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传禄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西 来宾 546100；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汉初，中原之外的边狭之地仍存在非常多的夷国和蛮国，东如东越，西如西南夷，南如南越，北如匈奴等。夷国多为部落民族、少数民族所居。以司马迁为主的史学家在作传立史之处，本着“不虚美，不隐恶”[1]1300的史德原则和“微言大义”的记录手法，在二者结合之下为汉代大一统大势下的一些的问题作出隐式表达，以促进中华之平等、交流与融合。

一、《史记》的记录及开发夜郎的争论

司马迁曾奉召以郎中之职出使西南之境，以实地的方式进行考察。《太史公自序》中说：

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2]3999

“巴、蜀以南”即是西南夷及夜郎国。《西南夷列传》中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2]3625，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为西南夷注释曰：“在蜀之南”[2]3625。可见，司马迁此次出使是详细考察了西南夷和夜郎国的。司马迁的这次出使见闻，实践性地考察记录了西南夷国的详细情况，更对区域和国家关系进行了非主体性的思考，为后世史学家作出了典范。司马迁把考察情况和对西南的看法主要记录在《西南夷列传》和《平津侯主父列传》《南越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诸章中。

(一)《西南夷列传》的相关记载

《西南夷列传》称: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2]3625

司马迁首先记录了西南夷国之多、地域之广大，并详叙西南几个夷国的头部发式、劳作形式、居住习惯、生活方式和地理范围等。西南夷国头部发式主要为“魋结”“编发”，劳作形式为“耕田”，居住习惯为“邑聚”，生活方式为“土箸”，地理范围“地方可数千里”。

其后，司马迁叙述了一段楚秦对西南夷治理的历史。紧接着笔叙唐蒙借夜郎道吞并南越之事：先写南越对夜郎垂涎欲滴，有“役属”之志；又写汉武帝对南越的吞并雄心，有“制越”之谋；再写夜郎小邑收受汉将缯帛卖国，有“贪”贿之行。运用了多面的手法与技巧，十分之精彩。

司马迁还写出汉廷吞并边夷下的诸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西南夷国多次造反。为了加强统治，汉武帝常常派遣使将前往镇抚与安抚，其中就有公孙弘、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司马相如等人前往西南夷。

然而，秦汉时，中华大地需要实现大统一。大一统的观念作为核心意识已经深入时代的骨髓，这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与原因——春秋战国的长期分裂、交伐让整个中华大地吸取了沉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秦“奋六世之余烈”终在秦始皇时实现一统，汉高祖亡秦灭楚、征战四方亦有雄心壮志实行一统，数百年间的逐鹿天下终将铸成统一的大中华国家。西南众多夷国便在此大潮下不可避免地归于一统，汉廷平定了西南而“独夜郎、滇受王印”：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2]23623

为此，司马迁以“太史公曰”借秦国灭楚的史事来发个人议论：

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2]3632

汉廷完成了对西南夷的一统，而司马迁珍视的是南部之地的“枸酱”“杖”“竹”等风物，而不仅仅是同情夜郎王、滇王等王主。这些地域产物及其地域文化才是宝贵的东西，“尊华贬夷”的观念亦不可取。在他西南的见闻中，往往在“微言”处带有同情珍视弱小的理念。

(二)开发夜郎的观点及争议

按《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汉廷对西南夷进行了平定和统一，其下便要着手连通与开发，以加强对这些区域的沟通、交流与治理，然而，这样的过程并不是畅通无阻的。同时，司马迁对西南夷及夜郎的这些记录也互见于《史记》其他文章中。

1.司马迁在《南越列传》中叙写汉廷遣汉将驰义侯何遗借夜郎兵征伐南越之事，又在《西南夷列传》互记且兰君不愿出兵；汉武帝大怒，发兵平定南越后，命军队掉头平定夜郎，于是夜郎王入汉廷，夜郎国遂灭亡；随后，南越国也被消灭：

戈船、下厉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2]3604

2.《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载：

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2]3574

汉廷对征服西南夷后的沟通、开发等问题存在不同意见。汉廷计划“通西南夷道”,却招致一些反对。如公孙弘“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乃是出于对形势时局等考虑；其盛言开通西南夷于汉朝无用，但汉武帝没有听信。《西南夷列传》又载其反对开发西南夷而“数言西南夷害”，需暂且作罢：

