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文安

（新疆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钱粮负担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近年来更有持续升温的态势。①相关研究参见朱玉湘：《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政策》，《文史哲》，1985 年第5 期；唐致卿：《山东抗日根据地合理负担政策述论》，《齐鲁学刊》，2000 年第5 期；范连生：《绩效与不足：抗战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救国公粮征收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2018 年第6 期；周祖文：《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救国公粮征收研究——兼与华北其他根据地比较》，《近代史研究》，2021 年第5 期；王士花：《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粮食获取》，《湖北社会科学》，2021 年第8 期。不过，从时段观之主要集中在1940 年以后，即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财粮征收实现制度化的相对稳定，而对抗战初期中共如何解决钱粮问题关注的较少。笔者以为抗战初期中共在山东筹措钱粮的形态及其演变深刻影响了中后期财粮征收的制度化进程，只有理清抗战初期窒碍财粮工作发展的制约因素，才能正确解答山东财粮工作何以长期滞后。

抗战初期，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财粮筹措从形式上都经历了临时性募集到依法征收的过渡，而从经营主体来看，经历了由军队自筹到政府统筹的转向。山东大致也是如此，但又独具特色。本文将重点探讨抗战初期中共在山东解决钱粮的基本途径，考察军队自筹到政府统筹的动态演变，从山东独特的发展模式出发解析财粮工作落后的原因。另外，以往研究显示山东国共关系斗争多于合作，合作中军事、政治多于经济层面。②参见王士花：《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的合作与相争》，《东岳论丛》，2016 年第9 期；金冲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抗日战争研究》，2017 年第1 期。本文将从钱粮供给层面探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山东的合作，以期揭示山东国共关系在当时的更多面相。

一、军队自筹

1937 年年底，占领平津的日军长驱南下，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山东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领导了遍及全省的武装起义。各地起义成功后，吃饭问题随之而来。因补给困难，时常饿肚子，有些干部和战士的思想动荡，部队的巩固受到影响。③李仲林：《鲁东南抗日武装起义——记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六大队创建前后》，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441 页。

根据起义前山东省委的部署，部队给养以政治动员方式募集，没收汉奸财产，号召“有粮出粮”。①黎玉：《省委关于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部署》，常连霆主编：《山东抗战口述史》（中），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 页。起义初期部队规模都不大，一般采取“派饭”的形式解决吃饭问题。“派饭”是村长根据部队所需的数目向各户派收熟食。参加徂徕山起义的第四支队成立了经理部，马馥塘任经理部主任。据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回忆：“马馥塘领着几个人，天天找村长、乡长催办，也拿着钱买一部分，弄到一点煎饼、窝窝头、地瓜之类的食物，就平均分配给大家吃。”②黎玉：《黎玉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版，第131 页。当时，部队一般在贫穷的山地活动，能收集到的食物很少且多为粗粮，“有时一天只吃两张煎饼垫肚，煎饼是高粱、玉米、黄豆等杂粮做的，还有榆树皮捣碎磨成粉发酵而成的”。③潘振武：《峄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7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421 页。

随着部队规模的扩大，就地取食无法满足供应，于是建立募集队分散到各处筹粮筹款，主要是向富户募捐或酌情摊派。如有的地区规定：“地主富农多拿，受苦农民少拿。每百斤募集的粮食中，地主富农占62.5 斤，贫苦农占37.5 斤。”④朱玉湘主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稿》，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33 页。第四支队成立第二天便组织募集队在泰安、莱芜一带筹集钱粮，也通过宣传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动员地主、士绅捐献。⑤黎玉：《黎玉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版，第132 页。鲁南的部队先是“吃派饭”，后来靠募捐维持，“我们只要写条子，规定募捐多少粮食，多少款项，限定多长时间，地方富户大都能如数送到”。⑥潘振武：《峄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7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421 页。中共注重通过政治动员争取地主、士绅阶层的合作，缓解部队的补给困难，其中对临沂县大地主万春圃的事迹最为典型。万春圃是临沂县大炉村有名望的地主，经鲁南特委开展工作，“他打开粮仓，供我军食用，并动员其把兄弟陈毓山等献粮献款，支援部队”。⑦于化琪：《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及其政权建设》，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9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14 页。

