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礼

“四月八会”是农历四月初八集会的意思，很多地方都有“四月八会”这样的集会。农历“四月八”是浴佛节，有这样一个集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宗教节日。每年在我的老家岐山县枣林乡（枣林撤乡建镇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事情了）举行的“四月八会”，在方圆十几里甚至几十里都极负盛名，每次集会至少三天时间。每年四月初八快到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热切地盼望着，盼望着每年一次的盛大集会。这是那个年代里难得的狂欢、购物、交流的节日。

这个集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我曾经问过我婆（就是奶奶，为了方便理解，后面都叫奶奶），她告诉我，集会在解放前就有了。为什么要举办集会？据说是因为枣林曾有座庙，在周围很有名。庙什么时候建的，没有人知道，但因为“四月八”浴佛日的原因，善男信女们为表达对佛祖的尊敬，久而久之形成了固定的廟会。这样的庙会，在解放后自然不能叫庙会了，否则就有封建迷信之嫌，要受到批判的。庙也在“破四旧”的时候拆除了。为此，集会名称自然要跟上时代。我记得小学时候跟着奶奶、父母去跟会（我们把去“四月八”这样的集会叫“跟会”，把去每隔一天的单日集市，叫“跟集”）的时候，它已经叫物资交流会了。这样的名称，真正反映了时代的变化，而这集会也发挥了时代的功能，早已经没有了佛事活动，而是赋予了新的内容。对“四月八会”举办的原因，我更愿意相信母亲的话。她告诉我，农历四月初八（枣林周围的人都简称为四月八会）是二十四节气小满之后的集会。小满的时候小麦灌浆，即将成熟。小满之后，关中一带就进入了夏收农忙时节，在机械化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夏收要整整一个月时间。一旦进入夏收，人们没有时间去组织什么集会了，也没有时间去跟会跟集了。在即将进入农忙的时节，人们要为夏收做准备，需要购买农具，需要去聚集在一起聊聊眼看在望的丰收，需要为即将成为黄金麦浪的田野进行祈祷。叫“物资交流会”是真的对，叫庆丰收大会也是真的对，而解放前为做佛事而形成的集会，只是应了一个名声而已。虽则如此，人们习惯还是叫“四月八会”。

这是一次夏收前的狂欢，是一次秧歌大集会。每年集会的时候，乡政府都要组织文艺表演。这一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因为我也曾经是这个文艺表演的一分子，准确地说是某一个阶段的参与者、表演者。这文艺表演如果按照我的记忆来说，大概是三个阶段。一个是我的小学阶段，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每到“四月八会”，乡政府要举行一个盛大的“物资交流会”开幕式，全乡十三个行政村各要组织一个文艺队，在“四月八”这天进行表演。文艺队的骨干是小学生，因为每个行政村都有小学，小孩子好组织，有老师专门负责，很早就开始训练。大人们忙，没办法组织，再加上农村人害羞，不大愿意参加。到这一天，孩子们穿上从未穿过的新衣服，画上用红帖子纸染的妆，扭着那个年代人人会跳的革命秧歌，按照抓阄挑好的顺序从枣林乡街道东头，配着哨音，一直向西扭到街道中间，进入枣林戏园。荣幸的是，我从小学三年级起就被学校选为男孩子这一队的领舞，大大地风光了三四年时间。戏园子很大，居于枣林乡政府所在的村子中间。是戏园子自然有一个戏楼，是解放后盖的。戏楼面朝东，前面是个大广场，广场东边是枣林中学（初级中学，曾经办过两三年的高中，后来撤销了），算是我的母校，西边是枣林小学，戏楼就背挨着小学的围墙。在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个园子是真的大，但现在看来，也就十个篮球场那么大。各村文艺队沿着街道扭秧歌的时候，街道两边站满了人，说摩肩接踵绝不为过。人们一边看着热闹一边评论着哪个村子的队伍整齐，哪个村子的队伍衣服好看，其实那个时候的衣服基本差不多，不是绿军装，就是白衬衣加海军蓝裤子，或者是军绿上衣加海军蓝裤子，腰上都扎着皮带。皮带可是稀罕物，要凑齐三十条左右，几乎要动用全村的力量，大家都贡献出来。如果有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认识的孩子在队伍里，就又不一样了，不但评论还要喊着孩子的名字，说，“娃娃乖得很，扭秧歌好看得很！”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我也不例外。所有的队伍进入戏园后，列好队伍，听乡上领导讲话，然后宣布物资交流会开始。