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2]3619

《平津侯主父列传》又载严安上书：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2]3583-3584

严安认为，汉廷对西南夷、夜郎等的平定开发是一件有利于人臣而非长久于天下的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此外，还有主父偃、徐乐等人表达了一些相似观点，略不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公孙弘、严安、主父偃、徐乐等人的思想代表保守派的主张，即暂不主张或不主张连通开发西南夷等边夷，但这显然是不符合大一统趋势下天下治理的时代主流的。

3.《司马相如列传》载：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2]3689

汉将唐蒙略通西南众夷国后，征集巴、蜀百姓开通夜郎西僰中，其劳民伤财和嗜于杀戮；皇帝令司马相如写檄文安抚百姓，并称非其之意。司马相如的檄文，展现出汉代士大夫以文服心的风采。他并在诸多反对声中出使西南夷：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2]3694

作为有识之士，司马相如欲谏不敢，乃著书诘难。司马相如要比那些认为开通西南夷及夜郎无用等老髦及保守派要进步一些。公孙弘、严安等人，他们的观点是开通夜郎不成，是一件损害汉廷利益的事：

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2]3695

司马相如则言“朝冉从駹”[2]3694，这样做是为了使像“冉”“駹”等西南夷朝拜、顺从罢了。司马相如作为皇帝的代言人，自然有他的立场。但他在解决西南夷问题时表现出抚而不激、调节有当、赏罚分明的态度，在为开通中原与西南边地之中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一是司马迁在对待西南夷及夜郎等的观念上，主张同情与保有地域文物、文化；二是公孙弘、严安等反对征服开通西南夷及夜郎国，认为无用且有损，代表守旧派；三是司马相如主张“朝冉从駹”式进行实施，抚而不激，代表皇帝意志。

二、《史记》引起的夜郎属地问题及历代改置

古人、今人对夜郎的认识，主要来自司马迁所作《史记》的相关记载。古夜郎被汉武帝灭后，其属地已成迷。关于古夜郎国的所在地，今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但综合司马迁和历代史著来看，也可以确立一个大致的范围。

今人学者考证的夜郎属地，代表性如：李发耀先生《牂柯江夜郎新考》[3]338-343认为古夜郎应在今贵州黔西南州贞丰、望谟县一带；颜建华先生的《牂柯江流何处寻？——<史记>中的牂柯江》[4]39-41认为牂柯江指北盘江流域，主要为滇东、黔西一带；尤中先生的《古滇国、夜郎考》[5]50-59认为夜郎部落延伸至贵州东部黔东南州一带；李独清先生《夜郎考》[6]1-12则认为古夜郎含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并有历代的变化；杨东晨先生《湖南沅陵非夜郎国“沉睡”地考辨》[7]5-7则认为黔中郡沉睡于湖南沅陵，而古夜郎无法延伸至沅陵。故可见，今人对夜郎的历史地理范围主要集中于贵州、四川、云南、广西、湖南五省，且范围还有差异。

(一)《史记》为夜郎的地理范围提供了比较详细的历史资料

古人对夜郎的认识最早始于战国。古夜郎属百濮之一；而濮在楚国西南，已确立了大致方向。《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夜郎者，临牂柯江”；东汉班固《汉书·天文志》载“夜郎王歆大逆不道，牂柯太守立捕杀歆”错误！未找到引用源。[1]587：皆表明牂柯即夜郎地。可以推知古夜郎即在牂柯江边。那么，按照这个逻辑，考察牂柯江所在似可考察古夜郎地。

古夜郎的牂柯江所指当为贵州都柳江流域。史书可提供以下几种证据：

1.《汉书·地理志》中说“夜郎，豚水东至广郁”。[8]726“郁水首受夜郎豚水”。[1]735。豚水到郁水，即今贵州安顺都柳江东至广西郁江[8]。

2.东晋《华阳国志》中载：“楚威王遣将军庄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植牂柯，击舩于是。且兰即克，夜郎又降……蹻，楚庄王苗裔也，以牂柯击船，因名且兰为牂柯国。”[9]44此记载楚国降服夜郎和且兰后改为牂柯国，这是战国时期夜郎的所在地。且兰，今为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平境内[10]35-37。按《华阳国志》所载，夜郎为楚降服之前其地应在且兰附近，即在黄平附近。那么靠近黄平的流域，极大可能即为都柳江。

