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海燕

邹海燕，文学硕士，西藏大学在读文艺学博士，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语文和社会科学系专职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民汉文学，汉藏诗学。

最近由中国诗歌网发布的一则名为“超过60万人在快手写诗，他们的诗集出版了！”的消息，引起网民的普遍关注和热议。他们以《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为名称的诗集中，收录了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52名诗歌创作者的214首诗歌。细细品读，就会发现，这些反映出不同生活状态、不同情感状态、不同思想认知的诗歌，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理解，也呈现出他们对于新时代、新社会和这一新背景下的人的不同层面的反思和表现。一方面，超过60万人在某一网络平台的写诗，众多的人参与诗歌的书写，从侧面反映出：在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意识冲击下，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中华民族从西方的影响中，渐渐回归到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生成和发展之路上来——从诗歌的书写中，呈现他们对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体验和感知。宗白华说：“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形象里去找。”诗歌作为审美最集中的一种文学样式，从它的诞生之初就把人和自然、社会以及宇宙和生命联系在了一起，审美精神和审美价值，也成了一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从诗歌的书写者来看，他们中有60岁的卖菜的大妈，有家庭主妇，有城市打工人等等，他们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整幅画卷，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实践和思考，用诗性的语言来呈现，以艺术消费的方式，传递给每一个读诗的人，从而影响着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趋向，以及对于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们审美心理的建设，最终将呈现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状貌和人文气质。也正如阿多诺所说：“美学的折射作用（aestheticrefraction）如若没有被折射的对象便是不完全的，这就如同想象力若无被想象的对象也不完全一样。”

在此，笔者的重心并非是来评价这样一个文学想象，以及与之相关的诗歌审美。而是从这一现象中，我们看到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两种趋势：第一是诗歌艺术的生产，并没有像西方所断言的那样，艺术已死所认为的颓势和消极，而是给了我们中华民族艺术发展的信心和希望，尤其是诗歌艺术；第二再一次证明了艺术的本源来自于实践，来自于人们的生活，也就是美源于生活，以及审美的人民性。这两点也正好见证了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西藏当代诗歌书写所呈现出的诗学精神。

西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它具备中华民族精神的共同特性，也因为地域、气候和发展历史呈现出别于其他区域的艺术特色和审美精神，尤其是在诗歌艺术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性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里的“民族”按照金永兵先生的“民族文艺批评的时代精神于责任担当”中所提出的“民族”概念尤其贴切。它既是塑造和构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分子和单元，又呈现出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成为中华民族所有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和食粮。

自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以来，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的性质，西藏民主改革，让西藏人民彻底实现了当家做主人，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西藏经济社会的建设，以及自我的生活之中。在西藏当代诗歌的书写中，诗歌的创作主体来自于西藏社会的各行各业：他们有戍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参与社会建设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有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学者等等；有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也有来自于全国各地支援西藏，建设西藏的广大的劳动人民。西藏的诗歌，也成为了诸多诗歌爱好者所阅读、品味和赏析的艺术消费对象及批评的对象。诗歌的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民性，以及诗歌审美和批评所解读和阐释的人民性，塑造了新时代的人民性理念。

一、承接时代：从传统与现代出发，探索诗歌情感内容中的民族性和人民性

纵观诗歌发展史，写什么内容、抒发什么样的情感成为每个时代诗歌书写主要探讨的问题，同时写什么和抒发什么，最终也决定了诗歌的审美精神和艺术风格。自“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书写，逐渐代替了传统诗歌书写的形式，白话诗歌给中国诗坛带来了新的表达形式和书写方法，也为探索诗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书写提供了借鉴。同样，自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以来，许多的诗歌创作者也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处理诗歌创作中的这些关系。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诗歌独特的情感审美（诗缘情），在那个革命和改革的年代，起到凝聚人心，调动情感的作用。同时也把民族性与人民性结合了起来，推动了西藏现代诗歌内容和情感的建设。

1.探索诗歌的传统审美对象向现代的   转型

作为民族地区，西藏独特的自然地理状貌，气候和风物，以及历史文化风情都是独特而明显的。诗歌中的审美对象，通过加注这些明显的“象”，就给人别样的审美感。正如普布昌居教授在谈论西藏诗歌写作的时候所说：“在西藏写诗，很是容易，只要有感觉就能够从视觉和听觉，来捕捉到具备西藏的独特的物象，比如酥油茶、黑帐篷、雪山等等，但是要真正了解这些自然、人文审美对象背后的气韵才是难能可贵的。”这里谈到的物象背后的气韵，既是西藏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千百年来对于自然和自我认知和思考的智慧结晶；同时也是与中华民族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内涵。它既具备的一定的稳定性，也在不同时代人们的实践运行中，不断的变化，呈现出对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呈现出相应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

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无论是从其他省市来到西藏支援西藏革命与建设的解放军、建设者，还是西藏本土的诗人，他们的诗歌的审美对象都与这一区域的自然、气候、地理、文化等密切相关。比如《拉萨河从我心中流过》《大雪纷飞》等诗歌，比如和平解放時期擦珠·阿旺洛桑的《金桥玉带》，他采用了的“天柱”“大海”“鹰”等都是西藏诗歌传统审美对象的体现。

