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辉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

鲁迅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因为他曾留学日本并和很多日本作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之一，其作品在日本的翻译和传播可谓深入人心。一直以来，日本学界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从未中断，相继出现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鲁迅翻译和研究专家，因此日本的鲁迅研究是中国学者或日本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对之加以整理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鲁迅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

一、鲁迅作品翻译与接受的整体研究

从鲁迅作品在海外翻译和传播的总体研究情况来看，日本的相关翻译和传播实践以及研究状况等都取得了较高成就。

关于国外鲁迅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首先应提及乐黛云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0)》。尽管该书只是对国外鲁迅研究论文的翻译和集合，但乐黛云写的序言却是一篇很好的归纳总结国外1960至1980年间鲁迅研究之总体面貌的论文，是国外鲁迅研究进程中不容忽视的文献。在这篇序言中，乐黛云首先对20年间国外鲁迅研究的变化和新进展作了简要概述，认为海外鲁迅研究不再单一地将鲁迅视为中国的著名文学家，而是把他作为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革命家和艺术巨匠”[1]1来进行分析和讨论，这种变化主要出现在美国和日本的鲁迅研究界。接着，乐黛云归纳了国外鲁迅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一，关于鲁迅思想的起点及其发展和转变的研究；第二，关于鲁迅继承东西方文化传统、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以及鲁迅对世界文化宝库作出的独特贡献；第三，关于鲁迅思想矛盾的分析；第四，对鲁迅作品艺术技巧的分析[2]1-4。与此同时，国外鲁迅研究呈现出共同的特点：在广阔的背景下展开全方位的比较，注重鲁迅作品内部的阶段性比较，采用丰富多彩的文学批评方法。在这本国外鲁迅研究论文集中，一共收录了7个国家的19篇论文，其中有5篇日本学者的论文：丸山昇的《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严绍璗译；竹内实的《中国的三十年代与鲁迅》，严绍璗译；高田淳的《鲁迅诗话》，严绍璗译；木山英雄的《周氏兄弟与中国散文的发展》，刘振瀛译；伊藤虎丸的《〈狂人日记〉——“狂人”康复的记录》，王保祥译。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0)》是中国学术界对国外鲁迅研究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示，对中国的鲁迅研究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张杰是国内探讨鲁迅作品在海外翻译和研究的先行者，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鲁迅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研究成果。张杰给学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关于国外鲁迅研究的整理，他先后在《鲁迅研究月刊》(始称《鲁迅研究动态》)和《上海鲁迅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关于日本、苏联、美国、英国等国家鲁迅研究的长文，是继戈宝权之后国内关于鲁迅作品在海外传播和接受研究的重要学者。2001年9月，张杰将分析海外鲁迅研究的文章编辑成册，以《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为书名，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录的文章主要围绕鲁迅与国际友人的交往以及国外鲁迅研究展开，因此可以被视为鲁迅国际交往和海外传播的专著，在鲁迅海外传播研究的历史上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这本书由上下两篇构成，上篇专注“接近”，收录了41篇涉及鲁迅与44位日本各界人士之间交往的文章；下篇专注“接受”，收录了鲁迅在海外诸国传播情况的9篇论文，其中涉及日本的有《日本的鲁迅研究(1909—1936年)》《国外鲁迅研究情况补略》等。有论者评价说：“张杰这部书展示了90年代以前鲁迅在世界上传播的基本面貌，证实了鲁迅作为一名世界性作家的广泛影响。”[3]10

