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二0年六月，我在《疫情中思考养老人生》一文里这样写道：“这一次疫情突发，并被封闭在养老院里，长期与世隔绝，完全处于无助的状态”，“真像生了一场大病，恐惧，无奈，焦虑，不安”。而且冷静下来思考，就意识到“自己此后余生将面临一个历史大变动，一切都还只是开始”。自己的养老人生，也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所谓“养老”就是要取得生活、生命的稳定与安详；那么，如何“在时代和个人之间，构成一种张力”，怎样“获得一份精神的充裕、从容”，就是我自己的养老人生的一大课题、难题。但处理好了，就会成为自己晚年人生的一大艺术和创造：这本身就很有诱惑力。

面对自我生命存在的难题，我只有求助于专业领域里的“老师”。“我想起了沈从文的一句话，要‘在变动中求不变’。还想起了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现代诗人’冯至。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中寻求不变的本质，在一切化为乌有的时代寻求不能化为乌有的永恒。终于有了两大发现：一是‘千年不变的中国古老土地上延续的日常生活’，二是‘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边含着永恒的无限的美’。”想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这次疫情灾难是“大自然”对工业化时代的人肆意破坏自然生态的一个“报复”，向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也向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了“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从大自然吸取生命的滋养与乐趣的全新命题。醒悟到这一点，我每一天在养老院里的散步，就获得了新的意义：不仅锻炼身体，更“要以婴儿的心态与眼光，去重新发现大自然的美”。每次散步回来，我的心就沉静下来，并且有一种“新生”的感觉。

我的学术研究也获得了新的意义：通过思想史、精神史的研究，超越现实的时空，进入无限的空间、时间，获得“历史的永恒”。

就这样，身处动荡的疫情时代的“我”，就在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里找到了新的思想资源，并变成实践：自觉地“从日常生活、大自然和历史的三大永恒”里，找到了“生活的新动力，新目标”，“内心变得踏实而从容，进入了生命的沉思状态”。

到二0二二年，疫情更加泛滥，我也陷入了更为深广的困惑与焦虑之中。首先是说不出的孤独感。不仅是因为关在屋里与世隔绝，即使上网也无法交流，因为彼此（哪怕是家人、同学、朋友）突然都没有了共识，一说就吵，一吵就你死我活，伤和气。这时候，就渴望有一个可以放心说出心里话、坦诚交换意见、自由讨论的“真朋友”。现实生活里一时难找，就到书本里去寻觅。我就想到了自己最熟悉的现代经典作家鲁迅：鲁迅自己也说，和他“随便谈谈，是可以的”。

我的更大困惑还在于，二0二二年的中国与世界变得太快，我有些无所适从，手足无措。二0二二年全球性的自然与人为的灾难和危机，将人们习以为常、很少深思追问，但却是根本性的问题，全都推到每一个人面前，逼着我们正视、深思。比如——

面对大变动、大动荡的时代，应该“怎样看”？—不仅是具体的看法，更是要以什么样的眼光和方法去“看”？

面对如此复杂的中国与世界，应该“怎么想”？—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想”？

面对全球范围的一切“以政治正确为上”，不允许发表“政治不正确”的言论的现实，我们将“如何言说”？—同样包括言说的原则、态度和方法。

在这个人人都可以，事实上也是天天在写网文的网络时代，我们该“怎样写”？—不仅是写的内容，更是写的形式。

在闭守家中有更多的时间读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读”？—读什么，以什么态度、心情、方法去读？

在危机四伏，又充满机遇的时代，我们“怎样做事”？—能够做什么，以怎样的精神去做？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禁区遍布，又充满诱惑的世界，我們“如何做人”？—背后更有一个“我们为何而活，人生的理想、目标是什么”的大问题，等等。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可以和鲁迅“随便谈谈”的。“谈这类话题，鲁迅是最佳交谈者”。

于是，正是在疫情期间，我对自己一生的研究对象—鲁迅，又有了新的体认：不仅他对中国社会现象的开掘与批判，具有历史文化与人性的深度，因此超越时空，一直延伸到今天；而且“作为‘个体的人’的鲁迅也是直通当下的”：“他和我们一样在苦苦思考该如何看、想、说、写、读，做人与做事，这类人生和人性的基本问题”。“我们今天重温当年鲁迅写下的思考，其实就是把鲁迅看作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寻找‘生命的共通点’”：“鲁迅就活在当下中国，他是一个‘正在进行式’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于是，二0二0年我就写下了《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既是我的鲁迅研究的新发展，新成果，也是“我—鲁迅—当代青年”对话的新努力，新尝试。我在二0二一年一月所写的《引言》里，诚恳提出：“我们就和这位诞生于一百四十年前，又在身边的鲁迅‘随便谈谈’吧。”后来，我又于二0二一年底，在互联网平台B 站上开设了“钱理群讲鲁迅”的网络课程，引发了出乎意料的强烈反响。我特别高兴的是，同样因为疫情陷入极度苦闷的“九0后”“00后”的年轻人中的“思考者”，也开始投入鲁迅作品的阅读与精神对话之中。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经典作品与当代中国青年的“生命的连接”的意义与价值，不可小看。我能参与其间，也是我晚年学术与人生的一件“大事”。

