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目林，胡 颖

（新疆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乌鲁木齐 830012）

一、引言

近年来，各国愈发重视营商环境，已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问题。对于营商环境评价的机构越来越多，包括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等。营商环境已成为评价各国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准。自2013年中国在上海市成立第一个自贸区后也在积极探索优化营商环境路径。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的排名自2013年的96名上升至2020年的第31名，中国香港位列第三。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稳步提升，但此报告只挑选有关经济效率的10项指标且只考察北京、上海两座城市，排名具有局限性。

2019年10月，国务院公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下称《条例》）提出：优化营商环境应当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深刻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完善法治保障，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本文通过构建“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评价体系，探究各要素与营商环境之间影响程度，期望有针对性对城市改善营商环境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献综述

学界对营商环境问题的研究，多从提升营商环境措施问题及营商环境指标构建视角入手。一是城市营商环境提升的措施问题的研究，现今文献围绕特定城市营商环境优化的举措及经济效果居多。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多从转变政府职能、简化审批手续等方面入手。夏杰长（2017）提出为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而实行的精简审批流程、提高效率的举措为企业节省大量时间，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经营效率。黄汝丽（2019）论述了广州在提升政府效率的问题上，简化审批手续至一枚印章就能管理所有审批，同时构建“互联网+”审批体系。宋凯晴（2021）提出为优化江苏营商环境，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建立“银－企”机制的基础上扩展至“税－银－企”三者合作，将“纳税信用评级贷款”作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突破口。王娇娥、金凤君等（2022）提出东北地区应做好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平等市场准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规范涉企收费、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简化企业注销流程等工作来优化营商环境。

二是城市营商环境指标构建的文献研究。现有文献研究营商环境时常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等来建立指标，但是这些报告评价营商环境时都是以国家为单位评定。彭羽（2014）创造性地建立了面对上海市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包括市场准入、商贸环境、基础设施、政府效率4个一级指标，下设9个二级指标，提出了一套客观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韦倩青（2021）也提出政务环境、贸易环境、金融环境、市场环境4个一级指标下设12个二级指标评价城市营商环境。张洽（2021）以陕西省为例构建营商环境指标，包括政务环境、市场环境、创新环境、公共服务4个一级指标下设20个2级指标。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2021）在阐述了营商环境内涵特征后，选取市场发展、产业配套、基础设施、政府服务、要素供给、宜居品质、法律保障作为7个一级指标，与23个二级指标、39个三级指标构成全球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当前，学界对营商环境的研究不断完善，但前期研究偏重理论政策的定性分析，对于营商环境量化分析相关文献较为稀少。且前期文献分析营商环境时鲜有参考《条例》，本文在参考《条例》的基础下将指标构建为“四化”即“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

三、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

（一）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使用熵权TOPSIS分析方法，涉及第一步熵权法和第二步TOPSIS方法。反映指标变异程度的方法主观上有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法等。这类方法带有主观个人倾向，得出分数高低因人而异。反映变异程度方法客观上有熵权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本文第一步熵权法源于物理学方法，熵是系统无序量的判定度量。用于经济学中熵可判定一指标的离散程度，进而给各指标客观地赋权重。熵越大说明系统离散程度越低，指标对整个系统影响越低，权重越低。反之熵越小说明影响力高，权重则越高。客观评价依据就是各指标所赋予的权重，计算步骤如下：

1.构建指标评价矩阵。在此设有n个城市、m个指标参与评价。第n个城市的第m个指标设为rmn。构建如下指标评价矩阵

2.确定变量属性。首先需要确定各指标属性，确定其为正向指标或负向指标。

3.标准化评价指标矩阵。根据其为正向指标还是负向指标对指标进行标准化，若其为正向指标，则：

若指标为负向指标：

公式（1）（2）中max(rnm)和min(rnm)为第m项指标中所有城市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然后平移。若有指标r′nm算出来结果为0则无法进行后续计算，所以在此将所有r′nm平移。具体为：

4.计算P值，P值为平移后的除以平移后的和，具体为：

5.计算信息熵：

其中0≤em≤1。

6.计算差异系数gm:

7.计算各指标权重，这里算出的权重即为各个指标的影响程度。具体如下：

以上是熵值法具体步骤。熵值法得出各指标权重后再与指标相乘得到一组新数据，用这组新数据来进行第二步的TOPSIS分析。TOPSIS法最初由C.L.Hwang和K.Yoon于1981年首次提出。是一种客观评价对象优劣情况的方法。其核心方法是找到一组指标数据的正理想解A+和负理想解A-。正理想解是每个指标的最优值，负理想解是每个指标的最劣值。找到以上两值后再计算各个指标与正负理想解之间的距离得到正理想距离D+和负理想距离D-。最后计算相对接近度C值，该值反映指标与最有指标的相对接近程度Cn，越大越优。下列为其具体计算方法。对于本文，由于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故不做逆向指标正向化这一步骤。

矩阵标准化。先将矩阵中各个指标与指标的标准差坐商，具体为：

用熵权法算出的权重与标准化矩阵相乘：

找到正负理想解。令A+n=（maxZn1，maxZn2，…，maxZmn），令A-n=（minZn1，minZn2，…，minZmn）

计算相对接近度C值：

到此TOPSIS法结束，最后算出来的相对接近度Cn即为每个城市的优劣分数，0≤Cn≤1。相对接近度越大即越优。

（二）营商环境指标构建

本文参考《条例》，构建4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下设22个二级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客观对各城市营商环境排序（各项指标详见表1）。

表1 城市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的排名升至31位。这为我国改善营商环境作出了参考。但此报告只评估了有关经济效率的10项评价指标，且只评估了北京、上海两地，故有其局限性。构建多维度、全方位的评价指标尤为重要。本文构建“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评价体系，下文就“四化”理论意义进行分析：

