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 娟,王 艳,谢文海,赵 纯

(1.吉首大学 a.旅游学院,b.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中国 张家界 427000;2.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中国 西安 710119)

乡村旅游是新时期有效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促进乡村转型的重要手段[1]。乡村旅游地的资源合理开发与空间布局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2]。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双循环背景下的新旅游消费需求,深入探讨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特点以及形成机制等相关问题,推动乡村旅游地资源合理利用开发和科学布局,可为改善乡村旅游供给质量,促进消费升级,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与应用依据。

乡村旅游地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乡村旅游活动的依托载体,其空间分布情况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3],因此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国外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体系,其中,对于乡村旅游地时空分布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空间结构特征[4]、空间演化规律[5]、影响因素[6]及开发经营模式[7]等方面。国内相关研究相较于国外起步较晚,主要围绕乡村旅游地的景点类型划分[8,9]、空间分布特征[5,10]、影响因素[11,12]及发展模式[13,14]等方面,以乡村旅游重点村、星级乡村旅游区及星级农家乐等为研究对象,从全国到省域,乃至景区单体,使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及成因展开深入研究,发现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及地形地貌等是影响其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15,16]。相关学者也认为乡村旅游地还具有传统酒店、乡村旅游小企业等产业空间发展的一般性特征,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潜力及政策制度等要素影响[17]。然而,由于乡村旅游地分布较广,涉及行业类型较多,数据收集与统计存在难度,已有成果仅限于某一时间节点下的静态研究,即对于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研究多为静态分析,对于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化分析相对薄弱,鲜有揭示不同发展阶段下乡村旅游地空间布局特征及作用因素,尤其是以典型案例地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分析成果较少,难以形成对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规律的完整认识。

张家界作为知名旅游城市,旅游资源禀赋高,类型多样,有丰富的星级景区旅游开发经验,拥有广阔的客源市场。然而,在新的旅游消费需求下,更多消费者由“景区观光旅游”转向“乡村旅游地微旅游或深度休假”,武陵源区周边诸多乡村成了中国中西部乡村旅游地热点和网红打卡地。因此,以张家界为案例地,聚焦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发展的空间过程,研究张家界市乡村旅游地时空格局、演变和布局分布特征,有利于认知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复杂的空间结构和空间规律差异,能为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开发选址和聚焦区发展规划、优化与开发提供一定理论基础,同时也可丰富地理学对于新兴地理要素的空间理论研究。

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属武陵山脉腹地,下辖永定、武陵源两区和慈利、桑植两县。通过借鉴学者对乡村旅游地分类研究成果[2,18,19],鉴于乡村民宿作为现阶段乡村旅游地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新兴业态,凭借“投入少、收益快”的轻资产模式,在更新迭代中迅速成为乡村旅游地开发的典型代表[14],并对推动区域乡村振兴产生重要作用[20],基于此,本文选取张家界乡村民宿作为乡村旅游地研究对象,具有较强代表性。

1.2 数据来源

张家界乡村民宿有关数据从《张家界市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各县域统计年鉴、相关统计公报、乡村民宿官网、张家界工商局部门以及去哪儿、携程网等大型旅游平台等获取536家乡村民宿开业时间、经营项目、经营业绩及地理位置等信息,通过百度坐标拾取器查询并获取乡村民宿经纬度,并借助ArcGIS 10.3软件将地理坐标转换为乡村旅游区点数据文件。

1.3 研究方法

1.3.1 缓冲区分析 运用缓冲区分析来揭示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的集聚特征,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B={x|d(x,O)L},

(1)

式中:B为缓冲区;O为给定空间对象,本文指张家界主要交通干道,x为张家界乡村旅游地;d为x与O之间的距离;L为缓冲距[21]。

1.3.2 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指数用以判别张家界乡村民宿空间集聚及随机分布状态。公式如下:

(2)

式中:R为最邻近指数;r1为平均最邻近距离;n为张家界乡村旅游地个数;A为研究区域面积。其中,当R<1时,集聚分布;当R=1时,随机分布[22]。

(3)

