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聪，李姝睿

（青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1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讲话中倡导的“知行合一”，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坚持“知行合一”，在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德育培养方面具有现实价值；于党和国家、中华民族而言，是关系安身立命、健康发展的大事。

一、知行关系的理论演进

“知”这个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当中，本义是讨论和传授作战、捕猎的经验，后来引申为了解、明白某一件事情。“行”字同样最早见于甲骨文，本义可以理解为十字路口，在《说文解字》当中则被解读为“人们在路上走或者小跑”。知行关系的问题，自先秦时期就有论述。《尚书》记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1]，这是关于知行关系最早的表述。在知行关系上，儒家学者早有关注，对于后来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

孔子对于“知”的认识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分别是谁知、何谓知以及如何知。在行的方面，孔子既强调躬行君子，也主张不令而行，认为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以及对人们思想的改造都属于行的范畴。通观《论语》不难看出，孔子认为知和行的主体就是人。《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和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2]（P298）至于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不同回答，他指出，人是具有差异性的，所以要因材施教。孔子说道：“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2]（P298）除此之外，“中人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2]（P150）同样可以体现这一观点。“知”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所提倡的“仁”和“礼”。“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P2）在《论语》中，孔子对于“仁”在不同语境中给予不同的表述，而且在其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劝诫人们知仁、行仁，以“礼乐”行“仁义”的主张。“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2]（P44）通过批判季氏践踏礼乐的行为，可以看出孔子对于礼的重视。知道了谁知、何谓知，那么如何知？在孔子看来，有两点必不可少：其一是不要不懂装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P34）其二是要不拘身份地位，善于向他人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有进步。如何做到呢？要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2]（P113）。关于“行”，无论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P19）抑或孔子本人用一生传道授业解惑，都属于以行践行仁、知的范畴。在孔子看来，知、行二者是不能分割的关系，学思结合，学然后知不足。

孟子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知行观。孟子所主张的“四善端”由恻隐之心（仁）、羞恶之心（义）、恭敬之心（礼）和是非之心（智）所构成，它是在孟子性善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孟子看来，人生下来就具有善良的品格，“四善端”所说的仁义礼智，是为人们先天所具有，并非后期通过教育教化的成果。“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3]（P218）更生动的表述就是，当路上有一个流浪汉在忍受饥寒交迫之时，人们会不自觉地产生同情、帮助他的想法，这个想法是由于人们的本性使然。关于“行”的问题，姑且将它归结在孟子所提倡的“仁政”一说当中。“仁政”的核心内容，依旧是儒家所讲的“仁”思想的演化。孟子所主张的“仁政”，可以理解为政治上爱民亲民，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经济上惠民以产，使民也富，不违农时，与民同乐[4]；文化上对民众实行教化，“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3]（P96）只有做到了这些，国家才能和平安定，天下也才能太平。

宋明理学时期，知行观得到进一步发展。二程明确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君子以知为本，行次之。”[5]（P5）在二程看来，知的重要性对于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对知重视而对行有所看轻；在重视知的同时，二程也看到了知对于行的指导意义，二程认为，只有知和行联系在一起，人才能真正明理；相反，如果行脱离了知的指导，那便会对明理有所偏差。除此之外，在知行关系的问题上，二程进一步提出了“知行皆不易”的思想：“故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特行难，知亦难也。”[5]（P169）二程之所以提出知行皆不易的思想，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和流传了上千年的“知易行难”思想作斗争，强调知的重要性；其二是在当时的社会，不能公开反对先贤的智慧，需要中庸思想进行折中处理，知行皆不易；其三是正如上文所述，在二程看来行虽然不及知重要，但是在对人进行培养教化的过程当中，知行是缺一不可的，重视知的同时不能抛弃行。

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朱熹看来，知行关系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在先，论轻重，行为重。”[6]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知行观：其一是知和行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其二是在先后关系上知在行先；其三是在轻重关系上行比知重。这里需要注意，朱熹所说的知不单单是日常生活中对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更多的是对于天理的把握；他所说的行也不单单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实践活动，更多的是对于人们道德修养的要求。

二、“知行合一”的内涵

在前人知行思想的基础上，王阳明批判地加以继承，并加以缜密的逻辑分析，提出建立在“心即理”本原论之上的认识论和实践论观点：“知行合一”。

1.“心即理”

“知行合一”的含义，从现代意义上来说，指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行其事，在中国哲学史上，通常认为这一命题是由王阳明于龙场悟道的第二年所提出的观点。目前学术界有种观点认为，“心即理”可以看作“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7]

