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同寿

从严格的学术上来定义。只有今贵州地区才堪称为夜郎故地。贵州人虽然已经从自己的历史中发现了夜郎这块文化铭牌，也能在对外宣传中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却缺少具有战略眼光的开发计划。缺少“坐而言，立而行”的精神。

文化遗产无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都必然具有相应的经济价值。对文化遗产中经济价值的提取，是一种正常合理的行为，自然不应该受到责难，但有一项原则却是不能违背的，那就是必须坚持最起码的科学态度。

从长期备受冷落到近乎狂热的开发利用，传统文化命运的峰回路转，既给人以喜，也令人生忧。一个“牛郎织女”传说，五六个省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谁是正宗的“梁祝故里”，十几个城市互不相让。如今，这种争夺战漫延到了“夜郎”。

记得20世纪80年代召开过几次夜郎问题学术讨论会。那时的学者们，虽然在古夜郎国的地望、族属、中心区域等问题上争论得也很激烈，似乎并没有点滴私念掺杂其间。

现在的情况已非昔日可比。但凡拥有文化遗产的地方，政府一定会加大宣传，增加知名度，甚至等不及把问题搞清楚，便先开辟旅游线路，以刺激旅游业的发展。领导部门的急功近利，必然助长学术上的浮燥。于是才会有你这里是夜郎故地，我这里也是夜郎故地；夜郎的国都今天还在贵州，明天便搬到了省外；考古工作者寻寻觅觅几十年都没有找到的夜郎王印。一两年内民间就发现了好几枚的现象。

近年出现的这股夜郎热，反映出人们对文化遗产的重视，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但某些地区为争抢夜郎品牌表现出的“文化激情”，显露的却是背后的利益驱动，并不能代表民族文化自觉与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

夜郎问题的讨论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一下子要达成共识的确很难，许多悬疑都只能期待考古发掘来解开，滇文化就是出土了滇王金印才予确认的。

大概因为古夜郎国太过于神秘，近年来关于夜郎的争执又逐渐转向了后夜郎时代。

汉成帝以武力荡平夜郎国后，夜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夜郎这个称谓却一直断断续续见诸于文献，一直到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废夜郎县，隶于南平军为止。于是，一些地方的热情又转向了魏晋以后设置的夜郎县，并以“夜郎故地”自居。

其實，汉以后的夜郎与古夜郎国和夜郎文化已经搭不上界，唯一相同的只是作为符号的“夜郎”这个称谓。但却有不少的人硬要将它们捏合在一起，有的称自己的所在地是“古夜郎文明的传承发祥地”，有的则断言拥有“夜郎品牌正宗地位”，更有开设夜郎网站，在地区入口高置“欢迎进入夜郎古国某某(地名)”标牌的。

夜郎这块招牌的含金量的确太过于诱人，才引发了不同地区之间势同水火的争论。即便如此，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还是需要的。贵州省境外某地，曾干2002年从首都及其他地区请来一批教授、专家搞论证，结论当然是历史上的“夜郎”就在他们那里。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搞法，不仅让人有些哭笑不得，更让人对某些“文人无行”感到悲哀。

汉以后的夜郎县设置，最早在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是年，将原群舸郡一分为二，置平夷、夜郎二郡。夜郎郡所辖的4个县中，有一个即夜郎县，位置在北盘江上游今贞丰县一带。南北朝时，该夜郎县被东爨势力占据，以后不复存在。

唐代的夜郎县有3个。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将隋炀帝原设的明阳郡废弃，改置夷州。这个夷州管辖的13个县中，有一个是在今石阡县境内的夜郎县。这个夜郎县存在了6年，到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被撤废。

时隔8年，唐政府在分辰州龙标县设置巫州时候，又设置了一个夜郎县，归巫州管辖。这个夜郎县迄今仍有一些不同看法，有说在今贵州岑巩县一带的，有认为在今湘西新晃的。按照《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贞观八年(634年)分辰州龙标县置巫州，同年置夜郎、渭溪、思徵3县。如此看来，这个属巫州管辖的夜郎县，的确可能是在今湘西一带。

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设置珍、溱二州时，又有一个夜郎县出现。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称：“珍州，管县三：夜郎、丽皋、乐源……三县并在州侧，近或十里。或二十里。”而唐代珍州的辖境在今正安、桐梓一带，那么这个夜郎县当然也只能在这个范围之内。

客观地说，只要历史上一度曾为夜郎县所在地的，称为“夜郎县故地”都没有什么错。但如果刻意将其中的“县”字省掉，来与秦汉时的古夜郎国相混淆，将本不属于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硬拉来贴在自己身上，那就不免有故意误导后人之嫌了。

正是由于大多数人对夜郎古国的历史并不了解，不明白夜郎县与夜郎国之间有什么区别，于是就有了沾上“夜郎”二字，便可大打夜郎文化牌的空间，也才会出现明知此夜郎非彼夜郎，仍千方百计将其混为一谈的炒作，以至我们某些对黔湘地方史研究不多的专家也会受到“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