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华

(上海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44)

1980年美国学者鲍威尔(J.D.Powell)的论文是学术讨论蒋介石与基督教的开端,其后大陆学人也有涉及,近来裴京汉及刘维开的相关成果成为最新进展。(1)J.D.Powell,Chiang Kai-Shek and Christianity,MA Thesis—Texas Tech University,1980;张庆军、孟国祥:《蒋介石与基督教》,《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Bae.Kyounghan,“Chiang Kai-shek and Christianity: Religious Life Reflected from His Diary”,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Vol.3,No.1,June 2009;刘维开:《作为基督徒的蒋中正》,《史林》2011年第1期。这些研究多侧重蒋的基督教信仰,而较少讨论基督教界对蒋的认知,特别是对蒋的政治如何评价。(2)如张德明:《世俗与宗教之间:蒋介石与来华传教士(1927—1941)》,《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5期。实际上,自从蒋走向权力中心,他一直是基督徒的话语焦点,蒋氏宗教同道对其态度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认同。关于蒋介石的信仰对基督徒政治认同的牵绊,学界已有研究。(3)杨卫华:《蒋介石基督徒身份的建构与民国基督徒的政治认同》,《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本文仅以基督徒话语中的蒋介石政治形象为切入点,窥探其对蒋介石的认知及对他们政治认同所产生的影响,为重新认识蒋及其与基督教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中国最有希望统一中国之人”:从北伐到南京十年

民国基督徒对蒋介石政治形象建构受到其政治和宗教关怀的双重制约。政治上主要是看他是否满足基督徒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现实期待;宗教上看其是否能保障基督徒的信仰自由和基督教的正常发展。

蒋介石此举更促使基督徒将他与中共的政治激进主义划清界限,有信徒就指出看了蒋总司令的布告可知国民党对基督教的态度和中共截然不同。(7)牧人:《国民政府与基督教》,《直道》第87期,1927年6月,第3页。他们很容易将反教排外归咎于中共,司徒雷登就认为南京事件是武汉政府中倾向共产党的各领袖策划的一次野蛮的无人道的阴谋,以便“使蒋氏陷入困难的漩涡”,因为蒋的改变会阻碍和破坏中国的苏维埃化。(8)[美]司徒雷登著、阎人俊译:《在中国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求精出版社1955年版,第117—118页。相反,蒋针对南京事件一再表示愿意接受国际法义务和赔偿损失。(9)W.R.Johnson,“Shall Missionaries Renounce Their Citizenship?”The Chinese Recorder,Dec.1928,p.786.尽管现有研究已表明让中共为南京事件负责证据不足,但这种对比促使当时的基督徒从蒋的政治温和主义中看到了摒弃激进主义的前景,因此认可蒋的“清党”之举。《文社月刊》主编沈嗣庄赞成蒋所谓民生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以及中国用不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并将国民党的“清共”归结为中共的跋扈,只有党没有国。(10)嗣庄:《民生与共产》,《文社月刊》第2卷第7册,1927年5月,第1、4页。在四一二政变当天,美国传教士费吴生(George A.Fitch)也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党派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这是不幸的,因为它将不得不导致北伐的拖延,但另一方面这是最恰当的,因为这种与共产党不适宜的联盟应该停止。如果右翼能够巩固他们的地位,将会为国家事务带来迅速的改善。”(11)George A.Fitch,My eighty years in China,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1967,p.406.所以他们对蒋的崛起寄予厚望,认为他不但可以阻止中国的左转,也能带来国家的新生。

在袁世凯逝世后,中国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中央权威和国家稳定。尽管中外基督徒深受英美自由主义的熏陶,在价值层面承认民主体制的优越性,但在现实层面却倾向于寻求政治强人来结束政治权威危机,这是他们走向蒋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并未改变寄托于人的传统,诚如1936年身为基督徒的张伯苓所言:“我们中国自有我们可走的坦途,也不要共产主义的路,法西斯蒂的路。就是要有肯牺牲,博爱,大量,容忍的人物,如孔子、曾文正公、孙中山先生,今天的蒋介石先生”。(12)《张伯苓先生指导今后工作》,《重庆青年》第50期,1936年12月,第3页。张对蒋的定位是基督徒态度的缩影。