第二个阶段是我的初中阶段，大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了。这个古老的集会因改革开放也注入了生气，有了文化的味道。这个文化的味道是用古老的秦腔代替了革命秧歌。在人们的口中，这种变化就是，又能唱“老戏”（这是人们对“秦腔”的俗称）了。曾经被禁止了多年的，流淌在陕西人血液里的秦腔，又可以公开在戏园子唱响。那高亢悠远的唱腔在夜晚的枣林戏园子响起，方圆几里都能听得见，连那满天的星星都眨着眼睛听着，村庄之外的田野里的快要成熟的麦子也在听着，家里的鸡、猪和牛也在各自的圈里安静地听着。戏园子里每天都是挤满了人，尤其是晚上。因为夜戏都是全本戏，又有灯光，自然是吸引人。加之白天人们还要跟会，购买夏收物资，晚上没有什么事，好好地坐在戏园子里欣赏这古老而又弥新的文化大餐。虽然刚刚恢复老戏的时候，岐山县秦腔剧团只排了《三滴血》《铡美案》《十五贯》这三本戏，一遍又一遍地演，一遍又一遍地看，人们几乎会唱每一个唱段。就连我们这些刚刚知道老戏是什么的懵懂少年，也从样板戏和秧歌中蹦哒出来，唱上几句“虎口缘”（《三滴血》中的唱段）。邻居军利和我同岁，唱戏最好，尤其是他唱须生，清脆嘹亮，让我们佩服。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三滴血》的剧本，整天地学唱。大人们看戏都拿着小板凳，端坐在台下。男的叼着烟锅袋，女的甚至还纳着鞋垫。总体上三分之二是男的。看戏看到痴迷时，还要跟着唱，有时候全场都会跟着演员一起唱。那陶醉痴迷的神情，在乐曲中摇摆，在烟锅的袅袅中飘荡。鼓掌是必不可少的，据说哪个演员被鼓掌次数多，是有奖励的。晚上的戏最受人喜欢，演员演得卖力，灯光效果也好，为了一个好的位置，经常发生拥挤，导致戏演不下去，乡上还组织了专门的队伍维持秩序，每个人戴个红袖章。最有意思的是，戏演到最后，发生了拥挤，个子矮的被架到空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了几十米，竟然脚不着地。很多人的鞋子掉了，光着脚回家，第二天被打扫卫生的全扔到了戏台上。小孩子是最没有耐性的，也听不懂，在人缝里钻来钻去，问大人要五分钱买根冰棍。孩子们没有好去处，也不敢在人群中去，最好的地方就是正对戏楼的东墙，骑上去，说是看戏，其实是看热闹。困了，不小心从墙上掉下来。好在土墙不高，农村孩子也皮实，发现无大碍，拍拍身上的土，再上去。贾平凹先生写的《秦腔》里的场景大抵如此。在那几年，“四月八会”到来之前，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唱不唱戏，唱几天。一般是三天四晚，有时候也会加演一两天。

第三个阶段是我上大学，以至于工作后。“四月八会”的时候在外地上学或者工作，没有时间回来跟会。但母亲每到这个时候都要问我，你回来不？四月八会到了。她是希望我回来，家人也好团聚，在丰收在望的时节了，别有一番意义。但在上学期间，从没有回来跟过会，因为要请假，交通也不方便，耽搁时间。工作后，比上大学时要方便些，回去跟过几次会，但已经没有了小时候的感觉，不喜欢那种熙熙攘攘，来回拥挤。更重要的是，老戏也唱得少了，没有人组织了，因为要花钱，筹款是个大问题。我也多年没有回去跟过“四月八会”了，但这狂欢的记忆却永远也消失不了，任凭岁月长久。

