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汝军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 年中国南方的社会动乱》（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in South China 1839～1861 ）是一部在夏季的佛罗里达“充分构思完成的作品”， 是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 r e d e r i c E . Wa k e m a n） 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他的首部历史学术著作，当时年仅二十六岁的他风华正茂，该作品英文版于一九六六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也许是因为独具的文学性和电影特质，这部博士论文居然能让人一口气读完，出版后立即被譽为经典，奠定了魏斐德在美国汉学界的地位。

唐代史论家刘知几的《史通·叙事》起首句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以文叙事”首先表现为“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白寿彝谈到中国古代就有重视“ 历史文学”的传统，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注重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史学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美国历史学家汤普森评价希罗多德说 ：“ 他创建了最早、最古老的‘叙事史’这一类型。”（J. W. 汤普森 ：《 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二分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五年版）可见，叙事史学本来就是中西史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当今史学研究中虽少有遵循，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很容易首先想到以独特的叙述手法著称的汉学家史景迁，他几乎每部著作都采用一种新的写作手法。然而，史景迁却如此评价魏斐德写作的文学性：“为了表达对魏斐德成就的敬佩，我曾把他称作‘游吟诗人’，意思是指古代游走的歌手、编故事者和道德困境的解围者……他恰当地把握了这些情绪，从而使我们触到了潺潺的水流，听见哭声，感觉到了苍穹衬托的山脉轮廓。”（ 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 岳麓书社二0二二年版）

《大门口的陌生人》第一章，魏斐德这样写道：“一八四一年五月末那个闷热窒息的星期里，英军一边在城外那个高地上与痢疾和热病做斗争，一边疲惫地从高地俯视广州这座‘羊城’。他们的脚下是十一世纪建造的城墙：全长近十公里，高约八米，厚约六米，其中共有十六个城门和一些瞭望塔。老城就在城墙的后面：里面有满人驻地、巡抚衙门、银库、兵器库等，那里狭窄的花岗石面街道，仅容轿子穿行。”这段描述像小说一样地文辞优美而富于节奏，像电影一样画面感极强，英军的焦躁不安和广州城的真实面目跃然纸上。这样的文字表述似乎有着特别的魔力，轻而易举地将读者思绪拉回到百余年前错综复杂的清末社会。

魏斐德虽然写作了多部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著作，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读大学时最大的愿望是像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出色的小说家，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也只是为了得到写小说的学术背景。早在大学时期，他就写成了三部小说，其中《皇家棕榈大道17 号》（17 R o y a l P a l m s D r i v e ） 以EvansWakeman 的名义出版，销量十万余册，超过了他以后任何一部历史研究著作。

刘知几《史通·叙事》所认为史学叙事的第二个层次是：“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刘知几所说的“ 工”， 同他在《史通· 惑经》篇中论“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工”大致同义，可解作“严谨”。对于历史和文学写作的结合，作为历史学家的魏斐德也有自己坚持的准则：“对资料出处必须持有既慎重而又忠实的态度，尤其是因为语言上稍有变动就可轻而易举地导致叙述背离基本资料。”（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魏斐德精通法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汉语和日语，这使得他能自如运用各种语言的广博的原始史料。《大门口的陌生人》共征引了一百二十六部中西著作，其中包括不少中国的地方志和英国的外交档案；而对于野史资料、文学作品、历史文学，他也秉持开放而谨慎的态度，在书中，他引用了不少当时代人所写的诗歌、日记、回忆录；在确定要使用的史料之后，魏斐德并不是简单对史料进行直接引用， 而是将资料生动化、简明化；书中共使用了九个图表，如“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八年间广州英船进出口货物趋势”“晚清时期广东各府书院和社学的分布数量”等，魏斐德用计量学和比较史学的方法，将描述性的数字资料改编为图表，让内容更加简单易懂、一目了然。