国民革命以有道伐无道,国民党寄托着国人的希望,这自然增添了蒋介石的声誉。1927年4月上海青年会总干事陈立廷写道:“观于国民政府的领袖人物,更足令人对于国民革命前途的胜利倍增信仰,如总司令蒋介石氏……其态度之纯真忠实,令人确信其所劳力者,为一种伟大的使命。且其言行相符,事事公开,凡所表示,令人易于信仰。此与历来政客官僚专会假借名义而全不顾信义者,绝不相同。”(13)陈立廷:《湘鄂观察记》,《文社月刊》第2卷第6期,1927年4月,第93页。他通过比较来树立蒋作为领袖的正面形象。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刘王立明更称“蒋先生英雄一世”,“是我们民族的救星”。(14)刘王立明:《宋蒋联婚与中国妇女地位》,《节制》第6卷第8—10期,1927 年12月,第1页。基于对民族美好未来的憧憬,蒋政治形象渐渐高大起来。甚至1928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也以组织名义向蒋发出贺电,强调“国家统一,训政开始,建设方兴,万众腾欢”,表示愿意协助政府完成总理大业。(15)《本年会电贺南京国民政府》,《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第六届年会报告》,1928年10月,第10页。以蒋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基督徒新希望的承载者。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统一之路磕磕碰碰,当蒋因中原大战的胜利而满足统一期望时,对他的认同上升。1930年底美国传教士卜凯(J.L.Buck)写道:“南京政府现处在成立以来最稳定的时期”,蒋战胜了冯、阎,他是个具有巨大勇气的人,是中国人的杰出代表。(16)引自Randall E.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182.而协进会会长余日章也欢呼道,“吾人深知此次战事,为扫除统一障碍之最后阶段,经此战争后,和平统一之基础,必可确立。”(17)余日章:《致协会委员及赞助人的一封信》,《青年进步》第140期,1931年2月,第130页。中国混乱太久了,谁能统一中国谁就能获得广泛的认同。美国传教士艾迪(Sherwood Eddy)就认为中国混乱的原因是缺乏领袖人物,在袁后强有力的领袖只有蒋一个。而中国缺乏英雄崇拜的精神,惯于不信任领袖,不但不忠诚拥护还往往把他打倒。(18)[美]艾迪著、姚克译:《世界之危境》,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版,第63—64页。言下之意是中国应拥蒋。1934年蒋请艾迪吃饭,他表示对蒋有极好的感想,认为其是“中国最有希望统一中国之人”,“蒋氏夫妇用了他们的热血来救国救民,使我们起敬”。并劝导教友“要多为蒋总司令祈祷。他担负着重大的使命,责任匪轻”。(19)谢颂羔编:《艾迪集》,广学会1935年版,第18、24、25、60页。希望蒋能统一中国是基督徒拥蒋的重要原因。诚如有信徒分析,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违反近代式”的地方也很多,为何反国民党和蒋氏的言论行动转见减少,就是因为客观的形势在呼唤一个领导中心,国民党及其领袖不可推翻也不能推翻。(20)《“敌乎?友乎?”当什么读》,《广州青年》第21卷第51号,1935年4月,第430—431页。

另一件集聚基督徒认同和构建蒋政治形象的大事是蒋开启的新生活运动,被视为建造一个现代国家的阶梯。福州青年会总干事王钰杰认为蒋提倡新运目的即为“挽救危亡、复兴民族、造成新兴的国家”。(21)王钰杰:《新生活运动与青年会之使命》,《福州基督教青年会报告书》,1934年5月,第1—2页。广学会记者将之视为“救济中国厄运的一服良药”。(22)记者:《在新生活运动中基督徒可以做的事情》,《明灯》第210期,1934年10月,第1606页。国家关怀成为他们裁判蒋及其政治行为的核心,所以当蒋的政治画饼应合了这种国家期待,自然会延伸到对蒋个人的认同。济泽就认为蒋倡导新运是一种“伟大的卓见,实在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一线曙光”。因此也提升了蒋的分量,他写道:“蒋先生系军人出身,但是他的识见与人格,已从军人而升高到全国人民道德的领袖”。(23)济泽:《我对于蒋中正先生的认识》,《明灯》208期,1934年8月,第1541页。艾迪也高度肯定蒋发起新运是在为中国开拓一条新生路,“中国之黎明将届矣”。因而他对“彼志趣之英武,实堪钦佩”。(24)艾迪:《救济整个中国的方法》,《兴华报》第31卷第38册,1934年10月,第10页。此外蒋还积极以新运为窗口寻求与教会的合作,不但为基督教对接国家提供了新契机,更重要的是他们从蒋所倡新运中看到了美好国家的前景,在愿景中增强了对蒋个人的认同。