鲁迅作品在海外翻译和传播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理当有研究来梳理和分析鲁迅作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及接受情况。《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于2009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目前国内研究鲁迅及其作品在海外传播的代表性成果。“本书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冷战’局面的形成为界，把百年国外鲁迅传播史分成‘冷战前时期’(20年代初—40年代末)、‘冷战时期’(50年代初—90年代初)和‘冷战后时期’(90年代初以后)三个阶段来作纵向勾勒；在横向维度上，本书把鲁迅在国外的传播分作‘鲁迅在欧美西方国家的传播’、‘鲁迅在日本以及远东国家的传播’和‘鲁迅在俄苏及其他东欧国家的传播’三个主要群落，再加上‘鲁迅在亚非拉国家的传播’这一群落来考察。”[3]11有评论称这部著作“填补了鲁迅域外研究的一个空白”[4]，在鲁迅研究的历史上属于开创性成果，对拓展鲁迅研究的空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者主要采用纵向的时间性勾勒和横向的事实性呈现相结合的方法，把鲁迅在海外的传播具体到不同区域和国别内部；同时将史料描述和观点论证相结合，凸显出百年来鲁迅在海外传播的历史脉络和整体性面貌，为我们今天重新打量和审视鲁迅作品在海外的接受提供了重要参照。

鲁迅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学者在撰写鲁迅研究综述时，开始将眼光扩大到国外，关注鲁迅及其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和传播情况。比如在《鲁迅研究七十年》(上)中，在“鲁迅研究的迂回发展时期”(1928—1936鲁迅逝世前)部分，作者归纳了鲁迅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和接受情况，认为仅就海外鲁迅研究而言，日本取得的成就是最突出的，国内曾多次翻译转载日本学者的研究文章，而且“这些文章都颇多见地”[5]。在“鲁迅研究的开拓时期”(1936—1949)部分，日本有代表性的鲁迅研究成果有《忆鲁迅》(增田涉)、《回忆鲁迅先生》(内山完造)、《回想鲁迅》(长兴善郎)和《鲁迅魂》(鹿地亘)等。在《鲁迅研究七十年》(下)的“鲁迅研究的新生时期”(1976— )中，作者认为该时期日本鲁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鲁迅印象记》《鲁迅与日本》《鲁迅的小说》(增阳涉)，《父子之情》《甘为孺子牛》(高田淳)，《鲁迅》(竹内好)，《鲁迅世界》(山田敬三)，《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冈正子)等。国内刊物《鲁迅研究》在1984年第6期开辟了“鲁迅研究在国外”的专辑，“还有十多篇影响较大的文章”[6]。从《鲁迅研究七十年》(上)(下)两个部分关于鲁迅在海外的研究之梳理来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海外的鲁迅研究相对于国内而言呈现出萧条的状况，这主要是受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这篇文章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外鲁迅研究的归纳显得比较薄弱，缺乏基本的资料和史实，但能够将海外鲁迅研究纳入观照视野，足以证明研究者开阔的学术视野。

鲁迅作品在日本的翻译和传播研究的具体情况，还得从下文的几个方面来详细展开。

二、鲁迅作品翻译研究

有研究分析了鲁迅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情况，将日本的鲁迅译介史分为六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萌动期(1924—1929年)、30年代发展期(1931—1937年)、战争低徊期(1937—1945年)、战后繁荣期(1946—1969年)、繁荣新时期(1970—1989年)以及稳定期(1990—2010年)。该研究以时间为线详细梳理了日本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同时对重要的翻译作品进行了评述，认为日本的鲁迅翻译有如下特点：第一，日本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有悠久的历史，译作的数量、种类和质量都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为国内的鲁迅研究和作品出版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有助于带动鲁迅及其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和传播；第二，鲁迅作品在日本的翻译大多是由鲁迅研究者完成的，这就决定了日本的鲁迅翻译与鲁迅研究具有同步性，一方面保证了译文的可靠性，但另一方面却会因为译者各自的“鲁迅像”而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产生主观性影响；第三，日本对鲁迅作品的翻译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变化，反映出文学翻译受时代语境的制约和影响。文学翻译要受到国际关系和目标语国政治文化语境的制约，鲁迅在日本的翻译和传播同样如此，比如中日关系的变迁会影响到日本译者在翻译选材时的立场和审美标准：在现代时期，鲁迅作为一个富有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的作家被翻译介绍到日本。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日本侵华的开始，鲁迅在日本的翻译相对陷入了沉寂状态。等到日本战败后需要重新建构民族精神时，他们又从鲁迅身上看到了“民族性”的光芒，于是鲁迅的翻译和研究就此复苏。鲁迅作品在日本翻译和接受的沉浮史有力地证明了“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误解变形在所难免”[7]。