审美对象，尤其是以自然物象和生活习俗为对象的审美对象，在一个区域内，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的变化是渐进且缓慢的。自然对象对于人而言亘古悠远，古时明月照今人，自然还是千百年前的自然，只是换了人间。诗歌的审美对象，正是不同时代的诗歌艺术创作的质料和形式。这些审美对象，既具备了它本身的自足自适的存在，又承载着不同时代人们的情感。人们在社会生产实践之上，开启的文艺创作，必然与实践的对象——自然、社会和实践的主体——自我发生着联系，也让诗歌艺术的生产，既有着人们熟悉的物象——诗歌的审美对象，也有共同社会关系和条件的意识形态的求同——诗歌的情感。

比如吉米平阶的诗歌《纳木娜尼的传说》是集中体现藏族传统诗歌审美对象的一首诗歌，诗歌中所呈现出了天地初开、万物孕育、天文地理，以及在这一生命初临带来的久远漫长的历史厚重感，都是传统藏族诗歌审美对象构建的方法，同时他借用这些审美对象，呈现出纳木娜尼的成长，以及与冈仁波齐的爱恋，生命的延续。这样集中的审美对象的叠加和铺陈，难怪吴昕孺在评价这首诗歌时说：“我读吉米平阶的《纳木娜尼的传说》，就想起伟大的史诗《格萨尔王》和藏族伟大的诗人仓央嘉措。”在借用传统的审美对象的同时，吉米平阶却用新时代新西藏诗人的情怀和气质，展现出对于自然山水的崇敬和无限的热爱，他带给读者的是生命的赞歌，是生命在如此美丽奇幻的大地之上延续的赞歌，也是对于人的赞美，对于延续而来的人的肯定，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对人的肯定一样。纳木娜尼和冈仁波齐展现出来的生命的大美，冲击着读者对崇高美的感念。这样的认知，正是在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以及人的自主能力的基础上的生发。虽然说从这首诗歌，我们读到了过往，甚至想起了过往，但是它却是在当时当下，人们所生活的时代中，所呈现出来，别于历史上任何时期诗歌者的情感——当前人们对于生命和人的感知和思考。

又比如史映红的《四月，我只想写春天》中的一段“四月，我只想写春天，写边巴扎西活佛闭目诵经/气定神闲，写罗布占堆阿爸羊群后吆喝/飞转的毛线，写次仁吉姆阿玛围庙而行、经轮旋转，写小拉巴背着书包上学/脚步轻盈，写卓玛姑娘衣袂飘飘/心事如  霞……”诗中以藏族的名字、传统的物结合现代的生活，表达了自己对于第二故乡日喀则的同胞亲人的无限思念之情。

如吉米平阶和史映红这样的当代西藏诗歌的书写者，他们在探索诗歌的审美对象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纵观这个时期的藏族诗坛的诗歌书写者们，他们都在试图从已有的传统的诗歌审美对象的基础上，给当代诗歌审美对象的构建提供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经验。通过传统审美对象的撷取和采摘，结合时代中，对人自身、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审美心理的理解，以及对现代生活物象的审美截取，构成了新的审美对象，以表达不同的思想内容和时代精神，为现代诗歌审美对象的构建，提供他们的探索和建设。

2.思考以自然为审美对象的现代性建构

无论我们的时代如何的发展，无论人类文明的社会化程度，无论城市化的进程如何旖旎而来，自然的基因已然镌刻在人的生命之中，自然授予人生命的节律，让不同时代的人们都能够感受到大地母亲给我们和着心跳的节拍，带来的温情和安宁。纵观中华民族诗歌的产生和发展史，自然都在每一首诗歌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每一个跳动的音符和每一缕诗性，都牵连着春夏秋冬时序的变化和自然之物态。自然的万物牵系着人的情感，人的情感又为自然之物着上了人的色彩。一首诗歌中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和亲近度，决定了自然之物象在诗歌审美对象的构建是否成功。西藏地区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海拔高低差异大，气候多样性，造就了西藏独特的自然风物，也是西藏当代诗歌书写审美对象的主要承载者。

比如李文华的《藏南春色》：“阳春三月米林行，雅江两岸桃花笑……溪水松桃车移前，蝴蝶野风杜鹃绕……”通过描写时令——三月，物象：米林、雅江、桃花、溪水、松桃、蝴蝶、杜鹃等自然物象，从静态、动态之意向，展现出了一幅林芝之春的美丽画卷。又比如白玛央金的《晚秋》：“暮秋的暖/藏不住冬的羽毛/黑色的马蹄/踏不出白色的世界。”