到全面抗战的前夜,尽管基督徒对国民党多有批评,但对蒋政绩还是高度肯定。1935年著名报人、基督徒董显光在传教士机关刊物上如此评价蒋:自从民国建立,保守势力就在不断烦扰中国走向现代。但蒋将军登上政治舞台后,经过艰苦努力已剪除这些烦扰。过去几年许多进步都可直接或间接追溯到他的影响、支持和尝试。他赢得了汪、孙、孔、宋等一批助手的忠诚。“现代领导成功出现了。在它领导下的一系列改革,如给它足够的时间且不受干扰的话,必将能拯救中国的崩裂”。(25)K.Tong,“China’s Modern National Leadership”,The Chinese Recorder,Jan,1935,pp.138-140.他认可蒋统治的成绩,特别是他解决了制约中国进步的权威中枢问题,相信蒋能给中国一个新未来。1936年明灯社论则视蒋为黑暗中的光明:“有领袖如蒋委员长,实足以号召许多人,为民国争光”。(26)《光明与黑暗》,《明灯》第233期, 1936年9月,第2407页。同年《上海青年》编者也认为蒋致力建设,为国家民族奠长治久安之基,完成统一,引导全民族认清救亡图存之正途,劳苦功高,宜受全国人民热烈拥戴。(27)编者:《时事杂感》,《上海青年》第36卷第34号,1936年10月,第2页。肯定蒋在统一及建设上的功绩。司徒雷登也承认,南京十年“中国之逐步统一,和令人叹服的经济和其它的成就,尽人皆知。我开始对蒋委员长和他的能干的夫人有一种真诚的尊敬”。(28)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22页。可见蒋在基督徒中的声誉确实已达一个新的阶梯。

1936年蒋50寿辰,全国贺寿的声音铺天盖地。传教士机关刊物《教务杂志》评论道:从举国欢庆来看,中国进入国家统一的高峰期,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明显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合一。“广泛蔓延的批评和抱怨急速转化为对国民政府的热情、慷慨和几乎统一的支持……新的确信和忠诚十分强烈”。(29)“Course of Events in China,National Unity”,The Chinese Recorder,Dec.1936,pp.788-789.视之为蒋获得广泛认同和全国走向统一的一个标志。基督徒也加入了祝寿的行列。上海青年会祝词誉蒋“人中之龙,英豪磊落,举世钦崇;事亲尽孝,卫国矢忠,化民以德,力行自躬;政从廉洁,军备航空,数年建设,国力已充;丰功伟绩,德业日隆”。(30)《蒋院长五秩荣庆祝词》,《上海青年》第36卷第34号,1936年10月,第5页。厦门青年会也致电祝寿并开祝祷会,认为其“功高党国,望重寰球,以苦干之精神,肩复兴之重任,全民感奋,薄海景从,统一丰功,永垂不朽”。(31)《寿蒋》,《厦门青年》第25卷第6期,1936年10月,第1页。甚至协进会也向蒋致送贺词,称其为国家柱石和民族英雄。(32)小土:《宗教团体祝贺蒋委员长五十寿辰》,《布道杂志》第10卷第1期,1937 年1月,第39页。这些文字不无阿谀的嫌疑,但确也代表基督徒中一股不小的声音。可见到国家渐有复兴迹象的1936年,部分基督徒似乎从蒋的身上看到了希望,其对蒋的评价也趋于极致。

在慕课浪潮的冲击下，大学英语教育教学改革任务艰巨，对教师的职业素养,要求也不断提高。大学英语教师不仅要具有良好的人格风范、职业道德等师德素养，还要能够熟练运用教育心理学、教育技术学、教学设计等教育理论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同时，还要在教学改革中加强教研、科研水平和学术素养。

二、抗战:蒋介石形象的跃升与基督徒认同的高涨及限度

国难是提升国民国家认同的催化剂,国难也呼唤统一而强大的中央政府,而领袖成为其化身。蒋在战前明言:他清楚如果他抗日,一定会获得全国民众的拥戴。这种前瞻性认识在蒋走向全面抗战后成为现实,而起点即西安事变,它成为蒋博取基督徒认同的一个转折点。事发后,国民党高官、党内基督徒张之江、钮永键及金陵神学院院长李汉铎同谒宋美龄,慰问送行并为蒋祷告。(33)钮永键:《基督教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田家》第8卷第1期,1941年1月,第9页。协进会、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上海基督教联合会等发起公祷并电宋致慰问。(34)《为蒋委员长广播祈祷》,《福音广播季刊》第1卷第3期,1937年1月,第4页;《本会为蒋院长蒙难祷告并电慰蒋夫人》,《中华归主》第172期,1937年1月,第11页。这足证蒋在基督徒心目中的分量。特别是总会呼吁张、杨以国家为重,强调此事不仅关涉个人荣辱,更涉国家前途及国际和平。(35)《基督教会电传全国教堂为蒋委员长代祷》,《兴华》第34卷第1期,1937年1月,第27页。把蒋的价值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而蒋介石的被释带来巨大的希望。诚如王神荫所言:西安事件和平落幕,“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隐忧,安慰了同胞的渴望,转变了中国历史的起点,走上了团结统一的道路,开拓了国家的新局面”。(36)王神荫:《国难期中的圣诞节》,《圣公会报》第31卷第3—4期,1938年2月,第20页。事后蒋对张、杨训话发表,未加处罚,被基督徒认为是蒋的宽容,其西安遇险获救反而增强了对蒋的同情与赞誉。(37)《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话的意义》,《兴华报》第34卷第1册,1937年1月,第2—3页。协进会会长陈文渊也看到“西安事件为蒋将军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尊敬和忠诚。甚至那些以前反对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38)W.Y.Chen,“Modern 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Chinese Recorder,Sep.1937,p.549.尽管西安事变是蒋人生中遭遇的一个危机,但其很快成为其吸附基督徒认同的契机。明灯社论则直斥张、杨为奸人,赞扬蒋“为人光明,以天下为公,不惜牺牲一己,造就统一的中国”,“希望全国人民,无论上下都会仿效蒋公,以国家为前提,即使牺牲一己也甘心情愿”。(39)《中国的危机》,《明灯》第238期,1937年2月,第2616页。蒋的历险被诠释为一个壮举,本作为屈辱的事件却反过来增添了蒋的权威。