汤普森眼中的叙事史是这样的：“历史不只是一些突出的、并不相连贯的事实的排列。在它们表面上的混乱下边，必然有一种统一性与连贯性存在。历史家的职责就是区别比较重大的事实和比较细小的事实并以适当的顺序把它们联系起来。”（J .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二分册，谢德风译）而魏斐德写作的另一个特点也恰恰正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除了一般的文学特点，魏斐德在写作中还擅长蒙太奇手法的应用，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群体，他从多个角度谈论，将其拼接在一起，从而对事物拥有更广泛、更深入的表述。

“团练”是本书的一条主线，魏斐德对“团练”这一群体的研究就使用了蒙太奇的手法，他使用了四个镜头：对于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社会底层，团练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对于士绅、地主阶级， 团练是他们的武装力量，借以形成地方势力的重要工具；对于英军，团练是直接作战对象，一股可怕的力量；对于清政府，团练是对付土匪、海盗、秘密社会和外国侵略者的帮手，另一方面，团练又是民众的武装，对清中央政权有着极大的威胁。团练因地方抵抗外来入侵而存在并得以壮大，而这种地域性军事组织的存在，对清末的社会发展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那就是“哪怕是朝廷的命令，或者是赶走外国人的集体努力，都无法消除二十年来形成的地方主义”。

“入城”是本书的一条辅线，魏斐德对这一过程的描述也细致入微。书名中的“大门”从大了说是古老中国的门户，具体来讲就是广州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联军进入广州城，前后竟经历了十数年。根据《南京条约》英文版，英军可以进驻广州城，但中文版只是允许他们“寄居城市港口”，这一误差导致了各方的矛盾。签约后，由于当地民众的暴力抵制、地方士绅的武力反抗、广东官员的搪塞推托，英军硬是在广州城门外徘徊了十余年，当然这也是清廷乐见其成的局面。看似打开的大门一直关闭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一八五七年底，联军才再次靠武力打开了广州城的大门。联军在此后占领广州的三年里，经历了短期的地方团练抵抗，之后，发生了与此前情况迥异的变化，民众接受了这个实际上的统治者，地方政府官员与联军合作治理这座城市，清廷也默许了这种状况，只有“士绅们把联军看作在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政治对手”。至此，“对中国人来说，西方夷人不再是陌生人了”。

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里，正是这种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使魏斐德厘清了清末社会各种势力之间互相博弈的纷杂局面。他将目光聚焦于清末社会发展的特殊动力—社会底层， 即团练、秘密社会，同时又聚焦于“入城”这一标志性的事件，但是这都不是他研究的最终目的，他更想做到的是，通过研究中国南方社会不同阶层对待外来入侵者的态度与举动，来还原整个清末社会的更接近史实的状况。纵观他一生的史学研究脉络，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底层的关注，一直延伸到他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研究，包括对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的研究。他的这一写作特点，也体现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研究特点。

诗人北岛如此描述他眼中的魏斐德：“他深刻而单纯，既是智者又是孩子。跟他在一起，会让人唤起一种对人类早年精神源头的乡愁。他笑起来如此纵情毫无遮拦，如晴天霹雳，只有内心纯粹的人才会这样笑。我想正是他的博大、正直和宽容超越了学院生活的狭隘、晦暗与陈腐，超越个人的荣辱、爱憎与苦乐。”（北岛：《青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一五年版）这样的描述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诗人、文学家，而不是一位历史学者，也许这正是魏斐德的个性特点，也让他的写作独具魅力。

魏斐德终其一生，热衷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他的夫人梁禾曾问他：“你一生致力中国历史研究，要是真有来世，那时你会选什么事业？”他想了想，说：“中国历史。”“还是中国历史，没见过你这样要迷两辈子中国历史的！”他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然后用中文敦厚地说：“对，我太喜欢中国历史了。在我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庆幸自己有这份缘。”（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所以，魏斐德终究更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二十余年的中国南方社会动荡的历史进行研究，提出“大门口的陌生人”这一隐喻—在门外徘徊了近二十年，门内外依然陌生，一旦门户洞开，陌生人便不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