“四月八”会是夏收前的“物资交流会”。既然是物资交流会，自然有很多东西在会上卖。先从吃货说起，畢竟民以食为天。吃货就是吃的东西，不是现在所说的喜欢吃的人。我不清楚为什么老家讲吃的东西现在却变成吃东西的人。这些吃货，自然都是关中西府小吃。擀面皮，地道的岐山特产，岐山饮食文化名片之一，纯手工制作，整张提起来看，近似透明，吃起来绵软筋道，调料酸辣香远。不像现在机器做的，吃的时候总感觉少点什么。上大学期间，一位堂哥在宝鸡卖擀面皮，我周末去帮忙，竟也知道了做擀面皮的基本步骤。有麻花，现炸的，酥脆可口，经常和羊肉泡、油茶做伴。有蜂蜜粽子，三角形，鼓鼓的白白的粽子上浇上一勺子蜂蜜，又粘又甜。有油茶，里面煮上一根麻花，连吃带喝，一顿饭就算解决了。有醪糟，一般里面要加上甑糕，煮开了，就是醪糟稀饭，甜甜的稠稠的。甑糕也可以单独吃，一口大锅里，一层枣一层米，又甜又糯，铲上一小碗，大约两毛钱。还有一些小吃现在已经很少见了，酒酜，一般都盛在一个不大的陶罐里，倒在浅浅的碗里，凉凉的甜甜的，带一点酒味。最最有名的岐山臊子面却很少出现在会上，因为家家都会做。按现在的价格，这些小吃都不贵，一两毛钱就可以享受一下口福了，但在当时，一两毛钱可金贵得很呀。每次跟会，大人给的零花钱一共只有一两毛钱，要够三四天的花销。如果一次花完了，后面几天就只有干瞪眼、流口水的份儿。除了小吃，还有西瓜、梨瓜（甜瓜）等水果。

街道上卖的东西中自然少不了蔬菜。但蔬菜品种不多，韭菜、葱、蒜薹是最常见的。不记得是哪一年的“四月八”会了，我卖过蒜薹。蒜薹是自己家里种的，前一天下午抽（从蒜苗里抽出来）好，扎成一斤左右的小把，共四把，四斤左右，放在洒了水的地上，保湿保鲜。第二天和父亲一起到街上，找一个小缝隙，摆在蛇皮袋上，放一把杆秤，也不吆喝，如姜太公钓鱼一样，等人来买。父亲要去会上转转，买夏收和家里要用的东西，我就一个人蹲在地上，眼睛牢牢地看着蒜薹，生怕丢了。父亲走之前交代好了，一斤五毛钱。不时有人来问，我就说少了五毛不卖。这样拒绝了好几个人。直到一个和父亲年纪差不多的人来要买，问一斤四毛八卖不卖。旁边人说，娃娃卖了吧，你看天气这么热。我那时候小，也不会看秤。他就自己称，告诉我斤两，旁边的人就帮着看，说没有问题，不骗我。我一咬牙，说，行吧。父亲转回来了，没有责怪我。我算是第一次做生意了。

因为是夏收前的最后一次“会”，为夏收做准备是“四月八会”的主题。会上卖农具的尤其多，绝大多数是夏收需要的。镰刀，专门割麦子用的，一年只用这一次。平时割草的镰刀和这不一样。镰把是木制的，像如意的样子，S形弯曲，前面有一个横木，上面有两个卡扣，用于装刀片。买镰刀是需要技术的，握在手上，在地上挥几下，试试角度，掂掂轻重，觉得趁手，那就可以谈价格。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一把镰刀需要多少钱，但跟着父亲买过。小学时候夏收的主要任务是拾麦子。初中的时候，自己长大了，也应该下地割麦了，那就需要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镰刀了。木掀，麦子脱粒后，需要把其中的麦芒、麦壳借风除去，俗称“扬场”。这就需要木掀了。掀板是木头的，其实是三合板，固定在掀把上，这也要讲弧度，掀把太直，容易戳地；太曲，麦子在掀板上留不住。一样的办法，拿在手上，在地上试试角度，掂掂轻重，趁手，就买了。其他的农具还有谷叉，用来挑麦捆的。木叉，用来翻挑脱粒后的麦草的。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扛在肩上，晃悠着回家，看着路边的麦田，等着这麦子的成熟，想象着这家伙什的用场。不过，这些东西现在已不再出现在“四月八”的物资交流会上了，因为农村的夏收已经机械化了，不再需要镰刀等农具。现在的夏收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快速地结束了战斗。“四月八”作为夏收物资交流会的功能大大降低了。