王阳明所理解的“心”，并非单单是物质上作为身体器官的心，它更多指的是个体所具有的主观意识。[8]为此，他说：“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9]（P295）王阳明所说的心，并没有失去其物质层面的含义，而是在物质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同时，王阳明强调，心既可以主宰人的身躯，也可以主导人的感官活动和思维活动，耳、鼻、口、舌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在世界本原的问题上，王阳明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他说，人是天地万物的心，心则是天地万物的主。在他看来，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不能脱离心而存在。“理”在他这里则是一种高过于客观世界的抽象的规律。在大自然当中，理决定着自然的运行；在人类社会当中，理是封建秩序的抽象概括。结合宋明时期的思想背景来看，可以把王阳明所说的“理”理解为朱熹所说的天理。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理必须在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即，在王阳明看来，没有心，理也就不存在。在他看来，理是心最本来的一种状态，或者也可以理解为，理是心最原始的、没有经过任何文饰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心即理”。

《传习录》中记载：“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先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9]（P116）从此处可以看出两点：其一，“求本心”不能忽视“物理”的存在以及它对于本心求取的重要意义，“物理”包含在“本心”之中；其二，“专求本心”，“求”的过程是向内探求的过程，并非向外探求。“外心求理，知行所二”，在王阳明看来，向外探求的过程会使知行相分，“心即理”作为“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显而易见。

2.“致良知”

在“心即理”的基础上，王阳明又提出了“致良知”的思想。在他看来，良知和理一样，都是先天存在的东西，而与理不同的一点是，良知是先天存在的道德观念。也就是说，良知是先天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的，而并非后天通过教化的结果。王阳明曾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但人不知存，则有时而或放耳；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9]（P156）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良知是心的本体，良知就是恒照。心的本体无所谓发端不发端，即使妄念生出来，良知也依然存在，但人们不知道要存养良知，所以有时会失去它，即使人的本心阻塞到了极致，良知也依然光明。[9]（P157）由此可见，良知存在于人们心中，为每个人所具有。

王阳明对于“良知”的看法，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受到孟子思想的启发。《孟子》一书中记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3]（P264）在孟子看来，人不通过学习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称为“良能”，不需要经过思考就能知道的事情是“良知”。孟子随后以两三岁孩童知道亲爱父母、长大后知道敬重兄长为例，进一步阐释说明“良知”为人生来具有，并非后天教化的结果，不难看出王阳明所理解的“良知”与孟子所说的“良知”具有一致性。

何所谓“致良知”？简而言之，就是把人先天就有的良知推广扩充到万事万物当中去。这一点和孟子的“求其放心”有一脉相承的理论源流。致的过程，也就是存理灭欲的过程。同时，在王阳明看来，致的过程，既包含了知，也包含了行。《传习录》中记载：“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生之安行矣。”[9]（P171）由此，“致良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的过程。

3.“知行合一”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王阳明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有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9]（P10）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是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在王阳明看来，有目的的活动方可以称其为行动，没有目的的活动则不能归为行动一类。王阳明门人徐爱认为“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9]（P10）时，王阳明答复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9]（P10）这说明王阳明认定真正的知，是必定要落实在行并且已在行的。其二是知行界限的模糊化。自古以来，对于知行的边界，人们一直有一个明确的划分，知存在于思想层面，可以引申为人们的思想活动、内心想法等；行则存在于现实世界当中，属于日常的举止活动。在王阳明看来，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良知”，其二是行的开始。从良知的角度来说，见到父母长辈就明白要尽孝；在区分善恶问题上可以明辨是非，知道哪些事情是正确的，哪些事情是错误的。行的含义在他看来也有两个，其一是人的意识；其二是人的实践活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固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9]（P232）举个例子，在王阳明看来，路边的花朵是否开放、开的是什么颜色是知所觉察到的东西；而花开得好不好看、颜色是否漂亮、是否令人心生欢喜则是行的结果。

王阳明心学的形成时间大致是在正德、嘉靖年间。这个时间段内，明朝开国初期的繁荣景象已经过去，社会上的各种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经济上，生产力有较大提升，手工业小商品经济迅速抬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地位也进一步得到提升，从而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对于理学所主张的“存理灭欲”提出了质疑，在此基础上明哲保身等尊崇私人利益的思想也进一步高涨。同时，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随着利益的变化在不断加深，而程朱理学对于社会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并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10]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行合一”的目的是唤醒人们的良知，使人们修养品行从而进一步维护统治秩序。他对于人身上先天的良知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同时他也相信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而成为圣人的途径就是贯彻“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

正如前文所述，王阳明对于“知行合一”的理解是从个人自身出发，更注重人的主观感受，特别是心的能动作用。在这一层面而言，颇具有主观唯心的色彩。正如《传习录》中所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9]（P260）因此，在看待王阳明知行观时，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

