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奇蕊［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024］

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部分作品塑造的女性形象主要为被封建礼教所认可的“贤媛”，具备“德言容工”四门，温良恭顺。但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着与此相对的另外一类女性形象。她们与封建社会的主流审美与价值判断相去甚远，甚至在形象上完全颠覆了大众对于传统女性的认知。她们行为怪诞、作风大胆，背弃了封建社会的女子行为准则，甚至不讲道理、蛮横泼辣，她们是“另类”的女性形象。“另类女性”并不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独有现象，因此描写这一类形象的作品各个朝代皆有。但是这一类形象，往往被塑造得蛮横泼辣，令人避而远之，作者往往将其放到被指责与被批判的位置上。《世说新语》用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塑造出众多的女性形象，如贤妇、才妇，作为妻子、母亲、女儿等身份出现的她们性格温厚、才貌斐然，具有远见卓识，文本中流露出对女性的德行、才识和容貌的赞美。另一方面，作者还塑造了与此类女性大相径庭的“另类女性”形象。对于“另类女性”，作者非但没有大加讽刺，反而以逸闻趣事的口吻津津乐道地加以叙述，这正是《世说新语》中独特的女性书写方式。对这一类人物形象进行深入的探究与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作者独特的女性观与创作思想。

一、“另类女性”形象类型

（一）肆妇

随着父系社会的发展，男子被推到了权力顶峰。同时随着封建宗法制的发展，封建社会开始通过宗族的结构和纪律、封建社会的婚姻形式以及严明的行为规范来限制女性的人身与精神。女性的角色从母系社会的主导地位变成了男性的附属者，地位也随之降低，处于男性权力者的统治之下，有的甚至成为绝对服从、毫无反抗意识的泄欲工具和生育机器。封建宗法社会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如“三从四德”、“七出”法则，用来限制女子言行、压抑女性思想，告诫妇女“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①。总之，在封建社会，“女子的人生标准只是柔顺贞静，无非无仪。犯了这种原则的，便是泼辣淫荡”②。

在《世说新语》中，肆妇指那些与含蓄矜持的传统女性相反、与传统妇德相悖的妇女，她们行为怪异、言行大胆，在言行举止中表现出自信、乐观、快乐、任情的特点。她们敢爱敢恨，敢于直面封建礼教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如果说，贤媛形象的书写带有男性对于女性行为特质的理想和想象的色彩，肆妇则不太能被传统社会所接受，非一般的男性所能书写和理解。

如在“韩寿偷香”的故事中，贾充之女勇敢追求爱情，其对于爱情的痴心与勇气实在让人钦佩。温峤姑母托其为女儿择婿，温峤诈而自娶，行礼后，既已成夫妻，“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③传统女性在结婚时本应有的矜持与娇羞在此荡然无存，被人骗婚的愤怒与指责也看不到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放声尽情“抚掌大笑”，并大胆地称呼自己的丈夫为“老奴”。这一女性率真任情，其爽朗自由的性格跃然纸上。

（二）妒妇

嫉妒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人性特点，而魏晋时期则由于社会历史原因正是一个妒性发达的时代。妒妇是指那些没有严格遵守三从四德，善于嫉妒，不符合封建社会传统道德的女子。善妒的特点被集中放大成为传统社会批判女性的一个根据，即使是在那些理想的“贤媛”们身上也不可避免。

谢安家刘夫人把婢女围在帷帐之内，叫她们在帐前歌舞，但是太傅仅仅看了一会儿，刘夫人就让婢女放下帷帐。当太傅想要再次打开时，刘夫人以“恐伤圣德”拒绝了这一要求。刘氏的这一小小的妒忌行为，成为后世男性取笑嘲讽的谈资，但这也是刘夫人为了维护自己婚姻幸福所做出的一种努力。

古代女性受到传统礼教与宗法制度的种种条件限制，地位低下，依附从属于男性。女子一旦显示出强势的性格，在生活中就会立即受到排斥，往往被视为反常而大遭非议。但在魏晋时代，妒不被视为不正常，妒是相对普遍的。妒，一方面是女性对生存危机和情感危机的一种焦虑，一方面体现了魏晋女性对男性权威地位的挑战。由此看出，魏晋妒妇们敢于表达内心的不满，表达自己内心的欲求和想法，并且通过实际行动制约男女关系中两性力量的失衡，限制着男性朝着过分的方向发展。

（三）悍妇

悍与妒是分不开的，妒是人的天性，封建婚姻制度则是激发这种天性迅速扩张的催化剂，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所记载或描写的悍妇，都是因妒生恨而痛下毒手的女子。“妒”是心理情感内在层面的，而“悍”则是外在层面的行为举止。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与权利一般由两个方面决定：一方面通过对男性的依附关系而得以确立，另一方面则通过女性之间相互的竞争力而确立。④在男性权威之下，女性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与生存利益，因而不得不相互竞争。“悍妇”们由同性间的竞争而形成妒忌，并导致暴戾的性格。她们没有合理的渠道去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造成内心的扭曲，不得不采用偏激的形式宣泄她们的情感。