式中:d为乡村旅游地距离尺度,wij为乡村旅游地i与j的空间相邻权重矩阵值。

1.3.4 核密度分析 运用核密度分析法测度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密度,其中核密度估计值越大,表明乡村旅游地越密集[25]。公式为:

(4)

式中:n为张家界乡村地数量,h为宽带,x与xi分别为估计值点和测量点。

2 张家界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特征

2.1 时间演化特征

最早在2003年以城郊兴起采摘红提和桃梨等时鲜水果的农家乐为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的1.0版本,该期间主要以点状集中发展进入了张家界旅游供给市场。2007年在永定区城郊建成了张家界第一个生态农业观光园,正式开启了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开发。从2012年到2021年期间,在数量增长的视角下,张家界乡村旅游地逐渐形成规模,空间布局不断扩大,呈现由张家界核心景区毗邻村域多点集聚向非核心景区外延扩张发展(见图1)。

图1 2012—2021年张家界乡村旅游地数量变化

(1)缓慢发展(2012—2014年):该时期乡村旅游地建设缓慢,数量较少。原因在于,这一阶段乡村旅游刚进入大众视野,认可度相对较低。不同于武汉等地乡村旅游地发展阶段[26],由于乡村旅游地发展初期驱动更多依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因此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发展起步时间相对较晚。

(2)蓬勃发展(2015—2017年):该阶段国家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且都市居民“乡愁”、“怀旧”情怀日益浓厚,在政府和市场共同推进下,乡村旅游地蓬勃发展。该时期张家界通过积极塑造高端、无界及垄断性品牌为其乡村旅游地保持竞争优势,与浙江莫干山等地几乎同时期进入蓬勃发展阶段[17],乡村旅游地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3)稳定发展(2018—2021年):截至2021年,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已形成一定规模,从2018年开始,新增数量开始减少,渐趋饱和,进入稳定发展时期。该时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呈现“短暂低谷(2019—2020年)—逐步恢复(2020—2021年)”的复苏态势。同长三角地区进入稳定发展时期较为一致[13],但相较于长三角已演化出成熟产业链,张家界乡村旅游地产业集聚效应尚未成熟,对外部风险抵御能力相对较弱。

2.2 空间演化特征

2.2.1 空间形态演化特征 1)“近景”形态:借助ArcGIS 10.3软件,将2012年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3A级以上旅游景区5 km缓冲区叠加分析(图2),发现70.13%乡村旅游地集聚缓冲区内,且主要位于武陵源核心景区,属于“近景”类形态,包括“悦庭楠舍特色民宿”“悦山居客栈”“小印农家乐”等一批以客栈、农家乐为主的乡村旅游地,多为景区周边村民通过改建自家空闲房屋,主要以家庭副业方式经营简单食宿,多依赖武陵源、天门山等高星级旅游景区客源,是典型旅游配套住宿设施。因此,“近景”类形态乡村旅游地多依赖高星级旅游景区,对区位要素有着较高要求。

图2 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形态演变

2)“嵌景”形态:将2017年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旅游景区3 km缓冲区叠加分析(图2),发现62.2%的乡村旅游地位于缓冲区范围内,且“五号山谷”“璞舍”“梓山漫居”等知名品牌民宿都紧紧毗邻武陵源景区,整体外观设计如同镶嵌在景区与其融为一体,产生“嵌景”型乡村旅游地。比“近景”型更加紧密高星级景区的“嵌景”型乡村旅游地,选址多位于能够直接眺望景区美丽风景的村寨位置,且凭其丰裕空间资源、雄厚社会资本等,打造自身特色品牌文化,通过网络营销及品牌文化宣传等,迅速将其经营空间嵌入珠三角及长三角乃至国外等高端客源市场。因此,“嵌景”型乡村旅游地形是“近景”,但神是“脱景”,即虽借势高星级景区区位但其客户市场不依赖于高星级景区。