然而，正如自然是以开放式的姿态，呈现给对象的一样，只要五识正常，人们很快就能够从自然之中获取相应的对象，并运用到诗歌的书写之中。如何才能够让自然之景象和物象，切实成为诗歌的审美对象，就需要诗歌的创作主体对于大自然的熟悉和了解，就需要在借助大自然进行实践的过程中与大自然之间的亲密的互动并倾注真切的情感和炽热的爱。这一点正是当代西藏诗歌在构建以自然为审美对象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和思考。

“你感到了时令的变化吗？你听到过雏莺软糯而稚气的声音吗？你知道山的厚重与它的生命节律有关吗？”城市化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也隔断了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不离开城市，走到山野，人们很难发现四季的更迭的微妙变化；就如同感受到春的细微信息的一定是苏轼的那只“鸭子”，而真正领略到自然与人自我生命节律的同节奏的运行，正是人和自然的频繁沟通与交流。在西藏，只要畅游一番，也能够用灵动的笔，诗性的语言，写一幅山高水长、风雪临罩、碧水高天的画境。然而想要真正把西藏的自然之景象和物象变成诗歌的审美对象，也只有对西藏的山水充满深情，与自然不断亲近的人。

诗歌中，自然审美对象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史映红的诗歌。比如他的诗歌《无数次走过这座山》，这座成为诗歌审美对象的山，在很多人的眼中，只不过是西藏最为普通而平常的一座山，它有西藏所有山的共性，它亘古长久的矗立在那里，但在史映红的诗歌中，它成了中华民族集中的体现，成为了诗人一生守护的对象，寄托着诗人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和挚爱。正如诗中所言：“雪天或雨天/黄昏和黎明/我要她做无人打扰的美梦。”这首诗歌在建构诗歌审美对象的时候，一方面他把自然的普通物象撷取了进来，比如：格桑花、雪花、月、风、羊肠小道、野草、蚂蚁、石头，通过这些自然物象分化和组合，叠加成为了他诗歌的审美对象，看似平平无奇，但却体现出诗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和沟通；另一方面，诗人从时序的变化，空间的流转，来回应他诗歌的主体无数次走过这座山。从诗篇的开头的几个时序的叠加：每月、每星期、每个早晨，就已然把自我與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现出现代诗歌书写对自然审美对象的建构的路径和方法——人与自然的交融，以及人对自然的深情和挚爱。

这一点也从史映红对于故乡自然之景的亲近和热爱，比如他的《一个叫史家村的村庄》通过对这个没有出过任何重要人物，却流淌了让人沉醉的千年炊烟的村庄的怀念，以深情和挚爱，把地里的庄稼、村里的人和树作为了他诗歌的审美对象，看似平平无奇，却在诗歌的血脉流淌中，生动、鲜活起来，增添了无限的诗意。正如李一鸣在评价他的诗歌的时候所说：“从这些文字中，能感觉到他（按：史映红）已触摸到亘古苍凉的青藏高原的内心，对那片高天厚土的热爱之情像高原劲烈的风，像席卷交织的雪花一样，劲舞或者鸣响。”

3.对现代生活的实践拓宽诗歌审美对象

无论东西方，艺术家或者美学家，在寻找艺术的源头，大多数都把“生活”作为艺术生产和批评的考察对象。“生活”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之一，它促成了艺术的生产和消费，也就是说艺术的生产和审美活动的开展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人的生活，就没有艺术，这其中就包括诗歌。这一点在俄国现实主义美学中，尤其被看重，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是直接提出了“艺术是生活”的认知。

作为人，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区域性的，都具备了人所共有的特性，也为后来人读懂古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心理，读懂其他国家、民族的情感追求和审美趋向提供了条件。千百年来人们所追求的：情感、价值、至善和美，都呈现在文艺作品之中，尤其是诗歌之中。然而，同一主题的诗歌，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人的生活中呈现出不同的诗学精神。比如读《诗经·关雎》的“求之不得，转转反侧”，与读屈原的《湘君》“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再读戴望舒的《雨巷》，虽都是表现出了爱情这一主题，但是却展现出不同审美对象，给诗歌带来的美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立足时代，从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在实践中去探索和构建诗歌审美对象，是一个时代诗歌发展和兴盛的主要条件。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比如诗的时代，比如唐代。闻一多先生指出：“一般人讲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之唐朝也。”（《闻一多说唐诗》）闻一多先生的这句话，一方面表现出他对诗歌创作与时代结合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唐代诗歌的审美对象的构建，契合了唐代的整体人文精神，从唐诗的兴盛的成因可以看出，诗歌切实回归到了“诗言志”的创作本体之中。当时诗歌成为了抒怀、寄情、酬唱、干谒等社会生活的主要形式，哪怕是戍边的将士，引酒卖浆之流，只要学文认字也能够写上一首。