二0二一年，我还完成一件大事：写出了《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而且在当年八月定稿的《后记》里特意点明：“我的这本《新编现代文学史》，明显打上了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烙印。”我深情地回忆道：“这次在疫情中为准备写文学史而重读早已熟透了的作家作品，居然有一种第一次阅读、重新发现的感觉：这样一种新鲜感，是我这样的文学史研究的‘老手’很少有的。”“新鲜感”就来自“我突然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在历史上经历的三大问题，居然也是疫情和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世界面临的问题：疫情引发的至今未息的争论，似乎重新提出了‘思想启蒙’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又开始了一场更加广泛、深刻，而且看不到前景的‘社会和历史大变动’；而疫情的暴发与蔓延本身就是一场‘世界大战’，我们每个人都有了深刻的‘战争体验’”。这样，在疫情期间，我每天写文学史，都有一种和现代经典作家进行“对话，讨论，争辩”的感觉，而且是从未有过的亲近，自然，迫切，极具启发性。这样的远行已久的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生命的复活”，历史的“当代化”，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我甚至想，这本《新编现代文学史》，如果不是写在疫情期间，大概就不是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样子了。

当然，既命名为“新编”，就自有新的追求与特点。首先，这是“个人”写的文学史。在“抗战时期”的现代文学一章里，就提出了我的“六大家”说，特别突出了巴金、冯至、萧红、张爱玲、艾青、赵树理的文学地位与贡献，对以往现代文学史叙述不多，甚至被忽略的端木蕻良、骆宾基、无名氏、李拓之、汪曾祺……都有新的发掘、发现，新的讨论。其二是自觉地“以作家、作品为中心”。这是基于对现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一个反思：“我们越来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的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我的这本《新编现代文学史》就有了“追寻文学之根”的意义。最后，这本书的写作，还圆了我的一个文学史写作的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做出了我的初步总结。—这真是疫情中的意外收获。

在疫情期间，我还参与了两本书的写作，即二0二二年先后出版的《王得后〈鲁迅研究笔记〉钱理群点评本》和《金波〈昆虫印象〉钱理群点评本》。写这样的“点评”，前一本是出于我对鲁迅研究的关注，后一本则是圆了我的“儿童文学研究梦”。这背后还有一个学术文体的追求与尝试。特别是《金波〈昆虫印象〉钱理群点评本》，更接近于在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中已经逐渐“退出”的“印象式的感悟批评”，自觉地突显“敏锐的艺术直觉和感性判断”，对文学语言的品味，更看重研究者与作者之间心灵的相通，追求文学评论的“柔软感”。这也是对书的读者少年儿童的一个自觉引导，就是我在接受“十三邀”采访时所说，面对大自然（也可以说面对文学作品）不要总是想到“意义”，而是要直接感受与感悟，欣赏其内在的自然之美与语言之美。

这都是没完没了的话题，我还是打住吧。但忍不住还要说一个我的“疫情、后疫情时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设想。随着对疫情中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我们自己向何处去”的追问与思考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即“中国国民性”的问题。由此而准备下一步要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进行一次新的梳理和阐释。对于我，这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研究课题与生命课题，我将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前一段，我在为周作人研究的前辈的新著所写序言里，重新提出了“周氏兄弟研究”的课题。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孙郁先生就提出了将周氏兄弟作为“有意味的参照”的研究思路，我在他的启发下，做了这样的发挥：“周氏兄弟生命形态选择的差异、矛盾、困惑”，类似于屠格涅夫所说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选择，“是超越民族、国家、时代，属于人自身的”，“所显示的是人的天性中的悖论：人始终是在‘劇变’与‘稳定’、‘破坏’与‘凝固’、‘创造’与‘保守’、‘躁动’与‘安宁’、‘激情’与‘温情’、‘粗暴’与‘温柔’、‘失衡’与‘平衡’、‘无序’与‘秩序’、‘冲突’与‘和谐’、‘悲慨’与‘闲适’、‘崇高’与‘平凡’……也就是在生命之‘重’与‘轻’这样的生命形态（心理，情感）两极选择的张力中摇摆”。就像屠格涅夫所说的那样，“两个不停息地分裂着、不停息地融合着的因素的永恒的调和和永恒的斗争中，形成永远的困惑”。在我的感觉里，这样的在不停息的分裂、融合，永恒的调和、斗争中形成的“永远的困惑”，正在纠缠着处于疫情后的历史大变动中的我们。在选择“自己向何处去”时，我们或者接近“鲁迅”，或者接近“周作人”，或者试图寻求他们之间的某种平衡……归根结底，我们面临的是“人性”的分裂、融合的选择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周氏兄弟作为“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典型”加以研究，就打破了孤立研究或僵硬的比较研究的固有格局，为将现有的鲁迅、周作人研究，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和深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我正是通过自己疫情中的现代文学研究，重新思考、发现了“文学性”，认识了文学经典的意义与价值，认识了“文学性”背后的“诗学、历史与人”。文学，特别是文学经典，就是那个人类精神史、人的生命史上的“变中的不变”。文学经典无疑是一个“历史的永恒”，它是民族、人类文明的结晶；它又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阅读、研究、阐释，再经典化，而渗透到不同时代的不同“现实”之中，成为时代动荡中的永恒。这样，“文学性”，文学经典的意义与价值，就具有了“历史—现实—未来”的三重性，是“历史—现实—未来”中的“不能化为乌有的永恒”。因此，它也就成了一代又一代接受者生命中的“稳定”因素，成为“人”，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依托”，“心安”之地，甚至还可以从中获得“生活新动力与目标”。—确认这一点，或许对“疫情和疫情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会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