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凯,郭 鑫,甘 畅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中国 长沙 410081)

随着大众旅游如火如荼地发展,旅游业“有没有”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好不好”成为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更加紧迫的考量,促使高质量发展成为破解旅游发展矛盾与满足旅游新需要,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根据《“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要求,必须把创新摆在全局发展的重要地位[1]。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科技进步与创新,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是创新研发投入的积累[2]。创新活动分为基础性的科研创新与应用性的技术创新[3],是基础研究创新和应用研究创新的综合集成[4]。基础创新以认识现象和发展新知识为目的,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解决的是根本性的问题;应用创新是将理论发展为实际运用的形式,具有特定使用目的或应用目标[5],二者显著不同[6]。鉴于此,本文从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的异质性视角,探析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以期进一步探索创新驱动机制,与时俱进解决旅游业发展现有问题。

对旅游业发展质量的相关研究主要在指标构建与发展评价、时空演变分析和影响因素探索等方面。如:张爱平等[7]认为旅游发展质量是旅游产品、市场与环境等要素的综合体现,并分析了旅游业的“质”与“量”;宋长海[8]从旅游业发展环境、游客游览、旅游产业体系和目的地质量等方面,构建了旅游业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并提出相关编制方法;刘佳[9]和王凯[10]等从旅游效率、结构与环境3个维度综合测算了旅游业发展质量;刘力钢等[11]以经济效率探析了中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差距;孙晓等[12]选取旅游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指标评估了旅游经济质量;张新成[13]和刘雨婧[14]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评测体系并进行分析;王松茂等[15]深刻揭示了“一带一路”沿线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刘英基等[1]从理论与实证层面探索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和影响因素;何芙蓉等[16]基于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份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在创新与旅游业关系的研究方面展开了有益探索,如:Nguyen等[17]借助两阶段随机效应模型,探析了澳大利亚中小旅游企业创新与其生产率的关系。席建超等[18]从时空维度重新定义了旅游产业创新;陈颖[19]与翁钢民等[20]探索了中国旅游科技创新的动态演变;江金波等[21]借助二象对偶理论研究发现,珠三角地区的旅游创新呈U型不协调态势;陈国宏等[22]研究表明,科技创新与旅游发展二者存在相互依赖;王兆峰[23]与杨春宇等[24]实证发现,创新促进旅游业发展;吕雁琴等[25]分析了新疆旅游产业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相互影响及协同演化。此外,旅游管理模式创新[26]、产品服务创新[27]及过程创新[28]等均引发了诸多讨论。

上述文献可为本文提供有益借鉴,但仍存在不足:第一,旅游发展质量的测度偏重经济质量,忽略了旅游业同社会、生态、文化和环境等的联系,指标体系构建较单一;第二,已有文献多研究旅游创新系统的协调性,而就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较少;第三,已有考察创新影响旅游发展的成果仅为整体视角,忽视了创新类型的不同且未考虑创新滞后性。故本文拟在理论层面立足异质性视角,全面阐释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在较科学合理地构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借助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提出针对性建议,以促进二者融合发展。

1 机理分析

1.1 基础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础创新是发展的源头,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强化原始性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基础创新作为一种原始性创新活动,具有研发周期长、风险大和投资回报低等特点[29],不能直接提供新产品与服务,但利于发现新的科学知识和凝练新的科学原理,促进创新成果生成[5],进而影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1)基础创新影响旅游专业化水平。由于基础创新产生的通识性知识具有非排他性与技术吸收效应[30],旅游从业人员不断学习新知识,增强创新适应能力,创造更多成果以满足旅游业高质量发展。(2)基础创新影响旅游产业结构升级。在旅游产业变革与动能转换的攻坚期,基础创新不断丰富旅游地理学科知识、发展旅游信息技术,以数字化、智能化引领旅游新业态、开发旅游新产品和更新游览模式等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机遇,从而影响旅游业发展质量和效率。

1.2 应用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社会需求拉动下,应用创新致力于将基础创新转化为实际运用的形式,从而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1)应用创新为旅游发展提供新动力。伴随着发展环境受损,应用创新推动的区块链和“黑箱”技术等不仅便捷了旅游服务,同时可能倒逼旅游业提质升级[10]。(2)应用创新直接影响旅游经济效率。创新要素持续投入有利于缓解旅游要素投入不足的难题,促进旅游活动与产品多样化发展。(3)应用创新可以改善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清洁技术的创新能够有效降低旅游碳排放和提高污染治理能力,从而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AR与VR等技术创新不仅增强旅游体验,也减少了对旅游资源的破坏。

1.3 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的交互项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为依托条件不同的两种创新模式,基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时间较长,应用创新相对较直接,但两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效率[29]。基础创新必须在实际应用中产生次生知识,实现技术创新以提高生产率,即应用创新不足将难以落实基础创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储备、高素质人力资本及技术设备供给也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制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基础创新是所有创新的根本源头,是科技创新的总机关,是应用创新产出及成果产业化发展背后不可或缺的理论创新。没有雄厚的基础创新实力做后盾,就没有高水平的应用创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所需创新动力就不足。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需建立良好互动,才能持续提升整体创新水平,因此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的交互项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