《世说新语》有名的酷妇首推贾充之妻郭氏。郭氏儿子一周岁时，在庭院中玩耍，贾充回家后凑近在乳母手中亲吻儿子。郭氏看见这一情形，误以为贾充喜爱乳母，妒性大发，下令杀了乳母。之后郭氏儿子想念乳母，悲伤啼哭，同时也不喝其他乳母的奶，不久后就夭折了，郭氏最终失去了儿子。郭氏暴戾狠毒的性格由此可见。王夷甫的妻子也是一位霸道专横、嫉妒成性的女子，她自私贪婪，粗鲁蛮横，对自己的小叔子拳脚相加，俨然就是泼妇。她们如此飞扬跋扈的原因一方面是依仗着自己出身士族，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们在生活中缺乏合理的渠道去释放自己的情感，导致她们性格扭曲，不得不采取偏激的方式宣泄情感。

“悍妇”们用自己极端的方式表达着对封建礼教的不满，但她们为所欲为的暴行也不能被鼓励，我们应该以客观、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悍妇”的问题。

二、“另类女性”形象书写

通过分析以上三种《世说新语》中创造的另类的妇女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刘义庆对这几类特殊的女性形象给予了独特的书写。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另类女性”形象是不被接受的，常常在男权文化中是被批判与嘲弄的。广大妇女不仅社会地位低下，而且行为活动一直受到社会风尚的严密制约。秦汉到魏晋，社会受到儒家经学伦理道德的影响，品行性格成为人物品评的重要标准，为此班昭在《女诫》中提出了妇女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要求女子应该具有“德、言、容、工”四行。而不具备这类条件的女性，即使在文学作品中得以记载和书写，也只是用来作为传统名媛的对立面。与以往打压这一类女性形象的文本不同，《世说新语》描写的另类女性形象，冲破了男权社会为她们设置的种种行为规范，甚至冒犯了男性的地位、尊严以及权力。

（一）作为主角亮相登场

在以往的文学文本中，“言语行为怪异、不符合社会价值规范”的“另类女性形象”出场的身份大多是婢女、女仆、丑妇等，只是单纯地作为陪衬角色，或者是用来博取眼球、取悦读者。但是在《世说新语》中，她们大多不再是作为配角出现，而是作为主角来亮相登场的。甚至这一类女性形象在与男子交锋时，往往处于上风，并且还能够在一番辩驳中得到对方的欣赏与赞叹，不再配角化、丑化以及边缘化。例如王安丰的夫人常常称他为卿，王安丰开始觉得这样的称呼不合礼仪，王夫人却反驳道“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王安丰在妻子理直气壮的反驳与辩解中便接受了这听起来不合礼法的称呼了。

（二）生活场景范围的扩大

同时，在对于“另类女性”的书写中，妇女们的生活场景也不是局限于闺阁之间，她们可以自由活动，甚至可以在街上自由围观男子。她们不受束缚，自由任情，无拘无束，“越名教而任自然”，率性而动。她们可以为了围观男子的美貌而走上街头，而见到长相丑陋的人则会嗤之以鼻。魏晋时期，女性与家族外男性是不能随便相见与交往的，受到许多限制，如果有特殊情况也要在男女之间设置布幛或屏风等，用来表示男女之间的界限。《晋书》中曾有关于谢道韫为王凝之的弟弟王献之解围的一段记载：“乃施青绫布幛自遮，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⑤有林下之风的谢道韫尚且都受到如此严密的行为规范，可见一般女性的活动范围更加狭小。活动范围的狭小，使得女性与外部世界的群体相分割，只能局限在男性为其制定的行为规范中，难以形成女性自己独立于男性之外的风气。而《世说新语》中对于部分另类妇女的书写则突破了这一为女性设置的行为规范，她们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均得到了拓展。

（三）情节与结局处理的变化

“妒妇”形象的书写其实是父权文化压抑女性的一种话语策略，男性通过对妒妇们的“恶行”浓墨重彩式的描写，激化人们对妒妇的恐惧与憎恨，起到起警示的作用，维护“夫为妻纲”的秩序。“妒妇”们的下场和结局通常受到佛教因果观念的影响，甚至如何“疗妒”也成为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在《世说新语》中，即使是对于“妒妇”的描写，作者的态度也不是一味地指责。作者侧重于描写她们的“异行”，着力点染妒妇的行动，且是已经取得某种效果的行动，如上文提到的刘夫人用帷帐隔开婢女，用“恐伤圣德”阻止刘安，不同于以往自私和怨怼的变态心理，而是以耿介、率真替代。另外，文本中也没有过多地渲染暴力和论及妒妇的“悲惨结局”。《世说新语》使得妒妇的形象不再是令人厌恶与反感的，而是可怜和富有性情的。