3)“脱景”形态:对2021年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高星级旅游景区5 km缓冲区进行叠加分析,由图2可知65.53%的乡村旅游地位于5～10 km旅游景区缓冲区内,呈现“脱景”形态,包括张家界慈利县“禾田山居”和“小闭家花园民宿”、桑植县“梭子丘白族风情特色民宿”、永定区“石堰坪休闲农庄”等一批新型乡村旅游地。“脱景”型乡村旅游地呈现出不依托景区客源市场和非旅游配套设施特点,且表现出寻求原始乡村环境的选址倾向,即乡村旅游吸引物由原先高星级景区的自然资源禀赋逐渐转为原生态人文资源,包括特色建筑、生产生活场景及民俗文化等。通过寻求原始生态乡村环境,逃离大众区域,倾向依托当地原始文化融入建筑外观与内部设计中,打造乡村文化私有化舒适物,且旅游者的体验价值链成为“脱景”型乡村旅游地开发关键。因此,“脱景”类乡村旅游地多为商业性民宿,对乡村文化资源、地价及交通通达性等要素较为看重。

图3 2012,2017和2021年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热点

2.2.3 空间密度演化特征 选取2012,2017和2021年3个时间节点,借助ArcGIS 10.3核密度分析,对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空间密度演化特征进行探析。结果发现(见图4),围绕旅游景区形成“武陵源—天门山”乡村旅游地峰值核心区,并沿东北—西南方向核心集聚力度逐渐增强的演化态势。从毗邻村域来看,主要以武陵源区为核心向慈利和桑植县域乡镇发展,2012年形成以“中湖—协和—三官—阳湖坪”为乡镇核心,到2017年新增“江娅—零溪—天子山—走马坪”乡镇核心,2021年新增“索溪峪—王家坪—芙蓉桥—溪口”等多处乡镇核心。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空间凝聚点虽有不同,但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加深,核密度差异逐渐缩小,最终汇形两大乡村旅游地集聚区:1)形成“武陵源—天门山—大峡谷”高星级旅游景区集中分布区,为一带多核心;2)“瑞塔镇—罗塔坪—王家坪—零溪镇”为核心边缘乡镇集中区,为环状多核心。总体来看,张家界乡村旅游地不同于其他区域沿交通干线呈轴带延伸[15],而呈现由高星级旅游景区为轴带带动多核心助推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变的突出特征。

2.2.4 空间集聚演化特征 截取2012,2017和2021年乡村旅游地数据计算最邻近指数,结果见表1,其中2012年平均观测、预期距离分别为2 051.92 m,4 524.85 m,最邻近指数为0.45(小于1),经标准化统计,Z值为-6.78,显著性检验p值为0,表明2012年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总体趋于凝聚态势;2017年及2021年的平均观测距离(1 437.81 m,1 491.03 m)、预期平均距离(3 421.42 m,4 423.68 m)以及最邻指数(0.51,0.33)较2012年逐步递减,Z值高于2012年,p值通过显著性检验。总的来看,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呈现凝聚型分布,且随着2012—2021年最邻近指数值逐步递减,张家界市乡村旅游地的集聚程度由2012年的集聚特征到2021年的强烈集聚特征,并且在乡村旅游时空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以下三点集聚演化特征:

表1 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平均最邻近分析参数

1)乡村旅游地向自然文化资源禀赋丰裕区集聚分布。利用ArcGIS 10.3核密度和缓冲区工具,对2012—2021张家界3A级以上自然景观类型旅游景区与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进行叠加分析(见图5)。选取2012,2017和2021年3个时间节点,以3,5 km为缓冲区进行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自然资源禀赋的关系探析。结果发现,乡村旅游地分布在3 km缓冲区范围内分别有10,39,18家,在5 km缓冲区范围内分别有29,16,45家,表明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自然禀赋间有较强相关性,且从缓慢发展时期到稳定发展时期这种关联程度逐渐递减。同时选取张家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作为人文旅游资源禀赋指标,通过核密度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地分布在3 km缓冲区内分别有7,17,25家,5 km缓冲区内分别有10,22,30家,体现张家界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变受到人文旅游资源禀赋愈发较强的作用。

