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昌　侯佳

［摘要］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是双边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文章通过对254个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在区域分布、建设主体、合作国别、专业分布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形成了庞大的平台体系、构建了多元协同的格局、提供了积极的教育援助、拓展了丰富的合作内容，但也存在地区分布差异明显、主体积极性有待提高、综合类平台比重偏低、人文交流有待加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不足等问题。对此，建议通过构建地域协同发展机制、促进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提高教育援助的精准性、拓展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重视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等措施来优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建设。

［关键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

［作者简介］王忠昌（1985- ），男，山东沂南人，南宁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侯佳（1998- ），女，山东滨州人，南宁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在读硕士。（广西  南宁  530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新30年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框架及其实施路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批准号：BJA220252，课题主持人：王忠昌）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04-0044-08

国际合作平台是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标，更是加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途径。国际合作平台是指由一个国家单独设立或多个国家共同设立的、面向国际开展合作与交流活动的组织或机构，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平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及东盟升级为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是重要桥梁和纽带。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调查研究，不仅对避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建设的同质化趋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对推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建设的内涵化趋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样本选取

通过对政府官网、院校网站、科研机构网站等关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公开文件、新闻的统计整理，最终选择确定了254个国际合作平台作为样本数据。根据国际合作平台的性质及功能定位，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分为人才项目类、论坛类、联盟类、比赛活动类、科研机构类、产教融合类、培训类、基地类等八类，具体数量如图1所示。

人才培养项目类主要包括学生培养项目和教师培养项目两种，其中学生培养项目70个、教师培养项目2个；论坛类包括教育领域论坛、职业教育领域论坛、职业教育分专业论坛三种，其中教育领域论坛8个、职业教育领域论坛8个、职业教育分专业论坛1个；联盟类包括中国与东盟组成的联盟以及中国与东盟个别国家组成的联盟两种形式，其中中国与东盟组成的联盟19个、中国与东盟个别国家组成的联盟3个；比赛活动类包括专业技能比赛和文化活动两种，其中专业技能比赛3个、文化活动3个；科研机构类主要包括中心和院所，其中中心10个、院所25个；产教融合类主要包括国际产业学院、国际工坊和其他，其中国际产业学院42个、国际工坊6个、其他22个；培训类主要包括人才培训和课程培训，其中人才培训16个、课程培训7个；基地类主要包括国际实训基地和国际培训基地，其中国际实训基地11个、国际培训基地6个。

二、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建设的现状分析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系统梳理，构建了“区域分布”“建设主体”“合作国别”“专业分布”四个分析指标，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进行实证研究，以实现对统计结果的深度分析。

（一）区域分布情况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所处地域覆盖了中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如图2所示。从省域分布来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总数超过10个的有广西、江苏、浙江、北京、山东、广东、天津。其中，广西以53个的总量位居第一，江苏、浙江分别为38个和19个，位居第二、第三。此外，新疆、黑龙江、安徽均有1个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反映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在省域间的分布极不均衡。从三大地区的分布来看，东部地区总数为139个，占样本总量的54.7%；中部地区总数为21个，占样本总量的8.3%；西部地区总数为94个，占样本总量的37.0%。东部地区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中部地区数量极少。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数量较多。2021年我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前十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165个，占样本总量的65.0%。

（二）建设主体情况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建设主体有高职院校、职业本科学校、企业、政府部门以及科研机构等。其中，高职院校是建设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主力军，共独立建设201个，占样本总量的82.0%；本科院校和政府部门是建設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重要力量，分别建设了16个和14个，占样本总量的6.3%和5.5%；企业和科研机构是建设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重要补充，分别建设了2个和1个，占样本总量的0.8%和0.4%。虽然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建设已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但仍存在中等职业学校缺席以及企业参与度较低等问题。此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建设方式有单一主体建设和多主体协同建设两种。其中，单一主体建设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总数有234个，占样本总量的92.1%；多主体协同建设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总数是20个，占样本总量的7.9%。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开始从单一主体建设向多主体协同建设进行转变。多主体协同建设包括校企合作、校政合作、政企合作、科校合作以及校政企三方合作，其中，校企合作建设平台的数量最多，共11个，在同类型中占比达55.0%；其次是校政合作建设的平台，共4个；最后是政企建设的平台以及校政企三方合作建设的平台，均为1个。

