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学锋,陈 进

(湖南工商大学 a. 公共管理与人文地理学院,b. 理学院,中国 长沙 410205)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高速发展,其平均发展速度比发达国家快了一倍左右[1]。旅游业作为一种综合性产业,已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2]。随着旅游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国家逐渐意识到旅游发展对脱贫攻坚的重要作用。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因地制宜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以期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旅游资源助力实现当地居民脱贫致富,而城市建设需以人民为中心,以提升人民幸福为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并指出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居民幸福水平、增进民生福祉。随着城市综合发展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国家政策的支持,旅游城镇化成为扩大内需体系的重要载体,而居民幸福水平是城镇化质量的微观体现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3,4]。探究脱贫地区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不仅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且有利于改善当地的经济发展,对提升脱贫地区人民幸福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城镇化是旅游驱动下非城镇人口向城镇人口聚集的过程,由此带来城镇发展质量提升、人口增长及规模扩大等效应[5]。旅游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会改变产业结构与城乡发展状况[6];旅游城镇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会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水平,但所造成的环境质量下降、旅游资源分割、商业气息浓厚等均会对当地居民产生负面影响[7]。居民幸福水平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主要受到经济状况、文化和环境因素等方面的影响。财产与主观幸福感呈现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一个国家经济状况好坏决定了居民主观幸福感高低。幸福水平越高说明其经济水平越高[8]。同时,由于个体价值观和文化涵养不同,在社区认同和社会感知方面的差异会对生活质量产生影响[9];居民的户籍、住房产权和就业情况会对城市建成环境和居民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10]。另外,生活水平、生活环境及生活节奏的差异也会导致城乡居民幸福呈现差异[11]。

社会公平和安全保障在居民幸福与城镇化方面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公平和教育公平对居民幸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2];住房保障可以通过公平效应对居民幸福水平产生影响[13];同时,安全的邻里环境能有效提高居民幸福感[14]。在城镇化方面,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其个体公平感就越强,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15];同时,公共服务、安全与福利保障对城镇化具有主要影响[16]。

综上所述,学者较少将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相结合进行研究,或忽略旅游城镇化影响居民幸福水平的中间机制,同时,现有研究对脱贫地区研究较少。因此,以湘西地区为案例地,在阐述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揭示二者时序过程特征,探讨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方向、强度及社会公平与安全保障门槛阈值。以期能为我国推进乡村振兴及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借鉴。

1 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影响的机理分析

旅游城镇化和居民幸福水平作为独立的复杂系统,二者关系交融、互相影响[17]。幸福是个体根据自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18],本文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阐述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居民幸福水平是居民在客观物质条件及精神需求追求共同驱动下,对自身所处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及生活状态的积极反应和体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城镇化发展也有较大的联系。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城镇化相关研究不再仅聚焦于经济水平与城镇人口的转化,而是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与人的需求相结合[17]。

旅游城镇化在不同阶段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旅游城镇化出现期,城镇利用旅游资源吸引游客,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推动旅游业发展,经济重心逐渐转向以旅游业为主导,同时带动其他行业一体化发展,以此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水平[19],但是,此阶段旅游城镇化水平较低,居民需求层次仍处于低级阶段,物质需求得到初步满足,居民较低的幸福水平得到满足。同时,因开发不当引起环境质量下降会对居民幸福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当进入发展期,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居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教育条件得到满足,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交通便利度不断提高,居民幸福水平得到巨大提升[20]。在此阶段,多数居民实现脱贫致富,追求更高需求层次,但居民精神需求仍弱于物质需求。当达到成熟期,城镇基础设施完备,经济水平大幅提升,医疗、教育及交通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完备,居民幸福水平进一步提升[20]。而城镇居民人口不断聚集导致人口过多而引发交通拥堵、物价房价上涨及就业机会减少等状况会降低居民幸福水平;同时,由于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导致低收入群体不满而引发的社会正义问题会对居民幸福水平产生影响[21]。在此阶段,居民精神需求大于物质需求,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从物质需求转向精神需求。高度城镇化而引起的乡村衰退会引起部分居民对原有乡村生活的怀念,影响其精神需求。同时,居民幸福水平在旅游城镇化演进的过程中,还受到金融水平、产业结构、财政支持及科技水平等[22-25]方面的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1.1 研究区域 湘西地区位于武陵山片区境内,为国家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的先行先试示范区和“精准扶贫”首倡地。包括怀化市、张家界市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文简称湘西州)。该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民族文化浓郁。2002—2020年间,湘西地区城镇人口由221.28万人提升至420.55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 982元提升至30 258元;国内旅游总收入由26.87亿元提升至1 516.06亿元。旅游城镇化是湘西地区居民脱贫攻坚的重要路径,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2.1.2 数据来源 所使用数据为2002—2020年湘西地区各市州面板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相关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在湖南旅游监管网 (http://jg.hnt.gov.cn/)及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http://whhlyt.hunan.gov.cn/)获取等级景区的评定时间。同时,存在少量数据的缺失,对其采取插值法进行补齐。

