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一八年秋的一个傍晚，我怀着无比激动而忐忑的心情写了一封长长的日文邮件，收件人是素未谋面的日本女性学、性别研究的代表人物上野千鹤子。在日本学界和民间都享有极高声誉的上野，当时在国内还不太为人所知（《读书》二00四年第八期上曾刊登了上野千鹤子与我国学者李小江的对谈《“主义”与性别》）。

我曾幻想过一百种邮件的写法，却最终选择了最为朴素的内容。邮件里，我坦率地讲述了自己阅读其三十余部著作后的真实感受，并诚邀她翌年来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授课。出乎意料的是，很快我便收到了回复，上野说我读懂了她，她很高兴，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邀请。

一年后的夏秋之交，上野如约来到了骄阳似火的南京。虽然仅时隔一年，但由于二0一九年四月她在东京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的那篇致辞〔上野千鹤子：《平成三十一年（二0一九）东京大学本科新生开学典礼致辞》〕火爆了全球，所以在我国的知名度也大为提升。于是，在暑期学校授课期间我特意请她举办了一场公开讲座。当日能容纳两百人的报告厅，挤进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余名观众，尽管不少人只能席地而坐，热情却丝毫未减，现场氛围极为热烈。

思维敏捷，言辞犀利，在论战中咄咄逼人，是上野身上常见的标签，在日本她甚至还被称为“最可怕的女人”。然而在她这次访中期间，我与她有了近三周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她不仅给予了我莫大的知识刺激，还展现出纯真可爱的一面，向我分享了许多个人的经历，让我得以在其鲜活的人生中体味其学术思想的生成。

此后，我便开始着手上野千鹤子著作的译介和学术思想的研究工作，并不时得到她的指点。在其庞大的著作群中，我首先选择了我们彼此都很喜爱的《女性的思想》来进行翻译。《女性的思想》一书是上野千鹤子步入花甲之年后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其与前人的思想碰撞、交融的结晶，也是理解其学术观点的一把钥匙。

那么，为何要强调“女性”的思想呢？上野在该书《后记》中解释道：在日本，长期以来女性被认为不需要思想和语言，借用丸山真男的表述，女性被认为只要“存在”就有其价值，不用像男性那样需要“行动”才能被认可。这种浪漫主义的、近代主义的女性观，将女性排除在语言与思想之外。而且，女性一旦想要说些什么，就会苦恼地发现，女性能使用的只有“男性语言”这个唯一选项（《女性的思想》，207 页）。

所以，女性的思想诞生的过程，就是女性摸索着、挣扎着编织出自己的语言，将自身的经验言语化的过程。在《女性的思想》的第一部分，上野选取了五位日本女性思想家的著作进行解读，分别为森崎和江、石牟礼道子、田中美津、富冈多惠子和水田宗子，展示出她们为发出女性之声而艰苦奋战的历程。在《女性的思想》的第二部分，上野则剖析了六位西方思想家形塑女性思想的术语，他们是福柯、萨义德、塞吉维克、斯科特、斯皮瓦克和巴特勒。除福柯、萨义德之外皆为女性，而上野之所以将福柯、萨义德的著作列入本书，是因为他们的研究也对女性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些著作的出版时间集中在二十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之间。这一时期正值第二波女性主义的黎明期，即“女性的思想”的形成期，同时也是上野千鹤子个人思想的形成期。换言之，《女性的思想》一书是上野顺着前人的足迹向前迈出的一步，是对前人思想进行的上野千鹤子式的解读，而其解读同样是“女性的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曾在文章中写道：上野千鹤子女性学研究最主要的特色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一方面，作为日本后现代思潮的引领者之一，上野始终走在学术理论的前沿。另一方面，在西方后现代思潮来袭之前，上野即已参与了日本的“全共斗运动”（六十年代后半期发生在日本的新左翼学生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她的学术思考源于本土实践（《父权制、资本制、民族国家与日本女性》，载《开放时代》二0二一年第四期）。可以说，《女性的思想》一书将上野的学术风格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首先，对于上野来说，女性思想的构建意味着女性经验的理论化。

《女性的思想》一书中登场的思想家，都对上野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在我与上野交往的过程中，却能明显感觉到她对森崎和江的偏愛。二0二二年六月十五日，森崎离世，上野引述自己在《女性的思想》中写下的文字缅怀逝者：“彼时还没有女性主义。与女性身份抗争着的我，紧紧抓住了如蛛丝一般从天而降的语言。那正是森崎女士编织出的女性话语……我从她的身上究竟受到了多少影响啊？简直无法估量。”（《女性的思想》，4—5 页）