（三）合作国别情况

从整体来看，面向单一国家建立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数量较多，共有191个，占样本总量的75.2%；综合多个国家情况建立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数量较少，共有63个。其中，同时面向东盟建立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有59个，面向东盟多个国家建立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仅4个，如图3所示。从国别分布来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数量超过10个的有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和印度尼西亚。其中，面向泰国建立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以77个的总量位居第一，占样本总量的30.3%；面向柬埔寨建立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数量有26个，占样本总量的10.2%；面向马来西亚建立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有22个，占样本总量的8.7%。此外，面向菲律宾和文莱建立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较少，分别为4个和3个，说明我国面向东盟各国建立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在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量差异，东盟不同国家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数量存在差异，虽然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况，但也体现出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需求情况；二是类别差异，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面向的领域各不相同，如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依据国别差异成立10个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研究所，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依据地域差异成立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等，体现了当前东盟国家在合作领域的需求情况；三是国别差异，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在东盟国家的数量、类别等各不相同，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与不同东盟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紧密情况。

（四）专业分布情况

根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公布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对254个国际合作平台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这些国际合作平台共涵盖19个专业大类中的14个，具体专业名称见表1。综合类是指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合作内容涉及多个专业领域，例如，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成立的中老跨国专业合作项目包含物流管理、电子商务、服装设计、建筑设计、汽车维修、酒店管理等多个专业。从整体来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注重综合类与专项类共同发展，综合类共有126个，占样本总量的49.6%；专项类共有128个，占样本总量的50.4%。从专业大类来看，交通运输大类的国际合作平台数量最多，共有27个，占专项类样本总量的21.1%；其次是财经商贸大类的国际合作平台，共有17个，占专项类样本总量的13.3%；然后是电子与信息大类的国际合作平台，共有14个，占专项类样本总量的10.9%。其中，财经商贸大类、电子与信息大类的国际合作平台数量2021年迅速增长，表明国际形势会影响国际合作平台的建设方向。此外，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水利大类、生物与化工大类、新闻传播大类、公安与司法大类等专业领域还没有建立相应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

三、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建设的现实困境

国际合作平台是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交流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力量。虽然平台目前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平台体系，构建了多元协同的格局，提供了积极的教育援助，拓展了丰富的合作内容以及培养了国际化技能人才，但仍存在许多困境。

（一）形成了庞大的平台体系，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分布差异

在本研究样本数据中，最早建立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是2004年中国和东盟10国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21世纪以来，我国已建设250多个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覆盖我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量存在巨大差异。具体而言，西部边境地区比内陆地区数量多，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数量多，地理位置和地区经济是影响其建立的重要因素。其中，地理位置是首要因素，例如，广西与越南接壤，与其他东盟国家相近，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立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联盟、科研机构等。2004年，广西开始承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打开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教育、贸易等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通道。近年来，不同类型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在广西陆续成立，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多个平台支撑。黑龙江位于我国最北端，与东盟国家的交流存在不可避免的地理障碍，直到2020年才建立第一个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其次，地区经济是影响其建立的重要条件。江苏、山东、浙江等经济较发达省份的数量和类型均较多，如山东省共有15个，涉及7种类型，面向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甘肃、西藏等地目前尚未成立相关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

（二）构建了多元协同的格局，但主体积极性有待提高

参与建设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主体有高职院校、中职院校、职业本科院校、政府、企业以及其他机构，形成了“分层互动、交叉协调的合作网络”②。例如，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向西港特区职业技术培训中心累计派出28名优秀教师，免费举办13期28个培训班，开设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物流管理、商务英语、计算机应用、汉语等10多门培训课程，累计培训3万余人次。海南省教育厅在第九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上與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签订了《中国海南省教育厅与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促进教育合作与交流意向书》等5个合作协议。2022年北京唐风汉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在马来西亚建立中马国际教育学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多元团队在建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时做出的努力。但是，中职院校、职业本科院校、企业等主体的积极性还不足，参与建设的平台数量较少，并且各主体间协同建设的平台数量也较少。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元主体发挥不同的功能。其中，职业院校是主导力量，提供教学资源；政府部门需要发挥协调与引领作用，提供战略方向；企业及其他机构是重要的能动因素，提供重要动力。

（三）提供了积极的教育援助，但综合类平台比重偏低

我国面向东盟十国分别建立了许多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为东盟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教育援助。例如，2001年我国启动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向泰国派出第一批汉语教师志愿者以填补泰国汉语教师的缺口，至今已派出一万多名汉语教师志愿者赴泰国任教。广西、云南等省份还设立了“老挝留学生奖学金”“柬埔寨留学生奖学金”等项目，帮助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人才来华深造。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与印尼蒙牛乳业有限公司合作成立“蒙牛Yoyic印尼培训学院”，为印尼当地的员工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同时与印尼当地教育机构合作积极开发国际化教学资源，将企业的技术标准转化融入课程标准，着力培养国际化食品类专业人才，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资源的输出。“对外援助作为一种外交工具，能综合援助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等要素，以一种隐而不显的方式展示国力，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③但是，目前大部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只面向单个国家的单一领域，综合类平台数量较少。综合类平台指综合多个东盟国家职业教育需求建立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具有建设难度大、投资大的特点，但服务功能显著，能够将中国及多个东盟国家联系起来形成生态圈，强化彼此之间的互通性、联动性和共赢性，有利于节省教育资源并保证教育合作的时效性。