这种认识同样为传教士所分享,特别是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和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出版后,两书意在制造政治神话,为蒋政治形象高大化加码。《教务杂志》给予很高评价,将蒋、宋描绘为中国的英雄,而对结果增添蒋的威望及加强中国的统一、一致对外给予肯定。(40)“Our Book Table”,The Chinese Recorder,Jul.1937,pp.440-441.对传教士而言,事变的和平解决将中共和其他反蒋派纳入以蒋为首的中央权威之下,促使国家统一更上一层楼。他们强调1936年蒋寿辰庆祝是国家统一的一次普遍展示,而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是对这种发展的确认。(41)“Course of Events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Feb.1937,p.116.他们认为“国家在1936年结束时比这年的开始更具乐观主义”,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带来真正的统一,蒋10月寿辰所得到的祝福确认了这点,中国对日不再是退让而是坚守国土,国民经济的兴旺等一切都在制造乐观主义。(42)Editorial,“Progress in 1936”,The Chinese Recorder,Jan.1937,p.1.国家统一始终是传教士关怀的重心,而蒋正是他们这种希望的承载者。司徒雷登也表示和中国人“一致无条件地信任他爱国意志的明显真诚和他个人生活的严肃纯洁。对他的态度,由钦佩渐渐变为关爱。最后,抱着一种信念,认为中国能有一个像他这样有品格、有能力的人,在这千钧一发的阶段积极领导中国获得新生和复兴的领袖,实在是万分幸运!”(43)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19、122页。

自然,支撑蒋权威最大化的是抗日,因国难升级带来的民族意识的高涨,为蒋借民族主义整合全国政治力量提供了可能。许多基督徒正是基于对抗日领袖的呼唤而走向蒋的。抗战初广东教会领袖招观海就强调:“处着今日全面抗战的中国,我们可走的路——唯一的生路——只有信任领袖一个途径”。(44)招观海:《信任我们作战的领袖》,《广州青年》第24卷第41号,1937年11月,第171页。广州青年会的李圣华也表示:抗战建国“均应由政治首脑,作整个计划,由全民族,作热诚坚决之拥护”。他谈到,“我国民对于最高领袖已由深切之认识进而为完全信托,由完全之信托进而为热诚爱戴……若我起而应战,则必操胜,若埋首苦干,则国族万世之基于斯奠定”。(45)李圣华:《余等所景仰之政治领袖》,《广州青年》第24卷第30号,1937年8月,第127页。他们都将以蒋为中心的统一抗战视为抗战建国的保障。因此蒋的形象日趋高大,而基督徒对其认同也更趋高涨。张雪岩在呼吁对贤明领袖要真实拥戴后,希望大小官吏以最高的贤明领袖蒋委员长为榜样,清廉为国,抗战到底。(46)雪岩:《恭迎胜利年》,《田家》第8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第2页。在伟人叙事的笼罩下,他们并不怀疑蒋个人品行的伟大。甚至许多过去疏离的基督徒重新集结到蒋的麾下,如吴耀宗在战前频繁表示对国民党的失望,也因战时的需要表达了对蒋的肯定。(47)吴耀宗编:《基督教与新中国》,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版,“序言”第1—2页。在抗战前期,中国基督徒完成了较为统一的认同站队。