仔细想来，“对幻想论”成为上野学术思想原点，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森崎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她对森崎的情有独钟了。著名社会学家小熊英二为“解剖”上野的思想体系，曾于二0一一年对上野千鹤子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当时两人的对谈便从“对幻想论”开始（《現代思想――上野千鶴子》，8—56 页）。

“对幻想”一词源于吉本隆明的《共同幻想论》（一九六八）。吉本隆明是日本战后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五十年代起就开始引领日本言论界，影响了众多的文学家和评论家，被誉为“战后最伟大的思想家”，深受六十年代全共斗运动者的推崇。吉本隆明为新左翼运动提出“自立”的目标，并结合当时盛行的异化理论建构起一整套“幻想论”体系，认为宗教、法、国家等被马克思主义归为上层建筑的事物，并非由经济基础决定，而是由人自身的“幻想”独立地发展、异化而来（《日本文艺批评中的“自然”“对幻想”与近代批判—以柄谷行人初期写作为线索》，113 页），从而挑战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

吉本的“幻想论”体系中包括“共同幻想”（国家、社会、共同体）、“对幻想”（男女伴侣、家庭）和“自我幻想”（个人）。其中，“对幻想”的概念给同时代的女性主义运动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虽然吉本的“对幻想”概念既包含男女伴侣，也包括家庭，如兄弟姐妹、亲子关系等，但女性主义运动者却将“对幻想”限定于一对男女的异性恋关系中，试图从“恋爱”（日本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者将“恋爱”称作“对幻想”）这一该时代唯一一处女性与男性能够平等相待的场所中，寻找孕育出思想的可能性。

然而，在吉本提出“对幻想”之前，森崎和江已经身体力行地践行了“对幻想”这一概念。她选择了战后左翼运动的领导人—诗人谷川雁作为自己的“对手”，希望赌上彼此（一对男女）的全部，探索“性与生育”的奥秘，其成果之一便是出版于一九六五年的《第三性—遥远的爱欲》。如上野千鹤子所说，长期以来，男人们把性与生育称作“女人的经验”，将其划分到与己无关的外部领域中，他们通过把这些行为“自然化”，来避免对其进行思考。所以，当女性想要将自身的经验，并且是其中最切身的体会—性与生育，转化为一种思想的时候，却发现没有可以为她们所用的语言。因为，所有的思想，曾经都只属于男人（《女性的思想》，8—9 页）。在这样的背景下，森崎艰难地摸索着，她认为不论是性还是生育，都不是女性可以凭一己之力完成的。关于性，她写道：“那是一种相互的倾斜，让单独个体的实体及其投影悉数崩坏。”（《第三の性――はるかなるエロス》，55 页）

上野坦言自己在阅读吉本隆明的《共同幻想论》时，借助了森崎的著作来理解吉本的思想，但她并没有止步于此。在吉本的幻想论体系中，他要求自我幻想（个人）相对于共同幻想（民族国家）的“自立”，而上野则认为，自我幻想会以同心圆的方式不断向外扩散，不断纳入同一化的对象，最终形成共同幻想，所以个人幻想在对抗共同幻想时存在局限性。而对幻想产生于一对男女之间，是一种在他人的意识中寻得自己的人格互涉思想，只有在与自己异质的人（异性）同一化的过程中，才会时刻感受到两者间的不协调，形成相互牵制的、两个中心的椭圆结构，而非个人幻想的同心圆模式，从而持续有效地对抗共同幻想的收编（《女という快楽》，6 页）。也就是说，上野借助身为女性的经验，将“对幻想”的概念与异性间的“恋爱”

体验紧密关联起来，指出“性”与权力一样值得深思，为“性”能够成为抵抗权力的据点提供了理论依据。如此，上野立足于与前辈女性共通的、曾被男性统领的学术世界所鄙夷的女性经验，进一步凝练、阐发了前人的思想。她通过对女性经验的理论化，使日本女性学研究的合法性得以逐步确立。

另一方面，在上野看来，女性思想的形塑还意味着性别研究领域学术概念的本土化。在《女性的思想》的第二部分，她选择了六位西方思想家的代表作进行述评。上野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国际通用的性别研究概念如何运用于实践，帮助我们从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进一步理解女性主义的思想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

限于篇幅，试举以下两例。首先是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的《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在该书中，塞吉维克构建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的三位一体结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指的是男性之间互相认可对方是男人的连带感，即男性之间的纽带；所谓“恐同”（同性恋恐惧），是为了让男性的欲望朝向女性，所以禁止其对同性别的男性产生欲望；而“厌女”（女性嫌恶），则是将被排除在男性间连带关系之外的、作为欲望对象的女性他者化。

