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虹

在我们生活的时空里，有一个包括人在内的自在世界，还有一个人所认识到的世界。思想家们对这两个世界的存在，大多是认同的；但对于两个世界之间是否关联，关联多大，如何关联等，见解大相径庭。基于广泛的认同，这两个世界通俗化成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常用概念。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都隐约地有这种世界划分。然而，由于两者关系理解上的差异，这两个世界在人类的各种思想领域，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对立，对应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就是大量的两难问题、困惑不解和似是而非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例如，经济生活中的通货膨胀问题。一个是货币贬值、物价持续上涨的“客观”经济现实，一个是经济学家研究形成的各种“主观”通货膨胀理论，两个世界清楚存在。经济学家并未有关于通货膨胀的共识，理论世界多元复杂，莫衷一是。经济理论的如此状况，不是反映了经济现实的不知所措，就是引发出经济现实的混乱不堪。结果是，自有货币以来，人类对通货膨胀，就没有看明白，也没有想明白，更没有做明白。就眼前而言，老百姓、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人人都讨厌通货膨胀，但面对这个古今难题，他们要么一头雾水，要么进退维谷，要么听之任之。

经济学是关于经济生活的学说，即人类对于经济生活认识形成的观点、思想和理论等。很显然，一个“客观的”经济世界，和一个“主观的”经济学世界，自然就会被划分出来。一般而论，没有人会怀疑这样两个世界的存在，因为它们具有可观察性，尽管这种可观察性有些笼统、模糊和不那么完全—市场交易的活动，人们肉眼可见；商品供大于求时价格下降，人们经历过这样的事实；同时，经济学对经济生活的理论总结，有语言文字类的规律、定理和模型等形式表现，受到许多人的肯定，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我们经常听到的“经济现实”和“经济理念”的说法，粗略地讲，就是在谈论这样的两个世界。

这样两个世界的存在，它们的关系就是绕不开的话题。可以肯定，人们在“经济现实”里的生活经历，也是人们运用“经济理念”的实践过程。这是因为，作为有思维能力的物种，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他只是无意识地胡乱行为，没有受到某种“理念”的驱动、控制和调适。从这一点说，我们不只是生活在“经济现实”里，同时也生活在“经济理念”之中。准确地说，是生活在这样两个世界结合起来的关系之中，人的经济行为总是和“经济理念”嵌合在一起。那么，人们的“经济理念”是从哪里来的呢？

由古而今的历史表明，人类的“经济理念”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经济活动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沉淀，即我们常说的“经验积累”，它就事论事地自发衍生出来，通过简单的思维总结而成；二是经济活动之后人们的间接思维延伸，通过抽象地赋予概念、逻辑推理和构建思维形式体系而成，这便是所谓“学理化”的思维创造，也就是自觉性的经济学理论产生的过程。我们可以称这样两个来源分别为“经验积累”和“理论抽象”。

举例說，在人类社会工业化初期，许多企业建设的选址都在河流的旁边，除了取水和水上运输考虑之外，还有将废水排入河流的便利。这是来自经济生活的经验，若远离河流，企业仅处理废水就将付出较多成本。对于这种经济生活中“经验积累”的关注，经济学家延伸思考，得到了经济行为“外部性”的一般理解，即任何经济行为都不会只是服务或影响经济行为主体本身，还会对关联的“外部”产生服务或影响，这就有了所谓“外部性”的概念。企业废水排入河流，对于企业，这是减少成本来获取更多利润之举；但对于公共河流，对于外部社会，这是污染行为，企业由此获得的额外利润是来源于“外部”付出的。因此，经济学提倡这种“外部性”内部化，排污成本应当由企业承担。现在，企业的建设选址，就不只有“排污便利”考虑，还有污染“外部”可能成本更大的计算了。可见，来自经济生活的“经验理念”和经济学的“理论理念”，共同融合在经济现实中发挥着作用。

这样看来，在现代人类经济生活的时空里，存在着“三个世界”（参见下图）。一个是“经济现实”的客观世界，一个是“经济经验”的第一主观世界，还有一个是“经济理论”的第二主观世界，即经济学的世界—整个“经济理念”在这里一分为二为“经验”和“理论”。其中“经验”的独立，卸除了它长期以来的依附性、隐匿性和非重要性，具有某种革命的意味。实际上，“经验”的世界有目共睹。它同样具有可观察性，虽然不一定有语言文字类的外在形式，但它在反映、影响和作用于“经济现实”之时，时常以“常识”的形态，通过人的经济行为明明白白地呈现出来，其存在感十分地强烈。

