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维

一、引言

“用典”和“互文性”分别是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典型代表，对现代新诗的写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注疏当中，追寻典故与文字出处的篇幅占比极大，探求诗与诗、诗与人、诗与物、诗与事之间的互文关系已然成为知识分子之间的智力游戏，正如废名在《再谈用典故》一文中所言：“换一句话说，没有典故便没有诗。”①如此重要的创作诗学，在新诗的理论向度却极少被讨论。“互文性”在西方写作传统中同样影响深远，它是茱莉亚·克莉斯蒂娃受到巴赫金“对话”理论启发后提出的新的诗学技艺，在罗兰·巴特、热奈特、德里达、里法泰尔等几位学者的建构下，“互文性”理论愈加完备，也愈加复杂，它的来源包含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索绪尔的“字谜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②，以及法国先锋派作家的文学实践③，是20 世纪最为重要的诗学理论成果之一，也是现代新诗在发展中汲取的重要养分。虽然源头不同，但二者在新诗写作维度达成了某种对话关系，它们都以“世界文学”为资源，以民族记忆、集体无意识为运用纲领，是反观诗歌内部秩序的绝佳视角。

一般用于文学批评的互文性理论大多来自热奈特在《隐迹稿本》中言及的互文性的三种狭隘定义：

我大概要赋予该术语一个狭隘的定义，即两个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现关系，从本相上最经常地表现为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实际出现。其最明显并且最忠实的表现形式，即传统的“引语”实践（带引号，注明或不注明具体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