1938 年12 月，山东各游击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设立了纵队供给部，但由于建政工作滞后，直到1939 年6 月徐向前来到山东，部队仍是“走到哪里，要到哪里，吃了上顿没下顿”。⑧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版，第478 页。当时，山东的大部分政权被国民党控制，国民党限制官民供给八路军粮款。由于缺乏群众基础，部队的活动受到当地会门和地主武装的围堵。

军队临时性的募集虽能暂时解决部队的吃饭和经费问题，但自筹给养的弊病逐渐显露出来。因为山东没有建立正规、统一的供给制度，各部队自筹自支，造成“白条子满天飞，乱吃乱用，群众负担极不平衡”⑨戚铭：《山东战时财政工作概况》，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9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28 页。。当然，山东在实行军队自筹给养的同时尝试由政府机关来统筹钱粮。先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与国民党山东地方实力派合作共建抗日根据地，成立联合政府统筹解决部队的钱粮。国共关系出现裂隙后，中共在与敌、顽的武装斗争中逐步建立了各级抗日政权，力图通过行政机关制定财粮政策和法令使根据地的财粮供给制度化。

二、统战筹集

中共在山东的发展自然离不开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与合作。1938 年1 月，中共中央即指示山东省委实行正确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⑩《中共中央给山东省委的指示信》（1938 年1 月15 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8 页。山东省委遵照指示先后对范筑先、张里元、石友三等展开统战，旨在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以此取得“合法”的政治地位，解决党政军民的钱粮供给。

范筑先时任山东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抗战之初，鲁西北特委就开始争取范筑先。在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中共与范筑先共同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 年10 月，山东第六区军政联席会议通过了战时经济政策，即“整理田赋，刷新税收，统制物资。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进行合理的负担”。①张维翰：《忆抗日初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片断》，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9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93 页。11 月，范筑先在聊城壮烈殉国，中共与范筑先部的合作逐渐走向破裂，战时经济政策未能推行下去。不过，中共在鲁西北的成功实践显然增强了中央在山东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的信心。郭洪涛来山东工作之前，刘少奇曾指示“再找第二个、第三个范筑先式的人物搞统一战线，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②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年版，第126 页。。

张里元时任山东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第五战区第八游击司令，是鲁南较有实力的军事集团，同时与沈鸿烈存在着较深的矛盾。早在1937 年10 月，时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便与张里元建立了较好的统战关系，在张部设立了四县边联办事处。1938 年5 月21 日，山东省委确定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同时将“争取张里元，打击投降派秦启荣，孤立顽固分子沈鸿烈”作为统战方针。③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年版，第140 页。为争取张里元共建抗日根据地，中共派遣刘其仁等二十多名干部到张里元处从事政治工作。7 月，中共与张里元商定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在不改变部队建制和指挥权的前提下改用张部番号。9 月，为解决部队供给困难，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改用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区保安司令部直辖四团的番号。根据协定，改编后的八路军部队由张里元部统筹供给钱粮，但实际上“只发给我们大衣千件，粮食是我们自筹的”④张光中：《苏鲁边区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的创建》，常连霆主编：《山东抗战口述史》（中），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214 页。。中共虽未实现与张里元共建抗日根据地的目的，但自七七事变至1939 年年初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实际上，这种借用国民党部队番号保护武装力量，“合法”获取给养的形式在抗战初期比较普遍。1937 年12 月，鲁北特委决定在不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⑤杜步舟：《冀鲁边的抗日武装起义》，常连霆主编：《山东抗战口述史》（中），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391 页。1938年5 月，中共在苏鲁边区的抗日武装借助郭子化与国民党徐州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杨的统战关系改编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⑥张光中：《苏鲁边区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的创建》，常连霆主编：《山东抗战口述史》（中），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212 页。胶东的北海专署撤销后，中共利用与赵保原的统战关系每月筹粮75 000 斤。⑦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胶东区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五年来财政经济建设工作总结》（1943 年2 月），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合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1 辑），内部资料，1985 年版，第247 页。