2.2 研究方法

2.2.1 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现有研究[26-28]及旅游城镇化的基本内涵[5],相关居民幸福水平的测度研究[29,30]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旅游城镇化(表1)与居民幸福水平(表2)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为熵权法。

表1 旅游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表2 居民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2.2 变量设计与度量 被解释变量:居民幸福水平(HP)。基于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表2)及权重进行测度,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旅游城镇化(TU)。基于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及权重进行测度,将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D),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总额占GDP比表示;产业结构水平(IS),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表示;财政支持力度(FS),用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表示;科技发展水平(ST)。

门槛变量:社会公平(SJ),借鉴社会性规制绩效评价体系中的子类指标[31],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表示;安全保障(SP),以人均粮食产量来衡量。

2.2.3 基准模型 为检验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建立模型设定如下:

lnHPit=α0+α1lnTUit+CVit+μt+εit,

(1)

式中,i表示市级,t表示年份,HP表示被解释变量居民幸福水平;TU表示旅游城镇化水平,CV表示控制变量,α0和α1分别表示截距和旅游城镇化水平的系数,μ表示个体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ε为随机扰动项。同时,变量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而导致内生性问题,故将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选择进行参数估计。

2.2.4 面板门槛回归 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来分析社会公平与安全保障在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关联中的门槛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2)

(3)

式中:μ和ε为截距及随机扰动项;i表示市级,t表示年份;γ为门槛估算值,α和β为变量系数;I(·)代表示性函数;CV表示控制变量。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分析

以Python 3.0利用最优分割法将旅游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为出现期(2001—2007年)、发展期(2008—2015年)和成熟期(2016—2020年)。由图2可知,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皆逐步上升。在出现期,各市州旅游城镇化皆缓慢提升,其中张家界高于湘西州和怀化。在发展期,湘西州反超张家界,而湘西州呈现出先慢后快的上升发展趋势,同时,怀化市呈线性上升的发展趋势,张家界则呈先快后慢的上升发展趋势。在成熟期,怀化旅游城镇化水平发展迅速,逐渐高于湘西州和张家界。主要原因是怀化通过制定“打造五省周边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其旅游城镇化水平提升速度不断加快。同时,张家界市以建设“国际旅游城市”为目标,凭借旅游资源的异质性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随着景区等级评定制度的完善,湘西州和张家界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地位优势,景点知名度不断提高。

图2 湘西地区各市州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

在居民幸福水平方面,在出现期及发展期怀化和张家界居民幸福水平高于湘西州,湘西州在经历发展期后急剧上升,张家界则稳步上升,怀化呈先慢后快的发展趋势。居民幸福水平变化如下:怀化高于张家界,高于湘西州(出现期);怀化高于张家界,高于湘西州(发展期);湘西州高于张家界,高于怀化(成熟期)。其原因在于湘西州作为湖南省唯一被纳入西部大开发的市州,在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发展,成为湘西地区居民幸福水平最高的地区。而张家界凭借自身丰富的旅游资源及便利的交通条件等不断优化以旅游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进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幸福水平。在2020年,各市州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皆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主要原因是2019年底所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旅游业及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3.2 旅游城镇化水平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分析

3.2.1 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为确保探测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模型的有效性,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所有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模型中所有变量所对应的VIF值均小于10,故不存在共线性;后采用Hadri LM检验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3可知,各变量显著性水平为0.05以下,均拒绝原假设,即各变量是平稳的,以此保证了影响模型的有效性。

表3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及有效性检验

3.2.2 回归结果分析 豪斯曼检验结果表示固定效应模型要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

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4),湘西地区旅游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居民幸福水平会提高0.780 5个单位。模型加入控制变量后,该系数显著下降(0.459 8***),表明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作用显著下降。从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金融发展能通过降低不确定性、缓解流动性约束等方式促进居民幸福水平提升;财政支持力度对居民幸福水平的较强的正向促进效应,对于脱贫地区来说,基础设施薄弱、交通便利程度较低等问题现存已久,财政支出作为地方建设的重要来源,能有效促进居民幸福水平提升。从旅游城镇化不同发展阶段看,在出现期,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有着负向抑制作用。旅游城镇在开发现有旅游资源的过程中由于开发不当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等问题会抑制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而在发展期,旅游城镇化的估计系数由负变为正,表明旅游城镇化在此阶段有利于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旅游城镇化达到一定规模,市场以旅游业为主导带动城镇经济不断提高。在成熟期,系数皆不显著,其一是旅游城镇化水平已达一定高度,该水平的提升无法对居民幸福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二是2019年年底所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旅游业所受波及尤为严重,人民生活品质受到严重影响。