鲁迅在日本翻译和传播了近百年之后，已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中国现代作家，是日本读者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必须课”。鲁迅作品的日译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之后其小说集《呐喊》《彷徨》以及散文诗集《野草》等，更是成为日本学者研究和翻译的重要对象。有文章按照年代罗列了日本对鲁迅作品的翻译情况，以表格的形式清楚直观地显示出日本在不同时期翻译的鲁迅作品，同时对重要译者如竹内好、藤井省三等人的翻译作了详细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归纳出了鲁迅作品译介的阶段性特征①。但是文章在史料的整理上还存在一些错误，而且对鲁迅作品的翻译情况也没有做到“一网打尽”，难免有遗珠之憾，对日本的鲁迅翻译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描述上，没能从翻译学的角度进行更细致和学理化的分析。也有研究在列举日本的鲁迅作品翻译和研究之后，归纳出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鲁迅译介和研究的特点：第一，日本人对鲁迅著作非常重视，研究和阅读鲁迅不再是专家学者的特别行为，鲁迅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已经进入了日本普通读者的视野；第二，日本学者对鲁迅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对鲁迅个人也怀有深厚的感情；第三，日本鲁迅研究一方面保持着与中国鲁迅研究的“同步”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又渗入了自己的需要和理解，因而提出了独到的见解[8]。

虽然对鲁迅作品日译的研究成果在日本鲁迅研究中所占的比例不高，但以上几篇文章也基本勾勒出了日本鲁迅作品翻译的基本脉络。

三、鲁迅作品接受研究

对鲁迅作品在日本传播和接受的分析是目前学界关注的重点，有很多学者对日本的鲁迅接受情况进行了整体性关照，试图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角度对之加以描述，以凸显出日本鲁迅接受的历史概貌。

张杰撰写长文梳理了日本对鲁迅的接受历史，尽管国内外关于日本的鲁迅研究成果比较多，但他力图在这篇文章中实现如下突破和创新：一是突破国内鲁迅研究梳理的局部化和阶段性桎梏，力图对之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观照；二是将鲁迅研究的成果与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将其纳入到鲁迅研究的历史链条中加以打量，突破鲁迅研究成果整理的孤立性和零散化状态；三是将处于不同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文学流派的鲁迅研究成果置于相同的学术考量标准之下，分析他们之间的相互对立和融合之处，进一步甄别鲁迅研究的不同观点；四是全面呈现日本的鲁迅研究，不再把目光仅仅锁定在正面研究成果上，而是要客观、全面地展示日本的各种鲁迅研究观点，包括对鲁迅的“亵渎”和诟病之研究；五是将日本的鲁迅研究植入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大历史中加以剖析，挖掘社会因素对鲁迅研究的影响和制约[9]。张杰的文章梳理的是日本关于“鲁迅生前的介绍和研究(1909—1936)”，共涉及到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日本关于鲁迅的最早介绍即1909年5月《日本与日本人》杂志对周氏兄弟所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的介绍文字；第二，日本最早将鲁迅作为文学家加以研究和介绍的文章是《以胡适为中心漩涡的文学革命》，该文为青木正儿所作，于1920年9月至11月连载发表在《支那学》上；第三，与鲁迅在北京时期交好的清水安三在1922年、1967年和1980年分别写文章介绍鲁迅；第四，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日文报刊《北京周报》不仅发表了多篇鲁迅作品的日文版，而且还发表了鲁迅的论文和演讲词，藤原镰兄、丸山昏迷以及清水安三等对鲁迅做了一些访谈和介绍，对推进鲁迅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五，1925年3月，芥川龙之介在日本的《新潮》杂志第246期上发表文章《中国翻译的日本小说》一文，肯定了鲁迅和周作人1923年6月翻译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选》，认为他们在官名、地名和道具名称的翻译上都十分准确[9]；第六，“‘革命文学论争’影响下的鲁迅评论”，该时期受中国创造社和太阳社对鲁迅评论的影响，日本也对鲁迅提出了批评意见；第七，日本对鲁迅《阿Q正传》的翻译评价掀起了新的高潮，出现了至少4个《阿Q正传》的译本；第八，关注日本在大连创办的《满蒙》日文期刊对鲁迅的评价[10]；第九，在20世纪20至30年代，鲁迅在日本的研究应涉及到增田涉1932年4月发表在《改造》杂志上的《鲁迅传》[11]；第十，日本文化界人士与鲁迅的“会见记”也是日本鲁迅研究中一类值得关注的写作现象；第十一，在经历了对鲁迅“诽谤“式的评论之后，随着中国对鲁迅地位的肯定，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对鲁迅评论的转向；第十二，对鲁迅认识的新变化。张杰整理日本鲁迅研究的系列文章，其实与他的写作计划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三篇文章实际上只是完成了作者第一部分的写作构想，也就是1936年之前的日本鲁迅研究。