石友三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员、鲁南行政长官兼第十军团长，是当时山东军力最强的实力派，也是中共寻求合作的重点对象。七七事变后中共便与石友三建立合作关系，曾先后派遣袁也烈等二十名干部到石部工作。1938 年4 月，中共长江局派张友渔到石部工作，担任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5月，石友三率六十九军进驻鲁中，后扩编为第十军团。7 月，根据中共中央继续争取石友三的指示，鲁豫皖边区省委帮助石友三在新泰县龙廷镇召开了山东军政联席会议，沈鸿烈、秦启荣、张元里等百余名军政官员到会。这次会议是石友三以第十军团团长和鲁南行政长官的名义召集，旨在改变山东现行的政治体制，由石友三主导山东的军政，共建抗日根据地，这与沈鸿烈代表的山东省政府形成对立，其结果可以想见。但石友三与中共达成协议：“由我方供给石部粮食，石部支持我四支队在鲁中活动。”⑧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年版，第142 页。

中共对石友三、范筑先、张里元等人统战的成功使中央认识到山东存在建立大块根据地的可能。1938 年9 月，中共中央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与石友三议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由石友三召集山东党政军民团体会议，“求得统一鲁东南军事行政的领导”；统一鲁东南的财政收支，给养统筹统支，禁止自筹给养，由中共取得财政支配权。⑨《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关于与石友三共同建立山东根据地致郭洪涛电》（1938 年9 月7 日），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41-42 页。然而，石友三在鲁中南的独断专行引起沈鸿烈的不满。1939 年9 月，蒋介石以保卫武汉的名义试图将石友三部调离山东，在国民政府的威逼利诱下石友三最终离开了鲁南。

不可否认，在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的合作中，无论是划分防区自筹给养，还是改用国民党部队番号直接“吃给养”，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队的吃饭穿衣问题。然而，石友三离鲁终结了中共与山东地方实力派共建抗日根据地的设想，长期的努力也付诸东流。

三、政府统筹

1938 年4 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在收复地区建立政府，职能之一便是“帮助部队筹拨给养”①《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问题致朱德等电》（1938 年4 月2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版，第176 页。。但中共在山东未能抓住日军主力南下后权力出现真空的有利时机，独立地广建各级政权。时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徐向前对此深有感触，“因为自己没有政权，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很难解决”。②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版，第478 页。而随着中共在山东与国民党冲突加剧，山东开始走上了独立创建根据地的道路，财粮供给混乱的局面逐渐改观。

1939 年1 月，沈鸿烈领导的山东省政府在日军的围追堵截下辗转进驻鲁南，国共政争由此拉开了序幕。1939 年2 月初，沈鸿烈召集山东军政会议要求统一全省的政令、军令和财政，限制中共扩军，不准筹集给养，中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9 年3 月，国民党秦启荣部制造的“太河惨案”直接导致国共关系恶化，中共中央作出指示：“今后如有专员、县长逃跑，我即委任专员、县长，尤其胶东半岛方面应如此。建立坚强的抗日民主政权，不让任何人撤换。”③《中央对山东问题之处置办法》（1939 年4 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 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60 页。至1939 年下半年，中共在山东共计建立了32 个县政权。