这“四月八会”是难得的一次走亲戚的聚会，尤其是家在枣林乡街道的。这个时候就提前通知自己的母亲、外婆、舅舅、姨妈、姑妈这些亲近的亲戚，喊他们来跟会，来看戏。我姑姑家就在枣林街道，每次四月八会的时候，姑姑就亲自上门来接奶奶去跟会。我们兄妹三人自然就此沾光，去姑姑家吃饭。我每次都和姑姑家的表弟一起在街上逛，他和我同岁，比我小几个月，自然能玩到一起。他在街上人熟，如果遇到和其他小孩的纠纷，都是他出面解决了。我有时候觉得我这个哥哥挺无力地。这几天的“会”结束了，奶奶才会由父亲或者我们接回来。有时候我们是自己走，枣林离我家就二里路，不远，奶奶的小脚在后面走，我们在旁边溜达着。这一幕到现在还晃在眼前。奶奶去世后，我们也去姑姑家，但比较少了。姑姑去世的时候，想起以往跟会的情形，我心中难受至极。

所有关于四月八会的记忆都是少年时代的，那真是一幅枣林人的“清明上河图”。我的妹妹也嫁到了枣林，在我参加工作后，枣林是常去的，有“会”的时候，她就像姑姑一样，请父母去跟会。而我有二十多年没有去跟“四月八会”了，现在的“会”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唱“老戏”，卖菜，卖农具？有时候真的想再回去跟一下这个“会”，体验“会”的不同。父母亲都已经离开了我们，我再也听不到他们叫我回去“跟会”的声音，再也看不到他们跟会的快乐表情了。

后院的椿树

老家后院曾有一棵椿树，是一棵臭椿。从记事的时候起到念高中，椿树就一直长在院子里，后来椿树被伐，做了家具，我到现在还记得椿树的状貌，以及在椿树下发生的很多故事，仍记得母亲为了延续对椿树的记忆，又重栽椿树的事情。

说是椿树在后院，其实这后院的概念也是一直在变化中的。在上小学五年级以前，椿树是长在后院的。这后院的概念也只有岐山人知道，一院庄基，前院住人，后院做厕所，牛圈等。我家的院子比较大，住了两户人家，一户是我二伯家，一户是我家。前门向南，后门向北。故而前院在南边，后院在北边。这院子还蛮深的，也就是长的意思，前院后院的面积几乎相等。后院除了厕所等占用以外，空出了很大的地方，这椿树就长在院子靠中间靠东的位置。从后院出去到北边的麦场，都要从这椿树下经过。到小学五年级时，我家的院子从中间一分为二，我们家从南边搬到了北边，也就是原来的后院，原来的后门变成了前门，大门面朝北了。这棵椿树就不再是后院的椿树，而是院子里的椿树了。这棵椿树原来在二伯和我家共用的后院里，现在是在我家的院子里，成了我家院子里的大椿树。因为它是奶奶栽的，自然成了我家的树。因为从小都说后院的椿树，故而标题还是用了“后院的椿树”。

奶奶为什么要栽椿树，我不知道。直到长大后，植物的知识慢慢增加后，才知道椿树的寓意是健康和长寿。这大概是奶奶栽这棵椿树的缘由吧。奶奶在我上初中的第一年的秋天，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里因病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才六十多岁，远远够不上长寿。弥留之际，我们都在炕前围着，看着她平静地离去。雨打在椿树巨大的树冠上沙沙作响，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椿树给我带来的巨大痛苦。奶奶去世了，椿树还在，那应该是奶奶给我们留下的念想。