2 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2.1 变量选取与处理

2.1.1 被解释变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H) 高质量发展是发展质量的高级状态[31]。其不仅指经济总量的增长,更包括了与社会、民生和生态等的全面协调,需要着重解决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32]。新时代旅游业既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亦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幸福产业,其高质量发展承载着经济运行更加高效、生态环境更加绿色、产品资源更高品质、民生服务更有保障等目标[14],是旅游经济、旅游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民生等的有机统一,是高效、公平和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故任何单一指标均无法全面评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13]。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故本文在借鉴旅游经济质量的研究并参考高质量发展的有益探索的基础上[1,5,8,33],遵循指标的可定量统计原则,选取经济质量、社会服务、民生质量、环境质量和文旅融合5个维度构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表1)。通过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再由线性加权法得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12]。

表1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2.1.2 核心解释变量:基础创新(B)与应用创新(A) 借鉴相关研究,采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衡量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3,34]。收集数据时发现,2009年前后基础研究经费内部支出的统计方式不同,故为保证统计口径一致和数据科学,均按照2009年的统计法:基础研究内部经费支出为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之和,应用研究内部经费支出为应用研究和R&D之和,并参考王娟等[34]的研究将经费转为存量数据(基期为2005年、折旧率为15%)。为消除价格波动的干扰,以R&D价格指数平减相关数据[35,36]。具体公式为:

R&Di,t=(1-δ)×R&Di,t-1+Ii,t,

(1)

(2)

式中:R&Di,t与R&Di,t-1分别为i省份在t年和t-1年的研发经费资本存量;Ii,t为i省份t年研发经费内部支出;δ为资本折旧率,取值为15%。计算前需先预估各省份基年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存量值,假定研发经费资本存量增长率与R&D经费内部支出增长率相等,则i省份基期研发经费资本存量R&Di,0为式(2)。其中,Ii,0为i省份基年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gi为研究期内i省份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年均增长率。

2.1.3 控制变量 1)城镇化(U)。城镇聚集的众多人口衍生出了多样化需求,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扩大了需求市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更加完备的基础设施。采用城镇化率表征[37]。2)对外开放(P)。旅游业作为开放型产业,国际贸易交流有助于打破行政壁垒,增加信息流动和新技术传播,由此带动发展水平的提升和产业内竞争的加剧,倒逼旅游供给质量的优化。采用进出口总额/地区GDP表征[34]。3)政府干预(G)。政府管理主要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财政支出是政府活动的选择,体现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支持。采用地区财政支出/地区GDP表征[38]。4)产业结构(S)。产业结构体现着旅游资源的配置效率,结构合理与优化升级能提升旅游服务的专业化水准并增强旅游吸引力。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GDP表征[39]。

2.2 模型构建

2.2.1 基准回归模型 因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均可影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故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lnHit=α0+α1lnBit+βXit+εit,

(3)

lnHit=α0+α2lnAit+βXit+εit,

(4)

lnHit=α0+α1lnBit+α2lnAit+βXit+εit,

(5)

式中:lnHit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对数形式;lnBit和lnAit为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的对数形式;α0为截距项;α1和α2为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的待估系数;X为各控制变量,β为其系数;εit为干扰项。

2.2.2 纳入交互项的回归模型 为考察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的交互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引入二者交互项展开探讨。模型如下:

lnHit=α0+α1lnBit+α2lnAit+α3(lnBit×lnAit)+βXit+εit,

(6)

式中:lnBit×lnAit为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的交互项;各变量含义同基准回归模型。因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非及时性,即存有不同程度的滞后,故借鉴前人研究对lnBit,lnAit和lnBit×lnAit的不同滞后期进行分析[34],以更准确反映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2.3 数据来源

选取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与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展开研究。其中,旅游收入、演出场次数等数据源于2006—2020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文化与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与旅游统计年鉴》;公路与铁路密度、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各控制变量等宏观数据源于2006—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医疗与卫生条件等数据源于2006—2020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等相关数据源于2006—2020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少数缺失值通过插值法补充。

3 实证结果

3.1 基准回归分析

经LLC,IPS与Hadri检验法验证了各变量稳定,继而由Hausman检验与F统计选择最适合的模型展开实证分析(表2)。

表2 基准回归分析

表2中列1和列2分别为仅考虑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的结果,此时二者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41和0.075,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均显著驱动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列3为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的回归系数明显降低但依旧为正,说明创新能够促进旅游业高质量稳中向好发展,且应用创新的影响更大。列4～列6分别以列1～列3为基础,将各控制变量纳入考量分析。由列4～列6知,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的回归系数明显减小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可能原因是现阶段我国基础创新水平还不高,特别是前沿核心技术创新在驱动高质量发展上存在支撑不足的现实问题;同时,应用创新的发展也需要基础性创新供给,旅游业缺乏创新成果而使企业创新投入意愿低,制约了旅游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台阶。