江小蕙的《鲁迅研究在日本》也是一篇宏观的分析文章，因完稿于1982年，故讨论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日本鲁迅研究。该文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按照“编年史”的方式，详细列举了1909年5月《日本与日本人杂志》刊登的有关鲁迅文学活动的记录以来，日本发表的与鲁迅有关的论文或专著，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世纪30至40年代和70年代之后是日本鲁迅研究的丰收期，而竹内好、增田涉以及藤井省三等人则是日本鲁迅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文章的第二部分详细地分析了日本鲁迅研究的特点：第一，集中精力研究目前日本鲁迅研究界尚有分歧或有待商榷的问题，例如鲁迅与“光复会”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问题，增田涉、新岛淳良、尾崎秀树、山田敬三等纷纷加入了该话题的讨论。第二，运用新资料、新角度进行长期的专题研究。比如北冈正子对鲁迅《摩罗诗力说》的探讨，花费了多年时间去考证其文献资料的来源。第三，发挥求真务实的研究精神，对鲁迅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反复调查和探源，持续不断地发掘出有关鲁迅的新史料。如拓植秀臣经过多次现场寻访，确证了鲁迅在仙台的住宿地为“佐藤屋”，从而纠正了人们多年错误的认知。第四，将鲁迅研究专家与作品爱好者的调查和研究结合起来，不断拓展鲁迅研究的内容。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对日本举行的鲁迅纪念活动的梳理[12]。通过这三个部分的内容，读者能够较为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鲁迅研究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以及日本人为纪念鲁迅所举办的活动，从而还原日本的鲁迅研究及鲁迅认知。

采取“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在考察日本鲁迅研究的基本情况时，重点选取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来概述日本鲁迅研究的基本面貌，也是日本鲁迅研究的重要方式[13]。在日本的鲁迅研究过程中，竹内好1944年出版的《鲁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原因主要如下：第一，竹内好是有深刻思想的日本学者，他的鲁迅研究承载着厚重的思想内容，具有浓厚的思想性色彩，也是日本鲁迅研究“从思想方法开始进行变革”的开端；第二，竹内好这位日本的思想家通过《鲁迅》的写作，与鲁迅这位中国的思想家在“对话”中达到了深度的契合；第三，这种根柢上的相通就是共同“抗拒为奴”的精神。该研究重点介绍的第二位日本鲁迅研究专家是伊藤虎丸，他1983年在朝日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日本人》一书，开辟了日本鲁迅研究的新起点：紧紧抓住“人”，用西方近代的“个”的思想概括和阐释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发展史，把“真的人”与奴隶和奴隶主严格区别开来，提出“根柢在人”的“立人”思想。第三位值得注意的日本鲁迅研究专家是丸山昇，他的鲁迅研究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独立的精神、历史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丸山昇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和压力，也不停留在现成结论上，他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切研究对象置于历史之中，其研究从史料出发，“从事实推导出法则的尖锐眼光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出发，开创了日本鲁迅研究的新局面。第四位提及的日本鲁迅研究学者是北冈正子，他主要致力于鲁迅留日时期所受影响之文化渊源的发掘与考证。此外，日本的鲁迅研究善于选择新颖的切入点，对鲁迅作品做出别开生面的解读，这方面的代表学者如藤井省三对鲁迅《故乡》的品鉴、丸尾常喜对鲁迅笔下“人”的探讨等。类似的研究还包括对青木正儿、丸山昏迷、清水安三、山上正义、新居格[14]以及长与善郎、正宗白乌、小田岳夫、竹内好、尾崎秀树和丸山昇等人论著的点评[15]。