同情中国抗战的传教士也积极为蒋呐喊。抗战爆发之初曾面见过蒋的美国传教士威勒(W.R.Wheeler)在美国《基督教世纪》上为蒋宣传:他将蒋和罗斯福相提并论,视为少见的具备伟大人格的政治人物。蒋被描画成一个机警、冷静、英勇和生活严谨朴素的人。更为重要的是只有蒋能保持中国的稳定,作者认为,“如果由任何其他人主掌中央政府,流行的混乱不可能被抵挡或控制。在他领导下,和平才有保证,中国才能继续它必须的重建工作”。(48)Reginald Wheeler,“Chiang Kai-Shek”,The Christian Century,Jun 16,1937,pp.773-775.1937年董显光所撰的旨在树立蒋正面形象的英文论著《蒋介石:战士和政治家》也引起了传教士的广泛注意,他们也感到这个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战士的不易。(49)“Our Book Table”,The Chinese Recorder,Mar.1938,pp.136-137.1938年圣公会何明华(R.O.Hall)主教也承认蒋介石成就惊人,他发现许多非共产党人认为蒋介石远超斯大林。(50)R.O.Hall,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nscience in Modern China.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in a Period of National Transition.Mysore City:The Wesley Press and Publishing House,1938,p.40.这些频繁的言说延续了先前的英雄或伟人叙事,这也成为战时国际宣传的一环。

蒋介石走向抗日并借助抗战表现进一步增添其在传教士中的声誉。1937年底美国传教士龚斯德(Stanley Jones)在广州演讲就直白表达对带领民众抗日、挽救中华民族的蒋委员长的敬仰。(51)龚斯德:《我对于中日战争的态度和采取应付的步骤》,《广州青年》增刊,1937年12月,第5页。1939年美国传教士罗天乐(S.Lautenschlager)也声称“蒋将军,伟大的战士、政治家和基督徒,正带领中国人迈向新中国和新世界”。(52)S.Lautenschlager,“Student Evangelism in Hongkong and South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July.1939,p.384.面对日本侵华,蒋不仅被传教士视为中国的救星,也成为东方抗战的一个象征。特别是在欧战爆发后,蒋领导的抗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跃升。1940年毕范宇即宣称蒋毫不动摇的抗战将使中国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击退日军使中国重获自由,并提升中国的道德。(53)张德明:《世俗与宗教之间:蒋介石与来华传教士(1927—1941)》,《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5期。司徒雷登甚至在战时公开表示自己已彻底成为蒋的人,愿为蒋做其所能做的一切。(54)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7页。传教士对蒋的认同也趋于极致。

当然,战时基督徒对蒋介石的认同也有一定的限度,主要是受到国民党的腐败和部分非民主的行径及豫湘桂战役失败等的影响。早在1937年,积极为国民政府在西方宣传的协进会英籍干事李劳士(Ronald Rees)已指出国民党体制中潜在的制度缺陷。他认为“中国不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其公民有许多民主本能。但她不是一种有组织的民主,常将很大的权力归于中央或省级官员。因此,什么人负责管理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其言下之意是在民主制度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个人的重要性,需要依靠个人的品性。他强调“所有计划和改革的背后都存在人的问题。中国有思想的人都感到中国最大的需要之一是在公务员中形成忠诚和能干的健全传统”。(55)Ronald Rees,China Faces the Storm,London:Edinburgh House Press,1937,p.53.1940年吴耀宗也在表示抗战必胜的同时指出中国潜存着危机,主要是在政治方面:贪污;国共两党的摩擦;民众言论和活动自由的限制。(56)吴耀宗:《我们需要更大的进步》,《光明与黑暗》,青年协会书局1949年版,第328—330页。这些负面的堆积不仅带来国民党形象的恶化,更重要的是影响到抗战的大局。

特别是到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的抗战热情渐渐消散,其负面性日益显露,而大众的忧虑随着豫湘桂战役的失败似成现实。其不仅是军事溃败,也是国民党巨大的政治灾难,导致国内外对蒋政权充斥着严重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将其推向舆论审判的前台。此战也给基督徒上了最深刻的一课。《天风》社论强调不民主是战争失败的原因,而各种救时主张“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一致要求当局能立即改弦易辙,放弃如孙科氏所谓由一党一派一人包办的政治作风,彻底地迅速地实施真正的民主政治”。(57)《我们应该怎么办?》,《天风》第2期,1945年2月,第3页。其将问题指向核心:国民党政权本身的非民主本质。美国传教士默温(W.C.Merwin)也评论道:“我不能为国民党掩饰。所有源于中国的证据显示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是错误的。不幸的是,人性如此,任何长期掌权的统治都会趋向腐败”。(58)Wallace C.Merwin,“The Chinese Communists”,The Christian Century,Mar 21,1945,p.367.这种制度和人性缺陷所带来的腐败一直是影响国民党声誉的阴影。