中国诗歌兴盛时代留给我们对于诗歌的认知，最为明显的就是诗歌的书写不关才学，无关贫富，不关权威，它起于人们生活和实践，也呈现出人们生活的“意象”，最终形成了一个时代诗歌审美的对象，并展现出一个时代的气象。所以在生活和实践中去拓宽诗歌审美对象，也呈现出西藏现代诗歌书写的探索和建设。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各种思潮，在新时代的中国诗坛刮起了象征和朦胧诗歌的审美对象建设，让诗歌呈现出晦涩、清冷、难解的审美体验。如同李贺、贾岛等诗人的诗歌一般。一个真正的诗人是孤独的，他渴望着被读懂，但是却又害怕被读懂。这种矛盾，让诗人成为了普通人所理解的“艺术家”的形象。比如沙冒智化的《赏夜》，诗歌中以冷色为主要的审美对象的建设基调，以坚硬的刚性做为审美的生发之力，既能从诗歌中读出中华美学中的“动静”生“意象”，又传承了中华美学精神中的超越性——生死、人生和自我等问题的上下求索。

然一个诗歌繁盛的时代，我们既需要李白的恣意狂放的诗性，所构建起来奇异诡谲的想象中的审美对象，同时也需要如杜甫那样站在时代的阶梯上，开拓诗歌的审美对象，增强时代凝聚力和对共同审美心理的引导和建设。

西藏现代诗歌的书写中，极大多数诗人，都紧紧围绕西藏的时代变化，结合自我生活的实践，从生活中去构建诗歌的审美对象。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他们结合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经济社会变迁，以及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变化，构建了大量的诗歌审美对象，比如擦珠？阿旺洛桑把汽车、飞机、钢筋水泥的桥梁等时代物象，结合传统的诗歌审美对象，完成了现代诗歌审美对象的华丽变身。第二，长篇叙事诗歌的书写，给西藏现代诗歌书写中审美对象做了探索和构建。比如汪承栋的《雪山风暴》就是结合当时社会变革，用诗性的语言，以叙述文学的表现手法，通过对具体的生活的关照和实践，拓展了诗歌的审美对象。第三，通过把握社会节奏，回归生活、还原生活、凝练生活，拓宽诗歌的审美对象构建的思路和方法。

比如诗人白玛娜珍，她对现代诗歌审美对象的营造和构建是非常有探索价值的。在众多的西藏当代诗歌的书写者笔下，努力构建独具特色和人文风格的审美对象是一种总体的趋向。正如李白在《长乐坡前逢杜甫》中所写“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作诗的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社会发展变化节奏加快的当下，各种新奇的事物层出不穷，想要构建相对稳定，而且持续审美的意象尤其艰难。手机、电脑、新能源汽车、长征天宫号、量子计算等，在科技发展迅速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牢牢把握一种相对稳定的具有持续性的审美对象的建设，真的是为难了一代诗人。昨天还新鲜的事物，今天就成了人们全都熟悉的东西，一下子就给诗歌的雅兴拉了垮。在这种时代变化的现代如何才能构建出散发着幽香，持续的诗歌审美的意象呢？白玛娜珍的方法却是质朴却有效的，她立足于爱情这一主题，把爱与快节奏发生着变化的生活结合起来，在生活的变化中，以爱之念、爱之眼、爱之心，审视着、吟唱着、呈现着她的世俗生活和精神超越，也在这样的锚定和飞跃之中，让她的诗歌审美对象既残留着人间的烟火气，又骚动着生命的旋律，对于美的追求。她的诗歌《金枝》《你的爱琼浆》《没有悲伤可以哭泣》《爱棠》等诗歌所营造的审美意象，既具备了生命的活力，时代的精髓，又紧贴她的感情生活，让她的诗歌审美对象呈现出灵动却质朴，温婉而炽烈的独特韵味。正如普布昌居所评价：“爱，始终是她诗歌不变的主题，她也是爱的永恒歌者。她的爱情诗紧扣女性在情感生活中的复杂体验，发掘女性隐秘的心灵世界，表现现代女性的思想意志与情感立场”。

总体来看，西藏现代诗歌的书写，在对诗歌审美的对象建设的方法和路径的探索上是丰富且有效的。方法上：主要是在对传统的、民族的诗歌审美对象构建的方法的传承和发展。一方面，把已然深入人们内心的传统的审美对象作为诗歌主要的书写对象，让人们读到西藏当代诗歌中的特色及美的记忆和经验感；另一方面立足人的生活，紧贴自然，在实践之中，活化传统诗歌审美对象，撷取生活、自然中的审美对象，结合民族性、时代性，不断地探寻诗歌审美对象的建设。路径上：在探寻西藏当代诗歌审美对象的建设过程中，一首诗歌的成功，或者一个诗人的成功，都呈现出循路而来的探索过程。一方面是以人的永恒的审美主题为锚点，比如对生命的礼赞、对人的肯定、对爱情的追求，结合时代的变迁，追求时代性和超越性。另一方面是立足各自的生产实践，回归生活本身，贴合到最平常的、最普通、最基本的人的日常生活，把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物象和物态凝练成为诗歌审美对象，在平凡中见伟大，在日常中见深情，切实推动了诗歌审美对象的建设。