3.2 加入交互项的回归分析

一方面,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二者相辅相成,故对二者交互项的考察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创新成果转化过程复杂且周期长,故分析创新的滞后性极具现实意义。本文重点探讨纳入交互项并考虑滞后性时的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3)。

表3 加入交互项的回归分析

因基础创新发挥作用所需时间较应用创新更长,故将列1～列4的滞后期数分别设为(0,0),(1,0),(2,1)和(3,2),列5～列8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由列1～列4知,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基础创新的系数随时间推移渐增,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时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存在不可忽视的正影响;二者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性呈下降趋势,即交互项的消极影响渐趋收敛。由列5～列8知,在纳入控制变量时,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的回归系数均明显减小,从长期来看,基础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大,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也表明短期内我国仍依赖技术引进的应用创新来带动产业发展,但应注意到国外技术引进与模仿创新的促进效应是有限的,长期发展应该重视增强自身基础创新实力和丰富学科知识体系,以此推动旅游技术革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品质提升,最终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由各控制变量分析知:(1)城镇化的回归系数始终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城镇化发展吸引的人才等要素的聚集和城镇所拥有的优良环境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积极效应。(2)对外开放主要通过国际交流引进先进的设备,通过知识溢出拓宽发展视野,从而正向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3)政府投资更倾向于重工业等高收益产业部门,而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故长时期政府不合理管制可能阻碍旅游业发展质量提升。(4)产业结构前期仍处于转型阶段,技术水平仍待提高,旅游有效供给不足等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对旅游业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后期伴随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产业结构渐趋合理而使负面影响减小。

3.3 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区域差异

为考察基础创新、应用创新及二者的交互项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对东、中、西三大区域展开分析;同时为清楚反映创新影响的长期效应,仅展示滞后期为(0,0)和(3,2)时的结果(表4)。①就基础创新而言,其当期和滞后期的影响强度均呈“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的格局,可能原因是中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拥有高素质的旅游专业人才,有助于更好掌握与发挥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②就应用创新而言,其当期和滞后期的影响强度均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主要因为东部地区创新活动频繁,成果转化率相对较高,更好地满足旅游者的创新需求,因而更好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③就二者的交互项而言,仅在西部地区发挥正向作用,这与其倾向性旅游扶持政策及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密切相关;但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在西部地区并未达到理想效果,表明西部地区受产能较低、经济较落后,自然条件较差等的影响,仍处于国家创新发展的“谷底”,因此旅游业未真正获得创新发展的“甜头”;在短期内旅游业发展质量提高缓慢,导致创新落后成为西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及难啃的“硬骨头”。

表4 分地区回归分析结果

3.4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从三方面进行检验(表5):①为防范内生性,采用一阶滞后的被解释变量重新估计(列1);②为降低研究方法的影响,以系统GMM法进行估计(列2);③为避免变量依赖性,以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强度衡量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列3)。

表5 稳健性检验

由列1和列2知,关键变量的回归系数的大小及方向等无明显变化,与前文表3列5基本保持一致。由列3知,当以经费投入强度衡量解释变量时,各变量的符号基本未变动,仅基础研究变为负值,可能缘于经费投入强度衡量的是创新活动的原始资金储备,与实际经费存在一定差别。整体而言模型回归结果平稳。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从异质性视角分析了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进一步探讨了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的交互项及滞后性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由基准回归分析知,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均显著驱动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而引入各控制变量后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的回归系数均降低。

2)考虑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的交互项时,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依然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积极影响,且长期内基础创新产生的影响更大;二者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创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短期内应用创新的影响强度呈“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态势;长期则基础创新上升为主要驱动力,表现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特征;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的交互项仅在西部地区存在积极影响。

4.2 建议

1)筑牢基础创新战略地位,培育旅游创新型人才。一方面,基础创新的长期效应突出,应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创新旅游发展理念,重视推动重大科研设施建设和原创性开发,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从而提升旅游强国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健全旅游创新型人才培训体系,优化旅游人才结构,推行产学研用联合培养高素质旅游人才,提高旅游从业者技术素养与综合创新能力,进而满足高品质旅游需求,加快旅游质量提升。

2)加强基础创新和应用创新统筹规划,探索长效协调途径。一方面,我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存在脱节现象,要提高基础创新到应用创新的转化率,真正构建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机制,切实发挥创新驱动旅游发展。另一方面,短期内旅游企业可借助引入与模仿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但长期来看,应给予旅游企业基础创新补贴,协助其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着力提高旅游基础创新能力,深化基础和应用的联系,培育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持久动力。

3)缩小区域创新差距,加强旅游创新融合交流。各区域应合理布局研发创新资源,深化创新驱动产业改革,东部地区要大力发展基础创新,由“先发带后发”同步提高创新水平;中部地区要积极引进优质创新成果,主动接受创新溢出,构建旅游双循环格局;西部地区应凭借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构建多层次科技合作平台,提升地区开放创新能力,打造特色创新高地,推动区域旅游创新能力提升,最终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