3.另一关键的依据点是湖南的沅水。《华阳国志》提到了“庄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是从沅水溯流而上去讨伐夜郎；同样，《史记正义》中说“沅水出牂柯，东北流入江”[2]2490，沅水由牂柯而出；又有《水经注》“沅水出牂柯且兰县”[11]868为证。因此，沅水的上游，即牂柯流域；古夜郎地，发源于贵州东南部，极大可能就是贵州都柳江流域。

4.民国编订的《清史稿》中“独山江，即都江上源，古牂柯江也”[12]2357亦认为古牂柯江为都江流域。

综合以上史据，古夜郎，在牂柯江之测、豚水之东、都江上源、沅水之首，当为今贵州黔东南至黔南的都柳江流域一带，但范围有可能西扩。

(二)夜郎属地看法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历代改置

在《史记》记录的汉廷对西南夷的战事中可说从历史地理上消灭了古夜郎国及众夷国。

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2]3999

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在西南建置牂柯郡，自此，牂柯并非为古夜郎国的代称，而是众多西南夷国的合称。

而历代的当权者多在西南各地建置了牂柯郡、夜郎郡、夜郎县等行政区域，分置、合置、改置较为频繁。夜郎的范围随着时代发生着改变，这就是现今对夜郎故地有不同的看法的历史原因。历代改置如下：

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对夜郎改置如此之大，地理范围或扩或缩，这也就不难理解当今对夜郎属地看法有差异的问题了，它们都能在历史中找到依据。

历来对夜郎属地争论大致有五：一、云南、川南、贵州黔西北盘江说；二、贵州黔南州都柳江说；三、贵州黔东南州、黔北说；四、广西北部说；五、湖南湘西和贵州黔东北说。它们都能在历史中找到证据，但从司马迁的《史记》为引出发，不难考释出古夜郎国的大致属地。故可小结，战国时，夜郎应在贵州黔东南州黄平至黔南都柳江流域一带；司马迁随军征西南夷时所记夜郎主要也是在贵州黔南都柳江，且属地广大，可能会西扩到贵州黔西甚至到云南一带；汉置牂柯郡时，范围更加有所扩大，到达湖南沅陵。魏晋隋唐时，分置合置较为复杂，向西边湖南、北边重庆扩大；宋元明清朝则比较一致地认为，现今贵州黔北遵义到重庆一带为夜郎。

三、历代改置后夜郎与中原的文化融合

如今少有关于夜郎主体表达的文献资料，较难获悉他们的主体情感，而消湮于整个大一统洪流之中。古代史传著作对西南之地、夜郎之国的笔录大多是史官和文人等情思的表达，然而以彼观此，也能发掘理解夜郎的文化标签。后世史书记录夜郎地，有“巫鬼”“雄黄、雌黄”“竹枝词”“贬谪”等。这些文化的历史印记体现了一定的地域融合、民族融合、文化融合，见证了中原与边地的沟通交流历史。

(一)鬼国与雄雌黄

鬼国文化是如今贵州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的文化现象，甚至杂糅了儒道释等圣人、神仙与佛陀。如贵州现存的丧葬、阳戏、地戏、祭祀等各类习俗风俗，这些展现了一定的历史性的文化的融合，当然也呈现出与少数民族交融的态势。《新唐书》中载：“昆明东九百里，即牂柯国也”，称其首领为“鬼主”，称其别帅为“罗殿王”[20]6319；“家喜巫鬼”[20]5129。元明则称西南民族首领为“土司”。《清史稿》中载“贵州古罗施鬼国，汉夜郎国，并牂牁、武陵郡地。唐亦置播州、思州”[12]14269，以“鬼国”来称。综上，鬼国文化是夜郎的标签，但又含有深远的传统文化的影子。

《后汉书·牂牁郡志》中称“夜郎出雄黄、雌黄”[13]3510。“雄黄”与“雌黄”为古代药用的化学矿物质。而孙盛《晋书·王衍传》“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14]1236，此中的雌黄更是作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随意妄说。

(二)竹枝词与贬谪书写

竹枝词源于夜郎，且在唐代大盛。竹枝词由汉乐府《子夜歌》演变而来，之后影响江南竹枝词。明代郎锳在《七修类稿》中认为：“《竹枝词》本夜郎之音，起于刘朗州，盖《子夜歌》之变也，实有风人骚子之遗意。”[21]184-185竹枝词是由唐代刘禹锡改造的，他将这类民歌作为文人创作的取源。《新唐书》中称：“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20]5129因此，无论从史学著作还是文人著作中都可以看到竹枝词来源夜郎的说法。竹枝词来源夜郎，之后传至黔中、江南等地。那么，从竹枝词与《子夜歌》的渊源关系可以看出，汉文化受夜郎文化的影响亦十分的巨大，文化交融在司马迁所记的古夜郎之后的历史时空中发生了一定的程度的融合。