二、索现代诗歌语言运用的技巧和方法

“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刘勰在对文之语言的探讨的时候强调，语言由人心而生，同时又是对万事万物的一种把握和表达。言、语作为诗歌从口头到书面的转换的历程，全面记录了言语对于诗歌的产生和发展同步的运行轨迹。正如刘勰所说文辞由心所生，由人与外界之间的关系所约束。一方面语言作为人思想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它决定了人的本体性，也决定了人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社会和他人之间的生产实践，成就了语言的文辞和内容。这一点在维柯对诗的论述中也有着同样的认知，他认为诗歌和人的行为是同步的，在人的情感的主导下，对于外界的抒发：“诗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赋予感觉和情欲本于本无感觉的事物。”这样的认知来自于西方诗学对于语言的普遍认知，即人的语言都是诗性的，也是诗化的语言。诗歌与语言的亲密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诗歌具备了语言的开创性和时代性，同时也映射了文艺发展的新的气象。简而言之，诗歌语言的探索和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源头，以诗歌的创造为起点，开启新时代新文艺探寻之法和前行之路。正如克罗齐所说：“人随时都像诗人一样地讲话，因为和诗人一样，他用谈话的、熟悉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印象或情感，而这些形式和所谓散文式的、诗散文的、叙述体的、史诗的、对话的、戏剧的、抒情诗的、歌咏的等等形式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深渊。”

诗歌的语言由人心而生，又随着时代而推陈出新，即成就了诗歌艺术的语言，又为其他文艺的发展奠定基础。正如克罗齐所说：“实践活动的领域不但把直觉和概念的领域包容在里面，而且还要把实践生活的新现实所形成的新的感情、新的欲望、新的意愿、新的激情当作新的物质去诱发新的直觉、新的抒情、新的艺术……”对于诗歌的书写者而言，如何来对语言进行创造和把握，最终成就其诗歌的语言美，这就考验着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和外在时代和事物的敏锐和感知能力。“五四”以来，众多的诗人在对诗歌的形式美的探索中做出了贡献，为近现代诗歌的书写在语言上的探索提供了经验和方法。比如在形式的结构上：新月派的诗人，以建筑美和音韵美为指导，为白话诗歌的书写提供了借鉴；不同诗人在诗歌的语言的探索上，呈现出独特的诗歌语言风格，也成就了不同时期诗歌艺术创作的小高峰，比如艾青、苏婷、戴望舒、顾城、海子等。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白话诗的创作也成为了西藏现代诗歌书写的主要形式，对于诗歌语言的探讨，即受到了全国诗歌创作的影响，同时也在做着他们的探索和建设。

1.讲求诗歌语言的平衡与和谐

语言既主导着人的认知，又来源于人的认知。它和人的认知是同生共建的，也和着人类文明进程的脚步和节律得以发展。《诗经》作为我国诗歌的源头，它的本体所呈现的状貌，于后来对于诗歌在语言上的研究提供了材料。从《诗经》的语言就可以看出，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是人们生产实践的结果。在诗的时代，诗的语言正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的各种劳动的语言。比如采蘩、采薇、伐檀、七月等等都以诗性的语言记录下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时序变化和空间迁移，也从诗性语言的记录中体现出人的情感和精神。《诗经》语言之美，在于它对时序和空间的承接和安排，呈现出万物归一、以一挂万的整体观和个体的独特性。这样的认知和内生动力，与人类求同（求自我认同，求他人认同）以成社会是同向的。这也造就了诗歌语言之象在链接语言之意时候讲求平衡与和谐。

刘勰指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文辞在成文的过程中，其背后所蕴含的道理。这一道理，成为了诗歌语言构建的主要方法。從西藏当代诗歌的书写来看，很多诗歌的语言具备了围绕或者呈现某一主题，所展开的语言收发自如，呈现出语言的平衡与和谐。在史映红的诗歌书写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便是他“对军营生活的深情追忆。”一方面，这一内容的书写是书写者的人生的主要的经历和内容；另一方面是作为新时代军人在为国戍边的理念和精神核心的引领下的情感抒发。他在对于这一内容和情感的抒发中，在诗歌语言的探索和建设中所呈现的审美精神，也在于其语言的平衡与和谐。

比如《在你的墓前》，诗人用“经常想起你，不只是在清明”开头，映出了对于牺牲战友的深情怀念和无限的思念；用“站在你的墓前，有些心酸”呼应这份深情背后的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用“卑微地站着，是我；无愧地躺着，是你”刻画这一年轻生命定格那一瞬间的伟大；最后诗人与“在你墓前，寥寥几个字，总觉得孤单。”收尾既归于平凡，又留下伏笔：道不尽的思念，说不完的伟大。从整篇诗歌来看，其语言的运用：切、粘、转、收，皆贴合着事物发展的时空的序列，整首诗歌语言流转、委婉，呈现出了诗歌语言承载的情感和事物的平衡以及和谐。