1939 年8 月，八路军山东第一纵队组建，部队实行划区供应并规定财政收支预决算，但仍是军队直接征集粮款，“政府吃粮有时还得到军队去批”④鲁中区行政联合办事处：《鲁中区粮食工作总结》（1944 年7 月），山东省档案馆：G 035-01-0004-001。。为扭转山东财粮工作的混乱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要求山东分局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财政政策，建立财经制度，并要求政权机关开展财政工作，“实行累进的税制，建立对外贸易，征粮收税，囤积公粮”⑤《中共北方局对山东工作的意见》（1940 年1 月20 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25 页。。随着根据地政权迅速发展，各级财粮机构逐步建立，财粮供给初步实现由政府统筹供给。胶东是中共最早建立政权的地区。1938年夏，中共在胶东蓬莱、黄县和掖县建立了县政权，政府颁布财经法令征募了约50 万斤粮食。⑥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胶东区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二年五年来财政经济建设工作总结》（1943 年2 月），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合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1 辑），1985 年版，第247 页。不过，这种形式并没有维持多久。1939 年，胶东北海地区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建立粮食预算制度，实现了由军政共管到政府负责的转变。鲁中莱芜县建立政权后，按照简易的累进原则统筹给养，具体办法是：“按三等九级累进计算，每人土地一亩以下者不负担，一亩以上者按土地多少，按照征收率累进征收”，并规定最高负担不超过收入的37%。⑦刘舜卿：《创建以莱芜为中心的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0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536 页。1940 年上半年，滨海日照、莒县等相继建立政权，成立了公粮筹建处，“一般只给各区确定一个负担数目，各部队由筹集处拿到批拨证明，直接到各村催征”。⑧朱玉湘主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稿》，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58 页。

随着各地政权的发展，山东的钱粮筹措逐渐步入正轨，“在统筹部队给养上，实行按土地多少，合理负担，统一征粮的办法，部队所需的粮食一律由县政府筹粮机构计划供应和调援”。⑨徐向前：《齐鲁烽烟》，常连霆主编：《山东抗战口述史》（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 页。但这一时期的财粮工作“只是限于建立机构，对人民的负担及财粮制度、技术工作等未来得及研究”①《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财政组总结报告》（1944 年12 月），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合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2 辑），内部资料，1985 年版，第91 页。。在征收过程中，地区间负担失衡，农户负担畸重畸轻。如滨海沭水县板泉区“四个月筹公粮一百余万斤，超过了应负担数目的一倍至二倍”②滨海专署：《粮食工作》（1940 年），临沂市档案局：004-01-0001-002。。由于负担过重，国民党也借此煽动民众反对中共。1940 年春，国民党在滨海莒（县）日（照）边渟沟一带的村庄发展万仙会，声称“加入万仙会就可以不给八路军送给养，就可以抵制八路军起枪捐款”③崔介：《拾遗集》，出版社不详，1994 年版，第137 页。。由于地方会门的武装抵制，中共被迫放弃鲁山和日莒山的滨北根据地。中共撤出滨北地区固然是受到了国民党的排挤，但征收无度，农民负担过重也是重要原因。

1940 年7 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工会”）成立，内设财经处，统一领导全省的财经工作。8 月，战工会颁发《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财粮方面“按照公平负担，实行给养统筹统支”④《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1940 年8 月7 日），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合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1 辑），内部资料，1985 年版，第12 页。。随后，战工会公布适用于山东全省的甲、乙、丙三种“公平负担”办法。由此，抗战初期山东的钱粮筹措实现了由军队自筹到政府统筹的转变。

四、中央在山东早期钱粮筹措的特点、成因及其影响

抗战时期，中共的财粮工作坚持“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敌后抗日根据地依照政权发展程度、现实环境条件以及财粮需求自行设计财粮政策。相较于华北其他根据地，山东的财粮工作发展较为迟缓，“不但比陕甘宁边区晚二三年，即与其他兄弟解放区相比，也是落在后面的”⑤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 页。。这是抗战中后期负责山东抗日根据地财经政策研究的薛暮桥对山东财经工作的综合评价。