表4 湘西地区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

考虑到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政策、自然资源及交通条件等呈现差异,故分析上述效应在不同市州中表现的差异(表5)。旅游城镇化在湘西州和张家界对居民幸福水平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怀化旅游城镇化系数不显著。原因在于怀化旅游业发展相对落后于湘西州与张家界,而湘西州和张家界,旅游业发展十分迅速,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张家界以旅游立市、旅游兴市,当地居民幸福水平与旅游发展的联系密不可分;湘西州作为湖南省唯一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城市,同时又作为精准扶贫的“首倡地”,该地区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在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当地和外来企业不断加大对湘西州的建设,使当地居民生活与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居民幸福水平也逐渐提升。

表5 湘西地区分市州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

3.3 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Stata 17.0,运用Bootstrap自抽样方法进行门槛检验,以此判断门槛效应的存在性及数量。结果显示(表6),社会公平(SJ)的单门槛效应在显著性水平为0.01的条件下通过了检验,表示社会公平具有单门槛效应;而安全保障(SP)的3类门槛效应在显著性水平为0.1的条件下均未通过检验,故不存在门槛效应。出现该情况的原因是除社会公平、安全保障外,居民幸福水平也能反作用于旅游城镇化,而居民幸福水平与安全保障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476 8),安全保障对居民幸福水平起作用的过程中,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以致其作用被削弱湘西地区作为后脱贫地区长期处于低保障阶段,居民对其作用弹性较弱,故居民幸福水平的相对提高,对安全保障产生一定的限制效应。

表6 湘西地区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表7为门槛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社会公平的不断强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效应呈现出非线性特征,表现为显著单门槛促进效应,门槛值为2.747 2。在门槛值所划分的两个区间中,SJ低于2.747 2时,估计系数在显著水平为0.01的条件下为0.646 4,表明较小的城乡收入比对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当SJ高于2.747 2时,估计系数下降至0.535 1,同样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明显削弱,即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对居民幸福水平的促进作用呈边际递减特征。其原因是在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较大差距极易影响居民社会正义感,该情况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层面更能彰显;在旅游城镇化进程中,城镇不断集聚人口致使农村不断向现代化演进,城乡收入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缩短差距,以此增进居民幸福水平。

表7 湘西地区门槛模型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图3表示“社会公平”为门槛变量时所绘制的LR图,取95%的置信水平(虚线表示),其临界值为7.35。社会公平单门槛效应中所对应的门槛值为2.747 2,远小于临界值,故该门槛值估计真实有效。

图3 社会公平门槛估计值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研究以湘西地区为例,在阐述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探究二者的发展历程,并实证分析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及社会公平与安全保障的在其影响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结论如下:

(1)旅游城镇化水平和居民幸福水平皆逐步提高。在旅游城镇化方面,怀化呈线性上升的发展趋势,张家界呈先快后慢的上升发展趋势,而湘西州呈先慢后快的上升发展趋势;在居民幸福水平方面,呈现出如下变化:怀化高于张家界,高于湘西州(出现期);怀化高于张家界,高于湘西州(发展期);湘西州高于张家界,高于怀化(成熟期)。

(2)旅游城镇化整体上对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分阶段看,在出现期,旅游城镇化发展对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发展期,影响由抑制转为促进;在成熟期,其影响作用不再显著。分行政区域看,湘西州与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怀化则不显著。

(3)社会公平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单门槛促进效应,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对居民幸福水平产生的正向影响呈现出边际递减规律,当社会公平跨门槛值后,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力度由0.646 4下降至0.535 1。安全保障则未通过门槛效应检验。

4.2 讨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合理利用湘西地区旅游资源,重视旅游发展的带动效应,提高旅游城镇化水平,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以提高人民幸福水平;(2)加强对环境重视程度,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高速的经济发展,要打造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加强区域合作协调发展,各市州旅游城镇化水平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强度存在差异,各市州可取长补短,以优补劣,实现共同发展,提高居民生活及幸福水平;(4)加大对社会公平的提升能有效地提高居民幸福水平,提高教育水平、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等能提升居民对社会公平的感知,从而使旅游城镇化更有效地促进居民幸福水平提升。

总体而言,本文为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工作提供一定帮助,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提供借鉴之处。但仍有一些问题尚待改进:首先,研究区域层面为市州,未涉及微观层面,未来可针对县级区域进行研究;其次,为便于纵向研究本文居民幸福水平主要选取的客观指标进行测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未来可增加主观性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