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学军，马冬芬

（新疆科技学院，新疆 巴音郭楞 841000）

一、引言

中国、印度是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两个经济体。据世界银行统计，既使在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增速下降3.6%，多数国家经济增速减缓甚至是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印度的经济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分别为2.3%、-7.3%，分列第1和第33位。且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统计，2021年，两国经济增长分别达到8.1%、9.5%。同时，两国总人口也达到了近27亿，这为两国贸易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和空间。尤其是，至2020年在印度对外贸易的主要进口国家中，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进口国。到2021年3月，中国已取代阿联酋成为印度第二大出口国，并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也由2001年的1.96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876.97亿美元，增长了近447倍。但同时，两国一直存在较大的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严重制约着贸易的进一步合作和发展。若两国能破解贸易问题，开展贸易合作，无疑能有效促进新冠疫情后世界经济的复苏。

中印贸易的议题，一直是中国学者较为关心的领域，已有相当数量的成果研究。杨文武（2007）认为，中印贸易合作的障碍主要在于双方缺乏互信、印度市场开放度低。文富德（2015）认为，中印贸易发展程度不高的原因在于双方贸易中存在较大的逆差、双方运输通道不畅、印度出口能力不强多方面造成的。秦淑娟（2017）从中印文化贸易角度，分析了中印贸易的主要问题在于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焦虑、边界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以及文化产品出口的激烈竞争。刘禹辰（2019）归纳了近年来印度主要媒体对中印贸易及关系的报道，认为消极的舆论占据主要地位，这是由于印度政府对华舆论态度、民间缺乏沟通、中印贸易不平衡等因素造成的。郭素娟（2019）认为，印度的营商环境、政治顾虑、中印间的贸易摩擦、边界争端是阻碍中印贸易合作的原因。另外，近十年中印边境发生的对峙事件频率较高，尤其是2013年的“帐篷对峙”、2017年的“洞朗对峙”和2020年的边境对峙事件，使得中印双边关系紧张，学界也对边界问题是否遏制中印贸易发展作了一些讨论。如王晓文（2014）认为，中印合作的主要阻碍不仅在于边界问题、西藏问题、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而且还受到双方缺乏战略互信、大国干扰、中印巴不平衡关系的制约。

总体上看，已有相当数量关于中印贸易问题的探讨，但多属于定性分析。例如，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印边界摩擦阻碍了两国的贸易发展，但基本都缺乏数据支撑。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中印两国双边的进口关税、基础设施、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增长率、中国对非印度国家的出口增长率等数据的计算，定量分析了关税、基础设施、边境争端等问题对中印双边贸易的影响，这是对相关文献的有力补充。

二、中印两国贸易概况

（一）中印双边贸易发展现状

总体上中印两国贸易额在小幅波动中呈现上涨趋势。2011－2020年，两国贸易总额从2011年的739.08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876.97亿美元，其中，在2018年中印贸易额最高，达到955.08亿美元。但受新冠疫情影响，2019年和2020年，中印两国贸易额分别下降到928.1亿美元和876.97亿美元。在增长率上看，中印两国贸易额起伏不定，其中在2011年和2017年，两国贸易增长达到20%，而在2012年和2020年，两国贸易分别下降10%、5.5%。在贸易差额方面，中国对印度长年保持贸易顺差，且幅度较大。从2011年的271.66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457.43亿美元，增加了近两倍，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2011－2018年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一直在持续增长，其中在2011年和2014年分别增长35.29%、20.33%。中国对印度长期的贸易顺差是由于中国对印度较大且持续增长的出口造成的，出口额由2011年的505.37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667.2亿美元。其中，2017和2018年，突破700亿美元。进口则由2011年的233.71亿美元下降至2020年的209.77亿美元，但基本在200亿美元左右变动（见表1）。