（四）拓展了丰富的合作内容，但人文交流有待加强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推动了双边职业教育合作领域的横向化与纵向化发展。横向化发展是指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其主要特征是广泛性、延伸性。从发展历程来看，前期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财经商贸、电子与信息等专业。近年来，我国在医药卫生、食品药品与粮食等专业相继建立了合作。例如，2020年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与泰国建立了中泰国际学院扁鹊学院，招收首批泰国留学生来华学习养老护理专业；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自2015年招收首批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学历留学生以来，招收留学生的专业已扩展到建筑装饰工程技术、视觉传达与设计、空中乘务等专业。纵向化发展是指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合作领域不断深化，其主要特征是潜入性、紧密性。从国家层面来看，我国举办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主题已经从注重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深入到重视发挥国际合作平台的功能。从职业院校层面来看，部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已深入到课程层面，如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高职院校实现了19门课程的学分互认，建立了物流管理专业的“1+X”证书制度并向泰国推广。但是，目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合作领域大多偏向理工类，新闻传播、文化艺术等专业领域的合作很少，与东盟国家缺少人文层面的交流合作。人文是反映国家文化内涵、历史底蕴、教育特点的重要内容，加强人文交流有利于维持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生命力。

（五）培养了国际化技能人才，但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不足

多类型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为培养国际化教师和国际化技能人才提供了丰富资源。首先，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为职业院校教师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机遇，如中国教育国际交流研修学院与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合作建立的新加坡师资能力提升项目，有利于优化教师的国际化能力和知识结构，把握国际职业教育领域发展的最新动态。其次，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丰富了学生的国际化专业知识。国际化专业知识是一种“以灵活多变的工作情境知識为核心、以熟练的工作过程为表征方式的知识”④。双边通过建立中马汽车国际人才联合培养基地项目、印尼中上汽通用五菱汽车教育培训基地等，实现了学生国际化专业知识的输入与输出。此外，“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研讨会、“一带一路”国际文化艺术周等论坛类平台帮助学生了解东盟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同时培养了学生开放性的思想、胸襟。虽然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在实践层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目前科研机构类平台所占比重偏小，相关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薄弱，取得的成果仍停留在实践层面，没有形成一系列经验理论。同时，我国针对东盟不同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以及职业资格研究等重要基础研究领域的讨论尚未开始，在建设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时难免会出现同质化现象。

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建设的优化路径

针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现实困境，应通过构建地域协同发展机制、促进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提高教育援助的精准性、拓展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重视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等措施加强其内涵化建设。

（一）构建地域协同发展机制

协同发展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⑤。当前，广西、云南、贵州等边境省份与东盟国家开展了广泛合作并取得了较好成效，因此，应进一步发挥这些边境省份的先发优势，带动内地其他省份面向东盟开展合作。例如，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协同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吉林水利电力职业学院等成立了中国—东盟能源职业教育联盟，促进职业教育对外交流合作。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协同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商贸学校、黄冈职业技术学院等其他内地省份职业院校成立了中国—东盟商科职业教育联盟。但是，我国通过成立联盟以及开展一系列论坛等形式只是实现了政府间对话，加强了职业教育政策制度等宏观层面的交流，双边职业院校以及企业间的直接对话还是较少，使得我国仍有许多职业院校因不了解东盟国家职业教育而不知应选择与哪些海外院校建立合作。同样，东盟许多国家也面临如何选择我国职业院校进行合作的困境。为此，边境省份还需依靠其资源优势，协同其他省份共同探索职业院校间合作的信息共享与沟通机制，建立面向职业院校合作需求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信息平台，内容可以细化到职业院校专业的发展状态和合作需求，以打通彼此间合作信息的壁垒。

（二）促进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

职业教育的跨界性决定了职业教育改革主体的多元性，只有职业院校、企业、行业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才能取得职业教育改革成效。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具有“跨界”与“跨国”双重属性，更需要发挥多元主体的力量来推动建设进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已经初步实现了多元主体协同建设的美好愿景，但仍存在合作机制不够完善，中职院校、企业等主体参与性不强等问题。在本研究样本数据中，由中职院校参与建设的仅1个，企业单独建设的仅2个。对此，首先，要加强协同建设意识，尤其是中职院校要深入分析国家政策、地方经济及自身专业优势，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建设纳入学校的整体规划。对于企业，可根据其贡献度给予相应的政策红利，从而加强其主动性和参与性。其次，需要完善内部管理机制。一方面，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开展商讨会议，共同对其建设问题、发展难点问题等开展交流协商。同时，联合制定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注重发展规划的连续性、互惠性与前瞻性，督促各主体履行自己的职能。另一方面，应加强对相关利益主体的调研，分析其合作需求以及合作需求的满足程度，对平台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提出针对性措施，切实解决各主体的现实困境。