图5 张家界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变与资源禀赋的关系

2)乡村旅游地沿省道、县道集聚分布。结合ArcGIS 10.3距离分析方法,对国道、省道等主要公路分别做了1 km,2 km,3 km的缓冲区分析(图6)。结果显示,在主要公路沿线1 km缓冲区范围内分布369个乡村旅游地,占比84.13%;2 km范围分布235个,占比53.1%,凸显以交通干线为中心的距离衰减定律,且道路网密度越高,乡村旅游地空间集聚越明显。同时,本文分别选取2012,2017和2021年3个时间点,探析交通要素对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作用,结果发现(图7),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初期主要依靠高星级景区外省客流量支撑发展,因此主要分布在省道附近,占比56.52%。后期乡村旅游地趋向扎根乡村土壤,更多关注县道及村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周边县域居民旅游需求,因此更倾向在县道3km缓冲区范围集聚,占比53.21%。

图6 乡村旅游地与交通干道叠加分析

图7 不同时期乡村旅游地的等级道路分布

3)乡村旅游地向政策制度优势区域集聚。通过收集2012—2021年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乡村旅游发展政策,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及工作计划等提及有关“乡村旅游”关键词频,对各个年度乡村旅游发展政策水平进行量化评价。运用ArcGIS 10.3平台,叠加分析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和乡村旅游发展政策水平图层。结果发现,随着国家关于乡村旅游发展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如2012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使乡村旅游开发合理化,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助力乡村旅游地由缓慢发展迈向蓬勃发展。此后各地政府将乡村旅游作为推进区域乡村振兴重要路径,通过颁布包括农村土地流转及企业兴乡等地方政策,为后期乡村旅游地稳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当前,张家界四个县域中武陵源区有关乡村旅游发展政策水平相对较高,其次是永定区、慈利县和桑植县(见图8),验证了政策制度与乡村旅游地发展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图8 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分布与政策制度叠加分析

3 张家界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成因分析

3.1 自然人文资源禀赋作用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的创新与持续发展

资源禀赋是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变重要的需求动力成因之一[14]。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张家界以世界级自然遗产资源优势吸引大量游客,城区有限的住宿设施让游客从星级酒店倒逼选择乡村农家乐、客栈和民宿等,客流量由城区向乡村空间溢出,高星级景区周边聚集众多初期缓慢发展的乡村旅游地。2016年,张家界被纳入国家全域旅游试点区,自然景观旅游不再一枝独秀,乡村民宿游及高端商务游等同步发展,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的乡村旅游地,在空间上虽毗邻高星级景区,但凭借自身强大品牌文化及网络营销等将经营空间嵌入到珠三角及国外等高端客源市场,呈现不依赖于高星级景区客流量特征。2018年,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的乡村旅游地,通过充分挖掘当地特色民族村寨及民俗技艺等乡村人文资源,满足新时期乡村旅游者返璞归真的旅游需求,促使乡村旅游热点空间拓展至外围桑植、慈利县等人文资源丰裕地区。因此,在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发展历程中,自然资源禀赋和人文资源禀赋交相发挥主要作用,不断推动其旅游产品推陈出新,获得可持续发展。

3.2 乡村人力资本为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发展带来更强更持久动力

在缓慢发展时期,呈现“邻景”特征的乡村旅游地多为本地人自建、以家庭副业方式经营农家乐为主,本地人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成为初期乡村旅游地发展重要特征。因此,并非主动商业利用的早期经营模式使得管理经营、人脉资源等人力资本要素作用甚微。在蓬勃发展阶段,“嵌景型”乡村旅游地多为精品民宿,这些知名品牌民宿主人多为本地乡绅和知名企业家,拥有雄厚人力资本,通过亲身参与产品设计、主题研发、营销创新等,为民宿经营节约成本,还为民宿选址投资及客户定位等提供正确引导,为乡村旅游地迭代更新确保品质化提供强劲动力。在稳定发展时期,“脱景”型乡村旅游地多采取租地新建模式,倾向打造乡村文化私有化舒适物,因此,有效解决用地问题以及妥善处理与当地村民利益纠纷问题等,更多需要通过民宿主以其血缘、地缘及学缘等关系获得的资源,包括与当地政府、民间非官方组织及新闻媒体等之间的强联系等,来支持稳定发展时期乡村旅游地的持续经营。因此,乡村人力资本在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起到“微弱—强劲—持久”的阶段性作用。