4.1.1 【适应症】 本品适用于治疗由敏感细菌引起的下列感染性疾病（头孢呋辛酯的敏感性存在差异，应该咨询可适用的地理、时间和当地敏感性数据，见【药理毒理】部分）。

以学术专著为依托来再现日本的鲁迅研究也是一种较好的研究路径。在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有文章罗列了日本的鲁迅研究专著，认为进入20世纪40年代才有专门的鲁迅研究专著。具体而言，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鲁迅研究专著有8部，20世纪50年代日本出版的鲁迅研究专著有3部，其中有两部是重新再版。经过50年代的沉寂期，日本的鲁迅研究在60年代开始复苏，该时期共计出版了7部鲁迅研究专著；70年代的鲁迅研究持续升温，共计出版了14部专著，是整个日本鲁迅研究历史中成就最高的阶段。后来，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在《十多年来的日本鲁迅研究》一文中[16]，详细列举了1977年至1990年的日本鲁迅研究专著，算是对前文梳理的补充和完善。在这段近14年的时间里，日本共计出版了22部鲁迅研究专著。鲁迅已经成为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无人比肩的作家。鲁迅在日本的研究属于日本外国文学研究的范畴，但却远远超越了中国其它作家而独占鳌头，成为日本中国研究的显学。为什么日本的鲁迅研究会如此发达呢？有研究认为，这主要与日本对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的认识有关，他们不再把中国视为可以效法的拥有灿烂文化的古国，而是认为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和转型期，要认识这样的中国单凭对古典文学和文化的了解是不够的，必须依托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这样的风云际会中，鲁迅成为日本人了解近现代中国文化和思想潮流的钥匙，整个日本学界“便难以忽视鲁迅的存在”[17]。这也是为什么鲁迅能够在日本文学、文化和思想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关键原因。

以上关于日本鲁迅研究的整体性分析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在史料搜集和时间段的划分等方面均比较合理，但由于受写作时间所限，均难以完全勾勒出日本百年来的鲁迅研究轨迹。

四、鲁迅作品接受的新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语境的变化，日本的鲁迅研究也在不断的创新中向前发展。

日本的鲁迅研究依靠新史料的发掘和新问题的提出而获得了发展的动力。张福贵对20世纪90年代前后日本的鲁迅研究进行了评述，总体上认为日本的鲁迅研究一直处于不断创新和变化之中，“新资料、新问题、新观点被不断提出”[18]，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在海外鲁迅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基于这种认识，他的文章首先分析了日本鲁迅研究中的“鲁迅‘本体’研究”，其特点是把鲁迅及其作品视为一个整体，全面地把握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内涵，从而超越了之前对鲁迅的评价性研究和一般性解读。在对鲁迅的局部研究中，首先应给予关注的是片山智行的专著《〈野草〉全释》，该书于1991年11月在平凡社出版，是日本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野草》的专著。该研究分析了日本关于鲁迅“周围关系”之研究，日本的鲁迅研究善于采用比较的方法，比如鲁迅与其他作家、思想家的比较，鲁迅作品与同时代其他作品的关系研究等。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总结和阐释，凸显出日本鲁迅研究内容的深化和研究范围的扩大。