在汉廷开发夜郎道后，从汉代开始就经常派遣使者、官员、将军前往夜郎。唐代的贬谪之风大盛，大量皇族、官员、文士亦被贬夜郎。如：“唐睿宗李旦孙嗣薛王李琄，贬徙于夜郎安置”、“殿中侍御史郑钦说贬夜郎尉”[17]3324-3325；“贬崔昌乌雷尉，卫包夜郎尉”[20]5740。大诗人李白在安史之乱中被流放夜郎。其时，唐玄宗李隆基已逃亡蜀地，李白在宣州被山南、江西、岭南、黔中四道节度使李璘聘为从事。李璘谋乱被杀于今江西至广东大庾岭一带；因李白做过其从事，也被判流放夜郎。有几首诗为证：“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还”(《流夜郎赠辛判官》)；“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江夏赠韦南陵冰》)。其后，唐肃宗大赦李白于流放途中，李白因而得到赦免。所以李白是没有到过夜郎的，他在归途中写了一首心情十分愉悦的诗——《早发白帝城》。李白虽未到过夜郎，这次贬谪之祸，也为李白留下了一定的夜郎情怀。李白的好友王昌龄曾因“不护细行”[20]5780的原因而“左迁龙标”。龙标即在唐代属于沅陵郡。李白在《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写道“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与同样有过贬谪经历的王昌龄一样，用“明月”忧愁的意象文心直到夜郎以西。然而，他诗中的夜郎西则当指湖南沅陵。柳宗元与刘禹锡“以柳易播”事中的播州，“今夜郎、播州、犍为，即古夜郎地”[22]。同李白一样，柳宗元与刘禹锡都是没有到过夜郎的。再如：唐人卢徵“自御史谪居夜郎”[23]184-185；明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邹维琏上《劾魏忠贤疏》建言处死阉宦奸臣魏忠贤，魏忠贤怒将邹维琏“矫旨削籍，遣戍夜郎”[24]168。而各类文人诗作、文章中对流放夜郎的记录就更多了。如贬谪夜郎的宋代词人王庭珪，他在《江城子》(辰川上元)中写道：“夜郎江上看元宵。斗回杓。雪初消。灯火银花，何处是星桥。”[25]168

可见，史学、文学中存在大量关于夜郎的“巫鬼”、雄雌黄、竹枝词、贬谪等的记录。巫鬼文化在战国时的楚地甚至上古之时就很流行；雄雌黄在夜郎产而传至中原用；竹枝词本是汉乐府民歌演变而来，之后由夜郎传至中原；由汉代起始，就有大量的皇族、官员、文士贬谪夜郎。这一切说明，自汉代开发沟通夜郎始，经历代改置后的夜郎与中原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深入交流、融合，并且相互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综上，由战国开始，古夜郎开始被人们所知晓，直到司马迁出使夜郎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记入《史记》，才被后世人所广为认识。而在对待开发沟通西南夷和夜郎等的问题上，司马迁、公孙弘、严安、司马相如等表达了各种观点。同情与保有文化风物、华夷相等是司马迁的“微言大义”；公孙弘、严安等反对大力开通西南夷及夜郎，认为“无所用”；司马相如则主张“朝冉从駹”式进行实施，抚而不激，代表皇帝意志。汉廷收服、开发西南夷和夜郎国，在西南最大的夜郎国置牂柯郡，夜郎属地也随之变迁，中原与边地逐渐融通。夜郎属地向来为人们所争论不已，从司马迁《史记》出发，可以考察古夜郎的属地和历代新的夜郎的改置情况。由于历代改置较大较繁，夜郎属地随年代的更替而变化，现今看法不同的几种属地在历代应都属夜郎。历代史书以鬼国来称夜郎；雄雌黄、竹枝词本夜郎之物，传至中原而用；同时，史书中也记载了大量的皇族、官员、文士贬谪夜郎。以此可见，历代改置后的夜郎巫鬼、雄雌黄、竹枝词、贬谪书写等展现出广泛的文化交融和相互间的沟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