与政治良好互动关系。气候谈判和气候政策的依据是科学研究。科学本无国界，但科研人员是有国籍的，西方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支撑，保障发达国家在气候科学研究方面长期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从而在研究成果中引入政治因素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进行操弄。气候科学研究可以帮助中国在新一轮的以气候领域为竞技场的大国角逐中及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过程中获得必要的“话语权”，以确保所有的气候变化活动朝着真正有助于遏制全球气候变化和大幅减排方向发展，而不是让它们成为实现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工具。因此，中国要大力加强基础气候科学的研究，为气候政策的科学性提供合理的支撑。

以中国参与IPCC的状况来看，中国气候科学专家参与评估的人数是逐步上升的，从1990年的15名专家总量到2014年上升到60名，从绝对量来说是呈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参与IPCC评估报告的能力不断增强，但是我们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参与IPCC有利于促进IPCC报告内容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将IPCC的评估报告打上“中国烙印”，彰显中国在气候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并且充分吸收与借鉴气候科学研究与国际气候谈判之间的关系的处理经验，跳出西方所垄断的科学成果与解释的领域限制，在科学性和政治性形成有利互动关系的指导下、系统宏观视域下来思考公共问题的合理性，兼顾各个国家之间的合理诉求，从而有助于中国站在道义的高地。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道义话语权，斩断气候合作猜疑链。气候治理合作难以开展源于各国间对于“搭便车”集体行为的考量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客观上国家实力不对等的“非对称博弈”的双重阻力而导致国家间无尽的猜疑链的生成，应该如何在基于科学性支撑的知识下站在气候治理的道义制高点之中，这个问题超出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所构建的思想体系的解释与解决能力范畴，但中国可以给这个问题提供回答。

中国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利是“安全与发展”的立场，回答了“坚持环境优先还是发展优先”的问题。中国提出的根源性回答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打下了全球气候治理合作的道义基础。中国独树一帜的答案跳出了传统西方思想体系所预设的“新冷战”语境下“环境”与“发展”二元对立的情况，以“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斩断了“搭便车”困境逻辑和国家间的猜疑链，正如习近平强调：“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

（三）转型“引领者”角色，实现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供给”。国家是创制能力的行为主体，因此国家行为决定了创设机制是否得到有效运转。创制的正义性的先验性来源于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代表着规则选择的正义，是确保实体正义的充分条件。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冷战”思维下所创设的国际体系遵循着“零和博弈”的结果，不仅操纵科学成果来伤害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基本权利，而且各国也由此陷入了国际合作意愿低下的相互猜疑状态。随着美国与欧盟气候治理意愿与能力的下滑，国际气候治理体系难以维系，各国将担当全球气候治理的重担转向了中国，因此在理念和实践中中国具备了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时机与条件。

中国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其竞争力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了“新冷战”思维，占据了创设能力的道德制高点，并且从这一理念出发创设新型气候治理方案。中国多次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以损害其主权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权利为前提和条件。中国将“发展导向”引入《巴黎协定》，并且作为未来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基石之一，彰显了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角色向“引领者”转型，向全球气候治理“真空状态”形成“领导力供给”，并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新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