黄道炫考察了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不同省份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认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与群众运动构成中共发展互为促进的三要素。⑥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3 期。通过与华北其他根据地的比较，笔者以为山东在抗战初期财粮工作的相对落后与中共在山东独特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策略相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共在山东独特的发展历程造成财粮工作起步晚，发展慢。首先，与华北其他省份相比，山东较晚才进入中共高层的战略视野。1938年春，中共在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获得较大的发展后，中共中央才作出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山东的战略地位才得到重视。而同时期山西和河北的根据地发展已经进入到巩固阶段，财粮工作已步入正轨。其次，山东在地缘上相对孤立，地理上的阻隔又使其在发展初期难以获得外部力量的支持。中共在河北依靠八路军正规武装力量直接开辟根据地，而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创建的，迟至1939 年5 月才得到一一五师主力部队的支援，这种自发内生的成长模式致使中共在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政权和财权竞逐中始终处于被动。

第二，按照中共的职能分工，各级政权的财粮机关是保证战时党政军民各系统钱粮供给的经营主体。然而，中共早期的政权建设过度依赖与山东地方实力派合作，丧失了独立建政的自主性，导致政权工作滞后。

抗战初期，在国共联合抗战的背景下，中共与国民党山西省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成立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晋察冀边区政府，早期按照山西省政府的“县合理负担”筹措钱粮，后期自行设计财粮制度征收钱粮。中共在山东曾寻求地方实力派的合作，致力于共建抗日根据地，组建联合政府统筹解决供给问题，但均遭受失败。事实上，自韩复榘撤出后山东的军政核心随即崩溃，地方行政组织派系林立，各自为政，沈鸿烈既无稳定的地盘，也没有足以统合全省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军政力量的分散为中共在山东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核心的缺失也使得中共在山东无法像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样通过统战获取省级层面的支持，与地方实力派的合作收效甚微。

山东进入中共高层的战略视野较晚，在发展中又没能获得外部力量的直接帮助，造就了山东财粮工作发展落后的客观事实，直接影响了山东财粮工作的制度化进程。

“统一累进税”是一种直接、简易的税制，是敌后根据地财粮制度优化的方向。已有研究表明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郭洪涛在抗战初期“统一累进税”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催生婆”的角色。①李胜良：《“铁壁合围”下的税制创新：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研究》，中国财政史研究所：《财政史研究》（第6 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年版，第71 页。事实上，早在1938 年8 月，郭洪涛就曾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提议停征“合理负担”，实行“统一的财产和所得的累进税”②山东分局：《关于实行累进税的请示报告》（1938 年8 月21 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历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21-22 页。。9 月，郭洪涛在苏鲁豫皖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再次强调实行“统一的累进税”，但当时山东政权工作严重滞后，缺乏施行的现实条件，仍以“合理负担”作为过渡。晋察冀边区1940 年制定了“统一累进税”税制和实施办法，经此后两年不断完善已在局部地区试行。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其他根据地相继制定税制并试行，山东则直至抗战结束都未实行。

五、结语

抗战初期，中共在山东先由军队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募集给养，尝试通过与地方实力派的合作来获取钱粮，最后逐步走上依靠政府的财粮法令征收钱粮的正规化道路。中共在山东独特的发展历程塑造了钱粮筹措的基本形态和特征，由军队自筹到政府统筹的转向经历了漫长的盘旋，直接影响到抗战中后期财粮工作的优化升级，导致山东迟迟未能步入“统一累进税”的轨道。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财粮工作发展滞后体现了中共敌后抗战和根据地建设方面的地域差异，也展露了中共革命复杂多样的面相。不可思议的是，财粮工作落后的山东却在抗战结束时孕育了占全国总数四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和人民军队③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2 页。，解放战争时期更是成为北进南下的战略中枢，堪称中共革命的奇迹。另外，国共合作共建抗日根据地是山东政权发展过程中的伟大尝试，组建联合政府统筹钱粮也是中共在财经领域的有益探索，不应被隐没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