简言之，塞吉维克的观点就是：男性通过“物化女性”，建立起彼此之间的连带感，而为了维系、稳固这一男性集团，必须时时检查、排除男性间潜藏着的对彼此产生性欲望的可能性。这也是异性恋制度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塞吉维克从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文本入手进行“酷儿批评”（酷儿批评从女性主义批评中发展而来，在种种言说中探讨不能被归在性别二元论里的非异性恋的性，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等的存在方式），而上野则借鉴了塞吉维克的分析概念，撰写了《厌女》一书，剖析二十一世纪渗透于日本社会各个角落的种种厌女症。不仅如此，她指出还有来自女性自身的厌女症，并对此做了自我批评式的解析。她说：“如果说男性的厌女是‘男性的阴暗部分’，那么女性的厌女也是‘女性的羞耻部分’。厌女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有着非对称性的意味。塞吉维克只将男性的言说作为研究对象，而我在其基础上，加入了对女性言说的分析。女性‘歧视’这一行为的最大的破坏力，在于造成当事人的自我否定。如果没有内化了的厌女，又何来从厌女症中解放女性的需求呢？女性主义者不是指从厌女症中解放出来的女性，而是指不断与内化了的厌女症进行抗争的女性。”（《女性的思想》，154—155 页）

当下，《厌女》一书在中日两国反响热烈，许多并不了解女性主义的女性读者阅读后感觉如醍醐灌顶般酣畅淋漓，认为上野切中了女性“歧视”的要害。正是因为上野将“厌女”这一概念与东亚女性的经历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所以才引发了女性们强烈的共鸣。

再看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女性主义者们出于与“生理性别”（s e x）区分的需要，提出了“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认为这种社会性别的差异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的社会及文化所建构的产物。巴特勒将这种“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二元论”视作一种不彻底的性别解构。她主张，并非先有生理性别才有社会性别，而是有社会性别的话语实践在先，之后，生理性别这一“实体”才得以被建构。换言之，“女性”只是语言建构的产物，在“女性”这一表征之前，并不存在“女性”这一实体（《女性的思想》，194—195 页）。

上野在解读巴特勒的过程中肯定了其贡献：“巴特勒激进地推进建构主义，宣称生理性别這一所谓的‘本质’也是语言的建构物。

此后，‘本质主义’沦为了无知与怠惰的代名词。正如福柯使‘自然’和‘本能’成为忌语，巴特勒也让‘本质’一词失去了效用。巴特勒的登场之于女性主义的激荡，不亚于福柯宣告‘主体已死’之于西方哲学的冲击。”（ 《女性的思想》，195 页）但同时，上野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那我们又凭借什么去确认彼此是拥有共同经验的“女性”呢？七十年代的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即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从六十年代的新左翼运动中脱胎而来，是女性为了打破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而独立自主发起的运动。她们所梦想和践行的，是超越被男性社会分割的女性身处的境地与立场，实现女性之间的联结；是团结起来，共同对抗父权制和资本制的压迫。所以，上野的疑惑根植于自身的实践，在运用建构主义等方法论进行研究的同时，她极为关注日本社会压迫女性的结构性问题，警惕过度的解构带来的女性连接彼此的共通基础的解体。

随着数字时代中“他者的消失”，当下各国女性主义运动也出现了较为相似的倾向，如使用统一的学术概念，注重女性群体中愈发原子化的个体及多样性，等等。然而，罗诉韦德案（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九七三年在联邦层面确立女性堕胎权的判例，但二0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罗诉韦德案”被推翻，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的得而复失，让人们重新开始思考如何超越以原子个体为中心的身份认同政治，认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层面上的问题，重新探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的可能性（钟雪萍：《“罗诉韦德案”得而复失的辩证》，观察者网）。而这种思考在上野对于朱迪斯·巴特勒的质疑中早已有所显现。

思想不会凭空生成，每个人思想风格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受到前人的影响，上野也不例外。她指出，所谓“女性主义”，即是女性解放的思想，因为不想忘记从前辈女性那里获得的巨大恩惠，所以不论遭受多少抨击，也不会放弃自己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女性的思想》的副标题—“我们不会忘记你们”，便是上野对思想前辈的承诺。而阅读《女性的思想》的我们，从上野的字里行间汲取养分、化作血肉的我们，也同样无法忘记上野千鹤子的贡献。同时，我们还需要充分发掘给予我们力量、指引我们前行的中国女性前辈，书写属于中国的《女性的思想》，为有别于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提供多样化的可能性。而这，也正是作者上野千鹤子所期盼的。

（《女性的思想》，上野千鹤子著，陆薇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二0二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