综上所述，王阳明所提的三个主要思想“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并非毫无关系，而是在各自独立的基础上相互影响。“心即理”是“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实践形式，“知行合一”反作用于前两者，在前两者运行过程当中体现出来。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阳明哲学强大的逻辑体系。

三、如何践行“知行合一”

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产业的急速发展以及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现实生活中人们所面对的诱惑越来越多，社会风气开始有了浮躁的倾向。这种风气下，知行观面临着三个问题：其一是不知而行，其二是知而不行，其三是知行不一。[11]

不知而行指道德主体违背本心（良知）所做出的行为。不知而行的例子在社会生活中时有发生，典型事例如2011 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年仅两岁的小悦悦相继被两车碾压，七分钟之内，十八名路人路过却都视而不见，最终导致小悦悦抢救无效死亡。知而不行指人们具有了一定的道德认知，但是并没有表现出与之相匹配的道德行为。知而不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在学校组织的期末考试或者在社会组织的成人考试中，参加考试的人都知道闭卷考试不允许作弊、不允许考生之间相互传递答案，但是替考、作弊等违纪现象却屡见不鲜。知行不一则体现在，道德主体有了道德意识，但道德意识和主体的行为当中出现了偏差，道德主体的行为往往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12]例如在家里孝顺父母、恭敬长辈，但是出门在外却对路上的老人口出不敬之言、对跌倒的老人不敢搀扶；有的官员台上讲廉洁、台下搞贪腐等，都属于这类范畴。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倡导“知行合一”，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青年学生把知和行有机结合起来，把学到的本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把“知行合一”与“担当作为”结合在一起，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知与行关系的科学认知，又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新特点。[13]当今社会，践行“知行合一”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立志为学，以知导行

王阳明曾强调立志的必要性。在王阳明看来，确定志向是成就道德行为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想要成圣或者是向圣人靠拢，首先在于志向的确立。但是仍需注意一点：志要立对，只有去除私欲才能向圣人之志靠拢，否则就有误入歧途的风险。联系当今社会，要做到“知行合一”，同样需要立志。这个志不同于王阳明所说的圣人之志，而是要树立人生的远大理想。正所谓有目标才能有动力，只有树立人生理想，才能不断促进学习、进步。同样的，理想的确定不能违背社会道德的要求，不能靠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2.事上磨炼，知而必行

王阳明年少时，写字曾遇到困惑：根据老师所教的技巧，字写得并不漂亮。后来他发现练字不能只靠笔头功夫，除了笔上技术要精进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写字时需要宁心静气、心态平和，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一手好字。由此可以看出，理论固然重要，但是真的想有所进步，光靠理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落实到行动当中。同时他说道：“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9]（P220）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想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就必须要把知落实到行当中去。和练字同理，日常生活中做事情需要有知的指导，否则盲目去做，不仅效果不会太好，有时甚至会产生事倍功半的结果。同时，对复杂事情的处理，不仅锻炼人的实践能力，还锻炼人的思维能力（这二者都是个体对于知的应用），同时也会使个人在心态方面得到磨炼，这对于个体品德修养的提高有着不小影响。

3.省察克治，行而后知

纵观中国哲学史，个人修养方面常见的词有“慎独”一说。何所谓“慎独”？概括而言，就是在独处时谨慎不苟，在无人监督之时更需小心谨慎从事，自觉遵守各种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省察克治，就是要求人们无论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是在个人独处之时都要时刻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规范，是否违背社会的要求。若发现行为不符合道德要求或者自己内心的良知时，要及时纠正。正如前文所述，知可以对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有所指导，那么行对于知也具有指导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同时实践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行，人们可以检验知的准确性，但仍需注意一个问题：由于历史发展具有时代性的特征，这就导致了在当时指导某些问题或社会活动的知并不完全正确，须进一步进行实践的检验。通过知指导行，通过行的过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扩充完善知，这就是“行而后知”的含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知行观自先秦时期就已产生，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环境的不同，知行观的具体内涵也有不同。知行观发展到王阳明时期，不仅是认识领域的问题，还具有了更多的道德自律和他律性质。在当今社会，抛开“知行合一”的世界本原观点，其认识世界和指导行动的内涵仍然是我们所要遵循的实践原则和道德原则，做人如此，做事亦如此。“知行合一”重在行是中华民族必不可少的优良品质，它既可以衍生出言出必行的良好品德，也可以增强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王阳明所处时代不同的是，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知行合一”，更多的是指代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而王阳明之前所说的“一念发动处便是行”则逐渐隐藏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