（三）提高教育援助的精准性

“提供国际教育援助是我国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核心策略”⑥，通过搭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为东盟国家提供教育援助，不仅扩展了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网络，而且为东盟国家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但是，东盟十国在职业教育发展各个层次和领域的需求多样，我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科学合理地分析这些国家职业教育的需求，并根据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特点提供合适的援助方式。一方面，建议加强对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受援总体和分项需求的准确判断，制订合理的援助计划。“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经验表明，为应对沿线国家多样化与复杂化的国情，需要建立“一国一策式”发展设计。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在提供教育援助时，相关主体应制订国别化职业教育援助计划，提高教育援助的精准性。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研究东盟十国职业教育的受援结构，在其结构缺口处加大援助，从而合理分配我国教育资源。目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主要服务于单个国家，缺少对多个国家职业教育需求的综合归纳与整合。为此，还需精准定位东盟十国在政策制度、专业建设、课程实施等各层次上的需求，与需求相同的国家组成“生态圈”，共同建设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有利于加强彼此的直接联系，提高其服务价值。

（四）拓展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

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指中国—东盟在思想文化方面进行交流，“期望通过情感表达、价值诉求等，达到理解、认同与互信，进而转化为具有亲和力、互信力与感召力的柔性力量，成为国与国之间加深理解与信任的纽带”⑦。目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的交流与合作。虽然中国—东盟博览会、“一带一路”国际文化艺术周等平台为双方提供了人文交流机会，但职业教育领域的人文交流如传播职业教育文化、讲好职业教育故事、弘扬职业教育精神等还不足。对此，一方面，建议加强以职业教育文化为主题的各类艺术节、博览会、论坛展览等国际合作平台建设，并在活动期间设立动手体验活动。同时，在现有人文交流平台中设立职业教育文化交流版块，多层次促进文化融通和民心相通。另一方面，建议各职业院校、企业在日常工作中注重挖掘教师及工人的职业故事，并在院校或企业内成立相应的宣传小组，通过网络、广播、海报以及座谈会等形式弘扬我国职业教育精神。总之，人文交流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建设的重要驱动力，能够增进我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认知，从而塑造相互欣赏、理解、尊重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

（五）重视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

通过理论研究可以明确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发展的优势与不足，从而进一步规划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建设方向。虽然我国也建立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科研机构，但其主要任务是围绕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针对政策、办学等方面开展专题研究，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资格互认以及能力测评工具等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在2015年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开幕式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鲁昕同志曾提出“加强中国与东盟在资格框架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探索课程互认、学分互认、学历互认、资格互认，建立开放互通的职业教育合作框架”⑧。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已建立相应的职业资格框架，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国家资历框架已经较为完善。我国应加强此领域的研究，积极开展交流，同时借鉴欧盟职业资格框架的成功经验，建立中国—东盟职业资格合作框架。当前，国际职业教育正发生两个重大转变，即从职业技能培训向职业能力开发的转变和从职业技能鉴定向职业能力测评的转变。因此，我国与东盟国家应加强职业能力测评的相关研究，共同探索职业能力评价指标、职业能力测评工具等。借助职业能力评价指标、职业能力测评工具，可以帮助中国和东盟国家对不同国家、不同院校的教学质量进行比较与分析，从而提高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服务质量。

总之，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國—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重要使命。目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已覆盖我国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涵盖14个专业大类，面向10个东盟国家。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涉及国内国外两种不同的环境，存在国内地区分布不均、主体积极性不高、理论研究不足等问题以及国外适应性较低、人文交流较少等问题，制约了国际合作平台的发展质量。我国应秉持“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主体、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等原则，合理分析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建设环境、运行条件和现实需求等，着力解决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内涵发展，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提供技能人才和沟通途径，从而实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

［注释］

①澜湄六国包括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

②邵琪，张义民.“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合作回顾与展望——基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考察［J］.比较教育研究，2022（6）：60.

③陈莹.中国对东南亚教育援助论析［J］.东南亚研究，2019（3）：122.

④王忠昌，董磊，李晓娟.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职业教育校企协同国际育人探析［J］.教育与职业，2020（21）：30.

⑤杨红荃，苏维.“一带一路”中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研究［J］.职教论坛，2017（1）：22.

⑥杨体荣.东南亚九国教育受援发展形态比较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22（6）：72.

⑦罗碧琼，唐松林.国际人文交流的价值与路径［J］.人民论坛，2021（3）：102.

⑧黄方慧.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及其相关研究：历程、现状与展望［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3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