尽管这不能完全由蒋个人负责,并且许多人不断表达对蒋品行的信任。李劳士即曾为蒋辩护:许多对蒋的不实之词是捕风捉影,我们确信蒋及其个人品格。他可能犯了许多错误(哪个政治家没犯过错呢),但他是中国当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59)Ronald Rees,China can Take it,London:Edinburgh House Press,1942,p.33.但蒋作为最高领袖,无疑要承担极大的责任,所以这也影响到蒋的声誉。而不管是国民党腐败还是国共冲突,基督徒都将民主作为化解的药方。所以他们积极参与战时民主运动,但都挫败于国民党的拖延,而这与蒋息息相关。早在1943年《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蒋顾问美国传教士毕范宇(F.W.Price)曾建议删去第七章:“外国友人都是希望委员长做全国的领袖,不做一党的领袖”。而坚持党国不分的蒋答道:“没有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抗战,就没有中华民国的国家”。(60)李杨:《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的历史与解读》,汤应武主编:《黄埔军校研究(第4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基督徒将民主转型寄望于蒋,而对蒋执着于独裁颇多失望,成为制约他们完整拥抱蒋的关键性原因。

而到1944年,国内外的民主呼声迫使国民政府承诺民主,蒋不得不发表元旦广播,强调“不待战后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还政于民”。这又再次燃起基督徒的希望,认为“这一开明的昭示,已经博得全国乃至全世界爱好民主的人们赞颂,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个诺言能在最近期内有具体完善的事实表现”。(61)本社:《我们应该怎么办?》,《天风》第2期,1945年2月,第3页。当然,也有人对这种承诺不抱希望,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干事德威廉(J.W.Decker)就表示:国民党政府本质上是一个法西斯政府,其最近的变化似有改善的迹象,我们不怀疑其企图产生一个好政府的真诚。但“问题是是否这些表面的变化只是在应付外在的批评,旧有的核心国民党派系仍沿着旧有的道路掌权”。(62)J.W.Decker,“China’s Unity at Stake”,The Christian Century,Aug 15,1945,pp.905-907.这对蒋政府的定位非常严厉,从中再难看到先前的那种无条件信任。他们陷入一种两难,一方面蒋并不完美,难以支撑起对其完全的认同,但现实又绕不过蒋,他仍承载着基督徒的期望。

三、战后蒋介石政治形象的裂变与基督徒政治认同的分化

抗战胜利促使蒋的威望有所回升,但建设的期待很快失落在混乱中。蒋政治形象发生裂变,这多少随国民政府声誉的跌落演化。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胜利之初,蒋借胜利的余威达到一个短暂的权威高峰。1945年8月德威廉即表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有赖于蒋总司令的不屈的意志、个性和能力,“这是公认的”。(63)J.W.Decker,“China’s Unity at Stake”,The Christian Century,Aug 15,1945,pp.905-907.青年会的陆干臣也认为蒋主席领导抗战,是国民党的伟业。(64)陆干臣:《我们起来建造罢》,《天风》第55期,1947年1月,第2页。他们都承认蒋对抗战的重大贡献。1946年司徒雷登也因此强调,蒋主席是当代中国的伟人,他绝对深信蒋无贪污腐败的事,并表示越来越敬爱他。(65)司徒雷登:《蒋主席之信仰》,《燕大基督教团契旬刊》第4卷第7期,1946年6月,第59页。

但这种热情很快被内战及国民党的反民主所消解。本来蒋频繁的民主表示曾赢得基督徒的肯定,但过去的经验又让他们并不乐观。1946年1月蒋在政协会议宣布停止内战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张雪岩在表示欢迎的同时,鉴于过去不能兑现的经验,连呼兑现兑现。(66)雪岩:《兑现!兑现!》,《田家半月刊》12卷第13、14期,1946年2月,第1页。而蒋政府不但未能兑现,反而导演一系列反民主事件,发动内战,连带侵蚀到蒋的声誉。1946年下关惨案主角之一吴耀宗认为:“我们觉得更可惋惜的,就是在现在党政最高当局中,有我们基督教的同道在内。我们不知道他们面对着为真理奋斗而被钉十字架的救主的时候,心中作何感想?”(67)吴耀宗:《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1949年版,第138页。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了对蒋的失望。1947年五二○血案后,有信徒愤怒写道:牧师讲道常说蒋宋是基督徒,实际上“某某人是否基督徒与神的真理,有什么关连呢?他们尽可以一手握着十诫,一手签署资助外国反动分子进行内战的条文,尽可以一方面赠发圣经给众人,一方面去鼓励他们杀人。”(68)大木:《我对这次学运的看法》,《团契月刊》第6期,1947年6月,第10页。正是国民党反民主和内战等影响到蒋的声誉。