“鲁迅像”时期的研究是整个日本鲁迅研究历史上最具特色的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前后，以竹内好、丸山昇、伊藤虎丸为代表的鲁迅研究专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构想和研究鲁迅，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建构起来的鲁迅形象，而且各自的鲁迅形象都与他人的大相径庭，形成了日本鲁迅研究历史上所谓的“鲁迅像”阶段。“鲁迅像”这种研究现象的特点是“致力于宏大叙事，建大框架、谈大问题，在文化、政治的大视野中饱含热情地言说鲁迅”[19]。“鲁迅像”时期日本的鲁迅研究成绩如下：第一，形成了与中国不同的研究范式，开始发出“鲁迅是谁”的追问。第二，很多学者建构的“鲁迅像”重点阐述鲁迅之于东亚发展的意义，进而开始探寻鲁迅在世界文坛的价值。这一点与中国的鲁迅研究存在较大差异，我们主要关注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不良现象的揭示和批判，立意塑造一个革命者形象的鲁迅，很少将鲁迅的意义延伸出中国之外。而“鲁迅像”时期的鲁迅研究所提出的鲁迅与东亚有关的问题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第三，“鲁迅像”时期的研究者把鲁迅的“文学者”作为处于历史流动中的不断变化的概念，并不一味地突出鲁迅的历史价值和当下作用，而是将其与研究者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境遇相勾连，从而赋予鲁迅研究更多的现实性意义。当然，“鲁迅像”时期的鲁迅研究也存在偏执的一面，那就是在学术研究中“掺杂了过强的政治参与意识，研究者自己有太多话要说，有太关乎现实的意见要表达，结果不能不有些‘削足适履’的文字”[19]。这种借鲁迅研究为幌子来阐发自己学术观点和思想主张的做法，使鲁迅研究蒙上了强烈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色彩，成为后来日本鲁迅研究的一大缺陷。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针对70年代的日本鲁迅研究进行探讨，在肯定增田涉和竹内好鲁迅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最能反映日本鲁迅研究新变化的是一批专著“着重从思想和理论角度”[20]去研究鲁迅。相应成果如1977年3月，桧山久雄在第三文明社出版的《鲁迅和漱石》；1977年5月，山田敬三在大修馆书店出版的《鲁迅的世界》；1978年1月，竹内实在田烟书店出版的《鲁迅的远景》；1979年2月，新岛淳良在晶文社出版的《读鲁迅》等。文章据此认为，日本鲁迅研究取得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新突破：一是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和认识更加深入；二是采用比较的方法研究鲁迅；三是对鲁迅后期思想和作品的分析。此外，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一批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怀有敬慕之心的日本青年人前来中国留学，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鲁迅的思想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显学”。这批来华的日本留学生置身于中国鲁迅研究的火热现场，充分体认到了鲁迅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也纷纷对鲁迅产生了兴趣。他们回到日本以后，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的新兴力量，通过丰富的研究成果凸显出日本鲁迅研究的新面貌[2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东京大学的鲁迅研究会对鲁迅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硕士论文围绕日本东京大学鲁迅研究会的活动来展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新时期日本鲁迅研究的探讨，主要从研究会的成立背景、研究会对鲁迅思想的研究以及研究会对鲁迅作品的研究三个层面展开[22]。通过对东京大学鲁迅研究会开展的鲁迅研究的分析，对国内的鲁迅研究或许会带来新的启示。此外，《野草》研究是日本鲁迅作品研究的重点内容，出版的专著主要有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丸尾常喜的《鲁迅〈野草〉研究》、木山英雄的《〈野草〉解读》《〈野草〉主体建构的逻辑及其方法——鲁迅的诗与哲学的时代》、藤井省三的《复仇的文学》等。因此，日本的《野草》研究会给国内带来启示[23]，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学术话题[24]。不过，要全面呈现日本鲁迅接受和研究的成果，还应该关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重要学者的鲁迅研究，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才是整个日本鲁迅研究焕发生机的根本。

五、著名学者的鲁迅翻译和研究

日本鲁迅研究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庞杂，而对日本鲁迅研究加以再度分析的成果也很多，除了上面所涉及到的内容之外，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上还有多位汉学家的成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日本或中国的学者均对此进行了分析。