第一，市场化反映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助推企业发展。外商企业在城市投资需要瞄准适合的市场，优良的市场环境是企业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透明度，使企业焕发活力。国家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各要素流动。可见市场化揭示了要素市场发育情况。

第二，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市场有序运作。在法治保障方面，建立公平、廉洁、高效、透明的法制环境有助于企业合理维护自身权益。打造现代化政务服务政府方面，通过不断简政放权，简化审批程序优化政务环境。可见法治化指标是主体保障自身经营权益的重要指标。

第三，便利化营商环境保障市场主体平稳运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通过影响运输时间和运输效率来影响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容易吸引外资进入。外商投资需要完善的金融环境，便捷获得贷款资金极大提升主体投资意愿。可见便利化指标反映资源可得的便捷程度，对于市场主体的发展壮大、竞争力提升具有助推剂的作用。

第四，国际化营商环境体现与国际接轨程度，反映招商引资能力及跨境贸易能力，推动市场主体壮大。国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打造国际化城市。国际化指标彰显要素跨国流动情况，是“双循环”格局下重要的度量指标。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021年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9》，本文选取中国30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所选样本基本为行政级别较高和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基本覆盖全国。所选城市为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成都、昆明、西安、西宁、银川、乌鲁木齐2013年度及2019年度城市数据进行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对于缺失的数据查找所在城市统计局网站以及运用平滑法等方法进行填补。

四、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结果

（一）熵权法营商环境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利用SPSS软件用熵值法客观计算出各指标所占权重如表2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按影响权重排名，重要程度依次为国际化、便利化、法治化、市场化指标。

表2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标权重

（二）TOPSIS法城市综合评价结果

如表3所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位于综合评价前三位，表明营商环境较好，与预期结果相符，四座超一线城市无论是经济实力、对外开放水平都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人口众多、市场较好等都是这些城市得天独厚的资源。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得益于其文化金融中心的地位，基础设施水平、贸易开放程度、创新能力水平都在国内处于顶尖位置。有着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相对接近度分别为0.799、0.794、0.686、0.448，营商环境最为优越。

表3 中国城市TOPSIS法综合评价结果

南宁、呼和浩特、海口位于后三位，表明营商环境还需提高。呼和浩特地处内陆，远离港口，国际化程度低，市场规模小，造成了其排名靠后。海口今年以来提出建设自由港战略，但其目前处于最初发展阶段，贸易量小，进出口总额低造成了其排名靠后，但海南成立自由贸易港也是2020年才上线的战略，总体处于最初发展阶段。而2021年海南进出口总量已达到1476亿元，同比增长57.7%，增速位于全国第三，故可以相信海口营商环境正在快速提升中。地理位置对贸易开放程度有重要影响，三座城市金融环境需完善、创新水平需提高，产业结构需优化，城市竞争力弱，发展相对其他地区较为落后，缺乏人才导致高技术、金融等创新产业吸引力弱，营商环境相对较差。

2013年与2019年相比，营商环境排名上升三位及以上的城市有：杭州、合肥、厦门、南昌、乌鲁木齐、太原、银川。下降三位及以上的有：天津、重庆、沈阳、哈尔滨、石家庄、长春、南宁。排名升降基本与城市经济发展趋势保持一致。

按区域来看，东北三省省会城市排名均下降，原因为：近年来，科技创新越来越被国家所重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未来30年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方向和重点任务。东北三省城市作为中国老工业城市在创新方面明显动力不足，人才流失严重，导致营商环境下降。西北城市营商环境上升，包括乌鲁木齐和银川在内的西北城市，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直是该倡议落实的重要区域，新疆更是“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区，该倡议的提出推动西北城市经济发展，营商环境稳步提升。杭州、厦门等东部沿海城市营商环境小幅提升。由于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杭州作为互联网之城经济发展迅速，营商环境向北上广深看齐。而中部西部城市例如天津、重庆、石家庄等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上不如杭州等城市，经济发展被赶超，营商环境排名下降。

分指标来看，各城市市场化指标基本与综合排名浮动不大；法治化指标青岛位列第四，高于其综合排名8个位次，表明其法制环境突出，其亲近指标得分61.83，清白指标得分78.3均排名靠前，青岛市也在2022年入围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候选城市；便利化指标方面，重庆市得益于其水陆空三型物流枢纽城市的地位，货物运输量高达11亿吨，重庆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通了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大通道，在便利化指标权重较高的货运量指标上得分名列前茅，位居第四；国际化指标方面，沿海城市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国际化程度高，在货物进出口方面有着天然优势，故其国际化指标得分高。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四化”构建营商环境测度指标，并将其用于国内30个城市营商环境，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熵值法表明“四化”中国际化影响权重最高，后依次是便利化、法治化、市场化指标。二是通过引入国内30个城市数据发现，北上广深四大超一线城市营商环境最优，呼和浩特、南宁、海口营商环境相对较差。三是东北部城市营商环境下降明显，西北部城市营商环境优化显著。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结合区位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举办综合性招商引资活动，以建设产业园等方法来吸引外资，提升吸引外资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人才引进，增强科技创新实力，提升外贸吸引力。

第二，完善法治保障。推进地区法治建设，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提高司法效率，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从而提升企业经营效率。以完善法律法规、重塑法治思维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

第三，进一步加强便利化建设。从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保障方面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进一步建设网络基站，提升网络承载量，推动网络提速升级。完善水电气等基础要素供给量，确保基础要素安全。二是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引进高等人才。

第四，强化要素市场化进程。强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组建政策性担保公司、支持银行业与其他行业融合，创新金融产品，完善资金审批方式，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刺激市场主体投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