理清“三个世界”的类别及其结构，毫无疑问，将极大地改变人们对于经济生活时空的认知，发现经济生活内在更多的奥秘，还经济世界和经济学世界以本来的面目，助益经济学的进阶，助益“经济经验”的厚重，更助益“经济现实”效能的提升。换句话说，经济现实中认知和实践的各种难题、困惑和不完善结论，将有可能因为“三个世界”的清晰分别开来而发生益处颇多的改变。不过，改变认知也好，发现奥妙也罢，它们都是“更加复杂”的别名，由于“三个世界”重置了经济生活时空的结构，不同世界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新的辨识。这是一种价值连城的辨识，也是一种分量很重的挑战。

经济生活中的“三个世界”，从经济学问世时其实就存在了。经济学是人类思维在经济领域里的一次嬗变，它试图超越经济生活中“经验理念”的特殊性，得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理论理念”，构建起源自经验却在经验之上的经济意识形态，作为人类认知、解释和介入经济现实，并在相当范围内和在相当程度上改造经济现实的依据。经济学要构建的“理论世界”和经济生活中人们的“经验世界”，有着与生俱来的边界，水到渠成地推演出“三个世界”来。

谈及“三个世界”的关系，理论上讲，可以有两种类型。第一种，从“经济现实”到“经验理念”再到“理论理念”的层级式结构，“经济现实”是底层，“经验”为中间层，“理论”与“经济现实”隔层而居；第二种，从“经济现实”到“经验理念”和“理论理念”的并联式结构，两种“理念”居于一层，或分别或混合与“经济现实”直接牵扯，“经验”不需要具有中间“桥梁”的连接功用。第二种类型大有眼前状况描述的意味，两种“理念”咬合在一起，共同关联、影响和作用于经济现实；两种“理念”之间的关系，则未加辨识，混沌不清。现实的不等于就是合理的。恰恰两种“理念”之间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这将我们带到了层级式结构的第一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潜含了这样的预设：“经济现实”只和“经验”建立联系，和“理论”隔层相望，通过“经验”发生关联、影响和作用。这种预设有充分的事实支撑。经济生活的三大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无一不是基于“经验”来行动的—个人几乎没有依凭经济学理论决定日常行为的，经济生活本身，让每个人拥有沉淀下来的各种“理念”；企业大多是根据过往情况和当前市场的信息，对生产、供应和定价做出决策，看不到经济学“理论”的踪迹；现代政府的经济行为具有双重性，既是经济收支单位，又是宏观管理主体，但不论收支，还是管理，政府的经济行为主要是基于既有数据、事例和做法来面对新的格局，“经验”是大概率甚至绝对比重的行为驱动，尽管它最有可能直接和“理论”联通。

与此同时，所有经济主体运用的“经验”，如果深入地思考，总能连通或牵涉到某些经济学“理论”上去；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如果追溯地探究，也总能发现经济生活“经验”的印痕。第一种类型的预设和现实高度一致，“三个世界”的基本关系，就是从“经济现实”到“经验”再到“理论”的层级式结构。在这里，我们从现代经济学三个普遍认同的理论出发，来看这种层级式结构关系的确定性。

一是边际效应理论。这个被称为“边际革命”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出现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场革命的核心，發现了市场经济价值的决定机制，完成了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转换的奠基。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价值由供给方的生产和成本决定，而“边际革命派”认为是需求方的消费和效用决定的。其中“边际效应”，指需求持续增加情况下，新增经济单位（产品、服务、资源、技术等）的功用，“新增”即是“边际”，“功用”便为“效应”。理论分析表明，这种“效应”持续变化的趋势是递减的，新增经济单位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其“效应”依次下降，经济价值相应地同步减少，引致“边际效应”或“边际价值”递减的规律性经济学认知。