2.探索诗歌语言运行的流畅与对应

中国诗歌的语言美，从《诗经》发轫以来，其音韵美，一直以来都影响着诗歌语言的形态。《诗经》中的重章叠句，一方面在于对情感抒发的力度，另一方面又增加了音乐之美。白话诗歌的出现，虽然不再像古体诗歌那般格律严格，但是为了达到语言的流畅，依旧保存着韵律的承接，同时为了达到情感的最大的迸发和抒发，在语言的对应上也是进行了探索。刘勰说“高下相需，自然成对。”也是在于对语言的流畅和韵律相携的重视。

在西藏当代诗歌书写中，刘萱对于诗歌语言流畅和对应的探索和建设是行之有效的。在她的诗歌书写中，其语言的自然、朴素，承接着深深的眷恋和悠远的情丝，传递着她对西藏这片热土的爱的表达和美的呈现。这样的语言运行，从她的诗歌《藏北三章》《阿里三章》《泽当三章》等组诗中呈现出来。诗歌短则有味道，长则蓄意，短诗歌是考验瞬间的灵感爆发，而长诗，尤其是组诗就考验着书写者对于语言的把握和持续。从刘萱的组诗对于语言的把握来看，她的语言起承转合运用自如，毫无郁滞，平素中却又极为贴切。就如同白居易在《忆江南》中寥寥几笔，便写尽了江南之美，“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正如贾岛、王安石对于诗歌语言的推敲一般，一字之妙，尽显诗歌语言之精妙。

同时，刘萱的诗歌还在于把握对应的气势和力度。在她的诗歌中，常常以连对的方式，提升诗歌语言的美，比如在《藏北三章》之二中她连续运用了5个“我想……”承接着她情感语言的自然流露，同时也加大了她情感的不断升华，在读这首诗歌的时候，让人的情感也跟着这样对应的节律，从起到扬，从散到收，获得了读诗的美好。语言应用的对应性探索，在她的诗歌中是非常普遍的，比如《阿里三章》之一的“你必须走吗……”“我走          进……”等等。这样的对应通过她对于诗歌语言的持有和把握的基础上，给人并非堆砌陈词，而是随着她情感的流动，呈现出其诗歌语言之美。随着情感流动，与语言的对应相变化，也是西方诗学思想追求的美的境界，比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他最擅长的是抑扬格的情感表达和语言承接，给人诗歌语言美的享受，这也正应了刘勰的那句“言对之为美，贵在精妙。”

3.从传统散文书写方法中，构建诗的设句分章

中华民族诗歌从《诗经》发轫以来，语言的变化是和着文明前行的步伐而来。语言界定了诗歌的形式美和内涵美。而语言的变化，也为诗歌的章句带来了不同形式。从字数构成的句子——四言、五言、七言等，到由句子构成的章节，成就了诗歌不同时代的特色，古诗、乐府、五言诗、律诗、词曲等，给每个时代的诗歌创新和建设都提供了无限可能。尤其是到现当代，诗歌进入白话文阶段，它别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语言上趋于散化、口语化。诗人们接受了语言白话带来的诗歌雅性建设的挑战，一方面从传统中国诗歌美学精神中去寻找，一方面也借鉴和运用西方诗歌书写的语言方式。然而如何设句分章，让诗歌尽显语言之美，在西藏当代诗歌书写的实践之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识的，书写者们所体现出来对于诗歌句子和章节，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对于传统散文句子建构方法的借鉴和运用。

第一以情感抒发为语言之脉。刘勰指出“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无论是东西方，都肯定了诗歌与人的直觉有着莫大的关系，更有甚者把诗作为其他学科的先导和基石。从中可以看出，情感在诗歌中的重要角色，也难怪乎在中国诗歌美学中“诗言志”与“诗缘情”争论不休。在西藏当代诗歌的书写之中，书写者不再居于以语言的惯例去设句和分章，但却要自我组建或者探索诗歌的句子和章节。把平时的句子直接搬进诗句的有，以语言的象征和诗意的朦胧为立足点的有，然大多数的书写者，以情感自然的流露设句分章的，却是非常明显的做法。比如陌上千禾（原名廖维）的诗歌《拉萨六则》以三句一章，分成六则，情感由散淡到凝合，最终呈现出一个闪光的、崇高的情感点，实现了这首诗歌的情感超越。每一则以二字组句开头，比如“雪国”“黎明”“回答”“希望”“十月”“拉萨”，这既是名词开头，又是似主、似宾的句子，这样的句子的开放性，是情感的起点，最终在第二、第三句的情感伸展中，呈现出第一个阶梯的情感表达，如此重叠六则，是这首诗歌的字句和章节井然有序，又完成了诗人情感的深化。这样的书写还表现在邱培秦的《弯》，嘠玛旺扎的《秋天，扫叶人》，张艳梅的《十月》等诗歌中。