1947年7月在司徒雷登策划下,以吴贻芳为首的基督教代表团进谏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抗议蒋调动军队“剿共”。却遭遇蒋的埋怨,他要求基督教像天主教那样明确支持政府,为代表团所拒绝。(69)Melville Williams and Cynthia McLean,ed,Gleanings：from the Manuscripts of M.Searle Bates：the Protestant Endeavor in Chinese Society,1890-1950,p.96.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部分基督徒从拥蒋中疏离,对蒋的幻想开始为幻灭取代。司徒雷登回忆录遗憾地记录了蒋声誉从神坛跌落的旅程,他写道:“我对蒋主席的同情,是我与他之间的长期友谊,和我对他许多真正高贵的品性之钦佩而来的。我曾亲眼看见他在中日战争期间,把中国民众的抗日意志集中起来,变成事实。当时他是怎样被全国民众热诚地拥护!他们那种油然而起的忠心和愿意与他同受一切艰苦之精神,那种情形,与他们这次对他愠怒冷淡、与日俱增地、滔滔不绝地、对他指责抨击,真是适成对照”。(70)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47—48页。蒋过去积累的权威渐渐消耗殆尽,难以再获取过去的那种赞美与信任。

当然,尽管许多基督徒特别是传教士意识到了蒋及其政府的缺陷,但仍对蒋保持希望,相较于中共,许多人更愿意相信蒋。他们重塑蒋政治形象的努力也不无为西方援蒋铺垫的考虑。所以中外基督徒中都不乏继续维系对蒋政治认同的支持者,尽管整体上在渐渐缩小,但基本维系了两极的格局,其内部发生了分裂。正如《基督教世纪》社论所言,外界对蒋评价趋于两极化,有的认为他是个爱国英雄,有的则视其为一个独裁者、刽子手、伪君子。(71)“The Case of Chiang Kai-Shek”,The Christian Century,Jan 21,1948,p.71.特别是传教士中拥蒋声音颇大,尤其在蒋频繁以宪政承诺积聚认同之际。他们把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归结为其内部的反动保守派,将希望寄托于自由民主派,而蒋是后者的代表,希望他能领导民主派进行政治改革,即可阻止中共挽救国民党,可实现民主。(72)[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因此,许多人针对外界的批评,加入了为蒋辩护的行列。李劳士即为其中之一。1947年他在一本面向西方的书里强调:他相信蒋是个道德健全的人,先前许多关于他的流言只是政敌的杰作。他也承认胜利以来蒋已失去大量声望,但与其同僚相比仍占优势,如他退出权力中心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获得广泛的忠诚。李对蒋不能成功的处理危机提供了一个解释:必须记住把政府成员聚集在一起和产生良好的管理是两码事,政府中缺乏足够多的好官员。而且蒋有他的限度,他在军校受训,从未到过西方,不懂英语,更多生活在传统而非一个现代政治不得不应对的复杂世界。他同样认为蒋武力反共可以理解,蒋已将身心的全部无私的奉献给了国家,他坚持让自由派入阁,并为中共提供政府席位。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不可能让一个拥有武力后盾的共产党存在。蒋没有进一步安抚他们可能是错误的,但要记住林肯为了阻止破坏国家统一的分裂不惜以内战为代价,苏俄坚持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我们可很容易的为双方提供联合的建议,但战后西方国家没有发现联合政府的可能。他对蒋所领导的国民党改良,允许自由派进入政府,打破一党专政抱有一定的希望。李最后总结道:“中国最大的需要是一个致力于大众福利的好政府。不管哪边能满足这点,都会获得广泛的认同,我确信蒋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怎样产生那样的政府是另外的问题。我们可以随意批评他的政策,但我们应该想象和理解他的困难,并谦卑地承认我们自己的失败。”(73)Ronald Rees,News from China,London:Edinburgh House Press,1947,pp.12-15.

更全面为蒋辩护的是毕范宇,他对国民党右翼不满,更担心中国落入中共之手,而寄希望于自由民主势力,他认为蒋是这种中间力量的政府代表。他强调“在这黑暗的时期,中国已有了真正的进步,正在艰难地通往政治统一,宪政民主,更好的政府和社会福利。这必须感谢英勇的自由派、公共舆论和蒋主席”。他对不包括中共和民盟在内的新政府和新国会还是满意的,“这不仅是国民党掌权以来的第一个多党政府,新国会的构成也是明显自由的。国民党已取得了突出的进步”。他进一步提到联合政府的首领蒋等都是进步的。他将蒋视为开明派和自由主义者,他澄清道:“蒋常被其敌人描画成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事实是他在领导国民党和小党自由派在为民主宪政战斗。从与其20年的私人接触及仔细研究他的演讲和著作,我了解他的自由主义”。(74)Frank W.Price,“China’s Liberals Get Their Chance?”The Christian Century,May 14,1947,pp.622-623.对毕而言,以蒋为代表的自由派,仍是中国的希望。