3.3 交通条件改善逐步提高乡村旅游地的供给效率

交通通达度对乡村旅游地的可进入性和市场开放程度产生重要影响,是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变的重要成因之一[27]。在缓慢发展阶段,张家界旅客周转多依赖高速公路和机场等,高铁还未开通,落后的交通面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初期乡村旅游地发展,多为短途旅客,不利于开拓长途客源市场,限制乡村旅游地供给效率。在蓬勃发展阶段,交通通达性是对外部依赖性较强的“嵌景”型精品商业民宿着重考虑因素之一,随着杨家界大道、武陵山大道、G5515张桑高速等省道、县道等开通,提高张家界乡村旅游地供给效率的同时,显著压缩乡村旅游者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乡村旅游高消费倾向和消费支出也出现递增趋势。在稳定发展阶段,随着高铁的正式开通,大大压缩省域时空距离,更加方便珠三角及长株潭等主要客源市场游客出行。同时,近年来乡村交通道路不断改善,也为“脱景”型乡村旅游地难以独立解决乡村落后交通问题雪中送炭,为其延伸旅游价值链和深化旅游体验提供可行性,也为其进一步拓展乡村旅游市场提高可能性。因此,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在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其供给效率、开放乡村旅游市场。

3.4 客源市场是张家界乡村旅游地持续盈利的重要保障

客源市场是乡村旅游地能否盘活及盈利的重要保障[28]。作为影响乡村旅游地发展较为重要的需求侧因素之一,对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变也产生重要作用。在缓慢发展时期,“邻景”型乡村旅游地多依赖高星级景区所带来的客流量,以长株潭、珠三角等区域为主要客源市场,多开展两天一晚的短途旅行,从而带动高星级景区周边客栈及农家乐等乡村旅游地发展。在蓬勃发展时期,张家界乡村旅游地主要客源市场为珠三角及长三角以及境外等游客,该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高收入水平群体相对较多,更热衷于追求高品质的旅游服务和住宿体验,这与“嵌景”型乡村旅游地的经营理念相吻合,带动品牌民宿快速发展。在稳定发展阶段,开启全民旅游休闲时代,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客源市场不再局限于高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而受新冠疫情影响,入境游和跨省旅游等暂缓开启,周边城市、县域居民成为新时期主要客源之一,且原真型的“脱景”乡村旅游地及时满足当下城市居民逃离城市生活、寻找乡愁,缓解工作压力的现实旅游需求。因此,客源市场的更新演变是张家界乡村旅游地持续盈利的保障,也倒逼着张家界乡村旅游产品迭代更新。

3.5 政府支持不断创新培育乡村旅游地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

政府支持为乡村旅游地持续稳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13]。随着张家界市乡村旅游地集聚经济的逐渐显现,倒逼政府开始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培育乡村旅游地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如《张家界市大力推进旅游精准扶贫行动计划》《张家界乡村振兴人才计划》等系列政策出台,推动张家界乡村旅游地更新蝶变。在缓慢发展时期,依赖高星级景区的“邻景”型乡村旅游地,家庭经营占据主导,政策关注度相对较低,多将“近景”型乡村民宿作为高星级景区的旅游配套住宿设施进行发展,因此乡村旅游地发展水平较低,盈利能力有限。在蓬勃发展时期,随着政府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高度重视,不断培育包括用地政策、土地地价及村民转移等系列政策,有效解决“嵌景”型乡村旅游地大规模用地的政策困境,使其“嵌景”开发成为可能。在稳定发展阶段,“脱景”型乡村旅游地进一步扎根乡村土壤,更需得到当地政府支持,包括乡村土地流转、旅游投资等制度建设,使其在获得用地便利、地价优惠的同时,由政府出面帮助解决与当地居民利益纠纷,助力“脱景”型乡村旅游地长效发展。因此,政府支持在为乡村旅游地有效解决用地、用人及用钱困境的同时,其不断创新也为乡村旅游地的时空演变提供动力来源,助力乡村旅游地持续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在近十年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缓慢发展(2012—2014年)、蓬勃发展(2015—2017年)及稳定发展(2018—2021年)三个发展时段,其中稳定发展时期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进一步划分为“短暂低谷”和“逐渐恢复”两个阶段。总体空间演变历经“近景”“嵌景”“脱景”3种空间形态;乡村旅游地缓慢发展时期阶段(2012—2014年),乡村旅游地更多呈现以“农家乐”形式为主,多为旅游景区周边农户改建自家空闲房屋,进行家庭副业经营,是典型旅游配套住宿设施,因此对旅游区位具有较高要求,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的乡村旅游地(2015—2017年),多以中高档的景区民宿形式为主,该类乡村旅游地呈现出现阶段中国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共性,即通过借助景区自然景观塑造,帮助延伸旅游者的体验价值链,以景区知名度帮助塑造民宿品牌符号;而乡村旅游地处于稳定发展时期(2018—2021年),更多彰显出不依托景区客源市场和非旅游区配套设施特点,更多在乡村圈地自建,结合乡村原生态环境,塑造高端乡村旅游吸引物。