人类经济生活中的这种“递减性”经验，在“边际革命”之前早就存在。民间流行的“吃大饼”故事，从第一个到第二个，再到第三个，吃者由饿到不那么饿，再到完全不饿，大饼的“效应”是递减的。第一个将姑娘比作鲜花的是天才，次者庸才，再者为蠢才，更是人所共知的生活道理，背后发生作用的，正是“边际效应”的需求趋势性规律。不错，“边际革命”是一场经济学惊世骇俗的改天换地，源起则在于经济生活中的经验——经济学用概念、逻辑、推理等形式思维，从诸多类似的经验中，总结、提炼和抽象出了“边际革命”的果实。

二是帕累托最优理论。这个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名字命名的理论，给出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极值状态，故称为“最优”。这是资源配置所达到的效率顶端，不可能再通过任何“重新分配”的结构调整，增加资源配置效率的一分一毫。或者说，在一个“最优”体系内，资源“重新分配”增加一方的效率，就一定会等量地减少另一方的效率，整个配置效率不可能有任何改进。“帕累托最优”显然是效率至极的理想状态，属于经济学时空中的思维创造，时常被作为一种完美的资源配置标准或目标来对待。

经济生活中几乎不存在如此的“最优”，但人类从来都不缺乏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的生活“经验”。这种“经验”里就有“帕累托最优”的影子。随机地看一家现代企业的财务资源分配，很容易看到以“效率”为目的的配置结构；追寻配置的理念基础，就是尽最大可能地达到那个“最优”。“帕累托最优”无疑是有经济生活“经验”支持的理论抽象。若是仔细地梳理这个“最优理论”的历史，完全可以说，它就是来源于经济生活的“经验”；反过来，它又被人们有意识地回引到经济生活的“经验”之中去，厚重“经验”的成色和功用。

三是企业理论。罗纳德·科斯的企业理论，具有神奇色彩。企业和市场，一个有界的组织，一个无边的时空，两个看起来并无“替代”关系的事物，在科斯眼里，它们不过是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存在相互替代的可能。企业的资源配置，由组织内部管理来实现，市场的资源配置则依靠价格机制来完成。由于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并非总是有效，存在成本不合算的问题，企业的方式出现就顺理成章了。而且，两种不同配置方式的成本差异，决定了企业大小的边界，因为企业资源配置有些通过内部管理“合算”，有些通过市场交易“合算”，企业便不会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大大小小的企业就这么有了。科斯的企业理论之所以受到热捧，就在于他透视出企业和市场“共性”的一面，揭开了企业和市场资源配置深层的关系。

再神奇的理论，也不过是“经验”世界之后的产物。回望企业的历史最早时段，第一家企业诞生的偶然性或必然性现在也许难以把握，但之后的企业，普遍就是在“自己生产”还是“市场购买”的对比选择中，创造繁荣昌盛和起起伏伏，演绎“生老病死”的企业生存和发展规律。一家汽车生产企业，是所有的零部件和整车都自己生产完成，还是部分零部件从其他企业购买，将这种企业和市场选择的“经验”，沉积得厚厚实实。这里的底层逻辑，就是在“经验”之中，进行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成本“合算”与否的比较。科斯的理论的确神奇，但这仅仅是发现，而不是发明。

从经济现实、经验和理论“三个世界”的层级结构出发，“经验”的地位便格外显眼，它接“现实”之地气，托“理论”之抽象，将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分隔了开来。经济学和经济现实的关系，不是远了，而是断开了。这个认知惊天动地。通常的看法是，经济学是对经济现实的理论反映并反过来指导现实。“经验”横空出世，将经济现实从经济学中剥离了开来。经济学既没有反映经济现实，也指导不了经济现实，至少无法直接反映和指导。“经验”才是经济生活时空的主角和主导。

一七七六年作为经济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时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那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翻看二百多年的经济学说史，很难找到足够多和足够分量的案例，说明经济学和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直接连通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反例倒是很多。仅说经济危机，十八世纪后期至今，整个世界上演了数量可观的此类经济悲剧，无一例可以说得到过经济学的预报、直接指导和介入危机后的处理。

事实上，经济学的演进，总是试图直接去影响和作用经济现实，结果则是在不经意中，改善了经济学和经济生活中“经验”的关系。就现实而言，经济学的影子有时会在经济现实中晃动，但它真没有能够穿越得了“经验”，更没有同化和替代得了“经验”，走到经济现实的底层去。经济学历史上的三次大裂变，给予了这一判断强有力的肯定。