次年,他又著述进一步为蒋辩护。他首先强调蒋所面临困难的巨大。毕曾陪伴一美国朋友访蒋,朋友向蒋描述所看到的罪恶,并问政府为何不能纠正。蒋平静而悲伤地回答:中国就是这样的。毕强调“他也想迅速的变革,但他知道没有政府或社会中的个人、团体或政党能在一天重造中国”。毕引用赖德烈的话作为证据:中国要想实现完全的政治统一、真正的政府民主、适应现代需要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及新的国际秩序,至少需要五十年。接着他将蒋描画为一个公私品德高尚的伟人,“他的外貌举止显示他沉着、威严和果断的个性。他是一个有非凡的谋略、远见和无畏的领袖”。“我确信蒋是一个清廉和品德高尚的人”。他小结道,“蒋对动荡的变革时代的贡献有待历史的评价。我认为他是中国文明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地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长”。不过毕也承认蒋的局限,“他为他时代的人事所限。在许多方面他是其民族的缩影,折射出其中的优缺点。他非超人,必定有错误和失败。他极度的固执——这在保卫中国时是一个优点,但在从战争到和平与民主的艰难转变中可能是一个障碍”。他再次强调蒋并非独裁者,而是民主力量的代表。毕最后总结道:“一个人可以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及质疑他的社会和经济计划。但很难否认他为创造一个统一和进步的中国始终如一的热情。他从不认为共产党的统治会有益于中国,但也从来没有改变建立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方向。他已再三否认他想成为独裁者;我肯定他宁愿被称为中国的华盛顿。”(75)Frank W.Price,China-Twilight or Dawn? New York:Friendship Press,1948,pp.21-22,pp.80-84.毕企图将蒋和国民党的腐败和保守派分割开来,重塑他的民主形象,以民主为蒋积聚认同和权威,为国民党的民主改革和防共铺路。

1948年《基督教世纪》社论也强调完整的评价蒋很难,他是个复杂人物,任何简单的描述或非黑即白的判断都非真理。蒋面临的困难远超我们想象,蒋并不能完全代表当局,中国之大及政府的无能已超过了他权威所能控制的范围。他时常也对官员腐败无能痛心疾首。文章视蒋在为民主努力,而小心地将其与腐败的政府分开对待。社论也承认,蒋犯了很多错误,决心发动内战镇压中共、取缔民盟就是大错。其政策恶化的根本在于中共问题并非武力所能凑效,对农民的剥削才是问题核心,蒋看到了这点,但他更多依赖军事。不过作者仍在为蒋辩护,追问试想如北边出现一个共产党独立势力,美国会仅以建设性的立法来处理共党问题吗?社论总结道,不得不认可一个事实,如果蒋下台,中国不可能变得更好反而会更坏。中国可能为中共所统治,更大的可能是中国陷入军阀混战。(76)“The Case of Chiang Kai-Shek”,The Christian Century,Jan 21,1948,pp.71-73.社论在指出蒋欠缺的同时仍在谨慎地为他辩护,仍希望蒋占据权力的中心,带领中国走向民主,但这种一厢情愿的自由主义设想随着蒋政权的败退烟消云散。

结 论

在1920年代,中外基督徒有个基本判断,即中国唯有统一,维持一个稳定的政府,才有建设和革新的可能,而饱受非基运动困扰的他们也期待一个更友好的环境。从北伐到南京十年,伴随着国民革命的政治愿景,蒋介石领导的统一和建设举措似乎在满足他们的期待。而蒋改善政教关系的努力包括其个人的皈依不但成功化解了先前的反对,更为基督教的生存提供了外在的保障。他们把认同交给了蒋,特别是传教士。民国基督徒所建构的蒋形象从救国英雄到建国伟人,承载着他们对一个稳定的现代中国的美好期望。而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落幕和蒋走向联合抗日,特别是抗战对统一领导的呼吁,促使基督徒对蒋的认同达到高峰。其所建构的蒋政治形象也日趋高大,借此作为在西方为中国抗日宣传的凭借,同时作为将广大基督徒纳入国家进程的资源。但抗战中后期特别是战后,随着国民党的腐败及一系列反民主事件,导致国民党声誉的跌落,而随之基督徒对蒋的态度也发生了分化,部分人将他与国民党保守派剥离,坚持认为他是中国自由民主派的代表,借此保持对他的期望,而部分人则将他视为民主的敌人,为建构新的政治认同奠基。不同时期基督徒所建构的蒋政治形象时刻受到蒋个人及其政权现实表现的羁绊,但又不完全是其简单再现,更多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主观书写,是他们自身欲望和观念的一种投射,是其重构自我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一部分。通过美化的伟人蒋介石及其背后的建国愿景,包括打造蒋自由派代表的形象,将基督徒导入对蒋及其政权的政治认同,进而委身其所要到达的理想国家。而对蒋政治形象的负面勾画,特别是独裁者形象建构,则是为了从反面推动国民党的民主改革,或为导入对中共新的政治认同铺路。