表1 2011-2020年中国同印度进出口额 （亿美元；%）

（二）中印贸易商品结构

从表2数据可知，2011－2020年，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前4大类产品一直是机电产品、化学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原料及其制品。前4大类出口占比从2011年高达82.75%，下降到2020年的79.39%，变化不大，说明中国对印度出口产品的集中度较高。其中，机电产品占中国对印度出口的比重最大，由2011年的230.87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324.08亿美元，且出口占比也从45.68%上升至48.57%，而化学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原料及其制品的出口占比则略有下降，分别由2011年的19.43%、10.55%和7.09%，下降到2020年的18.7%、6.84%和5.28%。

表2 2017-2019年中印贸易前五类商品类别及占比

而印度对中国的出口前4大类产品基本是矿产品、纺织原料及其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学制品。前4大类出口占比从2011年高达80.12%，下降到2020年的68.91%。而在2014和2020年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原料及其制品成为印度对中国主要出口的产品。其中，印度对中国出口占比排名第一是矿产品，但出口额从2011年的63.89亿美元，下降到2020年的53.31亿美元，占比相应由38.22%，下降到28.05%。纺织原料及其制品排名由2011年的第二位，下降到2020年的第五位，相应的贸易额和出口比重，从30.41亿美元，占比18.19%，下降到13.17亿美元，占比6.93%。贱金属及其制品的贸易额则从2011年的27.07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32.66亿美元，但出口比重保持在16%左右微小波动，比较稳定。化学制品出口额从2011年的12.55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31.45亿美元，占比相应地由7.51%上升到16.54%。而机电产品在2014年成为印度对中国出口的第4大产品，贸易额由8.34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13.58亿美元，出口比重则由相应6.21%微涨到7.14%。从中印两国主要的双边贸易产品上看，双方在主要出口的产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极高的重合性，例如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原料，两国贸易属于产业间贸易，既表现双方出口产品竞争性，也表明两国贸易的互补性。

（三）中印贸易在各自国家贸易中的比重

从表3可知，2011－2020年，中印贸易总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在2%上下轻微波动，而中印贸易总额占印度贸易总额的比重从9.68%上升到13.61%，增加40.6%。中印贸易总额占印度贸易总额的比重远大于中印贸易总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说明中国市场对印度贸易的重要性要大于印度市场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性，且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可能进一步加强。具体在出口和进口市场看，2011-2020年，中国对印度出口总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66%下降到2.58%，中国对印度进口总额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从1.44%下降到1.08%，说明印度为中国较小的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中国对印度市场的依赖较小，且依赖性有所降低。而中国对印度出口总额占印度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0.93%上升到18.13%，中国对印度进口占印度出口总额的比重由7.75%微降到7.57%，说明印度对中国进口市场和出口市场的依赖远大于中国对印度市场的依赖，且印度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源于其对中国出口市场的依赖。

表3 中印进、出口贸易占中国和印度进、出口贸易比重（%）

三、中印两国贸易存在的问题

（一）反倾销调查频繁

印度在加入WTO后与中国相同也致力于出口导向型的对外贸易经济政策，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长期对内实行保护市场的内向型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对于本国市场进行高强度的市场保护（如多次对别国商品实施反倾销调查），因此使得印度在中印双边贸易中处于贸易逆差，印度对华赤字严重。同时印度从1992年起，进行了180余起反倾销调查，其中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调查就有80余起，占调查总数的44.44%。

在2019－2020年，印度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调查就高达35起，其中仅在2020年，进行了25起反倾销调查。从表4可以看出，印度对中国反倾销调查商品大部分都属于化学原料和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极强的集中性、针对性。在印度的产业中，化工产业的集中度低、优势明显，尤其是化工中的医药产品是印度出口的主要产品，所以印度基于保护其出口优势的考虑，对涉及此领域的反倾销调查频繁。另外，中国向印度出口商品种类的多样化，造成印度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调查及涉及的领域会更加频繁和广泛。