首先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分离。寄望于管理学的单门独户，靠近现实来理解和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经济学便可走向更为抽象的境地。历史地看，这种分离在一七七六年之后就静悄悄地开始了，一直延续至今。分离的结果，管理学成了一个包治百病的学科，包罗万象却和社会现实若即若离；经济学更加地远离经济现实，但和“经验”的关系，却是有感觉得到的牵连和影响。这预示着经济学内部的结构性变化，一定会再次发生。

再看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分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学理论分出宏观和微观两个部分。这个大变化，起因于二十年代末那场令人震惊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一个经济体的经济问题扩散开来，导致整个世界经济崩盘，从经济体或国家层面认知、理解和把握经济现象，成了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经济总量的概念频频出现，总供给和总需求成了宏觀经济研究的对象，两者之间“均衡”就是研究追求的目标；而如何使“非均衡”向“均衡”状态逼近或转化，引出了“看不见的手”市场和“看得见的手”政府之间的“工具”之争，至今战事不断。总体看，宏观经济学是否反映和改善了宏观经济现实，并无确凿证据，自身获得了长足的进阶倒是有口皆碑。

微观经济学承担有两项使命：一是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总量终究源自“微观个量”，研究总量需要基于“个量”的研究；二是靠近经济现实，研究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问题，以求理解、改善和指导日常经济生活。作为生产和消费“个量”的个人、家庭、企业，作为连通生产和消费的市场与价格，成了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前项使命试图支撑起宏观经济学，避免它成为“空中楼阁”；后项使命努力植根于经济现实之中，为整个经济学大厦奠基。

宏观和微观的分野，关键在于微观对于经济现实的植根，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回看不足百年的微观经济学史，这个“个量”的理论，并未真正扎进日常经济生活之中去。它所关联的，都不过是“经济经验”而不是“经济现实”。大量微观经济学的文献，看不出它们直接反映经济生活的具体内容，方法论上仍然是“抽象”为主；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的个人、家庭和企业都不承认，它们从微观经济学那里获得“理念”而采取经济行动。不过，谈及“经验”时，总会有这样的声音，“这里面有经济学的道理”，说明微观经济学的存在，在“经验”层面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最后看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分类。很难确定经济学何时开始“理论”和“应用”的分类，更难确定这两种经济学的边界。目前默认的界石，一是“问题导向”下概念、原理和形式逻辑之辩为“理论”，回答经济现实中的运行难题为“应用”；二是跨越各种经济领域的思想为“理论”（如货币理论），限定在某种经济领域之内的学说为“应用”（如银行治理）。这种分类本身，充分显现了经济学整体对于经济现实的距离感，因而需要一个单独的“应用”部分，以实现经济学的逻辑高度和服务经济世界的工具功用。

那么，应用经济学走进经济现实了吗？与微观经济学存在一定重叠的它，努力靠近经济现实却只更为贴近“经验”而已。许多可称为应用经济学成果的学说，要么抽象性强，实践中各经济主体只是不自觉地把它融入其“经验”；要么同一问题十位学者有十一种见解，各经济主体无所适从，继续以自我或他人的“经验”为依据。或许，应用经济学服务经济现实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问题导向”之下，成为影响和作用各经济主体“经验”的某些成分。

从三次大裂变来看，经济学和经济世界的距离，存在难以逾越的客观性，指望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现实有直接影响和作用并不现实；但经济学与经济生活中人们“经验”的关系，大有前者源于后者，并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明确性。或者说，经济学对于经济现实的反映、影响和作用，需要通过“经验”这个中介才能实现。不无遗憾，正是对“经验”关系理解的缺失或模糊，经济学对于经济现实靠近的种种努力，不但没有得到足够积极的结果，还有南辕北辙渐行渐远的势头—“经世济用”的经济学，越来越局限在“自嗨”的世界之中，一边孤傲自得，一边以“逻辑自洽”自我安慰；经济生活中人们的“经验”获得的经济学有益影响和作用，则处于自发无序的状况，似有若无，不关痛痒；经济现实仍然依据总是有些滞后的“经验”，走走看看，来来回回，不时陷入进退无据的困境之中。这种困境在呼唤经济学的再次革命，呼唤“经验经济学”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