增田涉与鲁迅的关系比较特别，他曾专门来上海拜见鲁迅，聆听鲁迅给他讲解《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内容，并且常常和鲁迅在家里共进晚餐，一起外出散步或看电影等。鲁迅一直将增田涉视为“入室弟子”，而增田涉也一直视鲁迅为毕生尊敬的老师，在鲁迅生病期间专程赶到上海探望。更重要的是，增田涉终其一生都在向日本积极地翻译和介绍鲁迅的作品，为在日本塑造鲁迅的作家形象努力耕耘。1932年4月，增田涉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鲁迅传》，这是日本国内最早撰写的鲁迅传记文章。有研究在较为详细地列举了增田涉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之后，专门讨论了他的《鲁迅传》，认为他没有受到当时日本流行的左翼阵营对鲁迅攻击潮流的影响，而是通过自身与鲁迅的接触和交往来呈现真实可敬的鲁迅形象。增田涉的文章共计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写鲁迅的社会履历和当前生活状况；第二部分主要写发表《狂人日记》前鲁迅的生活经历和遭遇；第三部分写鲁迅弃医从文的道路，主要写的是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创作成就。增田涉的《鲁迅传》存在八处比较明显的错误：第一，认为《阿Q正传》在德国有译本，实际上当时没有德译本；第二，认为卢那察尔斯基给俄国列宁格勒大学瓦西里教授等人翻译的《阿Q正传》写了序，实际上没有写序；第三，认为鲁迅当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实际上鲁迅没有担任过此职；第四，认为陈独秀当上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实际上是文科学长；第五，认为许广平南下途经江浙被孙传芳部队捉住险些被杀，实际上没有发生过此事；第六，认为鲁迅在广州沉默不说话，鲁迅自己说开口说话只能被杀，实际上当时鲁迅并没有沉默；第七，认为鲁迅在日本给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浙江潮》和《河南》杂志投稿，实际上这两个刊物不是革命党的刊物；第八，认为鲁迅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翰林学士，实际上只是翰林庶吉士[25]。以上内容对增田涉鲁迅研究是一种史料上的补充和完善，具有严谨的考据学风和史料价值。

竹内好是日本鲁迅研究的标志性人物，他通过自己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理解，加上对既有日本鲁迅研究的继承，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鲁迅研究体系。一直以来，竹内好被树为日本鲁迅研究的权威性学者，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国内政治文化语境的改变使人们对文学产生了新的期待和诉求，以池田大作为代表的鲁迅研究新势力趁机崛起，虽然给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带来了挑战，但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在日本鲁迅研究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奠定竹内好在日本鲁迅研究地位的作品应是他1944年在日本评论社出版的《鲁迅》一书，该书的核心问题就是不断地探讨在中国国民革命曲折而复杂的进程中，鲁迅以他特有的社会感知力和洞察力去呈现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社会本质，进而通过自己的创作不断求索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之路。竹内好是日本鲁迅研究历史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他“是用主体的生命体验，去领悟鲁迅的精神世界，体现的是内趋性的阐释研究”[26]，这与后来丸山昇和伊藤虎丸主张实证性和主体阐释性的研究路向差别很大。