表4 印度对中国商品2019-2020年反倾销调查

（二）交通运输设施方面

据表5显示，印度的基础设施普遍比中国的落后，且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也远少于中国，两国基础设施的差距在进一步加大。2011－2020年，在货柜码头吞吐量、航空运输货运量、铁路货运量方面，中国均远超于印度，中国的货柜码头吞吐量从1.46亿TEU增加到2.45亿TEU，增长67.81%；而印度由0.1增加到0.16，增长60%。航空运输货运量从1.68百亿吨/公里增加到1.93百亿吨/公里，增长14.88%；印度从0.17百亿吨/公里下降到0.09百亿吨/公里，下降47.06%。铁路货运量从2011年的294.66百亿吨/公里下降到2018年的288.21百亿吨/公里，下降2.19%；印度则从2011年的66.76百亿吨/公里下降到2017年的65.43百亿吨/公里，下降1.99%。移动和固定电话数量，中国由每百人中92.36部上升到每百人中130.5部；而印度由每百人中74.12部上升到每百人中85.05部。每百人中固定宽带数量，中国由每百人中11.37部上升到每百人中33.6部；而印度由每百人中1.07个上升到每百人中1.62个。私营部门参与的交通运输投资，中国由10.95亿美元上升到27.89亿美元；而印度由176.68亿美元下降到18.62亿美元。

表5 中印目前个别基础设施状况对比

（三）关税方面

2020年的第一季度，印度财政部部长在政府年度预算方案中指出，要上调对家电产品、手机配件等行业进口关税，同时对关税法中关于反倾销调查及相关措施进行修订，以达到限制进口中国商品的目的。2021年2月1日，印度为推动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将重点上调电子、化工、钢铁等行业的进口关税。印度的关税调整虽然是刺激和推动了本国制造业发展，但这也势必会影响中印两国贸易甚至经济发展。

笔者计算了中国对印度、世界的加权平均关税和算术平均关税，以及印度对中国、世界的加权平均关税和算术平均关税，以比较分析关税对中印两国贸易的影响。总体看，中印双边的算术平均关税高于加权平均关税，印度对中国的关税约是中国对印度关税的2倍。且与中国、印度对世界的平均关税相比，中国对印度的关税低于中国对世界的平均关税，而印度对中国的关税高于印度对世界的平均关税。中印双方虽签订的优惠关税，但在执行上双方差异较大，印度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实际征收的关税约束双方签订优惠关税的3倍，反观中国，中国对从印度进口的产品实际征收的关税略高于双方签订的优惠关税，说明中国正在积极履行、完成中印双方商定的优惠关税。

印度方面，在2015－2020年，其对中国的算术平均关税中AHS关税呈现先增后减趋势，在2019年达到最大值25.87，后下降到最小值17.88。但加权平均关税中的AHS关税从5.87上升到8.19，与印度对世界平均的AHS关税相比，其对中国的关税超过了对世界的平均关税。中国方面，对印度的算术平均关税中AHS关税呈现递减趋势，从9.75下降到7.64，且对印度的加权平均关税中AHS关税也呈现下降趋势，从3.52下降到3.22。

（四）边界争端

2011－2020年，中印边界多次发生冲突事件，尤其是2013年的“帐篷对峙”、2017年的“洞朗对峙”和2020年的边境对峙事件，使得中印双边关系紧张，学界也对边界问题是否影响中印贸易发展作了一些讨论。笔者运用定量方法分析了中印边境冲突对两国进口与出口的影响。由图1可知，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增长率从2011年的19.04%，下降到2020年的-12.28%。同期，中国对非印度国家的出口增长率从16.53%，下降到3.53%。具体到发生典型冲突的年份，2013年和2020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增长率小于中国对非印度国家的出口增长率、2017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增长率高于中国对非印度国家的出口增长率。说明中印边境冲突显著阻碍了中国对印度的出口。