(2)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冷热点与密度分析,发现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空间聚集显著且趋势增强。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呈现冷热点区域动态调整的热度特征以及空间凝聚点不断偏移的密度特征,现已形成两大集聚区:早期以“武陵源—天门山—大峡谷”为极点,围绕高星级旅游景区,沿东北方向向周围地区发散的“一带多核”集聚区,后期沿乡村人文旅游资源丰裕区,形成“瑞塔镇—罗塔坪—王家坪—零溪镇”乡镇为核心的环形多核心集中分布区。同时通过可视化分析,初步发现乡村旅游地时空格局演变与张家界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干道及政策制度等要素密切相关。

(3)资源禀赋、人力资本、交通要素及客源市场、政策制度是张家界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化的重要成因,其中优异的自然人文资源禀赋作用于乡村旅游地的创生与持续发展,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交相作用,推动乡村旅游产品迭代更新,推进乡村旅游地空间集聚核心演变。优质的乡村人力资源驱动着乡村旅游地品质化品牌化发展,对乡村旅游地空间布局和创新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并在乡村旅游地发展阶段中起到“微弱—强劲—持久”的阶段性作用。省道与县道优化与完善有效扩大了乡村旅游消费需求,提高了供给效率,为乡村旅游地空间选择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客源市场是影响乡村旅游地发展需求侧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张家界乡村旅游地持续盈利的重要保障,也倒逼其空间布局特征不断发生演变。政府支持为乡村旅游地时空格局演变提供持续动力,在帮助其有效解决用地、用人、用钱困境的同时,长期作用和即时效应并存,为乡村旅游地的时空演变提供长久动力。

4.2 讨论

张家界乡村旅游地虽经历与其他区域乡村旅游地相似发展阶段,从起步发展到蓬勃发展再到稳定发展,但起步发展明显晚于其他区域的张家界,在蓬勃发展时期通过积极塑造高端、无界及垄断性品牌奋起直追,形成一枝独秀,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由于还未演化出成熟产业链,张家界乡村旅游稳定发展水平相对较弱。张家界乡村旅游地既具有空间集聚显著且趋势增强的一般性特征,但也具有其独特的依赖高星级景区发展的集聚指向特征,即具有“核心—外围”的普遍特征,也具有“邻景—嵌景—脱景”和“多核心—环形”的空间结构独特性。张家界乡村旅游地具有资源景观指向、交通指向及客源市场指向的普遍特征,也具有高星级景区和人力资本的独特机遇特征。研究结论既丰富了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类型研究,也为总结张家界乡村旅游地空间集聚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地理时空规律,对于乡村旅游地选址和集聚区规划实践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在乡村旅游地逐渐成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典型模式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研究还发现初始旅游资源禀赋为乡村旅游地发展赢得前期优势,但后期如果未能抓住“亲景”优势,热点区域也可能转为冷点区,在后期发展中甚至可能被市场淘汰。随着乡村旅游地由“近景”“嵌景”向“脱景”演化,乡村旅游地除了需要重视与景区旅游合作,更需要扎根乡村土壤,聚焦挖掘乡村本土人文旅游资源,培育原本真乡村吸引物,使乡村旅游地获得持久生命力。同时本文研究还缺乏对不同星级、不同等级乡村旅游地时空演变和不同时期影响因素的探讨,后续在星级乡村旅游地评定制度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对不同星级、不同时段的乡村旅游地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还需进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