我在上小学时，椿树已经长得很粗了，两个小孩合起来能够用短小的胳膊环抱。树干后面藏一个小孩子是很容易的事，因此椿树也成了我们藏猫猫的道具和掩护。椿树巨大的树冠，伸出了好几米，几乎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夏天关中西府的太阳十分耀眼，热是自然不过的了，然而这椿树成了我们天然的遮阳伞。这就成了邻居们聚会的最佳地点。母亲和邻居的大妈（一个家族的伯伯的老婆叫大妈）、姨（不是一个家族的叔叔的老婆叫姨）一人一个小凳子，在树下纳凉，做针线活，谝闲传，从中午饭后一直会待到天黑，当然这是在没有农活的时候。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自然也围在旁边，有的哭闹，有的趴在母亲的背上，故意地扭动，更多的则是抓“花媳妇”。“花媳妇”就是以椿树为寄生体的昆虫，学名叫“斑衣蜡蝉”。听着名字，就知道长得很漂亮，穿着红底白斑的外衣，一会儿飞到树上，一会儿飞到人们的裤腿上、鞋子上，张开翅膀扇动着。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就被这“花媳妇”所吸引，尽力去逮住她。这花媳妇飞得并不快，抓起来也很容易。被我们逮住后，轻轻拢在手里，告诉大人自己抓到了“花媳妇”。大人们一般是一阵大笑，打趣道，你长大了就娶了她吧。如果有“花媳妇”自己飞到我们的头上或者脚上，大人们也会说，看，你媳妇找你了。又是一阵大笑。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晚上回到房子里，还会带着几个“花媳妇”到炕上。奶奶、父亲、母亲也是跟我们打趣不停，主要是母亲。

秋天到了，椿树的叶子慢慢凋落，连同叶柄一起落在地上，每天打扫树叶成了日常的功课。打掃好以后，堆在一起，晒干后是要做柴火的。虽则扫树叶让人痛苦，但叶柄却是我们的玩具，以至于经常会用它玩好长时间，直到天黑看不见，才依依不舍地回家。这游戏叫“打三叉”，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不对，先暂时这样吧。一般至少两个人，捡很多的椿树叶柄，取出三根比较长的，先用手把它们摆成三角形，捏住，然后扔到地上，仍然是三角形，不是三角形的，就轮到另一个人来摆了。如果是三角形的，就用自己手中的叶柄，插到三角形里，能插进几个，别的人就要给他几个，插的越多给的越多。这样轮流交替进行，直到其中一个人的叶柄全部输掉，游戏结束。好在这椿树如此巨大，树下的叶柄不计其数，又去捡一些来，继续战斗，永不服输。

椿树在我高中的时候，到了它生命的最后时刻。家里准备要在院子的西边盖三间砖房，是给哥哥结婚用，我和妹妹也已经长大，家里的房子眼看着不够用了。哥哥结婚，也需要家具。于是，父亲决定，伐了椿树，一方面给盖房腾地方，一方面可以做家具。这椿树如果再长下去，也有可能受病虫害侵犯而空心，反而不能发挥作用了。伐树是个艰巨的工程，父亲叫了几个人帮忙，用了好几天的时间，先把枝丫去掉，然后在树的周围挖坑，采取八面进军的办法，挖出一个直径约四米的大坑来，再往深里挖，把周围的细根一一斩断，直到最后才把主根斩断，用绳子拉倒，才算完工。这个工程大概用了一周时间。

椿树倒下了，院子里再也没有巨大的树冠可以遮阳，房子里也豁亮了很多。母亲说，虽然房子豁亮了很多，却没有了乘凉的地方。一脸的惋惜。我高中时住校，一周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总觉得院子里空荡荡的，很不习惯，总是不自然地抬头看椿树长的地方，只剩下一块平整的地面。抬头看那树冠，只能看见成片的天空，再也没有阳光从婆娑的树叶中洒下。低头想起在树下的快乐生活，怅然若失。椿树被伐掉后的好几年春天，都有细根从土里顽强地长出小椿树，但都被拔掉了。

直到我上完大学，工作了。母亲实在不能忍受没有椿树的情况，在东墙角又栽了一棵椿树。这一次栽的椿树是香椿树了。到了春天，香椿芽长得嫩嫩的，回到家里，母亲就给我们炒香椿鸡蛋，那又是另一番滋味。这棵香椿树越长越高，近乎五六米，和房檐差不多，要摘香椿叶就很困难了。有一次回家，我在房子里，听见外边有动静，出去一看，母亲费力地搬了凳子，拿一根前头带钩的长杆子采香椿芽。见我出来，母亲笑笑说，老了，够不着了。还说中午做香椿炒鸡蛋，我下午要走的时候，也可以带一些新鲜香椿回去自己做。母亲已经年老的身躯，要采那么高的香椿，自然是够不着。香椿树从母亲栽下，没有几年就长这么高，而母亲却日渐年老，自己心里很不是滋味。到二○一三年，原来最早的土坯房终于要拆掉，要建砖房，这棵椿树也因碍着地基，只好被挖了。房子盖起来了，母亲又惋惜这椿树，说以后就没有新鲜的香椿芽可以炒鸡蛋了。