三、“另类女性”的文化意蕴

（一）时代：自我价值的肯定与追求

魏晋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和热情的一个时代。⑥中国士大夫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秦汉时期正统观念和思想的建立，再到魏晋时期摆脱经学的束缚。伴随着汉朝政权的衰微，儒家经学的权威地位也受到挑战与动摇。人们打破了这种思想上的枷锁，却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儒家正统思想与汉朝政权的衰微使士人与政权之间产生了一种疏离，他们转向了对自我的重视和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在对外在思想权威的怀疑与否定中有了对自我意识与价值的肯定和追求。

魏晋时期的文人一方面从哲学高度探求个体存在的意义，一方面又将这种自我意识与个性生活联系起来，这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题。率性自由、追求肯定自我、反抗伦理价值成为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流，因此构建区别于传统封建女性的女性新形象成为魏晋主流文化不自觉的一种产物。

《世说新语》中的“另类女性”群像，是书中复杂而庞大的形象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魏晋时代特殊风气的必然结晶。没有妇女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性可以以女性（“另类女性”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进行精确衡量。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法制式微的社会环境之下，纲常礼法对于女性的约束有所松弛，女性渴望获得精神自由，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她们渴望挣脱生命的枷锁，寻求对自己人生尊严的捍卫，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二）女性：对传统夫权的叛逆与挑战

《大戴礼》中记载：“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在传统社会中，“子”专指可以滋养后代绵延子嗣的男子，女性则被排除在这一社会主流群体之外。妇女没有自己的独立角色，依附于男性，受到男性的统治与支配。夫妇关系被视为“人伦”之始，父系社会通过家庭和婚姻等方式建立伦理秩序从而对女性进行压制，女性的自由被严明的社会性别规范、宗法秩序所剥夺，女性的自我意识被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所抹杀。

《世说新语》中虽专设一门描写具有“德言容功”的封建社会理想女性，但书中构建的有异于传统女性形象的“另类女性”形象更具独特性。这一类形象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与重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独特的女性书写方式来窥见魏晋女性的生活和命运。魏晋时期，女性独立思想开始觉醒、对封建礼教和道德准则进行反叛，开始表达与流露自己的真性情。这些新女性是古代社会很少见的，她们种种独立的个性追求是女性解放的进步，是对传统夫权的叛逆与挑战，是魏晋士人进步女性观的体现。她们不甘心作为男性的附庸，不能够忍受男性对自己的不忠，对上千年的男权主义进行了反击。甚至一些女性利用自己的出身所带来的政治、家族以及经济实力，与男性的社会与文化地位相抗衡，避免与挣脱了宗法制下闺阁与家庭牢笼的束缚与打压，能够进入更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但是魏晋时期的妇女观念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即便是在这个精神较为自由的时代，大部分妇女依然局限于男性为她们圈定的狭小的生活与精神空间。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女性并没有完全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摆脱封建道德行为准则的束缚，但是她们散发出来的自我意识以及对个性解放的追求足以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独特的思想与文学光芒。

（三）文学：性别内涵的回归与独立

古代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充满了封建社会男性对于女性形象的种种想象与要求，女性形象的象征和审美意义均体现出“物品化”和“欲望化”的特点。在古代文学这一男性为主导的符号系统中，女性形象变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附属品。比如女性的外貌常常用物体来比喻，外观的物化体现为“三寸金莲”“体态似弱柳扶风”“指如春葱”等，在这样的话语结构中，女性可被随意把玩、抛弃的意味显而易见。“欲望化”则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一些狐妖鬼怪幻化而成的美女形象可以窥见。这一类形象作为非人类出现，本是不可亲近的异类，但是她们却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被设定为“自荐枕席”，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对象。

同时，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社会文化中，性别错指也是古代文学传统中一个令人注意和深思的问题。从屈原的《离骚》到曹植的《美女篇》，文人们常常以女性形象自喻，通过自拟女性，创设男女关系、君妾关系中美人被妒、被抛弃的情境表达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凉与无奈。在这一类型的文本中，男女关系代表着两种固定不变的角色——主体与客体，女性角色自然就是渴望得到他人认同的从属角色。在以男性为主的文化符号结构中，女性性别早已失去文化内涵，女性形象的能指并不是指任何真实具体的女性，男性认可的也不是女性性别，而是封建传统伦理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种种职能。⑧而在《世说新语》中，“另类女性”的书写使得女性形象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她们作为鲜明的个体出现，个体的女性形象得到重视和关注，并趋于独立。这类独特的女性形象在文学文本中具有超越性，她们率性而为、任情自由，开始参与社会活动，并受到了广大男性的赞同与认可，性别内涵得到回归与独立。

四、结语

《世说新语》中独特的“另类女性”书写成功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与女性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她们以自己独特的艺术形象与丰富的文化意蕴赢得了作家们的青睐。《世说新语》所记载刻画的“另类女性”形象也成为后世文学的重要素材。尤其是在明代以后，“另类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颇受青睐，成为一个独特的形象单元。

①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08页。

②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8 页。

③ 张万起、刘尚慈主编：《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63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④ 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

⑤ 《晋书卷九六·列传第六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16页。

⑥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4页。

⑧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