图1 中国对印度进口与出口特点

中国对印度的进口增长率从2011年的10.51%，上升到2020年的13.84%。同期，中国对非印度国家的进口增长率从20.6%，下降到-0.63%。2013年中国对印度的进口增长率小于中国对非印度国家的进口增长率、2017年和2020年中国对印度的进口增长率高于中国对非印度国家的进口增长率，说明中印边境冲突并没有明显阻碍中国对印度的进口。所以，中印贸易冲突对中印贸易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印度对中国进口的减少或者是对来自中国商品贸易壁垒的提高。

四、对策建议

（一）关于印度对中国反倾销调查的对策

2020年6月，全印度贸易商联合会则发起了名为“Indian goods-our pride”的抵制中国商品运动。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统计，截止到2022年4月，印度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总数达到1110件，仅次于美国的2126件。

由于中印间的贸易摩擦发生率很高，严重阻碍了中国企业出口印度的积极性。为解决中印贸易中的摩擦问题，中国政府应加大交涉力度，利用多渠道方式，争取印度对中国产品出口的正确认识。利用WTO、上海合作组织等对话平台解决争端，积极应诉和抗辩，以免自身陷入被动局面。加大对印度化工、农产品和纺织产品的进口，淡化中国对其较大贸易顺差所产生的中国威胁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避免两国出口产品结构的重合性，减少印度对中国反倾销调查的频率。

（二）关于印度交通运输落后的对策

根据印度港口协会的数据，著名的孟买港口每年处理约5800万吨货物，但现在每年处理超过6000万吨货物，存在较大的贸易吞吐量缺口。而反观中国的基础交通设施建设，已经较为完善，2020年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了146亿吨左右，而港口集装箱的吞吐量已超2.6亿标箱，均为世界第一位。在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前10名当中，中国港口上榜八个，而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中国港口上榜七位。

印度对中国处于贸易逆差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其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印度的出口贸易，推动中印贸易的健康发展就必须推动印度基础设施的建设。未来印度若想经济持续发展，必将加大其基础设施建设。届时，中国可以适时、适当的加大对其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这不仅能减轻印度资金和技术压力，也能为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中国企业也能更好地融入印度当地社会和文化，促进两国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为两国进一步更深、更广泛的贸易合作提供可能性。

（三）关于关税率较高的对策

通过表6发现，印度对中国的关税在印度对世界的平均关税上下微小波动。且相比于中国对印度的关税，印度对中国的关税较高。在中印两国签订了贸易优惠协定的情况下，中国对印度的进口关税明显按照优惠协定要求迅速下降，反观印度对中国的进口关税并未有效执行两国签订的优惠贸易协定。所以，敦促印度执行贸易优惠协定是促进两国贸易发展的主要办法。中国积极建设RCEP，使之产生示范效应，吸引印度加入其中。同时，继续推动印度加入RCEP，以实现双方在贸易上的零关税，并在RCEP框架下，各成员国相互监督，执行达成的优惠关税。

表6 2015-2020年印度与中国间进口关税比较

（四）关于边界争端的对策

学界广泛认为，中印边界问题是制约两国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文章统计发现，在中印边界冲突较为严重的2013、2017、2020年，中印两国贸易总额的增速并未明显地下滑。仅仅在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增速上，呈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这表明边界问题对中印间贸易制约，主要在于印方对中国进口非关税壁垒的增加。其中，印度媒体常以“爱国”的大旗，煽动民粹情绪，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尤其是在发生边界摩擦时，更是认为中国是印度的“敌人”，购买中国产品就是“帮助敌人”，天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印贸易。

因此，首先，中印两国应积极开展对话，妥善解决边界争端。其次，国内媒体必须要向世界主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逐渐扭转印度对华印象。例如，精心打造并宣传“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同发展，展现中国共赢发展的道路，使印度民粹没有生存土壤。最后，应创新传播手段与技术，与印度“亲华”媒体开展合作，增强印度“亲华”媒体对中国发声的广泛传播，通过他们向印度人民讲述真实的中国、讲述中印贸易对印度企业和人民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