第二以事理系语言的象征和朦胧。人的语言表达是不稳定，且流动和跳跃的，尤其是在诗歌的书写中。既要以诗歌的审美需求为标准，又要呈现出一种认同感和共鸣感。如此才能够实现诗人与接受者的审美趋向的同一，也才能够造就同时代同等社会条件下，人们审美精神的核心。尤其是在长篇叙事诗中，以诗性的语言，来演绎和铺陈一段历史或者事件，就必然需要事理的介入。這里的事理并非所谓的科学的原理，或者剥离人的物之物性，而是同一时代，同等社会条件下，整个族群的共同意识的理，说的确切一点情理更为妥帖。比如《纳木娜尼的传说》作为长篇叙事诗，吉米平阶通过纳木娜尼的的出生、成长、爱恋等人的自然生长这一事理，来对诗歌进行设句分章，最终增加了诗篇的气势，丰富了诗歌的内涵。结合每一分章的一个事理，以诗性的象征和朦胧的意象，流畅的句式，分离出每一章都是一首完整的诗，把诗歌语言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长篇叙事诗，这种方式也呈现出在各种诗歌的书写中，比如德西的诗歌非常有代表性，她的诗歌一般不分章，总是从头写到尾，比如《你终将是我错过的情人》《归来》等，一事、一理设句，最后成章，最终增强语言的厚重性，呈现出诗歌的另一种美。

总而言之，西藏当代诗歌的书写在语言上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众多诗歌书写者围绕诗歌语言的探索和建设，从符号学、语言学、形式结构等方面来分析是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作为诗歌的阅读者而言，很多人在观念上更加倾向于传统诗歌的欣赏。作为诗歌而言，其实无关传统和现代，语言的美是诗歌美学精神最直观的美。传统诗歌自然是美的，而中国当代的诗歌语言一样是美的，各美其美，是中华民族文学艺术不同时代的呈现，而美美与共却是中华民族美学精神追求的力量与前行的方向。

三、对于诗歌书写理论的探索和建设

除去诗评参与，所获得的认知，诗歌的书写理论的探索和建设的最大一部分人还是诗歌创作者本身。每一位诗歌书写者，都有他或她对于诗歌书写的一种认知，或者一种认同，我们习惯上给它一个概念——诗观。几乎欣赏诗歌，或者书写诗歌的人都有一种包含着诗歌的艺术本体论、方法论，既是直觉或直观的意识，又是通过实践，归纳、演绎、推理等逻辑方式形成的科学认知。这些认知或意识，虽然来自与不同区域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生活在共同社区，同一时代和同一社会条件下的人，是在人与人交流、沟通、求同的过程中，逐渐达成的共识。人之所以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也正是这种历史性和辩证法的统一。我们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而是在成长中，最终成为了整个族群中一个部分和个体，既具备了人的全部属性，又呈现出整个族群的共同气质和精神。在诗歌的书写中，每个参与者都带着族群的印记，也展现出个人的特点和风格。从西藏现代诗歌的书写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有他们的诗观，但却又呈现出趋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生活、书写时代，追求诗意

在西藏当代诗歌的书写中，陈人杰作为一名曾经的援藏干部，在西藏生活了十余年，出版了个人诗集《山海间》，他的诗歌以深情厚谊，诠释了他对于西藏这片土地的热爱。通过他诗性的语言，以及对诗的最深沉地书写，来传递着他的诗学观念。陈人杰在诗歌中，展现着他的生活，他把自我的实践、思考和诗歌的写作都融入了他的生活，以生命的全部热情，投入他的生活，并凝结成为了他的诗。正如普布昌居教授评价陈人杰的诗集《山海间》所说：“诗集格局开阔，内容丰富，既写西藏农村在党的脱贫攻坚政策推进下，普通人在物质、精神上发生的变化，也有表达诗人对亲人故地的思念；既有描写高原壮美山水的天然之趣，也有面向生命、直指内心的探索与思考；既有不断向上的精神跋涉，也有贴着地面的日常写诗，可以说是诗人在藏十年哲思和生命的沉淀。”这一点也正符合了陈人杰对于诗歌书写的认知，在他的诗观中，就明确提出：“诗人热爱生活，生活也热爱诗人。说出生活的光与盐，就是说出生命里的爱与疼痛。”每一个都有他生活的时空，而每个人有是他族群的构成，从《诗经》《楚辞》到现当代，中华民族千年文脉赓续，正是在民族这片土壤中，不同时代的人投身在他的生活实践中，造就了中华诗歌的璀璨与辉煌，也成就了不同时代诗歌美学的精神和气质。

陈人杰的诗歌向我们展现了他的生活，以及他作为实践个体，对生活的思考，以诗的方式呈现给我们。让广大的诗歌爱好者，直接从他的诗歌中读出了人之大爱、善良和美好；也读出了时代的精神和整个民族的气质。我们来看这首诗——《雅鲁藏布》，诗的开头写到：“整个下午，我在岸上静坐，潮来往，云舒卷，渐渐地我变成了漩涡。”诗的主体——我，以及我在某个时间，某个空间里的一件事情，和相应的思考。这种贴着生活，而形成的诗歌，承载着生活之象，又呈现出生活之意。这是诗人站在生活中，循着美的精神而来，用情感链接着传统与现代，链接着小我与时代，才让他的诗歌既有着生活中尘俗的粗粝，又渗透着超凡脱俗的淡雅。这在他的很多的诗中都得到了体现，比如说《去看一只羊》《鹰》等诗篇。