奶奶、父亲、母亲先后离我们而去，不知道天堂有没有椿树，不管是香椿还是臭椿。如果是臭椿，依然可以遮阳、遮雨，在树下谝闲传、做针线，看夏日的太阳落下西山，过着虽然苦，但安静的日子；如果是香椿，依然可以采嫩芽、炒鸡蛋，在清香中品味着生活的琐碎、温馨。

椿树的寓意是健康，长寿，你知道不？ 说个事去

“说个事去。”这是岐山人的口头禅，准确地说，是岐山老一辈人的口头禅。现在的年轻人这样说的已经不多了，知道其中含义的人也就更少了。

在词典里，“说”有六个义项：一是用话来表达意思，而不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意思，如唱歌、手势等；二是解释，如一说就明白；三是言论、主张，如著书立说等；四是责备、批评，如他不听话，我“说”了他几句；五是说合，如说个婆家；六是上指，如这话是说谁呢？然而，在我的老家，关中西府地面上，这“说”可远远不止这几个义项，尤其是在“说个事去”这一句话里，那就更丰富了。

在煤油灯还是常备照明工具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娃娃们一般都早早地钻进了被窝。记得很多次，一觉醒来，也不知道是几点，因为没有钟表，大概应该是前半夜，稀里糊涂地睁开眼睛，见如黄豆大的煤油灯还在炕头的背墙上亮着，奶奶或者母亲在灯下做着针线活，或者缝衣服，或者纳鞋底，或者整理我们明天要穿的衣服。懵懂地问一句，我爸呢？还没有回来？奶奶或者母亲在灯下做针线，很多时候都是在等父亲回来。父亲还没天黑或者刚一天黑，喝过汤（这里的喝汤是岐山人对吃晚饭的称呼，吃晚饭叫“喝汤”，傍晚问候别人吃过了没有，就说“喝了没？”）就出门了，奶奶在的时候，他会说“娘，我到谁家去，给说个事”，也会告诉母亲“我到谁家去，给说个事”。父亲一般不会叫母亲的名字，而是用妹妹的名字代替，母亲如果叫父亲，也不叫名字，而是用哥哥的名字代替。一直到父亲、母亲去世，他们都是这样称呼。这其实就是岐山老一辈的传统。六零后的我们这一辈已经不再这样称呼，而是直呼对方的名字。父亲出门到别人家“说个事”，家里头门是关上的，要等他回来开门，奶奶或者母亲就一边干活一边等着。不懂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说个事”是啥意思，慢慢懂事以后，知道这说事其实蛮重要的，能说事的人都是这村里的能人。这事如果说得快，就不用等太长时间，这事如果说得慢，不好说，就要等到半夜。这个时候奶奶或者母亲也吹灭煤油灯睡觉了，直到父亲回来敲门，才又起来，用洋火点上煤油灯，开了门，说一句，“这事还这么难说吗？”父亲简单地说几句，就睡觉了。第二天，父亲会在吃饭的时候向奶奶或母亲汇报前一晚上说的“事”。我们依然是不大懂，静靜地听着。

说“事”，要看是什么“事”，就怎么“说”。“事”有多复杂，“说”就有多难，一次不行还需要多次才能把“事”说好。说“事”，如果这“事”是给娃娃说媒，给娃娃结婚定个点点（岐山人的又一个口头禅，就是说个准信），那这个“说”就是说合的意思。举个例子，家里几个堂哥订亲、结婚的事，父亲几乎都参与了，目的就是要说“合”。有时候在说“合”的时候，父亲也会有顾虑，怕这婚姻以后不好，而自己却硬是说“合”，到时候反而害了两个娃娃。这样的情况，我是亲眼见过，也听到过父亲忧虑地和母亲探讨，“这以后要是不好好过，咋办呢？”如果“事”是个纠纷，婚姻的、土地的、分家的、庄基地的、盖房子的都有可能，这“说”就是“调解”“断案子”的意思了。一般这些事情，就“说”的时间长一些，因为比较复杂，尤其是婚姻纠纷，依然是主“合”，不以离婚为目的，“说”不下去了，只有离婚。这种事情少之又少，在父亲“说事”的历史中，极为罕见。分家的事情也是比较难说的。陕西农村儿子结婚了一般都要分家，单另过。开明的父母支持分家，兄弟多的结婚一个单另一个。甚至于有的独子也会和父母单另过，这样的情况是会受到大家批评的。分家就要把家里的财产分清楚，分公平，大到房子、自留地，小到碗筷，都要等分，还要考虑各自的情况，更要考虑对父母的赡养。这事极其麻烦，极其难“说”，兄弟几个，各有各的理由，尤其是各自后头都有一个“婆娘”，就变得极为复杂了。如果“事”比较复杂，当事人不知道怎么干，这“说”就是“出个主意”的意思了。如果“事”是好事，第二天或者过几天就要办，当事人需要大家来帮忙，这“说”就是“安排”的意思了。父亲在这些“事”里面大都经历过，都“说”过。