日本东京大学汉学家丸山昇将日本的鲁迅研究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从青木正儿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左翼文学者的鲁迅研究；二是从佐藤春夫、增田涉到小田岳夫的鲁迅研究，即1932年至1941年；三是竹内好的鲁迅研究时期，即1944年至1956年；四是1957年以后的鲁迅研究。在第一阶段里，青木正儿认为鲁迅是一个有潜力的作家，《狂人日记》开创了中国新小说的历史。对于青木正儿的评价，鲁迅认为是“公正评论”，但还是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自谦”式的评价，同时对中国新文学创作的未来感到担忧：“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罢。”[27]176清水安三评价说:“鲁迅作品的特征是批判中国旧社会的陋习，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他还指出该作品对‘孔乙己’的描写是‘用最黑漆漆的颜色描绘出了人性阴影最黑暗的一面’，写得很深刻。”[28]在第一个时期，日本左翼人士对鲁迅的评价借鉴了中国“创造社”和“太阳社”的立场，只有山上正义的评价较为客观。在日本鲁迅研究的第二个阶段里，丸山昇认为应该关注佐藤春夫、增田涉的鲁迅翻译和研究，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鲁迅的作家形象进入日本读者的心中。日本鲁迅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是竹内好的鲁迅研究。1944年，竹内好的《鲁迅》出版，该书对后来日本的鲁迅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被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丸山昇认为竹内好的《鲁迅》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方法上，应该重视鲁迅没写的实事；二是政治与文学不应该是从属关系或相互冲突的关系，迎合政治或不顾及政治的文字都不是文学[29]。由于丸山昇的文章是其讲座的记录，因时间关系而没有展开第四个阶段的内容。2000年11月，丸山昇的同名论文《日本的鲁迅研究》刊登在《鲁迅研究月刊》第11期[30]，该文的主要内容与前面所述相似，只是在写作的时候更加突出了藤井省三、增田涉和竹内好等人的研究内容和特色，并且在论述的时候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最后完善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鲁迅研究迎来了新变化，其中以伊藤虎丸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摆脱“竹内鲁迅”的研究范式，开创了“以鲁迅为方法”的方法论自觉。从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中，我们应学会进一步处理好文学与政治和外在现实的关系：文学应该和政治与社会进行对话，并保持对现实的激情；而不应该让文学回避现实，只有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持多元并生的宽容态度，“作为与现实搏斗的思想才能不通过越界而直接通过文学和文学研究表达出来”[31]。伊藤虎丸是当前日本鲁迅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鲁迅与日本人》不仅在日本影响深远，而且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鲁迅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学界已有多人对这部作品进行了研究②。有博士论文专门分析了他的鲁迅研究情况，认为伊藤虎丸是日本战后最具代表性的鲁迅研究专家，他以“个”的思想为核心，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运用文化的观点和比较的方法建构了自己的鲁迅研究体系，因而日本学界有“伊藤鲁迅”之称。从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来看，“伊藤鲁迅”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故有研究以“伊藤鲁迅”为对象，从发现、核心、反思三个方面出发详尽论述了“伊藤鲁迅”的特点。伊藤虎丸从鲁迅对待西方文化的特殊方法上受到启示，思考如何把造就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思想变成东亚文化体系的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鲁迅文学留给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课题[32]。

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的鲁迅研究要早于日本的鲁迅翻译，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领域。在不同时期日本的鲁迅研究有不同的特点，也涌现了一代又一代鲁迅研究专家，比如第一代以小田岳夫、竹内好和增田涉为代表，第二代以丸山昇、伊藤虎丸和丸尾常喜为代表，第三代以藤井省三和长崛祐造为代表。每一代鲁迅研究汉学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其中藤井省三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梳理《故乡》传播的历史，从现代文学和国语问题讨论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范式，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故事。他是侧重从文学、文化、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鲁迅的。日本学界的鲁迅研究最主流的方法是考据研究，这是受小野忍、丸山昇等第一代、第二代学者影响的结果，做鲁迅研究一般都采用比较文学的思路，这两种方法就是日本学界最主要的鲁迅研究方法”[33]。日本鲁迅研究之所以能够雄霸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日本的汉学研究，主要就是因为有以上这些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和学术奉献的精神，如此日本汉学界方才演绎出了亮丽的学术风景。

对中日两国的鲁迅研究者而言，鲁迅研究已经超越了文学的界限，对中日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中日两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交流的起源与滥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日本对鲁迅的介绍、引进开始的。”[34]时代仍然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希望日本的鲁迅研究也会迎来新的变化，促进中日两国人民更好地交流与合作。

注释：

① 冉秀.鲁迅小说100年日译研究[C]//贵州省翻译工作者协会2018年年会暨“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翻译与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年第53-64页。

② 讨论伊藤虎丸及其《鲁迅与日本人》的成果有：吴晓东：《竹内好与伊藤虎丸对鲁迅〈狂人日记〉的解读——以竹内好的〈鲁迅〉和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2期，第9-15页；杨立青：《关于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读书》，2002年第3期，第61-67页；张福贵：《早期鲁迅宗教观与科学观的悖论——兼评伊藤虎丸先生的〈早期鲁迅的宗教观〉》，《延边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16-21页；蒋永国：《伊藤虎丸“个”之思想的再评估——以〈鲁迅与日本人〉为中心》，《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第148-156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