相对于陈人杰等从其他地方来西藏的人，相比土生土长起来的藏族诗人，他们对于生活的认知以及生活的感受，更加的宽泛和细微，从这些细微中去认知和传递诗的美学精神，也正和其他地方来到西藏的当代诗歌书写者遥相呼应。他们立足时代，以中华民族文化精髓为滋养，去寻找诗歌的美。比如嘠玛旺扎的诗歌书写，他诗歌中的生活质朴、真实、活灵活现，比如《秋天，只写青稞》，其中：泛黄的农田——一望无际；忙碌的农人——汗水灿漫的笑脸；麦垛、镰刀、阿爸这些就是西藏农村秋收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诗歌也是生命的彰显，更是时代的承接，当下的美好。纵观西藏当代诗歌的书写，无论有没有点出来，有没有认识到，立足生活，书写时代，追求诗意已经成为诗歌书写者们创作实践的共识，比如《雅鲁藏布江边的傍晚》《雅鲁藏布江的牧女》《织氆氇的妇女》，史映红的《不哭，日喀則》组诗等等，都在与袁豆豆的诗观遥相呼应：“立足本土生活，唱响生命之歌，以热忱之心和诗意之情，点亮生命中的每一天，用文字明亮心灵，以情融诗，以诗化情……”

2.讲求自然、崇尚真善，探索诗美

在诸多的西藏当代诗人的书写中，普遍都认为诗歌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现实的美、超越的美和美的一切。比如萨吉娜就认为：“诗歌是发现美，捕捉美，传递美的载体之一，我对诗歌的感受就是对美的感受，不美的东西不应该成为诗歌的素材。”比如陌上千禾认为：“发现真善美，发现自我超越自我。”毫无疑问，西藏当代诗歌的书写对美的追寻和探求，是符合诗歌艺术的美学精神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创作诗歌，接受诗歌最核心的基础也是诗歌的生命。那么诗歌书写者，是循着什么样的路径去寻找诗歌的美的？

吉米平阶认为：“诗歌的生命在于真情的自然流露，诗歌的魅力在于自然天成。”对于自然而然的追求，从道家伊始，在千百年中华民族诗学精神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了诗歌美学价值的主要内涵之一。无论是意境、还是韵味，又或是“天然之工”“童心”等等，都在要求诗歌情感和审美对象的自然而然。这种自然，一方面源于天然，是任何自然建立起来的一种和谐的节律，它能够被普遍的统一文化视域下的人所认同和感知，同时，它也是诗歌灵活、鲜活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在于真，真有其事，真有其情，不矫揉造作，不空洞无物。如此以来，就达到了诗歌的美，也就让诗歌有了生命。

嘎玛旺扎的诗歌以质朴擅长，以生活的画卷凝炼诗之美。他认为：“诗歌是最赤诚的坦白，是真善美的流露，是最精炼的艺术结晶。”对于“真”的追求，是很多西藏当代书写的一种趋向。

3.扎根土地，深入人民，探索和构建诗歌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作为众多民族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是在这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同耕耘，在多种自然气候区域中的人民相互交往、交流和交融的民族体。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文，为中华民族的璀璨和繁荣，增添了美丽的一笔。中国诗歌的民族精神，是在这片土地上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人共同实践的结果。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的新时代，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而文艺作为塑造人、教育人的方法之一，也就要求文艺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精神建设相适应。

诗歌的白话文创作，从某种层面上打破了诗歌高尚文学的认知观念，而立足于人民的创作，已然在慢慢培养着诗歌人民性的审美。“用文艺来进化人的灵魂，促进人的自我解放，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主张。”在西藏当代诗歌的书写中，诸多的书写者，在其创作实践上，通过自我的探索，逐渐在创作中呈现出诗歌人民性的建设。比如李德林就主张：“贴近时代前进的脉搏，从身边人和事中持续挖掘诗歌创作的富矿，始终笃信念念不舍、必有反响。”从他的诗歌书写来看，身处的自然环境，身边的普通人和普通事情都是他诗歌的描写对象，并以普通人的身份，来呈现在社会主义新西藏人民的情感和生活。他提倡诗人要：“坚持高‘海拔写作 ，拒绝泥沙俱下，坚信只有深耕脚下的土地，才能不断深入青山，洞察青山，进而获取青山的宝藏。”这种扎根土地，深入群众的诗歌书写途径，正是诗歌人民性的体现，不仅表现人民的生活和精神，而且培养着审美接受对象的人民性。

人的精神，反映着时代精神，也塑造着诗歌的民族精神。人民性就是对新时代，中华民族范畴下，人的精神的反映和呈现。

结语

综上所述，西藏当代诗歌的书写，是新时代在西藏这片区域上，书写者们以诗的表达为中心，围绕时代，立足民族，反映人民生活实践和情感，最终呈现出新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谐的诗歌美学精神，同时也丰富和增添了中华民族诗歌审美精神的内涵和特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诗歌书写的审美做出了努力，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建设。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