去“说事”的人一般并不都是村干部，那个时候叫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是代表官方的，而“说事”大多是民间的。如果队长是当事人的本家，那就有可能去，如果不是本家，那就可能不去。如果当事人的“事”相对比较复杂，需要队长参加的，队长就必须参加“说事”。如这事涉及自留地的界堎，涉及宅基地的红线（那个时候农村其实没有红线这一说，而是说白线，是用白石灰撒的线，或者在地下埋上一把白灰，就当是界线的标记。这白灰经过很多年都会保存在地下，不会消失），这是公家的事情，队长一般都会参加，一起来“说事”。如果，这“事”不是公家的事或者不涉及公家的事，来“说”事的就以本家人为主。如果这事是婚姻大事，当事人的舅舅或者其他亲戚也会参加，当然以舅舅为主，因为娘亲舅大，农村人是十分尊敬舅舅的。在说事的过程中，主持的人必然要问“娃他舅是啥意见”，当舅舅的自然要发表看法。

被邀请说事的人，一般都是对事情十分了解的，对农村各种事情的处理有极其丰富的经验，在村里尤其是在自己的家族中有威望的人，一般都是年龄稍长，辈分也比较高的。事情说到最后，总有一个人要定点子，那就是这个人了。这个人是会议的主持，也是会议的拍板定案人。整个过程时而轻松，时而严肃。这个过程要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各方的面子，各方的态度。说事的地点一般在当事人的家里，如果当事人家里不好“说”，因为女人家的态度，因为当事人家里不方便，当事人也可以主动到“说”“事”的主角家里来“说”。我们门子里（就是家族），在我记忆中，说事的主要人选是我的二伯，在我二伯年事已高后，我的父亲接过了这个差事，给门子里说过很多的事情。正因为此，我在家里，躺在被窝里近距离观察过这样的过程，而且不止一次。在初中的时候，自己也稍有一些判断力了，自以为有了一些主意，忍不住插一句话，立即会遭到父亲的呵斥，“睡你的觉！”便闭口不言，但心里还有些不甘。第二天，忍不住还要向母亲说几句，他们这样讨论是不对的，有些事情要走法律渠道或者要政府解决。母亲不呵斥，但也不赞成我的意见，就说一句“你不知道，胡说啥哩。”我立即闭嘴，不再说了。

中国人向来崇尚谨罚慎刑、以和为贵。这种“说事”在过去的农村极为普遍，它并不依靠法律，也不依靠政府，而是依靠了传统，依靠了风俗，依靠了习惯。风俗也是传统，都属于乡村文化。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这是乡村的“礼治”，和官方的“法治”是不同的，它维护了乡村的社会秩序，并形成了传统，是“法治”的有效补充。时过境迁，社会的发展，乡村的发展已经不能仅仅靠着“说事”去治理了。我们已经进入法治社会，更多的事情需要法律来解决，这种带有封建乡村“长老”或者“家族”式的管理，早已经淡化，但没有完全消失。那是因为一般的民间纠纷和私人事务，却仍然离不开“说”，离不开“说事”的人，只是希望“说事”的人有更多的法律知识，有紧跟时代的解决问题的好点子，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这也不失为基层治理的好办法。

我为此想起已经过世的父亲，一位说了很多事，为他人解了很多忧愁的人，平息了很多矛盾的老人。

责任编辑：魏春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